何方: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35 次 更新时间:2023-09-23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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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相反,政治上却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之所以能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是与他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密不可分的。他精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以投最高领导个人之所好,且善见风转向,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政治上的“变色龙”。

在康生的发迹史上,有三次政治投机行为,先是追随李立三,后投靠王明。王明倒台后又竭力揣摩毛泽东的意志,“不遗余力”地制造“个人崇拜”,从而得到信任,爬上权力的巅峰。

对李立三百般吹捧

1898年,康生出生于山东诸城大台乡(今属胶南市)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当地算是一个书香门第。康生原名张宗可,五四运动后先后改名张叔平、张耘,1928年改名赵容,1933年7月到苏联后才改名康生。1917年夏,康生从青岛礼贤中学毕业,来到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在诸城期间,康生认识了江青,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1924年7月,康生离开了诸城,到上海大学读书。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利用种种关系办起来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在人学半年后,即1925年初,康生自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康生怎样人党,谁是介绍人,履行了些什么手续,至今尚未搞清楚。康生自己解释说先是经陕西人王友直介绍人党,但土友直在延安时否认此事,说自己当时还是个共青团员,怎么可能介绍康生人党呢?康生后来说是经李畔缓介绍入党,但李也是不承认。康生还说是经他表兄弟李宇超介绍入党,李也是未置可否。由此可见,康生在人党问题上是有重大嫌疑的,不能不使人怀疑他有混入的可能了。

1926年,康生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1927年初,到沪东区任中共区委书记。此间,曾根据中共江浙区委的决定,参与组织沪东区工人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康生一再宣传的、确实也是康生一生中最为光荣的事,就是他参加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关于他参加这次起义的情况,康生曾经专门写了回忆文章。在回忆文章中,康生虽有美化自己之意,但是他作为一个区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起义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928年,康生当上了江苏省委委员,并先后兼任闸北、沪中、沪西等区的区委书记,后又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本来,党内职务的上升,说明党的信任和自己责任的重大,然而康生却把这当做自己在党内进行投机钻营的好机会。此后,康生改名换姓叫赵容,为了攫取党内更高更大的权力,开始了他在党内耍阴谋、施权术、搞投机的历史。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既批判了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右倾错误,又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指定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但向忠发文化低、能力差,并不具备中央领导的资格与水平,所以六大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央大权实际上为先期回国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所控制。善于钻营投机的康生就对李立三百般吹捧,投其所好;李立三为了巩固其领导地位,也积极寻求支持者,极力争夺作为党中央所在地的江苏省委的控制权。由于康生对李立三的“左”倾表现了极度的“忠诚”,在改组江苏省委上立了“功”,很快于1930年2月被提拔到中央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立三“左”倾错误路线不顾革命已处于低潮的现实,坚持攻打大城市,“会师长江,饮马武汉”,走俄国由城市到农村的道路。这种错误做法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当立三“左”倾错误刚刚冒头之时,周恩来就竭力反对,与李立三发生了激烈争论,还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情况。江苏省委候补委员、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等不少其他各级党的领导人对此也激烈反对。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康生是很清楚的,但不是进行抵制和反对,而是追随、拥护和支持。

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之托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决议,批评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夸大估计和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错误做法,从而基本上结束了立三“左”倾错误。至此,康生迅速转向,并为大会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领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

康生见李立三失势,开始重新考虑投靠的对象,政治上平步青云的王明成为他的首选。王明1925年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地位日渐提高。

王明于1929年回国后,一方面通过国内革命斗争捞取政治资本,一方面妄图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37人中有王明等巧人不是中央委员,不少人至今对会议的合法性抱有怀疑。包办‘整个会议的米夫拿出会前早已拟好的一份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提交会议表决。尽管许多代表激烈反对,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罗章龙以及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愤而退出会场,但在米夫的支持下,四中全会仍然选举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书记虽然仍由向忠发担任,但中央的实权却已由王明掌握。

