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108岁放谈中国和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6 次 更新时间:2013-04-25 23: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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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盘算着,进入2013 年,周老有光先生就是茶寿之年了。一元复始之际,登门拜望。周老坐在斗室书房里,背后是书,左手处暖气片和窗台堆着书,面前小桌上还是书。右手边,书橱延伸到门口,接着是书架,挨到门框,都是满载。

  话题从读书开始。

  

  晚年主要读历史和文化

  

  周老说:再过几天,阳历1 月13 日,我就一百零八岁了。这个岁数上,我每天时间用得最多的事情,还是读书。

  我是八十五岁以后离开办公室的。从那时候起,就停止了专门研究,不大读专业书了。这二十多年里,主要读历史、文化,关心的是国家、世界。

  我看的书很多,很杂。既看新书,也看古书。古人思想很高明,书也写得好。了不起。比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了不起!现在往往强迫大家去相信一种理论,不知也要装着知道,这不科学。外来教条本来不合国情,却强行灌输,只能激起人们反感。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如果科学,如果先进,自然能得人心,还用去强迫吗?过去我们熟悉的所谓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和形态分出了五个阶段,根据阶段论预言社会发展结果。那是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一定会按照那样预言的样子发展。但是现在实践证明,那样的预言失败了。苏联撑了七十年,最后垮台了,事实摆着,能说明很多问题。

  我们不是曾经很熟悉那样的预言吗——社会生产越发展,工人阶级就会越壮大,还会联合起来,直到夺取全世界。他没有想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来,整个世界变了。现代产业一大特点,是自动化生产线,不需要很多工人了。全自动生产线上,连一个人都不需要了。工人阶级也就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慢慢发生变化。敲敲电脑键盘,就把钢铁炼出来了。产业的概念都变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革命等等,也就没有了。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一段历史,而且见证的基本是全过程。这段历史本身就是无字大书,很真实地发生,很值得读。当然书里也有历史,但是有些书里面的历史不真实。

  德国有个《明镜》周刊,大家都知道。这家杂志连载了文章,公开了东德、西德时期的一些档案,说明俄国历史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们不知道真相,俄国人知道。在今天的俄罗斯教材里,过去说的“十月革命”已经改成了“十月政变”。革命是进步的,因为它追求实现民主。政变是反动的,因为它要恢复专制、独裁。

  俄罗斯已经出了一部书,叫《二十世纪俄国史》,把历史真相说了出来,但是还没有翻译出来,据说连英文译本都还没有,所以一般读者还看不到。里面说到了俄国革命是被德国皇帝操纵的,有史料证明。德国特务机构写报告给德国皇帝说,那里发生的被称作“十月革命”之类的事情,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做的。作者用档案来证明发生过这些事情,与过去的说法构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要恢复历史真相。中国读者有一天知道这些,会觉得震惊,是因为过去长期被假历史蒙蔽。

  让人们知道真实历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文化积累和传承的基础。对苏联,我们曾经“一边倒”,受它影响很厉害,损失也很大,很重,我也经历了。比如,它的集权、专制、暴政也影响到了我们国家。它搞冷战,我们也参加进去,形成长期的冷战思维,到现在都还有表现。所以,这种影响表面是政治上的,实质深入到了文化深层,伤到骨子里。十年动乱时期,我们的传统文化统统不要了,现代文化也不要,所以出现了文化荒原的情况。一个文明古国搞到这个样子,到现在反思得也很不够。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苏联历史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对中国知识分子更是重要,不能不读。我读过的苏联历史著作已经有十多种,还作了札记,就是在思考怎样以苏联为借鉴,避免重蹈覆辙。

  

  最近有本书叫《走读周有光》

  

