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 :为政治寻找理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1 次 更新时间:2005-04-05 19: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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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 (进入专栏)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的中文译本问世,基于两个理由,我们应该重视与推介。第一,这是一本极为出众的著作,问题意识精准明晰,论证结构紧密犀利,也涵盖了丰富又扎实的内容,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全局发展提供了准确深入的介绍,值得一切对政治和哲学思考有兴趣的人细读。第二,政治哲学本身的发展,关系到政治究竟能不能成为一种有理性可言的活动,值得社会上具有实践意识的公民们积极涉猎,本书堪称是他们最得力的入门津梁。

  

  一、政治哲学的兴衰

  

  在今天,读者会对政治哲学这个学术领域感到兴趣,不能说是意外。这个时代,政治势力所掌握的动员能力和资源,以及支配社会各个领域、各种活动的压倒性优势,堪称睥睨古今,或许只有当年兴建金字塔的政教权威稍能望其项背。可是今天的政治权威,在一个致命的方面,又享受不到旧日政教权威的安逸:它已经无法藉助一套具有绝对威信的宇宙观∕价值观君临整个社会,巩固自己的正当性。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政治权力的需索与控制无所不在,即使无意过问政治的人也无所逋逃,另一方面,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所仰仗的原则与价值观却又捉襟见肘,不仅无法获得普遍的认同,甚至于必须不时面对诘疑与挑战。既然政治已经成为众人的身边事,而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根据又众说纷纭,那么大家会开始注意政治哲学,希望透过哲学的探讨,找到妥当的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毋乃是很自然、正常的事。

  

  这个情况,充分反映在学术浪潮的起伏演变上。在当前学术界,政治哲学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学术领域,西方世界固然如此,在台湾乃至于中国大陆,它也开始有所发展和成长。本书作者在书中〈第二版序〉里,惊叹英语政治哲学界新创期刊的蓬勃景象,可以为一佐证。即使在台湾,近年也正有学者与民间出版机构合作,开中文世界之先河 ,自行创办了《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这份学术期刊,足以窥见这个学门的生气。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1950、1960年代,政治哲学在西方曾经途穷路尽,甚至有人担心它业已死亡。而在中文世界,「政治哲学」原本是无声无息、乏人问津的一个学门;它成为研究主题、进入大学课堂、甚至借着著作或者翻译的形式进入书市,也不过是近十年才发生的新鲜事。

  

  众所周知,政治哲学在西方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盛名固不待言,单就近代而论,十七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十八世纪的卢梭、康德,十九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约翰·密尔,都曾经撰述经典著作,共同界定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面貌,进而引导、影响西方(以及东方)历史的进程与方向。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个曾经有过如此显赫成就的领域,一时却显得虚脱羸弱无精打采,原因何在呢?

  

  化繁为简地说,二十世纪的政治社会生活里,有两个特有趋势,对政治哲学的萧条要负一些责任。第一方面,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国家化、政权化之后,在极权国家成为官方教条、在民主社会成为垄断性的舆论主流、甚至成为热战冷战的焦点,支配力量和僵化效果均为前所未见。思想一元化的趋势一旦成形,针对政治原则和政治价值要作批判与评比,也就不再可能,政治哲学当然无所施展。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声望与势力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膨胀,逐渐构成公私领域「治术」的一环,于是循因果、结构与功能角度(甚至以统计的相关为已足)说明社会政治现象蔚为风气,取代了规范性与评价性的取径。进一步,从社会科学的「科学主义」角度来看,由于评价之举似乎总是陷身在主观、相对的泥沼中,而科学则可以得到客观、确定的结论,甚至产生明确的政策以资治理社会(委婉的说法谓之「服务社会」),那么关于制度安排、政策选择的思考与决定,当然也不容政治哲学置喙。

  

  论者有谓,一直要到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1971/1999)一书出版,二十世纪西方才产生了一本足以与上述思想家并列的经典著作;在本书中,作者也视罗尔斯这卷巨著为当代政治哲学一切争论的原点(gr·und zer·)。表面看来或许属于巧合,但是1970年代初期,正好也是西方社会开始检讨冷战局面、批判既有学术格局与社经文化体制的高潮。闸门一旦打开,老旧意识形态的僵峙逐渐松动、各种社会议题逐渐暴露、弱势群体开始发出声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一反先前弥漫的同质化与自满姿态,进入了一个以质疑、对抗、解放为主调的多元时代。罗尔斯的著作能够赢得规模惊人的回响与瞩目,就时代精神而言,应该不是偶然。

