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黄益平:中国改革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8 次 更新时间:2013-05-28 22: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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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中国改革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社科文献大讲堂2013第二讲

  时间:2013年5月23日晚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101会议室

  

  主持人杨群: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了蔡昉所长,第一次走进了大学校园,而且是知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我们感觉非常荣幸,我是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总编辑杨群,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蔡昉先生为大家介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他的研究思想,另外请到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黄益平教授作为嘉宾,与蔡昉先生一起碰撞思想,交流学术,希望他们的交流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下面有请蔡昉先生来给大家做讲演!

  (掌声)

  

  蔡昉:谢谢!今天和我一起来的黄益平教授和我都是人大的校友,所以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交流。我介绍的主要分为三段:

  第一,中国有没有中等收入陷阱,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做个简单介绍。

  第二,黄益平教授会提问题,做评论。

  第三,大家提问题。

  学理上,做经济学研究能不能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有针对性的问题来提出,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当然,不用说也是要尝试回答的就是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非常简单地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非常粗略的是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这三个阶段不太严谨的是和三个经济理论相关:

  1、马尔萨斯假设人口增长要远远开于生产的增长,任何时候只要你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人口一定就要把它吃光,一直到食品不够,人口减少。因此,长期陷入贫困陷阱之中,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直到工业革命之前,几千年时间,人类社会无论在什么地方,哪个年代都是生存水平,就是仅活着而已,很多时候还无法为生。

  2、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大分流,欧洲国家实现了工业革命,有些国家仍然处于贫困陷阱之中,至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逐渐摆脱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就是第二个阶段--刘易斯阶段,也是和刘易斯理论相关的,因为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看作二元社会,一头是农业经济,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经济能不能得到发展取决于工业发展,能不能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把剩余劳动力吸纳干净,如果真正吸纳到需要涨工资才能找到劳动力的时候,经济就进入到转折点,面临着向高收入发展阶段的过渡。

  3、高收入发展阶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所定义的新古典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增长过程中速度不会很快,因为每走一步都需要生产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和创新,因此不是很快,但是个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果说人类经济增长就是这三个大过程,因此我们可以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进入可持续增长的二元经济时代,你需要有必要的条件才能实现这种跨越。

  一般过去华人经济学家说这个起飞条件需要资本积累达到10%-15%的比例才有可能逐渐地快于这个阶段。当二元经济结构时期结束时,你要想向高收入阶段,新古典经济迈进仍然需要惊险的跳跃,那时候你劳动力的投入、资本投入和人口红利不管用,必须靠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这是非常艰难的,因此,这一跳比从贫困陷阱跳到中等收入更难,因此,理论上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实现不了这个跳跃就会在这个陷阱之中。当然,我们经验上还可以看到很多。

  总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胡永泰教授每次讨论这个问题时总要说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管它的含义是什么,我是想人们可能会想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能各有各自的原因,一定是有这个原因的,我们仍然想尝试着找到共性的东西,我把它归纳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需要四部曲,也是四个步骤,四个步骤走完了你一定是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分别是经济增长正常减速,如果应对不当,减速就变成了经济增长的停滞,经济增长停滞以后就会出现社会问题,政策进一步被俘获,结果你的体制就很难改,积重难返,这样就变成了恶心循环。

  第一步:增长减速。

  简单的经验看,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国家到了一定阶段通常会减速,占相当大比重都会减速。有人说可能会低一些,比如人均7000美元,有人说可能是人均17000美元的时候,都是按购买力评价算,到这个水平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按他们说法,这时候经济增长会减速了。经济减速不一定你犯错误,但你成长到这个阶段,自然就不会像小孩一样一年长好几公分,但长到23岁会窜一窜,归根到底23岁以后不会长个的。这是一个规律现象。

  中国的规律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呢?过去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靠什么,通常人们说制度条件是靠改革开放创造的,在这个制度条件具备了,我们改革开放消除过去的体制弊端,这时候保持你实现经济增长,但为什么能实现长达三十年10%的经济增长,高于其他国家呢?一定还有其他的经济增长因素,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

  简单看,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也就是说15-59岁人口一直在增长,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因为我们生育率在下降过程中,其他依赖型人口增长就慢了,因此,计算人口抚养比,依赖型15岁以前的,60岁以后的放在分子上,15-59岁放到分母上,人口抚养比是下降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经济负担很轻,经济剩余可以得到积累,也有利于实现资本积累和投入。因此,它为我们创造了好的经济增长要素条件。

  如果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接近于10%的GDP增长速度做一分解,贡献最大的大概70%是资本的积累,看起来是物资的资本积累,但和人口也是有关系的。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它为你提供了积累的机会,你的储蓄率就可以很高。你可以有资本来源。当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不断投入资本就不会遇到报酬递减的现象,如果劳动力是短缺,不变的,一种要素不变,生产力要素配合进行生产的,如果一种生产要素是固定的,你不断地投入其他的要素,这个投入的回报率是要下降的,但劳动力无限供给,你只要有积累就可以投入物资资本,资本报酬是比较高的,所以它支撑我们靠资本投入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可能性。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有贡献是人口红利;人力资本、劳动素质、受教育程度是人口红利;抚养比也是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再分解,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到生产率高的部分,可以实现重新资源配置的一部分,也和人口红利因素相关的。技术进步也许不是特别直接相关的,这样整个经济增长几乎全和人口因素相关。如果人口因素、人口趋势、方向变了,那么整个经济增长,过去就会发生逆转。

