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群:“多数人暴政”在什么意义上才是真命题

——在民主自由平等的背后——现代政治哲学解读 系列之10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12 次 更新时间:2005-03-28 01:16:25

张晓群 (进入专栏)  

  

  很多人虽然喜欢民主,但心中又有一块挥之不去的阴云:“多数人暴政”。麦迪逊在《联邦党人》第五十一篇中说:在一个共和国里,保护社会成员不受统治者的压迫固然重要,保护某一部分社会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不正当对待,同样重要。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一定存在不同的利益,如果大部分成员联合起来,那么少数群体的权利就会得不到保障。所以,虽然独立战争击败了来自英国的暴政,但独立而民主的美国社会却存在着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Madison,1961)。

  的确,很多人会想,如果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可能发生很多可怕的事情。比如大多数人会不会没收少数人财产?会不会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不经司法程序就判处某些人死刑?会不会因为看不惯一些奇怪的服装而立法禁止穿这样的衣服上街?会不会因为看不惯某个少数民族的饮食方式而命令他们改变?会不会因为要建铁路而责令规划线路上的住户搬家?会不会把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划归己方所有?会不会规定己方这大多数人只交一点点税而让另外少数人交很高的税?会不会只让己方这大多数人发言讨论而禁止那少数人发表意见?单就民主程序来说,并没有保证这些不会发生。

  本文就是对这一社会现象做一些分析。

  

  一、明显的“多数人暴政”例一:民主制下的纳粹罪行

  

  民主制下发生过惨剧。

  希特勒就是在1932年德国总统选举中以1900万选票当选的,第二年就解散了其他政党,犹太人更是被大批地监禁和屠杀,然后发动大战。那么,我们能不能说,犹太人的悲惨处境是民主制度造成的呢?如果换一个制度,或者换一个规范,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就可以逃过一劫?恐怕不能这么说。以当时德国的情形,换一个制度,比如君主制、贵族制,犹太人都仍然难逃劫难。实际上,从中世纪以来犹太人在整个欧洲历史中都是饱受迫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家园,散居各国,聚合不起一个以民族为基地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善于经商,所以哪个国家或者国王急需钱用,就会找个借口对本国的犹太人开刀,没收财产,乃至把他们抓进监狱。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第三十六章中分析了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动因,一是可以把当时德国人民由于一战失败、由于经济危机而产生的种种仇恨、恐惧、怨愤、阶级对抗转化为对一个人群的敌视,而且这一人群又没有还手之力,这样一来以上负面情绪便可以得到有效宣泄;而且也抬高了日尔曼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一战战败后受到重挫,急需恢复;犹太人便成为高扬日尔曼精神的祭品。二是没收他们的丰厚财产,军费立刻就有很大增长。三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向东方和南方的斯拉夫国家进行侵略扩张,因为那里聚居着大量犹太人。希特勒的这三点考虑,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当时德国人民的意愿,所以他在德国执行反犹太人政策畅行无阻(萨拜因,1973)。

  电视节目制作、播放的流程是这样:第一,电视台制作并发出节目讯号,传递到千家万户;第二,信号传到一台电视的显象管中;第三,经过了以上环节,各种节目显示在荧光屏上。某一特定时空下某一特定的社会体的博弈状况,就相当于第一;决策程序(比如说民主制)就相当于第二;各个有明确具体内容的规范、法律、政策,就相当于第三。所以,观众能看到什么节目,显象管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则是电视台。一个社会体实行的是什么样的规范,决策程序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则是该社会体的现实博弈状况。当时的德国虽然内部很团结,但对于外部则是要坚决进行争利性斗争。这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程序,犹太人都已是在劫难逃。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反思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今天住在德国的犹太人以及德国的日尔曼人各自会有什么样的反思呢?