  

  在台湾,政治哲学能够萌芽,也受惠于类似的历史转折。在党国主宰社会的年代,台湾虽然有一些零星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过并没有所谓的政治哲学探讨。异议的声音诚然依稀可闻,但是要对政治原则与价值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就那种封闭的环境来说,显然太过奢侈。一直要到1990年代,到了解严之后,台湾社会面临政局的动荡、体制的紊乱、权力斗争的激烈、尤其是族群与身分的挣扎撕斗,在一片喧嚣声中,政治哲学才开始有存身的可能。可以想象,随着政治经验的累积,随着政治课题从简单粗暴的敌我斗争,被迫转向复杂细致的合作共存,台湾社会对于政治的理解和期待,必须相应地有所调整。这个局面里,政治哲学将不得不承担更积极的角色。

  

  如果是这样,我们对政治哲学的思考角度和论证途径,就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一本杰出的教科书

  

  过去三十年间,英语政治哲学以罗尔斯《正义论》为基础,在西方学界发展与茁壮,进而引领、灌溉社会上的公共讨论,构成一段深刻、丰富的哲学故事。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立志讲述这个故事,于1990年出版本书的第一版,甚受好评。如今第二版大幅度地扩张了章节篇幅,并且由刘莘先生译成中文,有兴趣的读者总算找到了一位可靠的导游。这本《当代政治哲学》自称教科书,可是我们要知道,它是一本很特出的「教科书」。它的学术水平、以及可望提供给读者的助益,都超过了我们平常对于教科书的期望,即使浸淫已久的教师和学者也可以受惠。确实,书肆中不难找到类似的导论书籍,不过恐怕没有哪一本书像本书一般,深入地呈现当代政治哲学的活力、复杂与广阔,同时又生动地反映了学院政治哲学与历史、社会现实结合的趋向。

  

  一般而言,教科书旨在引导初学者进入一个领域,总会力求系统与客观地报导现状,结果往往变成静态地展示一幅解剖图,五脏俱全、罗列有序,独独不见了其间生机运作的搏动。打开本书目录,作者将当代主要学派分章陆续交代,似乎正好落入一般教科书的这种窠臼。可是如作者所言,他认为当代政治哲学的学派虽多,却都在处理几个共通的问题、面对同样的现实,从而也就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意识贯穿其间。问题与环境既然共通,各个学派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也就格外频繁紧张。本书章节的推进,其实可以看作一系列接续不断的辩证攻错,对于该一根本问题应该如何陈述、理解、以及处理展开论争。这种绵密起伏的争论状况,确实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实况。本书有意识地去反映这种实况,是它的第一个优点。

  

  其次,教科书为了保持客观,往往不愿意对于所介绍的各家说法表示太多的臧否意见。就政治哲学而言,这个态度容易坐实了一个流行的误解,就是认为政治思考纯粹是立场的表达,而政治立场本质上属于主观意见,只有是否同意其结论的问题,至于论证本身的周全与对错,并不是需要深究的。等而下之的教科书,遂不免充斥着条列「某主义∕某思想家主张…………」的陈套,仿佛各家主张都一样妥当,结果学说取代了思考,原则沦为牙慧口号。但是本书不然。在书中,作者不吝针对各家说法进行严密的分解,检讨其间的疏忽与矛盾,追究论证的一贯与完整。换言之,这是一本以哲学「实作」的方式介绍政治哲学的教科书,读者不仅可以认识「学说」,更可以目睹学说背后的思考运作与批判门径。作者本人在当代政治哲学界便是一位场子上的人物,立场明确(即所谓「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在几个题目上也卓有建树。由他来着手品评当代各家的长短得失,无妨看作示范演练,不时可以见到精彩之论。

  