  108 岁的老人了,说话还是中气十足,思想仍然敏捷清晰,不见半点犹疑。

  询问他现在写什么。很多读者都在等着读他的新作,希望了解这位人瑞的思考进度。

  周老拿起桌上一本台湾版新书说:要了解我的情况,最新的书是这一本,叫《走读周有光》,台湾先出的。大陆后来也出了。什么叫走读呢?凡是我走过的地方,作者都会去走一遍,走到实地去看,是一种很特殊的体验。作者能拍照,会画画,文字也好。为了这个走读,他花了三年时间,拍了几百张照片。你看,他还比着张允和的照片给她画了素描像。这个像画得好,很有味道,有点像蒙娜丽莎。

  资中筠来看我,我们聊天。她说她很悲观,因为问题很多,很严重,却看不到前途。她的悲观我当然理解,但我倒是乐观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变,中国会跟着变,即便慢一点,但是不能不变,不变就该被淘汰了。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我是中国公民,也是世界公民。在世界潮流里面,中国如果一直跟不上,最后被淘汰,我还有世界可以寄托希望。有学者研究过,满清政府都搞了三百年,现在执政党也可能再搞上三百年。不是说初级阶段最少一百年吗,加上中级阶段一百年,高级阶段再一百年,正好三百年。但是如果你不顺应世界潮流,不尊重规律,即便繁荣一时,最终还是有衰败的危险。

  现在讲的忧患意识,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清朝康雍乾时代强不强?盛世嘛!怎么强盛的?靠改革、改良嘛。可是最后顽固守旧,故步自封,那就等着淘汰了。不想被淘汰,就要进步。在现代社会讲进步,就是要向民主方向过渡。和平过渡如果不行,那就是暴力革命。总之是要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界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这么变,哪有我们在这里说话聊天?

  中国人要紧的是要跟得上变化。看来一代人不行,要好几代才行。好几代这样的人从哪里来?教育。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实在成问题。按道理说,教育应该帮助人们培养思考能力,我们很多做法反而是压制和破坏他本来有的思考能力,尤其是独立思考能力。我说一个《群言》里的故事。一个从美国回来参加国家建设的学者,把女儿送进大陆的学校读书,接受教育。老师让同学写《卖火柴的小女孩》读后感,他的女儿写了,说安徒生笔下的悲剧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制度中。这个话没有错,和邓小平说过的话是一个意思。甚至从邓小平的原话里就可以直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可是,老师为他女儿的作文画了零分。家长问老师为什么,老师说,就是要教育引导孩子这样想问题,也只能让他们这样去想。不能有违背这样观点的想法。老师的话和做法如此没有道理,这还叫教育吗?最后,这位学者还是让女儿回美国念书去了。我们的教师已经没有了正当的思想能力,会教出来什么样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很晚才离开教育工作,最后是在清华讲课,给香港高级公务员讲中国语言文字。清华来人说,香港来听课的都是博士,大官,高级公务员,需要真正的老先生给他们讲。我讲的东西中,有传统文化,有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有些收进了《朝闻道集》。这本书出版后,火得不得了。经常有大包大包的书拿过来让我签名。这说明老百姓是聪明的,是懂道理的,是知道好坏的。他们平常没有发言权,但是心里清楚。我有个亲戚,入了比利时国籍。回来探亲,从机场到市区,出租车司机一路发牢骚。大概意思是穷人处在社会边缘,没有公平。

  大家都要过好日子,这里真是过不上,就去别的地方找。我的楼上,全家人在澳洲。楼下一家人到了欧洲。都是往外走。我当年在外国银行,待遇很好。后来出来,为国家效力,很艰苦,却乐意。为什么?爱这个国家,抱有希望,心里有动力,愿意出力。美国这么发达,有道理的,每个人都有希望,都有动力。

  

  思考“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聊天时间超过了预期,怕周老累着,表示早点告辞。老人家看着钟表说:不急,我又不累,聊得高兴,再说一会儿。

  既如此,就请他说说现代媒体。周老说:从前我们联系比较多的时候,和现在有很大不同。那个时候还不怎么用手机,手机还没有现在这样先进,普遍。现在手机能做很多事情,也能阅读,但是读起来很不舒服。网络再发达,也有局限性。手里捧一本书,坐着能看,床上躺着也能看。一页一页翻着,很舒服。开始我在网络上看东西,就觉得不舒服。找到想要看的也是先下载,打印到纸上再看。