  作为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他们可以呼吁建立若干项高于民主程序的规范,包括不得以民族主义的借口迫害少数民族,不得侵犯他们的生命、人身自由、财产。可是,即使德国人同意了这样的立法呼声,也立了这样的法案;如果一百年后真的又出现了二战前夕德国的那种局面,谁能保证这样的法案能被遵守呢?一个得不到当时社会力量支持的法案,废除起来不是很容易?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防止民主造成“多数人暴政”是不会有真正效果的。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第五十一篇中设想过另外两个方式,他说:对于民主可能造成的“多数人暴政”,有两种方式可以防止这种罪恶。一是建立一个独立于大多数人意志的最高政治权威,这样,当大多数人通过民主程序建立了侵害少数人利益的法律,这个最高权威就可以出来否决。但麦迪逊接着说,这个最高权威一样可能支持多数人去侵害那少数人权益,而且还可能利用自己的最高权威同时侵害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利益,只满足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方式。麦迪逊推荐的是第二种方式,那就是组织一个多元的社会体,包括了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个民族,这样,就难以在某一特定社会事项上形成一个大多数,去反对一个少数派。他的这一推荐在其后的美国历史中也并不有效。美国无疑是个多元社会,但少数人权利和民主程序的紧张关系,贯穿于整个美国历史。白人对黑人、产业工人对资本家、异性恋对同性恋,等等,在某一事项上完全可能形成一个多数派去反对少数派权益的情况。

  今天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没有办法去设计并建立一种程序性规范或者内容性规范,去防止二战悲剧的再次发生,因为那归根到底要看当时的社会博弈状况。他们最要去做的是两点。一是加强自己在德国社会中的互利性作用,这种作用越强、越明显,德国的日尔曼人就越不会去反对他们,他们的二战悲剧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二是加强自己的争利性力量,如果觉得在德国难以发展犹太人的争利性力量,就去另外建立一个国家,比如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已经拥有了不小的争利性力量,绝非当年纳粹魔掌之下的软弱可欺;和周边国家打起仗来毫不手软、绝不留情。

  对于今天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来说,是不是因为民主不重要,就对它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呢?当然不是。电视节目好看不好看,最关键是节目制作;可是显象管也很重要,所以还是要选一个最好的显象管;哪一种显象管最好?民主程序这根显象管最好。虽然选了这根最好的显象管以后电视节目可能还是乏味得不堪入目,可是如果电视台制作播放的节目已经很好,可是显象管质量低劣,那不还是欣赏不到精采纷呈的电视节目?

  二战前的德国是民主政制,民主是最高的社会政治规范,二战后的德国仍然如此。但占德国人大多数的日尔曼人在经历了这一自己发动的梦魇后,做了深刻的反思。他们不会再去选一个希特勒那样的战争狂人上台了,不会再去实行军国主义了;虽然民主国家有结社自由,有言论自由,但二战后德国经过民主程序,立法禁止成立纳粹党、禁止发表纳粹言论和主张。在美国是有成立纳粹党、发表纳粹主张的自由的,美国人认为那是人权的一部分。但在德国不行,德国禁止这样的自由。

  

  二、明显的“多数人暴政”例二:民主制下美国对黑人的欺压

  

  民主制下有过对某一民族的长期政治欺压。

  虽然南北战争使黑人摆脱了奴隶制,但他们在美国仍然生活在底层,不仅在工作、受教育、生活等方面倍受欺凌和歧视,没有基本的权益保障,而且集会、发表言论、行使选举权等基本的民主权利也因为受到种种阻碍而难以行使;尤其是在南方。1890年,密西西比州对于进行选举登记的人,采用文化测验、人头税、要求了解宪法的规定和长期居住等办法,为剥夺黑人选民大众的选举权作出了示范。接着,在1895到1907年,除了马里兰、田纳西和肯塔基三个州,其余南部八个州都剥夺了黑人选民的选举权。所以林克、卡顿在《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说:20世纪头20年,美国社会舞台上最黯淡的画面,是黑人的状况。当美国拒绝承认十分之一人口的基本民主权利时,对于美国人如何还能夸耀民主,外国的观察家们是一定会感到惊奇的。这个重大的自相矛盾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林克,卡顿,1980)。

  面对这样的弱势处境,美国黑人从未停止过抗争。正如佩特森在《美国民主》中所言:整个美国历史表明:不做斗争,弱势群体就不会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比如黑人、女性、印第安人、西班牙裔人、亚洲人、残疾人、老年人、同性恋者。具有更强社会力量的群体极少会把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主动赐予弱势群体,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源于偏见和特权。

