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作为媒介与民主相结合的政治新形式———网络民主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网络民主被很多学者视为传统民主政治的一次革命，它打破了传统民主形式的时空隔阂，实现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直接性，动摇了政府对话语权的绝对控制地位，逐渐改变着大政府、小社会的权力格局。然而，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下，网民在表达政治诉求进行政治互动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一种对外狭隘民族主义对内现实批判主义的情怀。我们不禁要反思，身处中国语境下的网络民主能否成为参与式民主的新要素、新形式，能否打破传统精英话语垄断格局实现权力横向多元传递，能否培育公民慎思明辨的理性思维杜绝歇斯底里式的情绪发泄，这些疑问不仅值得反思更需要我们立足现实、深悉现实、突破实现的藩篱探寻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 网络民主 媒介 中国语境

作者童曙，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 ( 武汉 430000) 。

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作为媒介与民主相结合的政治新形式———网络民主逐渐走向政治前台，网络为传统民主形式注入了新的元素、拓展了民主空间、带来了民主革命、激发了压抑许久的民主热情。如同马丁·哈根指出的那样：“网络民主作为电子民主发展的最新阶段，是对远程民主形式的修正与完善。借助电视、广播、电缆光纤等技术手段，催生了电视民主和广播民主的兴起，推动了民主的发展。网络媒介拓展了民主的空间，打破了传统民主形式的时空隔阂，带来了民主的一场革命。”网络民主这个精灵以其独特的形式游走于庙堂与草根之间，日益成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桥梁，因此，网络民主被很多学者视为重振代议民主、改革传统官僚体制的有力武器。

然而，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下，网民表达政治诉求进行政治互动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一种对外狭隘民族主义对内现实批判主义的情怀。网络民主能否成为参与式民主的新要素、新形式，能否打破传统精英话语垄断格局实现权力横向多元传递，能否培育公民慎思明辨的理性思维杜绝歇斯底里式的情绪发泄，这些疑问不仅值得反思更需要我们立足现实、深悉现实、突破现实的藩篱探寻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

一、价值意蕴： 代议民主通向参与民主的桥梁

民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政治话题，民主政治被人类誉为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民族安定团结的有效利器，然而围绕着如何实现民主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形式一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纵观人类历史，民主政治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国家，典型的是雅典的直接民主形式，这种民主模式能够很好地体现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与民主精神，然而，直接民主的形式只适合于小国寡民的政治土壤，随着地域疆界的不断扩张与人口规模的日益膨胀，人们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工业革命后，直接民主逐渐被代议制民主所取代，正如萨托利所言：“如果说古代民主是城邦的对应物，那也就是说它是直接民主，而我们如今不可能亲身体验那种希腊式直接民主了。我们所有的民主都是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在现实生活中，现代民主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是实行代议制民主形式，代议制民主虽然克服了直接民主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但是它却面临着对主权在民这个核心价值的偏离，因为在代议制下，“人们不亲自统治，而是选择统治他们的代表。”人民只是用选票选出代表来管理国家事务，在选举期间，选民是自由的，是政治上的主人，代表一旦被选出后，他们却常常成为了政治上的奴隶，丧失了直接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事务的决策与执行的权利，随着权力易于扩张的本性日益显现，大众群体往往成为了权力侵犯的对象，鉴于权力监督的滞后性，对权力的监督作用也常常收效甚微。

针对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很多学者提出了参与民主的概念，提倡公民直接参与到社会事务的决策与管理中来，政治参与被很多学者视为政治运作的核心与基础。正如巴柏所言：“惟有直接的政治参与 ( 即指公民参与)，才是民主制相当成功的公民教育教材，只有公民直接参与才能体会民主真谛。”囿于传统媒介的不发达，直接参与的理念似乎只是民主的乌托邦幻想，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施。正是伴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深入，公民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愿景不仅得以可能，而且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使传统的政治参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网络的便捷性与交互性，普罗大众可以通过网站、论坛、微博、电子邮件等媒介平台直接与政府官员进行对话与交流，就某项重大的政治议题进行讨论，就具体的政府执行进行评议，网络逐渐成为了政府听取民意、公众表达诉求的交互平台，正如布兰茨指出的那样：“资讯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善目前的代议民主制度，增加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透过民意的参与表达可以改善决策的过程与品质，是公民的公共责任感增强的过程。”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我国政府也越发重视网络平台对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功能，很多地方政府建立了相关网站如政府信箱、部门在线、百姓评说等栏目，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平台，从2008 年 6 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 “强国论坛”与网民面对面交流到 2009 年 2月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与网民就住房、医疗、教育、反腐等热点议题进行讨论，此后的每年两会期间，网络都成为了政府官员与普通民众沟通的桥梁，网络民主正逐渐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新生力量，丰富了民主形式、拓宽了民主渠道、提高了公民民主参与意识。

