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33 次 更新时间:2013-07-27 11: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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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  

  

  杨尚昆同张闻天有着将近40年的友谊,称得上是知己的战友。2007年为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我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要带电视台人来采访我,约谈关于杨尚昆同张闻天的交往,于是从有关材料中找出了一份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记录。这次未曾公开发表的谈话,是他当时应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的一次谈话,时间是1986年8月30日,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这次谈话由于有张闻天的夫人,同时也是杨尚昆的老战友刘英参加,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体验,杨尚昆谈兴一直未减,话题虽然离不开张闻天,然而实际涉及到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而这次谈话目前留下的就是这份密密麻麻的录音记录稿。如今距离那次谈话已经20多年,杨刘二老均已辞世仙去,参加这次谈话的编辑组的同志也只剩下两人,我和编辑组前组长萧扬。为了不让这次难得的谈话湮没,便根据这份录音记录整理成文。

  

  上海时期的张闻天

  

  我和闻天两个人是四中全会后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到宣传部去了。闻天那时的思想也都还是受莫斯科训练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知道当时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这一段从他思想来说都还是教条的。不过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博古人很聪明,有捷才,善辩。而闻天是接触了实际以后才觉得王明这套不行的。

  四中全会王明是反立三路线上台的,但四中全会后所实行的实际同立三路线差不多,不同的是取消了全国暴动计划,取消了行动委员会。那时甚至闻天也都还没有认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搞的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这一套,那就是靠罢工、示威,搞“飞行集会”.那时南京路上有个先施公司,我们的人就去那儿先放个鞭炮,然后几个人高呼口号,于是行人便围了上来。这时警察就跑来抓人,这样每次我们都要被抓走一些人。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情况闻天就有些感觉,觉得这种办法不行。特别是1932年他出席江苏省委会议的一次讲话,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最明显。那时没有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就是上海市委,我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当然,他当时思想还没有后来那么彻底。他讲得多的还是从工作没有搞好这个角度说的,总是说没有准备好啦,太仓促啦。但觉得这样搞不是个办法,这一点是提出来了。认为这样搞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淞沪抗战起来时,上海有十三家日本纱厂同时举行罢工,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因为那些工厂都开在闸北,闸北被日本人一占领,工人们就都跑到租界上来了。工人们都有爱国心,于是就组织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维持工人生活,就靠“民反”(全称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一笔者注)在社会上募捐开粥场。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两餐稀饭。有一天宋庆龄通过人向我们表示要捐两千元,那时两千元可不简单,是光洋呵。但这时凯丰就主张不接受,我就主张接受。凯丰那时在团中央,我在江苏省委宣传科。我就去跟闻天商量,闻天也主张接受。这样才把这两千元接受了下来,那时我们还办了张报纸,三天出一期。这件事我们还登报公开表示感谢。当时为什么有人不接受,就是说宋是第三党。那时有个公式,说第三种势力即中间派,他的欺骗性更大,比国民党还要坏。这是套的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那个公式。所以总的说来闻天这一段并没有完全脱离教条主义,但是实际工作使得他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

  所以他那时自己的思想活动同他文字上写出来的东西,已经开始发生距离。他这时有几篇文章已经可以看出有点想要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但是那个思想并不彻底。

  

  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闻天到中央苏区大约比我早十天。我到了中央苏区时他正在做报告。我一去就先向小超(邓颖超)报到,她当时是中央秘书长。报到后她就安排我住处,我一看那个房里还有张床,她告诉我说那是张闻天的。闻天回来一见面就说,你到啦!好好。并说,我那时(指在上海时)跟你说了句再见,就是指的在这里见呀。那段时期我跟他住一起,在那间房子里差不多同住了几个月。在中央苏区,起初闻天还是宣传部长,我那时是宣传部干事。后来派我去办党校(名字叫共产主义大学)时,闻天是校长,我是副校长,不过实际他没有管。

  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反“罗明路线”时我已经到了瑞金。这一段斗争我知道是博古发动的,策划这件事我估计也是博古。那个时候博古叫总书记。为什么说是博古起这样的作用呢?因为斗罗明时我还在瑞金,起初罗明表现很硬的,并不承认错误。那时我同博古都住在一个楼上,博古是同陈云他们两个住隔壁。看到罗明不承认错误,博古就有点慌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斗争发动起来了,他不胜利那他不就垮台了嘛!于是就找了很多人同罗明去说,去劝罗明,说你一定要服从大局,不要这个样子。后来罗明就承认了,承认是他的错误。当然后来整人这个事是罗迈(李维汉),斗邓毛谢古时我已经不在瑞金,但我知道罗迈一去苏区就组织了一个组织局,组织局书记就是李维汉,可以说罗迈掌握了生杀大权。所以我估计这件事策划是博古,具体到整人是李维汉。至于文章嘛是闻天写的,他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当然那时他也只能那样写。