  美国黑人们骚乱、暴乱、打砸抢、游行、和警察冲突、和平集会、建立组织、进行各种活动、发泄各种情绪;暴力的与非暴力的、合乎当时法律的与不合乎当时法律的、有组织的与无组织的、言论的与行动的、积极抗争的与消极抗议的。面对大石,水滴尚且可以石穿,更何况用急流去不停冲撞呢?前行是艰难的,但一步一个脚印。黑人的境况慢慢得到改善,到1965年,量变转化成了质变。

  1965年1月,马丁•路德•金在南方的塞尔马市进行黑人选民的登记,虽然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但在重重阻挠下只登记了50个黑人选民,于是他发起一次两万五千人的抗议游行。警察用警棍和赶牛棒驱赶,双方冲突。这时总统下令该州州长保护游行队伍,但州长拒不从命。于是总统直接命令国民警卫队保护那些黑人兄弟,游行者终于在州的国会大厦前举行了集会。但紧接着,游行的两位主要组织者便被白人杀害。

  3月,约翰逊总统出席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他充满激情地要求伸张正义。他说:“他们的事业,也应该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仅仅是黑人,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战胜这种并非完美的顽固不化和不正义的遗产。我们将取得胜利。”国会深为所动,通过了1965年民权法,规定必须保障所有合格选民的选举权,不得进行限制性阻碍。如果州的官员拒绝让合格申请人登记,则由联邦检查人员进行这一工作。黑人们终于获得了和白人一样的民主选举的权利。这是一个决定性胜利。在南方,黑人是如此众多,哪个政治家忽视他们的票数,无异于自毁政治生涯。于是,即使像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这样白人至上主义最严重的州,白人政治家们也表现得日益放弃种族主义的姿态,开始采取公平对待所有人的政策,以赢得白人和黑人两方面的支持。而且,黑人领袖开始在选举中获胜。1966年,在南方各州,约有一百名黑人被选为州与地方一级的官员;到1972年,这个数字超过了一千,其中有几位市长、几十位行政和司法长官、地方教育委员会成员等。

  实行民主制的美国,白人曾经利用自己的人数优势和力量优势,严重损害黑人的权益。黑人们又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呢?反对民主的政治决策程序?认为某些内容性规范超越于民主程序?都不是。虽然自己的选举权被实际剥夺,但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过选举制度本身,也没有去剥夺白人的选举权。他们所争取的,其一,是自己也真正拥有这一民主权利。在这里,民主程序和少数人(黑人)权利是同一的。要求自己的选举权就是在坚持民主程序,坚持民主程序就是在要求自己的选举权。政治哲学家皮特•琼斯把选举权、言论权、集会权等称作“和民主直接相关的权利”,它们是每个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必要前提(Jones,1983)。其二,他们反对的,不是民主程序,而是经过民主程序确立的一系列压迫、欺凌、歧视黑人的内容性法律法规;他们所有的抗争行动,都是要推翻这些法律法规。

  把这部分美国黑人的历史和上述犹太人的遭遇联系起来,我们看到有两种情况。一是某个社会体(比如二战时的德国日尔曼人)有可能利用民主程序严重损害某个少数人群体的利益,这个群体一定会因此而抗争。但抗争的目标不是改变民主制的最高地位,而是改变民主制所原来作出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之所以不去谋求改变民主程序的最高性,是因为这个少数群体相信,民主程序完全可以作出令自己满意的法律法规;如果改变了民主程序,事情很可能变得更糟。二是某个社会体(比如美国白人)会利用民主程序剥夺某个少数人群体的行使民主的权利,这个群体也一定会抗争。但抗争的目标也不是改变民主程序的最高性或者对民主程序做限制,而是力争自己拥有民主权利。

  

  三、难以界定的“多数人暴政”

  

  民主制下有过严重的权利分歧。

  18和19世纪的英国,是真正自由的资本主义,一切按照“看不见的手”来运转。企业家们完全自由地和工人们签合同,工人们或者接受,或者失业在家。所有英国人都认同这一点。但是,1841年受命调查煤矿工人的皇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使得整个英国感到震惊。报告揭露出煤矿里种种野蛮现象:雇佣妇女和儿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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