参加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康生,目睹了王明在米夫支持下上台的前前后后,立刻转向背景有实权的王明,这对于当时十分孤立、处于最困难时期的王明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王明也投桃报李,立即提拔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从1931年l月到1935年1月的4年中,中共中央的实权都一直操在王明手中。这4年中康生爬上了中央领导岗位,充当了王明的副手兼打手。就是王明路线结束以后,康生的实际权力还延续了多年。康生对自己这段“光辉”的历史,曾经写下连篇累犊的记录,以吹嘘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巨大贡献”。但随着形势的变化,40年代后康生却一反常态,对王明不是怒斥谩骂,就是讳莫如深,直到他死,也拒不将这段历史讲清楚。

在王明麾下的4年中,康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职工部部长。1933年7月,出于对国内严峻的白区形势的惊惧,康生携夫人曹轶欧和妻妹苏梅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在那里,康生对米夫、王明更加竭力巴结吹捧,愈加得到他们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了王明的副手。对于能与王明在一起办公,康生感到无上荣耀,表现出了奴才式的依附。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康生极力鼓吹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尽管康生缺席,但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拼命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贯彻不力或怀疑者,则无限上纲为反对国际路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知遵义会议情况后,康生不是表示拥护,而是蔑视和反对。他利用职权,向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遵义会议的内容,还向留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加紧了继续吹捧拥戴王明的活动,以抵制遵义会议。他串联了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1月15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与此同时,康生还指示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突出宣传王明路线的“正确”,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36年3月,康生在向一位回国的同志介绍王明时说:“王明同志,即陈绍禹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7月1日,联共中央为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举行庆祝宴会。会上,康生举杯表示“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

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国国。康生留延安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而王明到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康生则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大力宣传王明这一投降主义言论。

反王明的“英雄”与称“病”不出

康生回国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内、党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调子受到许多人的质疑。毛泽东此时的威信已远远超过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转而认可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撤消了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在会上,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六中全会后,虽然张闻天还是名义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党内总负责权力已移交毛泽东,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张闻天仅负责宣传、教育和理论口的工作。

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的康生开始认识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必须及时转变,于是见风转舵,转为拥护毛泽东。在王明失势后,康生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对康生这些做法,知情者都很吃惊,王明知道后也痛斥康生无耻。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彼得·优拉第米洛夫在自己的《延安日记》中写道:“王明很不满地讲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情形。在莫斯科,这个未来的候臣原属王明部下。他极力地讨好他,讨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康生在所有的会议中,总是第一个跳起脚来,热烈地鼓掌,疯狂地大声喊‘王明万岁’!”

1941年9月,整风运动开始,康生再次展现自己政治“变色龙”的本色。年底,在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康生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在延安整风中,康生不作任何检查,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就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而且骗得了中央与毛泽东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主任由毛泽东兼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并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

整风运动中,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一时间,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特务”、“汉奸”、“叛徒”等“坏人”多如牛毛。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撤至黄河岸边的包括王实味在内的为康生“钦定”的“内奸”、“特务”,被秘密杀害。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了广大干部的强烈不满,中央对康生的职务作了调整。1945年七大后,康生除了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他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之职都被解除了,其权威随之大大降低了,随后派他去参加了土地改革。此后10年间,康生离开了党中央机关。

1949年6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突然“病”倒了。康生的“病”颇令人费解。两个多月前,康生还兴致勃勃地前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但会议刚刚结束一回到山东,他“病”了。康生“病”发后既能绘画,又能写字,特别能和妻妹苏梅通好而和老婆曹轶欧纠缠不休。可是每当熟人前去探望他时,他就装作“不省人事”、“不会说话”、“不认人”。康生开始了他生平最长的一次养“病”,从是年6月起,先后在青岛、杭州、北京等地养“病”,一养就是6年多。直至1955年粉碎高饶反党联盟、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了,方才宣告“病”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

多年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病”根。实际上,康生这次的“病”实质为“政治思想病”,根源在于他在同饶漱石夺取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所致。1948年初,康生调任华东局副书记,做了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这令康生无法容忍。康、饶两人虽为上海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人党,但因两人都是热衷于权欲且政治上野心很大的人物,可谓针尖对麦芒。康生自认为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自己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兼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还是自己的部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康生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论资排辈,让康生充当饶漱石的副手,康生满肚子不服气而饶漱石也是权欲熏心之人,为了争到新四军时期的华中局书记一职,曾百般诬告、排挤陈毅,岂肯轻易让位于康生?饶为了保住自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位,企图把康生捆在山东赶出华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华东局随军南下迁往上海,其第一书记仍由饶漱石担任;山东成立分局,留康生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康生认为自己是这次较量的失败者,于是就闹情绪撂挑子了尸。