  一岁一岁不觉得,实际上变化很大。我的变化,别人不大看得见。比如,耳朵不行了,眼睛也瞎了。我是允和去世第二年换的人工晶体,一直不错。每天很多时间用来看书,长时间看也不觉得累。现代科技很厉害,耳朵有助听器,眼睛换的人工晶体效果很好。对面楼上邻居家里的花儿我都看得清楚。但是毕竟老了,记忆力比以前差了,很多事情记不清了。世界变化这么大,个人哪能不变?

  我这窗子外面也变化很大。原来有大树,有树就有鸟儿。那是鸟儿的世界。每天这个时候(下午四五点钟),它们就飞回来了。鸟儿叫得很欢乐,我听着心里也高兴。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确实很好。可是现在没有树了,也没有鸟儿了。这是小变化,又是大变化。自然生态变化了。

  人文世界也有大变化。世界上本来有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多时候有四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剩下了三个。朝鲜、古巴和中国。古巴和朝鲜都穷得不得了,贫困,落后。从四十多个减少到三个,事实证明,这条路很难走通。以我的经历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

  五个历史时期里,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现在说大师,都是那时候出来的。你可以一个一个查查,都是。这是事实,清楚得很,不用辩论。国家走哪条路,世界范围内试验,结果也出来了。也是清楚得很,用不着辩论。我们中国最终能不能走通,现在下结论还早,需要更长些的历史实践来检验。所以邓小平主张不争论,让实践说话。苏联垮台前搞社会主义的历史,比我们建国以来到现在的时间还长些,最后还是不行,走不通。道理其实很简单,违背规律了。

  最近我的儿子到欧洲旅游,经过了许多国家。到了过去苏联管理的国家,那里的旅游过程简直成了反苏宣传。老百姓对苏联恨透了。苏联现在没有了,回到了过去的俄罗斯。看来有些东西是要回去的,因为回去才符合老百姓的愿望。我们也有东西要回去,比如传统文化。孔孟之道是好的,几千年过来,思想和社会那么稳定,有道理的。它能为封建专制服务,也能为现代社会服务。我最近写了《儒学的现代化》,美国已经翻译发表了。我们不能丢了自己的好东西,那是真正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于现在很多大学里搞的所谓国学,不是本来的意思,是表面热闹。孔孟之道里面的基本道理是符合本性、尊重人性的。可是过去把孔孟之道统统打翻,现在要真正恢复,还缺少社会心理土壤,得慢慢来。

  美国朋友问我:连我们都为你们着急,你们自己为什么不着急?我说:你们才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已经是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上的病,不是一天形成,也不是一天能治好。孟子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现在虽然很多人没有了是非之心,但是还有些知识分子知道是非,只是不敢说出来,敢怒不敢言。中国经济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下一步,政治也要随着改变,适应文化发展要求。何方是张闻天的首席秘书,曾经真诚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转了一个大圈子,碰了不少钉子,后来发现不是当年想象的那样。现在他头脑很清楚,知道这一套需要改革。他在努力把自己的反省和思想传出去。党内有这样的人,还是有希望。碰了钉子,就会引发思考。自然规律是进化的,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进化,就淘汰。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就像一个大运动会,有的跑在前边,有的落后。很正常。我们也曾长期领先,只是现在落后了。知耻近乎勇。只要是往前跑,方向对,早晚能跑到地方。中国会进步的,慢点罢了。只是心里要明白,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是要文化更新。

  对周老说再见时,话题回到读书。他的桌上放着一张纸,一支笔,意思是必要时用笔交谈,却一直没有用。临别,在纸上写:“您手边有没有《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弯曲的脊梁》两本书?”周老看了,说没有。即约定,生日当天一定会送上。下次听他谈这两本书。

  

  来源: 《中国民商》2013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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