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培:多元社会才是希望的土壤——重读昂格尔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8 次 更新时间:2013-06-18 19: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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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培  

  

  本文提要:西方的民主、宪政与法治的产生,是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君主、贵族、工商阶级和教会组成的多元社会利益集团,和它们彼此之间的斗争、妥协与制衡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超验的宗教信仰和人文主义传统亦起了重要作用。中国自古以来是以政权为中心的一元社会,只有自上而下的层层统治与顺服,而没有平等协商妥协和制衡机制,这样的社会土壤不可能生长出民主、宪政与法治。当下政治体制改革最迫切的需要是开放社会控制,培育多元的社会结构。包括推进和保障企业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教育自由、新闻自由等,逐步由政府对社会的一元控制过渡到多元社会的自我调节秩序,实现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2]。只有这样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制度创新的希望,并且从根本上告别暴力革命。

  

  为什么中国距离一个真正民主宪政与法治国家仍然遥远?为什么我们借鉴引进了大量国外的法律与制度却总是南橘北枳?为什么总有大量的潜规则阻碍着社会进步,甚至把社会拉向倒退?为什么一代代人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法治梦想总是落空?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存",我们的法治究竟缺少了什么支撑点?我们今后的方向又在哪里?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从历史上来看考察西方的民主法治是怎么形成的。并与我国的的历史与社会形态做一比较。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 昂格尔[3]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指出:西方现代法治起源于三个重要的基本社会条件:多元集团的社会结构,超验的宗教和自然法理论。他从上述三个方面彼此关联的角度对欧洲的现代法治形成原因做了深入分析。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整理和重述昂格尔的主要观点。第二部分循着昂格尔所指出的"中国社会自我调节秩序从公元前三世纪起就被政治化"的思路,分析了中国的一元化社会结构、历史上专制皇权对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全面控制、以及不能产生多元集团和现代民主宪政与法治的原因。第三部分建议我国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开放社会控制,构建多元社会,改良社会土壤做起。并建议这可成为评价政府功过是非的一个标准。

  

  一.西欧的多元社会与制度文明

  

  1.多元利益、妥协与民主

  西方社会自从封建社会解体开始,就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君主、教会、贵族、第三等级(商人)四大集团所组成的多元社会。[4](其实社会中的利益集团还不止这些,可以说这几大集团是最主要的力量)。这种格局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关系特征:没有哪个力量能够统治一切,必须彼此协商、相互妥协,大家才能都存活下去。于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共识与基本游戏规则就被确定了:平等、协商、妥协。这种共识与规则在历史上起过神奇的作用:它使得每个利益集团都适当超越了自身的局限性,从而催生和逐步建设成了一个现代民主宪政与法治制度。

  客观地说,西方的民主与法治不是单靠社会精英的理想建立起来的,而是社会多元集团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彼此妥协的产物。尽管历史中的精英会有超越自身利益的崇高理想,但是在实务中的社会利益集团都会本能地关注和谋求眼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没有超出自身直接利益,去追求宪政与法治的直接动机。例如:君主只追求自身权力的绝对化,仅仅把法律作为稳固其地位和追求行政效率的工具。贵族关注的主要是维护他们传统的特权,包括不成文的惯例,而对抗法治的平等精神。第三等级商人集团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规则与惯例,有脱离国家管理自己事务的独立性倾向。而教会关注的是扩大教会的势力与影响,与君主、贵族争夺社会统治权。当然这几大集团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只能在彼此间不断地协调、妥协,以达到和平共处。