  第三,本书还充分反映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一大特色,即理论与现实的密切关连。政治哲学本质上必须就着时代、社会的是非议题──并且通常涉及大是大非──发言,自古即无例外。因此,虽然当代一般哲学的学院化、抽离化趋势不时遭人诟病,不过,就政治哲学而言,即使它想隐遁到最客观、最抽离的概念分析,也无法摆脱介入争议与表达态度的宿命。过去三十年间,在东、西方社会,都有许多潜伏已久、或者新近生成的议题挑起了公共议论,令政治哲学受到深刻的冲击与启发,相应也有独特的回应与反省。可以说,学院政治哲学与社会现实议题的相互渗透,目前正处于高峰,并且不可能退潮。本书作者本人在这个环境里成长,他的学术工作与学术关怀,也在这个氛围里成形,所以他所叙述的故事,基本上可以看作政治哲学这个学门,对于西方几十年来重大社会政治争议的回应。读者会注意到,书中对每一套政治理论的探讨,都以该理论的「政治」──即政治意义与可能促成的政策──结尾,是教科书中很罕见的写法,适足以彰显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

  

  当代政治哲学的这种实践取向,是它一项值得特别注意的特色。这项特色提醒我们,关于社会与政治的思考,原本就有其由价值意识引导的实践一面,政治哲学的本质如此,它在当代文化环境里的发达与困局也系于此。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稍作反省。

  

  三、政治哲学是甚么?

  

  哲学所关心的,可以总结为「我应该相信甚么」和「我应该做甚么」这两大类分别涉及认知与实践的问题。不过,面对这些问题,哲学的主要责任倒不在于提供实质、具体的答案,告诉我们去信任这种或者那种知识(例如应该相信感官知觉、还是理性推论),或者去根据这种原则或者那种原则行动(例如应该追求最有利的后果、抑或不必理会结果而是严格遵循规则),而是追问:一种有关知识性质或者行动原则的主张,因为甚么理由才是「对」的或者「好」的,是应该相信或者遵从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乃是一种后设性兼评价性的思考:面对一个问题,与其说哲学要提供实质的正确答案,不如说它更关心这个答案为甚么是「正确」的、是应该认可的、是讲理的人所不得不接受的。

  

  哲学接连上政治,管道即在此。在政治领域,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求对各种现实的(或者理想中的)体制、政策进行排比评价,做出好、坏、对、错的分辨。即使最功利现实、最讲求机巧策略的政治人物,只要他还需要为自己的作为找理由(所谓找理由,当然就是认定所找到的理由是「对∕好」的),就不得不介入这种涉及比较与评价的思考。评价当然需要标准,标准就是各种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可是这些原则与价值为甚么是对的?是大家应该接受的?是政治制度与政策之所以成为「正当」的好理由?这些考量,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不仅界定了这个核心议题,处理这个议题的方式也有其独特处。一般而言,古典政治哲学预设了人的生命有一个应然性的目的状态,或者来自本性(自然)、或者来自某种超越的旨意(天、神),代表一种终极的理想目标,人的完成(perfecti·n)在焉。政治生活在人生里有其位置,正是因为政治生活跟达成该一目标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在这样的思考架构里,政治体制、政治价值的正当性,可以由政治生活与该一目标的关连导出。古典政治哲学的任务,即在于发现这种关连、进行这种推导。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奥古斯丁的哲学和政治观点虽然迥异,却都体现了这个思考架构。简单地说,这是一种用「目的」来检讨政治体制与政治价值的思考架构。目的论式的思考要有说服力,当然取决于它所标举的目的状态能不能取信于人、是不是算是对的。而目的状态的说服力,又取决于有关人的天性或者超越的旨意的说法,能不能取得说服力。不过,目的论的实践性格,是很明白的:以它为典范的政治哲学,始终关切着政治与人生的价值关系。

  

  到了近代,这套思考方式逐渐丧失力量。近代人不再用目的论的角度去思考政治问题,因为近代人不再敢预设一个明确、客观、完美的目的状态,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可以直接回答政治领域里的评价问题。奠定近代政治哲学基础的霍布斯,一口断言没有所谓的终极目的或者最高善可言,人的幸福不过在于欲望的不断满足。而欲望所指,自是由个人自行判断的。我们不必接受霍布斯的极端说法,不过到了今天,事实上人类已经没有理知资源,去主张一套完美的目的状态;人类在利益、理想、与认知上的多元化,事实上也已经无可挽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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