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欧的角度出发去评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从自己的阵营出发去作出评论，这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样，怀着一种好为人师的感情，认为自己实际上完全了解（甚至毫无疑问地了解）政治体系——民主，所以按照自己的标准给其他国家毋庸置疑地评判打分。[1]首先是成绩最好的，其他的则被列入落后的行列，使用一些惯用的评语，通常以类似学院的风格严格地标明退步或进步：“还可以做得更好”，“努力不够”，“最近有所松懈”等等。
这种做法甚至在20世纪末获得了最高度的发展，即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该书引起了大量的争论。作者由此蜚声在外，我们发现他本人也在若干年后成为了国际争论的话题。福山认为：“在过去几年里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它不仅战胜了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而且在最近还战胜了敌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推断：“历史终结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将成为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对于那些逐字逐句甚至缺乏教养地中伤《历史的终结》主题的人，他补充道：“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换言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2]
与之在意识形态方面相协调的是，1989年夏天，这本著作传播开来时，中国还仅仅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十分缺乏理论的指导。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开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当然，自由主义的宣扬者可以同时自我安慰，欢迎中国回归或是迎接迟到的“市场经济”，而顺便忽视了它实行社会主义并毫不犹疑地把中国归类到资本主义行列。不管怎样，《历史的终结》预言的政体上的同一迟迟未能出现。[3]
中国因此长久地被同时定义为渐进的“资本主义”和仍旧古老的“专制独裁”：这个新生被打上中等分数和差分。这种定义在我们的世界里被广泛地认可，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左翼人士，他们借此表现得更为严厉，甚至惩罚中国，将分数降到更差。
在这里，我们毫不避讳地反对这些老师和他们的这种双重意识形态标准的评估。这首先是因为认识的发展。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政体，尤其是民主的认识在加深，我们不以既定的模式（更不是帝国主义所鼓吹和追求的合法的政治和军事干涉）去衡量评判，而是同中国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对话，向它提问，来学习和增加认识。当然，学习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但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其他国家。不从过去固定的方案出发给发展中的中国定性，而是从变化或稳定的当代现实出发，力图得出一个可能的共同前景：和平、相互尊重、政治自由和社会公正的世界。
实际上，中国道路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它已被证实的差异性，这是西方无法复制的，还在于它是全球积累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成果集中的初步体现，丰富多样，没有模式，既非空想亦非现实。
一、保守主义还是坚定不移？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而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这预料到了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失望。正因此，我们这些西方人才对现今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切规划、改进、进步和其他修正感兴趣，它是我们的反命题吗？唯一重要的是要知道：中国将在什么时候结束它的政治体制，回归我们的阵营，在何时让西方强国们重新宣示“权利”？
每次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都保留让《历史的终结》的信徒们恼火和厌烦的仪式。比如十八大报告开篇即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国外观察家们被迫去听其他一些话语，其中很多已经在世界其他地方被遗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民主集中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更不要说那些装饰了（红旗、镰刀和锤子、红星）。
这些共产主义标志多得让人吃不消，以至于《世界报》记者急切地捕捉新任总书记在他简短的讲话中“没有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提科学发展观……另外的创新是，他使用了‘同事’而不是‘同志’”[4]。但是讲话的法文翻译版本还是使用了同志和社会主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记者的主观愿望而不是现实。
但是每个人也可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历史方面更加独特的有中国共产党过去30年特色的表述。这些表述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