  在多元社会结构中,西方的君主们并非不想搞独裁,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们必须要与其他利益集团妥协才能把君主做下去。在妥协中的多元集团都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既得利益,共同维系了多元的社会共同体。在欧洲历史上这类妥协的故事比比皆是。例如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就是由当时反对国王的贵族,联合了几位主教和若干中等阶级人士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在这个文件中约翰王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地位和土地,承认了对贵族、教会和中等阶级权利的尊重。约翰王是在极其不情愿中签署的这个文件,故第二年就饮恨而亡了。此后在捍卫和执行"大宪章"的反复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议会 --- 1265年的下议院和1295年的"模范议会"。法国1302年的"三级会议"则是在国王与主教斗争的压力下召开的。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三级会议"与国王之间有妥协、有制约、有斗争,成为近代民主议会制度的前身。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和国王二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有力遏制。例如在十一世纪的教皇革命中,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禁止了世俗的国王或皇帝任命教职人员的权力,要求确立教会自己独立的"人事权"。这项改革直到格里高利七世死后三十多年,才以教会的胜利而告终。此后欧洲的最高权力始终是二元的,由君主掌管世俗的事务,而教会掌管着人们的灵魂。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时哪怕是最自私短视的交易都可能具有重大意义。例如:法国的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时,任命摄政王腓力辅佐年仅5岁的路易十五(路易十四的重孙)。为了获得社会上的支持,腓力与议会做了一笔交易:由最高法院公布其摄政,而摄政王授予议会否认皇家法令的权力。这项曾被被路易十四为了加强君主专制而收回的权力,从此就再也没有被君主收回过。腓力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行为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多元社会平衡机制的功用.

  欧洲的君主专制始终没有发展得像在中国那样绝对化,除了神权与君权的二元统治外,君主们还受着贵族势力、议会和"中间等级"等多方面的制约。欧洲中世纪晚期实际上是个民主政治萌芽和贵族政治并存,共和主义与君主政体并立的时代。路易十五在晚年分明意识到了新的力量的崛起对君主权力的威胁,却没有力量出手镇压,只能无奈地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5]

  2.超验的宗教信仰、局限与超越

  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作用是有力地遏制了君主专制的无限强化倾向。因基督教义主张世界与人类都是上帝按照人们可以理解的意志创造的。人是原罪的,需要耶稣的牺牲来拯救。神按照自己的旨意来管理自然和社会,神爱世人。这种信念无可检验,所以是超验的。这个信仰所带来的世俗的原则是:第一、人人生而平等,都是上帝的创造物。神的爱像阳光一样洒向所有的人。第二,神代表着至高的公义,社会是按照神的意志来管理的。任何地上君主必须遵从神的权威。

  尽管宗教信念是超验的,教会却是积极入世的而不是消极避世的,这与基督教文化本身的二元论世界观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以达尔文为代表的新教伦理更直接与资本主义精神密切联系。马克思. 韦伯发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大多是新教徒,新教伦理中的苦修来世,世俗禁欲主义和极度虔诚的精神与积极创业、努力工作的资本主义精神彼此渗透和一致。宗教信仰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

  基督教信仰还以其他西方文化形态相结合,形成文化与制度的相互渗透。 据学者研究,西方文化形态建立在五大因素上: 1. 古希腊的哲学、民主制、科学和宗教;2. 古罗马的法律,私有财产的概念,人格和人文主义; 3. 《圣经》的伦理学和末世学革命;4. 中世纪"教皇革命"的理性主义,5. 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改革。[6] 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如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普通法传统中对于公平的追求、宗教改革中的民主与人文主义等。 所有这些文化与制度元素都与基督教信仰相互渗透,互为表里,甚至无处不在,难解难分。

  基督教自身也体现了多元性。 首先基督教承认上帝与世俗世界的两元性。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教会只能与社会的世俗集团(主要是君主)在斗争和妥协中生存与发展。其次,在欧洲历史上,超验宗教信仰被普遍接受,产生了独立的教士集团。创造了中世纪的神法和教会法院,形成了中世纪的二元司法体系。 神法和教会法院曾在西方法治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尽管它们后来让位于世俗立法和法院。 此外在教会内部也是多元的。早在旧约中的圣职者即包括了祭司、君主和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祭司执掌仪式,避免了由君主执教的"政教合一"。在经历了宗教改革与革命之后,各种教派林立,彼此共处。避免了宗教领袖的个人独裁。

