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宣伟:论孔子思想的渊源、特点及当代作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6 次 更新时间:2013-04-14 22: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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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宣伟  

  

  孔子,这位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虽然现在仍然受到争议,但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否认的。主要有:一是钻研总结夏商周三代文献,继承了周初开始的政治、社会思想由“神”性、“神主”到“人”性、“人主”转变的传统,创立了以仁为核心,以义、礼、智、信、耻、敏、勇、忠、恕、孝、悌等概念为框架,以“和”即身修、家齐、人和、国治、天下平为目的,以教育、施政和礼制为保障,包含有道德、伦理、教育、政治、司法、文艺等领域一系列思想主张,具有促进和维护社会公正和谐的重要作用的儒家学说,使政治、社会思想由过去的神秘化、贵族化开始向世俗化、平民化转变;二是建立内容完备的私学,打破了官家、贵族对系统教育的垄断,开创了完备私学的历史,使平民百姓也能够受到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并且由此能够上升到“士”以上的社会阶层,适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三是把礼教文明由贵族阶层推广到平民阶层,突破了对平民百姓专讲刑罚的传统。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孔子对奴隶阶层的关怀是很少的,因为当时奴隶阶层是不被当作社会主体之一的,就好像如今不把刑事犯罪人群当作公民人群一样;四是开了私人修史自由的先例,自主编纂《春秋》,打破了官家对修史权的垄断;五是整理和广泛传播了古代文献,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孔子的思想虽然具有复杂性,但自有其时代背景,也具有自己的体系,不但过去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现在和将来也仍然是有价值的,应该努力研究发掘,取精去糟,而不是一味地否定甚至故意抹黑。

  

  孔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一是夏商政权和家天下方国朝贡结盟的国家制度一直基于“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但也不免于灭亡的结局,西周时人们开始对这样的意识形态作出反思,萌生了民本思想;二是商末严刑峻律也阻止不了人民对腐败政权的反抗,促使後人对刑律(即古代所说的法)的作用进行了反思;三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自由自主意识增强,井田制瓦解,私人地主制兴起,周宗主王室衰落,国家管理能力下降,诸侯国争霸,原有国家社会制度日益遭到破坏,适应新形势的新国家社会制度尚未产生,社会混乱不安定,人们期望政出一门,天下一统;四是基于以上三个情况,社会精英纷纷回头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原始民主公社时代的高度民主道德状况以及过去不远的维系西周国家社会稳定的家天下分封诸侯的国家制度和较为规范的礼仪制度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理论和办法。

  

  《论语》中孔子的言论虽然零散,但体现了孔子对夏商周文献所包含的修身养性、治国齐家、社会伦理等思想的研究、继承和发展,是继承了氏族民主公社文化因素,带有阶级国家和集体农业性质,非高度皇权专制的中国早期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整个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中蕴含着儒学思想中符合人类活动规律性的科学合理的核心内容。这些思想自西汉文帝之後便逐渐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对铸造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中国人以及中国周边地方人们的人格起到了主导作用,影响深刻而久远,至今仍然具有不自觉的普遍的意义。可以说,《论语》中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古代人们对人的类价值和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遵循的准则所作长期的认识和研究的结晶,虽然它的很多语言是当时较为口语化的语言,而且没有严密而高深的理论阐述,但对指导人类成员平常各方面的活动有着最基本的“不可须臾离”(《礼记·中庸》)的作用,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条文,更是关于人的类价值和社会人的行为规范的哲学。时代虽然不断变化和向前发展进步,但《论语》提出的基本道德思想、道德范畴以及教育、治国等方面的许多思想,即使将来也不会过时。用《论语》的语言来说,《论语》讲的是中庸之道,也以中庸之道来讲,也就是《礼记·中庸》讲的“极高明(通俗易懂)而道中庸”的意思。通俗地讲,《论语》讲的是做人和人际关系的常识。虽然当今人们的话语系统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孔子在《论语》中阐发的仁义原理(仁就是人们的固有关爱心性,表现为互爱、宽容、谦让、和谐、和平;义就是人们的应当行为准则,表现为公正、道德、互助、诚信、守序。义以仁为根本。)与西方思想家阐发的民主自由原理、万有引力原理一样永垂不朽,这也是他身後扬名千古的主要原因,而决不是有如一些人士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倡导的结果,否则,在中国几千年的小农业皇权专制社会中,最有可能得到百姓颂扬的是秦始皇。

  

