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亚洲的方向

——黄晓京《方法的日本》序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2 次 更新时间:2013-06-08 21: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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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  

  

  A

  

  谈起日本总有说不完的话。

  但若幻想用理论的方法把话说清楚,往往又只是徒劳。

  日本的问题千头万绪,大幅简化,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投身亚洲还是背叛亚洲。

  但是话未出口,似乎就听见了中国人惯用的反唇相讥:少来这一套!亚洲怎么啦?我们就是亚洲!

  宛似多年前我笨口拙舌,想强调「人民」的意味时的遭遇一样:人民怎么啦?我们就是人民!……于是在那个所谓思想解放的时期,我们无法讨论人民与底层的立场,与特权阶层的挫折并不相同。

  言及日本,莫谈理论,还是讲个真实的故事。

  1972年脱离日本辗转抵达阿拉伯地区,决心投身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一小批日本青年——他们为自己命名为阿拉伯赤军——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的战斗序列,首先接受游击战训练。在贝鲁特的海中进行游泳训练时,不幸发生了一人溺水而死的事故,他的战友桧森孝雄为护送遗骨回到了日本,未能参加以后的军事行动。

  当时25岁的学生桧森孝雄,从那一天开始了他孤胆的抗议活动。一直到54岁辞世,他持续了30年之久的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绝食抗议、游行静坐、宣传救援,最后选择54岁3月30日即「巴勒斯坦土地日」这一天,他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海鸥广场烧身自杀。

  在留下的遗书中他这样写道:

  我感到,为解放而组织起来的巴勒斯坦的人们,是我近处的友人。日本正在急于增强侵略战争的体制、变成非常危险的国家。但是,追究侵略战争责任谋求日本解放的人在亚洲并不少见,我也一直希望能加入到解放的一部分之中。高度发达的科学的世界,却带来了比古代残酷得多的侵略与屠杀的时代。做为人最宝贵的、彼此关怀和分担痛苦之心,正被惨忍地践踏蹂躏。

  对以色列及其后台美国、还有充当它们盟友的日本进行的抗议,虽规模小但在日本持续着。我也要参加其中,成为这抗议的一员。

  《水平线的彼岸》,东京风尘社2005年

  去年岁末(2010),我带着女儿,站在了海鸥广场。

  一位白发蓬乱的桧森孝雄的昔日战友,声音哽咽地给我们讲解,指点着烧身抗议的位置和细节。确定位置的地标,是一棵从香川县移植的橄榄树。

  原来,桧森孝雄就背靠着这株树,如依偎着他献身的巴勒斯坦。在东京湾吹来的夜风中,他的战友告诉我,遗体烧成了焦炭,但只有前胸一小块皮肤未烧。后来在检察遗体时人们才发现:桧森孝雄是把一面巴勒斯坦国旗贴肉缠在身上以后、才来到海鸥广场的。那一天他扑倒后,只有胸前的一块皮肤和旗子碎片一起留了下来,如留下了一个尚未解读的日本精神,以及他以命相谏的-日本的方向。

  我以为,那也是中国的方向。

  

  B

  

  明治的时代,孕育了诸多日本的「志士」。值得重新俯瞰他们思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主导了那以后日本的走向,甚至以变种的形式,潜在地影响着今日中国。

  如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因思想激进触犯法度而被捕,囚禁中写下启蒙的《狱是帐》。但是他的发愤之作,却一面教导对俄美列强的恭敬、一面宣言对中朝邻国的野蛮:

  既与鲁西亚或亚墨利加一旦缔约,决不可因我破约而失信于戎狄……滋养国力,使易攻取之鲜满支那顺从……得失之壑乃至土地,可就鲜满夺以填偿之。

  影响更大的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福泽谕吉思想的核心要义,就是成为帝国并实现殖民主义、吞噬弱小亚洲的「穷亲戚」。

  为今日谋……不可犹豫于邻邦……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其与支那朝鲜交际之法……径以西洋人待此之风予以处理可也。

  脱亚入欧,成了一个古怪的谜谶。日本至今对它再三吟味而不得结论。但是中国朝鲜却一直催促逼迫,警告它只要不放弃脱亚入欧的方向,就得不到亚洲的信任,就永远都是「加快复活军国主义和狼子野心不死。」