  过去确实发生了逆转,2010年我们做了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人口已经增长到它的峰值,2010年之后劳动力的基础是负增长,第一年负增长减了一点点我们没有注意;第二年一下减了345万,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记者会上公布了这个结果,和这个相应的就是人口抚养比,过去一直在下降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所以,劳动人口年龄从正到负,人口抚养比是从负到正,是根本性、决定性的转折。因此,人口红利严格来说开始消失。

  因此,由人口红利助推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必然相应地降下来。由此,我们推算潜在增长力,生产要素、生产力提高所能支撑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会有下降,影响到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回报率、资本投入效率,也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十一五”上一个五年时期潜在增长率大概10.5%,实际增长率也是两位数,“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长降到7.2%,按这样的速度,到“十三五”的时候就到6.1%了,这样巨大的人口红利消失点决定了这点潜在增长率一下就降了下来,尽管国家比较中,7%、6%还算比较好的增长速度。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人口红利是特定阶段助推经济增长优越的条件,并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因此到了这个发展阶段转向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也是很自然的过程。

  第二步:经济停滞。

  要接近第二步就更接近与中等收入陷阱。第二步是把自然的经济减速变成经济停滞,在这个时候一定会一种错误和犯一系列错误之后,把自然的经济减速变成经济停滞。

  1、一个错误,不能正确判断经济发展阶段,到了特定转折时期,你不承认这个时期,不承认也没关系,这只是争论而已,如果做的事儿没有和转折点对应起来,所需要你实现政策表示,如果你不能判断正确的经济形势可能会出台错误的刺激经济的办法,这些都有可能会使你犯错误。

  分析整个经济形势来判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是7.8%,今年第一个季度是7.7%,很多人就很难接受,经济学家就会建议,我们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要找到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比如城镇化,但这个城镇化讲的核心不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而是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土地扩张,城市面积扩张,也就是说带动投资,拉动经济,包括有人说开发中西部,也着眼于大规模拉动投资。

  这些因素本来是一些短期拉动需求的因素,但潜在增长率相当于一个人的运动能力,人类局限是个大局限,我个人的身体素质是具体的局限,这是供给能力和潜在增长力一定要用需求的办法拉动我的运动成绩那是脱离了潜在增长力,比如用国家级的行政命令,用社会广大网民的期待,用广告商的诱惑非要我运动成绩超过潜在增长率,最后可能就会受伤害,所以我们要把供给方的因素和需求方的因素区分开来。我们有强供给,2010年之前中国增长率很高的时代,之后潜在增长力下来了,我们叫弱供给。

  强需求是有很强的需求拉动因素,我们叫“三驾马车”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外需,过去很多年我们也很强劲,在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复苏乏力,有迅速地把我们的外需变成负的,会把我们的需求变弱。强供给、弱供给、强需求、弱需求结合起来可能会产生四种组合,就是四种宏观经济情景。

  情景一:强供给和强需求,潜在增长率很高,也有足够的需求相对应。2010年之前绝大多数年份,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人口红利可以实现很高的潜在增长率,收入不断提高,有消费需求,有大规模建设,有投资需求,那时候我们加入WTO前后也充分开拓了国际市场,因此2010年之前的大多数年份我们就处于强强结合上。

  情景二:我有强供给,潜在增长率很高,但在很多年份中也会出现短期需求的扰动,它对你产生冲击,比如有几个特定时期需求不足,所以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比较典型的是2009年金融危机,一下子外需没有了,国外的订货全都没有了,因此就出现了实际经济增长速率低于潜在增长率,通常在这几个情况下都会出现失业现象,生产要素是不能充分就业的。

  情景三:潜在增长率降下来了,弱供给,需求也弱,这种情景是去年偶然撞到一起了,因为我们潜在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之前的高水平降到了低水平,同时去年外需是冲击最大的一年,最后的结果,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测算去年是7.5%,正好和中央定的预期目标一致。最后实际增长率实现了7.8%,几乎接近,所以去年很好,经济平衡性进一步增强,没有周期性失业现象,城镇登记失业率4.1%,和往年一样,超额完成了预计全年新增就业目标,工资还在继续上涨,农民工工资在上涨,最低工资标准有23个省份都提高了,平均提高水平14%。这也是很好的情景。

  情景四:弱供给,潜在增长率降下来,强需求从哪儿来呢?2010年之后,潜在增长率先降到“十二五”时期7.2%,“十三五”时期6.1%,这是自然现象,但我们不想下降,给决策者出主意说我们还有这样那样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我们就用拉动需求的方式,决策者如何听从了这个建议会发现,现在的就业手段驾轻就熟,产业政策可以进行,可以振兴这个产业,振兴那个产业,区域政策也可以做,可以大规模向中西部投资,2009年还有个经验,推出四万亿计划,政策的如果真的做到了9%,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和潜在逻辑脱节了,潜在是6.7%,而我们还要达到9%的增长速度,也就超过了刘翔的实际运动能力,“受伤”就是必然的。它造成的就是通货膨胀,泡沫经济,产能过剩,生产要素扭曲,保护落后等等。

  日本是误判经济的一个经典,虽然我不是研究日本经济的。日本人口抚养比下降就有人口红利,它实现了9.2%的增长速度;人口抚养比降到了最低点,但不像中国马上上来,而是持续在低点上若干年,因此它的增长速度也降到了3.8%。1990年之后人口红利没有了,抚养比迅速上升,人口红利消失了,他可能认为日本就是需求不足的问题,因为过去有劳动力便宜的密集型产品,有国际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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