二、谦虚谨慎还是安定的力量？
即使中国人表现出对西方模式的抗拒，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出相反的结论，换句话说就是确信已经形成了相反模式。中国丝毫没有打算输出政治模式，更不想要军事上的输出。这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疑惑和软弱。但最起码这种谦虚谨慎和对其他国家的尊重值得借鉴学习。
抛开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一些欠发达国家的经历对此做出了证明：需要力量和勇气来与众不同，不管怎样，不要向《历史的终结》宣扬的主导模式屈服。否则的话，炸弹、政变、炮火声将蔓延开来，节节逼近（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等就是如此）。
但中国的崛起与它显而易见的和平安定不无联系。它新近不断增长的强大引起了怀疑但同样获得了尊敬。这个古老而骄傲的文明国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依靠自己构建了它的力量。另外，当中国渐渐准备好做世界老大[5]，背靠许多与帝国主义有不同程度争执的地区强国，再加上它领导世界的抱负，可以理解，这种对信仰的坚定不移也是因为“安定的力量”。安定不是天真。中国的军费开支和美国相比微不足道，但美国却为此焦虑，甚至怀疑它被低估了。在21世纪初期，面对霸权主义，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感到是安全的。
除了军事力量的关系——这一点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同意——中国的成功得益于30年来稳定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建立在表面的墨守成规上，另一方面建立在充分规划好的决心上，决心走一条深刻变革的道路，步调独特，开拓一种前无古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根据以往的经验，一砖一石地铺路。
中国体制已经由历史证明了其合法性，走自己的道路，并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这给中国带来了自豪感。但其他体制（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体）中的某些因素也产生了影响并且引出了下面这个有复杂涵义的问题：在这些社会、政治尤其是民主价值中，有没有什么普适的东西？
三、经济和社会发展
所以有必要探索一切而且不能忽视现存或已经消亡的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毫无疑问，自由主义者将更多看到的是其用意识形态来掩饰薄弱的政治改革计划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它的经济社会基础上建设政治体制。
我们恰好在其中确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处理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尤其应该着眼于此。生活水平的矛盾和差距、生活条件、土地使用、各种不公平、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多种多样的与全社会相关的观点意见带来了大量的扩大的冲突。官方关于罢工和游行的数据就能说明问题。他们的一些对手或中伤者欣喜若狂，他们甚至认为，如果这一切能引起20多年前像东欧那样的政体颠覆就再好不过了！中国人主要因为两个原因而担忧，而这两点在西方经常被忽略。在过去，内乱曾迅速地席卷中国。而在西方，动乱通常很容易被输出（因为根据传统机制，要通过创造外部威胁来稳定内部管理）。第二个原因是第一个原因的结果：缺少政治较量的传统，这种较量是双方协商一致而组织的。中国人总是担心政治较量会带来混乱，对稳定、和谐、稳固的担忧又要求他们去面对，去回应，因为这些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需求。
在资本主义大国，几十年的游行、罢工和其他表达不满的运动并没有推翻体制，而之后制度反而会借机改进、调整一些社会文化均衡问题，甚至因此不费力地化解了一些新近的顽固反对派。确实是这样，但在中国却不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阴影还萦绕不散。
那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稳定（也包括一些改变）持续的保障吗？对于自由民主派来说，这是亵渎！只不过是拒绝政治体制变革的借口，甚至是默许的堕落腐化！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说，如果首要发展集体和个人的幸福生活不是目标的话，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目标呢？
自由民主派公开发出嘲笑了。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只制造出了亿万富翁、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和贪污犯！检举中国新出现的不公平（这些也不可否认）掩藏不了西方真正的忧虑，需要竞争的忧虑。十几个亿万富翁（毫无疑问和中国共产党自己文件上引用的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道德”相悖）当然削弱了史无前例的减少世界贫困的业绩[6]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最新进展[7]。但是目的却在别处，西方是为了自求心安，确定资本主义确实是唯一可能的制度，并且相信大家无论如何都会进入资本主义。这种揭发的真正基础是：“你们没有权利达到我们的发展水平。”对中国的这堂德育课的深层动机也确实有着阶级理由。然而，中国人民想要生活得更好的愿景在他们自己看来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解放全人类事业的一部分。它不能被严格地判定为与社会主义的良好风尚背道而驰。
