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按：最近无暇读写，天气热，又有些中暑，因此，这样一个引子，无非是为这篇小文——在不令自己和读者满意的意义上——开脱一番。请见谅。】
设想这样一个人群（只能是设想，在我自身经验的范围内寻找不到这样的实例）：这些人在中国裸体或半裸做官，时空尚可的时候，就披着权力的新衣裸奔；一旦风声鹤唳，就一丝不挂、乘桴于海——当然，这是比喻，很可能他们坐的是头等舱……我想，在今天的语境中，这种设想并不困难，甚至对于我这种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也是从当下的经验中做这样的设想。而真正让我思考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人群，中国，对他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就直接给出自己的答案了，在我看来，中国，对于这一设想的人群来说，无非是一种工具，一种旨在赢利，或者说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我认为，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就连权力、体制、党等等政治哲学上的硬词，在现实中都显得绵软无力。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权力已经是思考一种制度的最高海拔，但是，汉语的经验不断改写我的认知：权力，不足以准确描述我们正在经历的制度。在权力之上，还有主宰存焉。【这不是说在权力之上还有一种同类性质的力量，在指挥着权力的运行；我认为权力就是制度思考的最高级入口。我的意思是，在权力之上，或者说之外，还有一个使权力按照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运行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恐怕难以用政治哲学的体系加以审视，这更多的来自作为主体的个人认知，而这部分认知又与传统和环境密切相关，我希望从主体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这一出发点，尝试说明，在权力之上的力量，如何影响了今天的制度。】对于这一设想的人群来说，我不认为，他们真的会思考制度、改革、未来等等这些问题，我甚至不认为他们会真的思考这个党（无疑，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党，除非被开除回群众的队伍），以及作为官员（无疑，他们都有着官家的身份，除非同时被开除公职）的职责。我认为，对于他们来说，党、职权或其他什么身份，无非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这些事物的工具性，就在于成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从这个角度出发，无论是民众，还是体制，也无论前者在呼吁宪政或惩治贪腐，而后者前仆后继地发起一轮轮整风运动，对于这一人群，或者渴望成为其中一员的人们来说，很可能是无动于衷的。换句话说，只要外界的力量——无论体制内外，也无论这种力量的目的为何——不足以影响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实现，那么，他们所认识的中国，就不会有丝毫改变。
而这些人眼中的中国，或者说，他们所能感知的中国，是一副什么模样？我认为，这些人所感受的中国，很可能添加了人类经验的新内容。因为，从人类的历史经验来看，恐怕从没有过类似的体验，在人与空间的关系上，一个人要么置身家园，要么身在异乡，而这两种经验又不仅仅局限在具体的空间中，于是在抽象的空间里，人们可能拥有恰恰相反的空间属性，通俗地说“直把杭州作汴州”，抑或，一个人身在故乡依然有他乡之感，就是这种情况。而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不可能是一种抽象空间意义上的故乡。但是，中国，对他们而言是异乡吗？恐怕也不然。
生物有一种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本能（必须指出的是，在与环境相处的向度上，人类这一种族，是一个坏的，或者说反自然的例子），人类，也具有这种本能。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如果个体不能与环境和谐，个体就会被环境淘汰。但是，当政治的因素加入这个生物学模型的时候，结论吊诡的令人瞠目。个体很可能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所谓的环境，不仅仅是制度环境，比如说，官员对于权力的滥用在迅速耗尽体制接近赤字的合法性资源；还有像生态、道德、精神等等不完全由体制买单、也无法由体制单独修复资源的无可挽回的污染。
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对于这一人群而言，决不是异乡，或者说，决不是一个正常的人面对异乡时的感受和心态。恐怕只有破坏而不建设的掠夺者才可比拟，但是，这种体验只是在西方的殖民历史中才可以寻觅到标本，就像西班牙殖民者搜刮南美的黄金白银；奴隶贩子贩卖黑人奴隶，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些只破坏不建设的殖民者眼中，殖民地不是异乡，而是异星；殖民地人民不是异族，而是异形！大概只有如此，殖民者才能像蝗虫袭击庄稼一样的大肆掠夺、破坏。这番回顾并非主要声讨西方殖民历史的罪恶（虽然这罪恶并非殖民历史的全部内容，但是，这罪恶也是需要声讨和反思的），而是想给出这样一个常识的结论，即：殖民者是不会把殖民地的人民视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的；同样，殖民地的人民也不会认为殖民者与自己是一样的。虽然，两者置身同样的空间，但是，感受却截然不同，甚至势如水火。而当下汉语的经验，却出示了另一番图景，我们绝没有理由说某个人群是“殖民者”——这么说也太荒唐了；但是，如果说他们是我们的同胞，而这些“同胞”却在做着“殖民者”才能做出的事情，我们又该如何称谓他们呢？这恐怕是现代汉语的难题，至少超出了汉语经验的范围。
我无力发明新词为这一人群命名，而实际上，这一人群更愿意处于未名的状态，如果，未名的状态，更有利于他们的利益。无论无权者如何感受中国，对于这一人群而言，中国，只是一种工具；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除了工具的价值外，就被忽略不计，真正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感情都不能用爱联系起来，就像人在使用一件工具的时候，只是会感觉“顺手”或“不顺手”，而这又归结为技术问题而非情感问题。在这一点上，手段和目的的区别，他们向来是心如明镜的。因此，一个权力者，在首先完成了权力工具化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这个国家进行工具化。我相信，驾轻就熟对于他们只是一个熟能生巧的实践过程。而在这个向度上，一个人，假如怀着对故乡的热爱与责任，而要求权力把作为利益工具的中国，交还给每一个把中国视作家园的人时，我们也就见到了最匪夷所思，而实际上，又严格遵循汉语经验的现象。
从逻辑上看，我们必定会重新拥有故乡，但是，是在故乡已经面目全非、回天无术的情况下，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这段目睹故乡最终走向衰亡的过程有多长。如果想避免这个悲伤的结局，那么，我们也许还有另一种方法，一种通过启蒙来救赎自我的方式，在启蒙中寻找并坚定我们对自我、家园、未来，以及一切值得争取并守护的事物的爱与信念，若此，也许我们还来得及挽救一个业已工具化的中国……
写于2013年8月9日 夜 炎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