  闻天同博古两个原来在思想上基本一致,后来慢慢地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因为博古坚持教条坚持得比较厉害,他到中央苏区后就把闻天实际上从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中排挤出去,叫他到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我想当时博古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把毛架空,你虽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按实际的职务来说,具体的工作是在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总理那里。这个完全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来套的。第二你张闻天在政府那边工作,你就少管中央的事情。然而闻天同博古他们两个那时一直是有斗争的,思想也是有所不同。博古比较个人突出,闻天这个人毛主席就说他是书生,他是书生气重些,但书生气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这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的文笔是不错的。他去政府工作,这就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单独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机会,特别是同毛主席接近了。因此我觉得闻天转变的关键是在遵义会议前这一段。不过毛主席起初也没有同他交心,是慢慢地才交的呵。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博古同洛甫是一条绳子上两个蚂蚱。王稼祥去苏区去得早,我估计毛大概多少把他的思想暴露的,首先是跟王稼祥。至于对张闻天,他还是先试得试得来的。不过在瑞金他们这几个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那时候反毛反得最厉害的是任弼时。第一次宁都会议恩来是中央代表团团长,恩来还没有到,是任主持把毛主席撤掉了。所以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刘英插话:他真是记得清!)这个人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所以任弼时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我觉得闻天那时也从弼时那里听到过一些反毛主席的话的,开始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弼时那时认为毛主席有些东西不妥当,比如包括肃反他认为毛主席该有责任,但是毛主席从来不认为肃反他有责任。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从动员突围到遵义会议

  

  长征出发前闻天发表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我们开干部会动员突围就是靠的这篇文章。因为长征之前博古同李德他们两个到过我们三军团,这是他们第二次到三军团,第一次是打广昌(战役)时同彭德怀当场吵架那次。这次他们又来就讲到要突围,就说中央没有内部文件,就是张闻天同志有篇社论,所以闻天那篇文章是代表中央的。不过文章讲得很隐蔽,不懂得一点情况还看不出呢。这里要说一个问题,关于这篇社论我记得上面有个训令,训令上写着“供干部讨论会用”,所谓讨论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开个干部会,师团级或县团级统统说清楚,没有那个事。那时我是三军团政委,顶多是跟师长们说了,连团长都不知道。毛主席多次讲这件事,说没有说清楚,其实为什么一定要说清楚才能走,部队嘛,只要下命令就是喽。

  前方的同志对你们(指长征初期刘英所在的中央纵队一笔者)后头那个“红章纵队”(笔者按:长征初期红军部队按照李德的“设计”,一、三两个主力军团分别列为左右两翼,掩护着中间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杨尚昆所在的三军团担负着右翼的掩护任务。刘英则在当时代号叫做“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担任巡视员。)意见大得很啦,甚至叫它“混账纵队”.前方有时要等候两三天,才等得上你们。三军团最恼火的一次是过湘江,因为等中央纵队迟了一天。湘江一仗是同白崇禧的部队打的,打得很苦,损失很大。所以前方一些同志都怪你们,说就是你们把我们拖垮了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央纵队的同志每人都手里拿着火把准备走夜路,前方的同志一看他们在那边走就骂,因为军队里的战斗部队是根本不许点火的。(刘英:不点火的话。那些行李就全完啦!)

  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

  遵义会议我记得是这样的,博古讲完之后第一个报告的是洛甫,他总结长征前面这一段,基本的东西是毛主席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尊重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也比较重视,从毛主席这方面说,我找你一个教条主义营垒的人出来打头阵。接着毛主席做了一个补充的东西,这就讲得比较厉害一点。遵义会议那个文件也是洛甫写的。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不过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闻天的转变可以说同他跟毛主席两个人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接触有关。由于受毛主席影响,毛主席跟他谈了一些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他就站过来了。我看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遵义会议如果要他说王明整个路线错误,我看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里还有个共产国际问题。(刘英插话:那时大家对国际都很迷信。)这一段他同毛主席的关系是很好的。

  

  关于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是在会理(云南)附近一个村子里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就是我和彭德怀。我还记得就是在一个茅草棚子旁边,也就是露天里开的。我那时脚受了伤,是用担架抬着去的嘛。会理会议主要是批评林彪要毛下台,也牵连到几个军团。因为从遵义出来这一段部队就是走路,那个时候怨言很多。一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也没有说清楚究竟要搞什么,就是下命令。所以部队疲劳得不得了。走的中间你挤我,我挤你,谁的力量大谁就跑得快。一军团同三军团碰到路上谁都不让谁。

  特别是干部团陈赓对一军团杨成武那个团意见大得很,就公开骂,跺起脚来骂。因此可以说那个时候思想是很乱的。

  在这种打圈圈情况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说,这样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是不行的。对这种打法洛甫也不了解。彭德怀也不了解,因此也跟他讲,其实毛对彭不了解是最不高兴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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