人民生活幸福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我们反对左倾，同样也反对右倾，更确切地说，这种安居乐业是建立在新兴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即使事实如此，有必要这么抗拒吗？生活幸福会因为在这个框架内实现而被玷污吗？因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人民生活幸福的目标，这也应该因为同样的理由被定罪吗？但是，事实上，如果资本主义实际能够带领世界走出欠发达而不是引起更多的两极差异，它就不是资本主义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让社会主义替代它了。
西方对中国腐败（大量但受到严惩）的检举也是同样性质的。腐败是中国体制的深刻障碍，但它的出现也有一定的逻辑。腐败无非是违法的贸易关系（资产或劳务交易）、秘密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像强盗行径那样或各式各样的不正当交易，否则什么才是腐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很多由此而来的类似的合法行为，但是并没有被认定为是腐败。在中国，由于公私两个领域激烈而快速的碰撞，腐败因两个矛盾的现实蔓延开来：一方面是市场扩大带来的成果创造出了更多的欲望；另一方面，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维护法律和道德界限的传统又有着诸多禁戒。
四、民主还是专制？
所以，如果首先提出社会公平公正、国家的角色（是不是提供公共服务）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政治体制问题，这毫不奇怪。关于这一点，我们回想起了邓小平，他从1978年起就已经作出了规划。事实上，不能企图改动社会中任何一个重要的部分而又想象着社会组成中的其他部分保持不动。
换句话说，当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将它的短视和逃避不断增强的时候，中国开创了对政治经济的宏观调控，资本主义的短视和逃避直接导致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而中国的宏观调控运行了30多年，每个人都承认其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果。资本主义能把这经济腾飞的功劳归于自身吗？并且，处在危机的漩涡中，资本主义作为令人向往的选择还能坚持多久？在以上二者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古老的关于“自由生产”和“计划生产”的争论。我们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国际斗争的史无前例的新阶段。
有着计划和政治体制的配合，社会主义的主要方法也似乎只是社会主义自身传统的行将结束的遗产。相反，自由民主则保卫着政治的相对独立性。
自由民主，换言之，政治调节社会专制的最先进的形式，最终是由资产阶级实行的。它本质上是中立的政治制度，是单纯的决策机制，根据已经存在的机制（多党制、竞争性选举、公开表达，等等）来看，它可能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制度。这也是它吸引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原因，他们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这样就实际上建立了意识形态的体制。
总之，如果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有所关联，这绝对不是无意识的。长久以来的事实恰恰是相反的，换句话说，从最不规范的到最讲究的议会民主制，存在着各式各样政治体制的资本主义制度。[8]只有考虑整体，这种表面的混杂才能说得通。因为所有这些政治形式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和一系列不同的政治模式配合，这些模式根据形势、民族和国际斗争（尤其是殖民和军事干涉），相辅相成，相互连接，相互混合。
立刻映入脑海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呢？实际上，虽然它们在历史上千差万别甚至相互冲突，有着社会文化差异，甚至也不管它们自己的主张如何，这些国家，带着一种“专制独裁”的形式[9]，在政治上越来越相互趋近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国家靠拢。
原因绝对不是本源的、道德的或者像遗传学似的刻在任何一个关键决策人脑中的（毛泽东、斯大林、列宁或者马克思……）。根本的原因是，上述的现实是大的综合历史形势的结果，变化万千的各国现实因此产生，它们尽管不同但都烙上了同样的印记。现存的社会主义是一系列革命胜利的成果，但它从来没有跳出外围和边缘的框架。也没有脱离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带来的威胁及其军事和意识形态包围。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先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换言之，和其他驯服的体制一样，中国政治体制根本决定于国际力量关系，广大的中国人民不仅深深参与其中，也以超过人类五分之一的比例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五、一党制
中国问题专家弗朗索瓦·顾德明试图在这一背景下给中国既特别又令人困惑的政治体制下定义。他列举了几个不同的灵感来源：“协商法治国家”、“协商列宁主义”或者“专制磋商”。他尤其留意到了可能引起西方好奇心的一点，那就是体制出色的自我完善能力：“胡温时代，中国的程序化改革、党和国家的内部控制加强了，无论政府内外，人力资源、智库和鉴定的技术性都增加了。”[10]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焦虑的事情之一，它迅速地威胁着后者的知识垄断地位。国际资本主义通过中国廉价劳动力种下恐慌，来掩饰他们对于竞争的真正的恐慌，对于数量庞大且长期有组织性的中国人的恐慌，这种智慧是古老的文官制度和“管理知识”的结合，后者来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就需要“集体智慧”，而“集体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传统逐渐在概念上建立起来的。在这里，我们想起了葛兰西的《现代君主论》。