康生的“病”不仅仅在于此,他怀疑中央对他政治上不信任。饶漱石于1950年7月22日拍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道:“我偕陈毅同志于六月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康的病。他反复向我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今日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又在他处停了一小时。康生同志又一再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决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从这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康生当时惴惴不安的心情,他深怕中央抓住了自己以前不光彩的历史,特通过饶漱石向中央辩白。

为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

1954年,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之后,康生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病”根找到了,这就是随着高饶反党集团的被粉碎,他的“病”根已除。1956年初,康生经过长达6个年头的“冬眠”之后突然复出。

其时他窥知党中央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有重要人事安排,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但八届一中全会后康生仅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后,这比起原来的政治局正式委员来降了一格,这无疑给康生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为了东山再起,再次获得最高领导者的宠信,他隐忍不发,等待时机。

还在八大上,康生探听到毛泽东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即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以接近毛泽东。他听说毛泽东为了加强理论研究,提议重新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和进行研究,便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政治研究室。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并没有任何职务,可他几乎每天都去办公,而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倒很少去办公。八大之后两个月,即11月,康生就着手抓理论方面的工作。1957年3月巧日,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又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编辑工作。康生还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之下设一个“理论小组”,自任组长。1959年下半年,又兼管了中央党校的工作。这样,康生掌握了理论工作的领导权。

康生抓理论工作,一开始就违背八大精神,违背“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竭力为其制造个人迷信打下基础。康生研究的不是理论,而是把理论作为跳板以敲开权力之门,爬上更高的位置。

1958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抛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荒谬提法。1959年12月2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康生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时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1960年1月4日,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这种曲意逢迎、无耻吹捧之举,无疑是借谈“发展”之名,达其制造“个人迷信”之实。

早在1957年4月,康生就曾打着“拥护”、“紧跟”的幌子,通过他的妻子曹轶欧,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到康生“发明”了“最高最后标准”之后,他又强令中央党校要从“最高最后标准”的“高度”来检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规定学员的学习“必须先学毛著,后学马列著作”,说什么这叫“先人为主”。甚至提出学习马列著作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谁若对此略表怀疑和反对,那就成了大逆不道。例如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在《资本论》问世的时候,还没有毛泽东思想,学习《资本论》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疑问,就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往死里整。

康生的这套策略是“成功”的。他自复出到病死,整整20年,尽管遇到过许多不满和反对,但不仅一直安然无恙,而且还能步步高升。

1958年,康生根据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大肆鼓吹“大跃进”。1959年7月和8月的庐山会议,康生不仅在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评,使纠“左”转为反右,而且在会后积极地作反右倾报告。1962年,康生又制造出“《刘志丹》奇案”,致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等遭受迫害。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得到进一步的上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康生格外兴奋,感到如鱼得水。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的各个领导机关:“过去整个中央各部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口里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谈话加以封锁”,“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既然中央各部都有问题,康生认为,“总的方针是斗批走”,或者是“斗批散”,就是说,原来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予以“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有的甚至“一锅端”,就像他在土改中对待地主那样,全部扫地出门。康生的黑手不仅伸向了中央机关,而且还伸向了全国各省市,从上到下,没有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是好的,因而应该统统横扫,予以砸烂。

与此相连,康生还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一个“整干运动”。他说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的共同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且他们“比较长久地篡夺了这些机关”。就中央党校来说,“历届校长没有一个是好的”,因此应来一个“揪叛徒”、“整干部”的横扫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之风,可以说是由康生一手制造的。

1967年l月,从上海成立“上海公社”开始,中国大地掀起了夺权狂潮,康生亲自指挥了一些部门的夺权活动。1月15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党校一伙紧跟康生的人,夺取了中央党校的大权;其山东打手王效禹先后夺了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3月,康生又伙同江青、王力等人支持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夺了四川省的权。此外,山西、贵州、宁夏、黑龙江以及其他各省市的夺权活动,康生都直接插过手。他在整个夺权活动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情绪。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使他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政治地位步步高升。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1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除了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首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达到了其政治生命的顶峰。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于北京。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

来源: 《文史精华》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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