二、解构与重建： 对传统行政集权体制的变革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我国一直采用中央集权型的行政管理模式，政治体制的调整大多是基于服务于经济以及适应社会的深刻变革从而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这样一个功能，正如美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评价的那样：“中国的政治改革采取的是缓慢、渐进的方式。和经济改革不同，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来就不是以深度的、系统化的改革为目标，也不是为了建立民主制度，而是为了给经济改革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同时保持政治上的稳定。”这种说法虽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其实早在80 年代初期，我党就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过很多富有建设性的主张，其核心在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邓小平同志在《党与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出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改革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等重要思想对于保持党的活力，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但自从89学潮风波后，党中央开始强化舆论的统一管理，政治权力衍生到了社会建设的各个角落，权力结构也是遵循上级发布指令下级被动执行的模式，政治的功能逐步变成了维系经济的发展与为改革创造稳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就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种集权模式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有效地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正是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控制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这种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中，行政权力具有高度集权的特点，对社会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公民的理性诉求需要层层递增的方式向上传递，政府官员与公民的联系不是横向、直接、交互的，而是纵向、间接、隔离的。少数权力阶层形成了对话语权的绝对控制，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也逐渐形成。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形成了对社会交往与舆论的控制，整个政治系统输出与灌输有余但输入与反馈明显不足，由于媒介的不发达、信息的不对称，信息缺失者常常处于社会的边缘，其诉求与表达很难博得公众的眼球，从而无法得到伸张。在这种行政体制下，媒体舆论成了趋炎附势的喉舌，很难做到客观与公正。就像英国学者约翰·基恩指出的那样：“官僚制下的公共媒介制作节目，并不注重质量，只是对节目以及节目的时间安排不厌其烦地反复审查。一旦有不合意之处，便硬性撕毁契约。同时，对消费者的选择进行了系统的审查，威胁着表达自由。”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不仅成为了信息相互传递的障碍，而且会引发官僚主义盛行、政府规模无限膨胀等系列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兴起，这种传统的信息非对称、政治力量非均衡的格局逐渐被打破，网络的开放性、便捷性、交互性等特点缩小了人类的时空界限，任何政府都很难阻止网络信息的扩散，任何屏蔽、控制信息的行为不仅难以奏效，还会受到大众的抨击与指责。信息的公开化为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加速了政治权力社会化进程。伴随着分权的实现，“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同时，网络的交互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培育，互联网为公众搭建了相互交流的平台，打破了传统的由行政权力控制的单向的、灌输式的信息传播模式，少数精英掌握话语权的格局已悄悄发生着变化，公民社会由政治的后台走向了前台。网络的兴起也给传统的政府权力带来了新的挑战，信息的便捷性与匿名性会造成大量的虚假信息的传播，这些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对各种信息进行甄别，与公众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引导公众舆论，对整个社会形成有力的规范与控制。同时，网络对政治权力形成了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近些年来很多群体性事件、官员腐败案件都是发端于网络，网络反腐已成为当今中国反腐的新途径，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也多次强调要加强反腐倡廉舆论信息工作，不断拓展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新渠道。可见，作为媒介工具的互联网不仅对传统政治权力结构进行了新的解构与重建，对于规范与监督行政权力也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现状与出路： 网络民主与中国政治生态的融合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网络民主作为媒介与民主相结合的一种新形式，能否带来中国民主政治的革命、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文化，抑或只是成为普通民众抒发民族情感、批判现实的虚拟场所。美国政治家亨廷顿曾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 =政治动乱这一公式来说明当政治制度不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会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同样，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还不是很完善，过激的网络参与是否会引发大规模的动乱？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应是隔靴搔痒式的参考借鉴，而应立足于本国国情，结合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进行考量，才能保证不偏离方向，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1、公民文化的缺失阻碍了网络民主的发展。民主文化的养成是民主发展巩固的前提条件，罗伯特·达尔指出：“民主的巩固要求有牢固的民主文化，这种文化为民主程序提供充分的情感和认知支持。网络民主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个民主的文化基础问题，网络民主的发展需要健康的网络文化以及孕育于其中的主流网络政治文化。”公民文化的形成是网络民主有效展开的前提条件，只有具备自我克制、包容、自由、平等的协商精神，才能摆脱解构有余而重建不足的困境，丧失公民理性的网络平台只会成为相互攻讦谩骂的角斗场，一个不经意的言论或行为便会招致口诛笔伐抑或成为人肉搜索的对象，不同的观点与言论不仅不会进行沟通与交流，还会培植出思想极端偏见的多数群体。正如凯斯·桑斯坦所描述的：“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在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们逐渐相信这个立场。”如果网络讨论的参与者在交换看法时不包括和回应别人的不同观点，甚至被少数人施加了观点，那么，网络公共领域的“共鸣板”作用根本无从发挥。