一党制概念在这里有特殊含义：只有一个有如下特点的政党才能够承担如此宏大的任务。依靠它从前的各种经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这一点。民族、历史已经证明了其合法性，现今拥有的8000万党员更是它的基础。但是，这个概念必须日复一日地建立起来，而且是以一种持续投票的形式建立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多种多样的、沉默或是主动支持的混合），它取得了成功，但也有一些常见的失败。它依靠于对进步和希望的向往，这是当下的纽带和动力。
尽管当前冲突丛生，但共识也隐藏在每个细节里。它在同敌对势力的主要力量对比中传播或消散，但也同样在被动同意和主动参与的斗争中流行或消逝。对于后者，地方分权是首要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按照欧洲国家的规模来看，相当于100多个国家加起来），因为这是大众主动参与的条件。
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被认为是中央集权的范例，关于这次大革命，恩格斯指出，地方权力的强大和深入也是革命过程稳固的保证，而且“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制”并不与“政治的和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相抵触”。
在任何革命准备的过程中，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考虑背景条件的话，根本不能找到平衡。它不受制于其他模式但是受到经验模式的影响。
中国模式是吸引人的，在这里，只有过去的经验和对经验的认识是重要的。而它们的力量和统一来自于民众的有效参政，这体现在各级司法管辖中，也体现在决策过程中。这就有必要建设和配备一个协调框架。民主的深度甚至是全人类进步的根本，在找寻缩小需求和满足之间的差距的方法和合适的协商模式（即使不是最优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时，这种温和的且缺乏积极参与者认同的协商会被淘汰。
在这种前景下，参与民主和金字塔式民主与全民表决民主相比，才显示出它的绝对优越性，后者是建立在形象和纳税额基础之上的。这也许就和中国的如下表现契合了：从个人专断到集体决定，从暗箱操作到决策公开，从领导独断到公民参与，从随意决策到政策制定的日益制度化。
六、社会主义
说到政治体制，我们继续谈谈社会主义。把经济发展问题放到政治命运的中心，拒绝前苏联道路（开放政治体制导致资本主义猛烈涌入），这导致了中国和西方的直接抵触。
在21世纪初期，除开一些大的原则方针和人类的憧憬及多种多样的经验之谈，并没有社会主义的秘诀和定义。但是，马克思在谈到社会变革的时候清晰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掌握政权？他把这个问题作为先决条件提了出来，另外（和他的同僚一起）把开辟全人类道路的信心寄托在了一个阶级身上。但是只专注于必由之路而绕过一些传统方式去开拓是不行的，所以实现这些目标的不可回避的方法就是：革命。现实让他有理由反对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除此以外，争论从未结束。
他说：“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我们很自然地在这里强调“方程式”和“时间”。
对于很多人来说，社会主义、民主，是很清楚的概念，去正确落实就行了。但是怎么“落实”呢？几十年来，人们做出了各种尝试，每个人都可以保持己见并设想新的解决方法。中国打乱了已经建立的各种思维定势和只采用两分法和静态分析的选择，它积极地进行着或者重新进行着探索，这个标准将它和其他国家区别了开来。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了，或者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答案就在问题里。每个人是怎么理解的呢？重要的应该是：通过观察如今的中国而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学习。
这里不仅仅是回顾经典定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也不是将中国的探索放到背景里去分析细微差别，找寻减罪情节或者向它的解决方案或者过渡行为示好，只有实际经验和科学分析才能对此作出评价，即，不带偏见，也不怀有主观好感地去评价，必须不停地对根本概念提问。
当事实发生改变时，概念还是永恒的吗？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应该是相反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决定观念。”相反，民主和社会主义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如果数百年来在观念里存在着连续性，这仅限于一个广义的定义，一个美好的愿望，一种要求，甚至是一个激励人的空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人以自己方式生活的一切。但这绝不是说其他正在发生的或将来的经历是无效的。
在发达国家，通过对前苏联的政治社会的分析，一些人认为他们了解现在的中国，因为根据过去确立的旧的标准就足够来评判中国了。实际上不缺乏对比的例子。比如，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苏联历史中的大量定义和政策。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某些思考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有着同样多的联系。但是这就够了吗？当然不是。我们想在这里捍卫的是，中国30多年来的变迁，这一人类重大的事件，在我们过去以为了解的事情上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它自己的探索和犹豫，正是全人类的探索和犹豫。