  也许今日的中国,正朝着明治日本的老路举步。今日重提阿拉伯赤军孙大圣,只缘脱亚入欧的妖雾又重来。

  批判只有在矛头敢于对准自己时才称得起批判-如我们对待日本,解剖的手术刀必须对准大中华的天朝帝国思想。已经应该指出:在今日的中国,至少在一个个精英的圈子,他们的忧国宏论之中,游走着、甚至疯狂泛滥着一丝与脱亚入欧的明治日本相似的声音腔调。

  在今日繁衍的精英里,在天下己任的「士」中,方兴未艾的大国主义和对亚洲弱小民族的歧视,正如一种致命的癌,于无声处,悄无声息,向着中华天朝的眼、目、耳、鼻、骨骼、髓液乃至心眼大脑-危险地传染。

  举例则纸短角多,若一言以蔽之,必须说:

  如何对待亚洲「还没富起来」的弱小国家,如何对待自己地盘之内「非我族类」的人民-才是中国人特别精英们在大搞南水北调、重画省区、低碳环保、亚丁护航、海岛争端等大功伟业之前,先要从零学起的头等大事。

  黄晓京书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也许是关于天下国家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分析。他说:「天下国家观,也有人称之为文明国家观,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这也许是亚洲的文化革命的历史含意。」

  这一思路源自顾炎武的思想。顾炎武预言般地、最早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这简直是一篇摒除狭隘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宣言!但是,既然远见卓识被放逐于书卷而不得实施,时至如今就变做了不祥的谶语。恐怕,「亚洲的文化革命」到了它以一出汹汹的历史活剧上演之际,伴随着的,也许将是恐怖的流血,与无边的遗恨。

  

  C

  

  我在日本时,也曾度过与黄晓京近似的艰难时光。后来在写作关于日本的随想录《敬重与惜别》时,又直接与他深谈,得到过许多的教益。他编纂的明治初期汉诗,出自众多的日本精英与思想家之手,虽然中国人读着会觉得太乏诗味甚至忍不住捧腹大笑-但字里行间描画的,确实乃是骄狂活跃在那个时代的、脱亚入欧的野心。

  -如同某种形式和思想的对立,阿拉伯赤军的成员留下的,不是汉诗而是地道的日本和歌。

  如重信房子在狱中出版的短歌集《把茉莉插在枪口》。其中满满记下的,是他们青春作伴的斗争剪影、以及一股徘徊于短歌行间的、献身被剥夺与被压迫的亚洲人民的忠诚。然而,最为令人震惊也最发人深省的,乃是如下一首短歌。

  パレスチナわがまほろばの崩れゆく空のみ高しジェニンの町よ

  (巴勒斯坦,我的美之家园,正坍塌崩溃,唯天穹高高,杰宁的街镇哟)

  抄录日文原作并把粗浅的释意写在括号里,不仅为了让大方之家能依据原文审断,也因为我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译法。一首排列假名的短歌,不仅难在格式的生疏、不仅难求语词的对应;最使我感觉困难的,是对于其中一个含义重大的古语-まほろば的解释、强调、和意味的传达。

  まほろば一词,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大和」的同义词来接近,但又不能译它为「大和」。它有「理想国、和平乡、净土、可望不可及的美好家园」等寓意。它属于日本的私密,并不能与人分享。唯作者能发奇想,把巴勒斯坦比做自己一个日本人心中的まほろば-此一笔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即便在整部日本史上也前所未闻,其价值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过高。

  是的,成为日本的狭隘爱国主义象征的大和理想乡,已被置换为巴勒斯坦、置换为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他者,包括亚洲。在我们毫无察觉之际,日本的先驱者,早已朝着「亚洲」这一方向,迈出了他们的步伐。

  问题留给了中国。

  对于我们的国人而言,这样的问题存在吗?

  所以我想说——

  与那些躲在帝国主义裤裆里高喊民主的斗士不同,更与孪生于西方价值粪便里作艺术态的诗人两样;面对日本,我们并不想彼此确认民族主义。我们想做的是-把桧森孝雄、冈本公三等英雄的名字刻在满是遗恨的胸中,怀着对烈士的追悼之意,一同探求新的亚细亚主义、以及真正的英特那雄纳尔、即国际主义的道路。

  

  ——谨为赘序。

  

  张承志

  

  2011年1月10日,北京

  2011年2月16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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