  “五四”运动以後,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东渐,加上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入,当时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自由、革命的旗帜,在反“封建”思想的文化运动中,把批判矛头指向了儒家思想,指向了孔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盘否定儒家思想。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主将都是这方面的旗手。儒家经典从此很少进入课堂,越来越不为世人所直接接触和认识。现在看来,一方面应当承认,在当时的革命年代,批判和否定儒家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他们的批判和否定也有很大不合理的一面。他们当时或者局限于青少年时代接受的儒家经典官方化、教条化的教育及其对儒家思想相应的认识水平,或者是故意以孔孟为攻击靶子,没有区分早期孔孟儒家思想和後世儒家思想的异同,把自西汉董仲舒至南宋朱熹期间被小农业皇权专制化的後期儒学当作整个儒学的正宗来批判,误导了後来的人们对孔孟儒学思想形成了片面的、负面的、歪曲性的习惯认识。这种现象到“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了巅峰。出于政治需要,当时的“御用”文人利用现代语境替代古代语境和古今词语歧义,故意把《论语》解释得面目全非,一无是处。至今,中国大陆大多数“五四”运动後至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印象仍然仅仅来自于“五四”运动对孔孟思想的片面性批判和“文革”对《论语》及孔子所作的颠倒是非的批判,并没有认真研读过《论语》原著。这种流毒当前仍然留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一提起学习儒家思想,他们就条件反射似地作出激烈的语言攻击,不自觉地与故意破坏中华文化根基的国外势力及其在华代理站到了一边。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个人和时代的局限性,孔子当时的思想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和两面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既具有人类道德伦理,如仁、义、礼、智、信等普世性的东西,也在政治思想方面与法家一样都希望国家实现大一统从而实现社会安定,顺应了历史的趋势,但在统一的措施上他是保守的,没有创新性主张。他过于机械地维护周代复杂的具体礼制(孔子时代就有嫌周礼太繁琐的。见《颜渊第十二》棘子成的话),认为周礼完全合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第十二》),没有认识到周代礼制崩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是人们普遍追求富裕、自由等幸福价值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他自己的社会思想的精髓---自主、互利、益善、仁爱、公平、正义、良政、有序、包容等价值的必然要求,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克己而践行礼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类似于法家有一整套革新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新观念和新方略(孔儒保守,但法家又太过极端);二是有民主思想,但这种民主思想仅仅停留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水平,没有能够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後来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与时俱进创新性地提出基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包含各界共和、保障人权、竞争选举、分权制衡、代议代决、司法中立等具体措施的民主思想,而是希望仍如原始社会那样依靠个人道德自觉,并且希望用包含专制制度的周代封建政治模式去解决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这显然是一个巨大遗憾。上述两点是孔子思想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提倡个人仁义的道德民主主义;一方面期望用富含民本思想的周代专制政治文化制度实现统一安定。他折中提出一个仁政的方案,但也不被诸侯接受,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行。当然,这种毛病是中国自孔子时代至鸦片战争结束两千多年间包括法家在内的各派思想家的通病,而不仅仅是儒家和孔子一人的毛病。 他们不是主张王道就是主张霸道,都没有跳出宗法农业社会(古希腊是城邦商业社会)个人威权主义的思维,既想不出古典共和政治制度的思想(孔子关于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思想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共和思想,但却又高度看重个人道德自觉和圣人威望,虽然他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性,自撰《春秋》,志在恢复西周时期对天子、诸侯、大夫的基于各自责任和权利的褒贬奖罚制度和机制,却没能与时俱进,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地构想出一整套落实这种共和思想的切合现实形势的强有力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这是孔子思想的重大缺陷),更想不出後世那种中央与地方分权,既调动地方积极性、创造性,又能够保持全国统一和中央政权集中、高效、有权威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往往把这种毛病统统归咎于孔子,这不是无知就是肤浅,甚至就是恶意栽赃。应当看到,与讲专制的法家思想不同,孔子思想与民主思想没有本质的冲突。恰恰相反,良性民主离不开孔子的仁义思想,离不开道德民主主义。没有个人良好的思想道德为基础,任何民主都会大打折扣;三是孔子本人既主张节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第三》),又赞扬大禹“美黻冕”(《泰伯第八》),并且当时由于“儒者”的职业关系,儒家人物实际上都表现出喜欢厚葬、隆祭的铺张和重形式的特性,遭到墨子一派的诟病,後世也仍然保留了这种习俗;四是虽然承认工、农业等各种科学技术有用可取,但却认为是“小道”而不是“大道”,认为从事“小道”会妨碍对仁义“大道”的思考,把仁义与科技对立起来认识。这是子夏在《论语》中所表达出来的儒家思想的硬伤(见《子张第十九》第四、七章)。“小道”在一定程度上妨碍认识“大道”的说法,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的事实根据,但如果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讲是有害的,容易对人们产生误导,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五是以事鬼神致孝道的方式虽然很有成效,也对民族凝聚力的产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产生了过于注重乡土的深刻观念,出现了孔子本人反对的“小人怀土”(《里仁第四》)的习惯。後来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很好地解决了上述孔子思想的前两个矛盾,然而後三个缺陷在以小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始终没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严重缺陷,致使《甘石星经》、《周髀算经》之类以及墨子、鲁班等人的科技思想没有得到大力弘扬,也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等落後的重要思想根源。当然,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的落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原因。即,秦始皇统一全国後,实行郡县制度和统一度量衡,中央政府的权力大为加强,大一统思想几十年後便居于主导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形成了包容宗法自治和农民自主耕作制度的以政府强势主导一切的习惯思维,人们习惯于依赖政府和领袖人物,惰化了自己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加上由于国家政权对孔孟思想有直接需要而对科技思想没有直接需要,孔孟思想在教育领域大行其道,科技思想仅在民间自发地弱势地承传,还不时地受到官方的打压。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前也有同样的情况,只是到了基于浓厚商业资本主义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之後,由于政府作用的弱化和个性自由思想的解放,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才大为改观,产生了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

  

  但是,孔子思想中的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其思想的整体光辉,只要与时俱进,融合工商业文化的精髓,相信也可以得到妥善地解决。而且,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也不能离开孔子思想之类的实质而独立存在,否则,人类社会就不能成立,民主和科学也就站立不稳,甚至变成祸害。从这方面讲,清朝後期大臣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认识是正确的。要知道,西方《圣经》中的许多思想与《论语》是相似的,但《论语》比《圣经》早,在表现形式上更具世俗性,在语言表述上更明白实用,在概念上更有体系、更具理论性。与同期的道家、稍後的墨家以及秦汉之後的儒家思想相比,《论语》中的思想也具有贴近社会和人的身心实际(如《子路第十三》主张父子互隐)、注重实践、不排斥人们的正当利益诉求、尊重客观规律、唯物辩证、便于实行(墨家与儒家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仁爱”是否有“差等”,实际上是平等与否与可行与否的争论。墨家注重的是仁爱价值的普遍平等原则,儒家注重的是仁爱价值的现实可行性原则,有些类似于现今中国大陆关于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取向还是资本主义取向的争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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