纵观中国历史，并没有形成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公民概念，也没有公民文化的传统。在长期的封建专制体制下，形成的是对皇权的膜拜，对等级制度的遵从以及对政治权威安排的顺从。到了20世纪中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但却始终没有将封建残余思想从大脑中剔除，由于一直将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野兽，拒之于社会主义的大门之外，与市场经济伴随而来的平等自由理念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萌芽，公民文化当然也没有得到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重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发展。但是，由于群体利益分化和社会冲突加剧以及市场理性人经济的内在本性，这些都阻碍着我国公民文化进一步的培育与形成。

2、制度困境：民主参与渠道的不畅通和网络法制的不健全。网络民主在中国能够蓬勃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实参与渠道的不畅通，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功能虚化、公民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单纯的幻想通过网络民主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变革不仅没有对症下药而且很不现实，只有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畅通公民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才能为网路民主的发展提供现实保障。同样，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公民的感性情怀更容易放大，言论的蝴蝶效应会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公民之间的分歧不仅很难消除，还会形成舆论的极端化，与民主内在精神相背离。如果这些强大的利益诉求不能在网络上进行有效的引导与规制，必然导致网络民主的不理性，甚至成为大众发泄不满、相互攻讦谩骂的角斗场。因此，网络民主的发展必须依赖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在网络立法方面，我国政府制定了一些专门的法律法规，例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在《国家安全法》等法律体系中也规定了一些与网络信息密切相关的内容。不过这些法律条文过于分散，大多规定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与操作性，难以紧跟互联网日益更新的步伐，因此，只有建立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就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权利与义务作出明确的规定，依法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才能维护网络的正常秩序，推动网络民主的健康良性发展。

3、数字鸿沟引发新一轮的政治不平等。网络民主的一个基本预设前提是参与政治表达的公民在参与途径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我国公民在获取网络信息、利用网络资源的能力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阶层在获取网络信息、利用网络平台参政议政的能力差异明显，从而出现了数字鸿沟，导致了信息社会的两极分化。在网络社会里，信息富有者一直在信息结构体系内，而信息贫瘠者则脱离了信息运转的轨道，成了网络世界中最边缘的人群，导致的后果是在网络领域其话语权的缺失。数字鸿沟造成的另外一个后果是掌握信息资源的网络富有者可以利用编撰和裁剪信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从而引导公众舆论，勒威曾指出：“网络空间并不是理想中的公共领域，传统公共领域面临的困境在网络空间同样面临，尤其是商业力量的渗透，使得“大多数网络往往被那些商业公司所控制，他们的目标是谋求利益而不是建立公共空间，所以政府应该扶持公益性网站，免受商业的异化危险”。数字鸿沟的存在造成了网络空间里公民话语权的不均衡，网络民主逐渐演变为多重少数人的暴政。网络在带给公民平等自由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不平等与规制，网络将公民从现实的权力金字塔体系中带入到虚幻的数字等级空间。参与的不均衡状态会导致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表达与回应，这种零和博弈模式产生的后果是政治互动的结果不是相互协商与妥协，而是进一步加剧分歧，形成更大的争端。在中国，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均衡，数字鸿沟现象更加明显，政府应致力于加速推进信息化进程，给予贫困地区与弱势群体更多的政策帮扶，将更多的公民纳入到网络政治参与的轨道中来，实现网络信息享有与利用的均衡化。

四、结语

著名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曾指出：“科技力量会加深根植于原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趋势。”网络只是完善民主政治的一种技术工具与手段，丝毫不能替代民主政治本身，网络民主的发展要依托于现实政治制度的规制、公民文化的形成、信息技术的发展等多种因素。考察网络民主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土壤，网络民主能否发挥功效取决于它所处的政治生态。“如果政治系统从属于网络结构，那么因特网将会简单地成为发表信息和处理请求的公告牌。如果市民对政治不满或发现自己在反应迟钝的社会体系下寻求自治，那么，在不直接以政治参与程序为目的的情况下，因特网会得到政治参与者的使用。只有在具有自治身份公民身份条件下，在开放、共享参与的、正规的政治渠道中，因特网才可以创新政治实践。”可以说，网络媒介中的千罗万象只是现实真实生活在网络空间里的映射。甚至，在很多时候，因特网没有导致制度变革，而是被用来加强现状。网络只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催化剂，而不能代替民主本身。因此，反思网络民主不应局限在媒体技术本身，沉溺于经院式的哲学思辨，而应立足于其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从网络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的变迁中去寻找答案。惟有立足现实、深悉现实、突破实现的藩篱才能探寻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就网络民主在中国语境下的发展逻辑而言，网络民主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对政策法规的评议以及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没有涉及到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这一核心领域。因此，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可以定义为在政治权力轨道的外围运行，深入到政治体制的内核也许是一个漫长而又值得期待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