  但是无论是宗教团体还是多元利益集团,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 宗教团体会要求普遍而固定不变的教规,追求独立于现实政治。昂格尔说,假如整个社会仅靠牧师手中的神法来调控,"它就会因其不能灵活调和的僵化而痛苦不堪"。[7] 毕竟信仰只能解决精神归宿问题,无法应对全部复杂的社会实践问题。其次,多元利益集团本身也不会产生创造法治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愿望。假如他们没有从自然法中汲取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法律的普遍性概念,他们就只会很实用很短视地选择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中,既没有对多数权利的限制,也没有本身就值得争取的形式平等概念。投靠执政者来获得最大特权和利益应是商人集团的本能选择。

  然而,这种超验的宗教意识与多元集团的结合,就使得他们有可能各自克服上述的局限性,在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境界上大大提升了一步,创造出"各自单独无法完成的伟业"。昂格尔将这个合力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社会形成一个普遍共识:没有一个集团或个人,有超越宗教和道德真理的特权。进而否定了个人的至上权力,否定了个人或集团的专制,为民主奠定了前提;

  其二,抛弃反商业的宗教禁令,克服了宗教的消极面;

  其三. 形成了古典哲学的合题:现代自然权利理论与公共的自然法理论,强调高于国家权力的普遍的权利和规则。[8]

  3. 自然法、高级法与现代法治

  产生于欧洲的自然法观念有着其深刻的历史与精神渊源:其一是古代社会的习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普遍行为原则,这些原则潜隐在不同的习惯和法律之后,例如古罗马的市民法、万民法,英国古老的习惯法。其二就是超验的宗教。即认为上帝根据自己的计划创造世界,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规则都是上帝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早期自然法学家强调自然法理念形成后,立即被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多元社会集团所普遍接受,成为世俗法律背后的"高级法"。其三是启蒙运动后的理性精神,即近代自然法的代表孟德斯鸠、洛克等所主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与法治观念。 自然法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汲取了那个时代的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始终保持着人性化的传统、神学对人性的超越、和人的理性自由与自然发展的综合特质。

  具有宗教信仰背景的自然法主张法律应该是:第一,超越尘世统治者的命令,特别是遏制了任何个人的专制。除了神,在人世间没有更高权威。第二,超越利益集团的利益, 追求一种普遍的公平与正义,而不是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第三,法律具有超越时空。超越社会、超越时代的"普世性"。因神的戒律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和时代,可以成为普世价值。第四,超越人性的缺陷。因为基督教相信人皆是原罪的,假如没有宗教规则的制约,人在权力膨胀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很可能变成一群无法无天、争斗不已的动物。宗教信仰可以在精神上催人反省,制约人性之恶。 教会、法庭和法律可以在物质上制约人性之恶。

  高级法理念的产生与普及化,使得整个社会向现代法治的方向大步迈进。具体而言,高级法决定了现代法治的三大基本特征:第一,法律的普遍性,通过不断对公平正义理念的永恒追求,法律有自身发展的规律,永远在不断完善中;第二,

  法律的一致性,即法律的相对稳定性,逻辑上的一致性,并在社会上的普遍一致性,和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这一原则不受具体时代、地域实践的限定。因此法律不是统治者用于一时的权宜之计;第三,法律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即法律具有脱离政治和传统习惯的独立性。需要专门的司法机构、独立的职业集团和独立的推理模式,也就是法律本身的"自治性"。这个特征保证了法律在贯彻执行中的公平性、科学性与准确性。[9]

  4.基本游戏规则:多元、妥协与制衡

  观察西方社会,我们发现多元与制衡不仅仅表现在社会的大构架具有多元集团,而且是大大小小、无所不在。例如,在政治体制内部,有议会、政府和司法机构三权的分立和制衡,在议会内部,有多党竞争的制衡;在政府内部有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察机构;在司法体制内,有法官和职业律师的彼此监督即便在一个经济组织内部,也存在着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三者的相互制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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