对于现今的中国，比如，什么叫做“私有化”、“私有领域”？这些概念似乎很明显，但是关于以上概念有人指出：“私有企业，往往只是名称如此，其实是由国家津贴资助，由体制内部人员领导的。”
我们对于它开放国际市场，加入世贸组织，甚至是开放金融市场的设想是什么？“我们也承认，中国领导人像只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能够向往的那样灵活地运作。他们接受外资，运用外资作为增加出口的手段，让他们的合作者产生了依赖。”那么传统体制的痕迹到哪儿去了呢？
七、未来
政权及其性质、民主、政治和社会存在的问题是普遍的。然而它们有总的解决办法吗，或者说有唯一甚至是注定的解决办法吗？我们总是能通过不同的方法实现同一目标或者相反通过唯一的方法得到千差万别的结果。
中国走到哪一步了？当今世界又处于哪一阶段？我们是像福山和他的追随者说的那样处于“历史的终结”，在等待着终结的终结？还是正处于人类社会的史前阶段？实际上，这一阶段也许在刚刚开始的本世纪即将结束。
当（或更谨慎点儿说，如果）很多国家脱离帝国主义控制赢得独立，中国依靠一批新兴国家，加上非洲、拉丁美洲和欧亚大陆地区组织的努力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会怎么样呢？这将解放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产生什么样的趋势？
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国家会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经验中吸取什么？会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得到什么教育？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发达与否，它们的社会和政治成果远远不仅是“资产阶级”特点的，而且也是数十年的工人、大众、民族斗争的成果，其中有一些已经带有先社会主义的色彩。
这种全球的经验的集中刚刚开始，但目前碰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它只有在人民阵线和革命阵营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充分进行。只有帝国主义和国际混乱的威胁消失了，全球经济、社会、民主和文化发展的潜力才能被完全释放出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以及其他所有改革）取决于条件、时机及其采取的形式，它将再不仅仅限于简单的改善国家现状。
在人类历史的每个阶段，发展都是通过“领军人物”而被铭记下来的（不管我们怎样评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中国也在此列，但中国正处于过渡期，混杂着过去（对古老文明的骄傲和现在作为主导力量的事实同时对其产生影响）和未来（社会主义在全球多样化地崭露头角，而资本主义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中，它的衰落导致了垂死挣扎的暴力）。社会主义从边缘诞生，孕育在贫穷和战争中。我们一定会迎来历史转折点，结束这种从属关系。
我们说要努力去了解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其他国家，要实现这些目标不仅需要更大的空间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倾听他人，也是自问。
面对衰落和绝望地充满敌意的帝国主义，在20世纪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期还没有结束。
注释：
[1] 准确地说，是采用著名的金融评级机构的模式运作的国际民主指数排名。《经济学家》自2006年起开始做民主指数排名。
[2]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更明确地说，如果黑格尔在他那个时代看到了历史的终结，而马克思则相反只看到了史前的终结，换言之，甚至没有看到历史的开始。关于资本主义，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抛开哲学概念方面的争论，福山和他的支持者及反对者真正感兴趣的是应用的政治字眼，他简单地将开始和终结混淆了，这样完全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3] 从那以后，国际上讨论得更多的是“资本主义的终结”。
[4] “En Chine，l'intronisation de Xi Jinping illustre la victoire des 〈princes rouges〉”，Le Monde，16/11/12.
[5] 历史性的讽刺是，当中国获得经济第一的地位时它将失去人口第一的地位，后者让位于印度。
[6] 从1981年到2008年，生活消费在2美元/天（2005年的标准）线下的中国人由97.8%减少到29.8%，由9.72亿人减少到3.94亿人，减少了5.775亿人，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则增长了4.636亿人。参见世界银行的研究：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OVCALNET/。
[7]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一年之内增长了12%。参见“La Chine prêteàrebondir d iciàla fin de l année”，Le Figaro-économie ，5-11-12。
[8] 像市场竞争那样的“纯粹而完全”的自由民主模式，即使对于它的创始人来说也是很罕见的。
[9] 恩格斯曾特别为反驳无政府主义者而写道：“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38页。
[10] Fran濥椀猀 Godement，Que veut la Chine，（Odile Jacob，2012），pp.129-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