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干什么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其信徒们的大量著作来解答，我认为可以这样概括，马克思主义是教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国家统治阶级的理论。在中国的理论界称这种理论是"民众至上"的理论。那末，"民众至上"又是一种什么理论呢？对此必须做一些适当考察。自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国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民众至上"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口号是"到民间去！"这和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提出的"到工农群众去"的主张是一致的。列宁对这种民粹主义曾经做过深刻研究。他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中深刻揭示了民粹主义的三个特征：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是一种祸害；民粹主义的理论基石是强调俄国的特殊性，强调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俄国的特殊情况，作出新的判断；以"救世主"自居，矢志要救俄国农民于水火。恕我直言，这种民粹主义很像"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它成了世界各国的政客或政党，不管是革命的或保守的，他们都扛起"民粹主义"的大旗诉诸民众，一切都从民众需要不需要和满意不满意的"民粹主义"思维方式来搞议会选举或武装暴力斗争，最终目的就是要夺取占有国家政权，使自己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这种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实际上是缺乏公民个人尊言和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它崇拜抽象的、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具体的个人却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它反对权威，又容不得反对派，甚至旁观者。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因此，我认为"民众至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权力至上"的理论，是权力斗争的工具，是"唯权是图主义"。用民众能理解的通俗言语来表述，可以称之为"争权夺利主义"。为什么？还是让历史事实来说话。
（一）列宁认为，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1）马克思早年信仰黑格尔主义，后来他一再称自己是黑格尔的门徒。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跋中写道："正当我著《资本论》第一卷时，那些猖狂、自负、十分平庸而又在现代德国知识界中起倡导作用的不肖子孙们"，却"鄙弃黑格尔，即把他看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便公开宣称我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门人，并且我在论价值学说的那一章内甚至往往用黑格尔特有表达姿势来卖弄。"（2）由此可见，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至深至大。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中关于运动、变化、，对黑格尔历史发展的观点，对黑格尔的矛盾对立统一、质量互变、肯定否定的观点都持充分肯定的态度，把其视为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加以充分的吸收。那末，黑格尔的辩证法究竟是什么东西，又是从何而来的？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一书中做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他说："黑格尔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隨者。黑格尔成就了极其非凡的业绩。作为一个逻辑学的大师，从纯粹形而上学的丝帽子变出真实的物质的兔子，对其强大的辩证法来说，简直如同儿戏。"（3）这里提到的黑格尔的三位先驱，其中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最有名。赫拉克利特是古代希腊的哲学大师。波普尔说，"赫克利特是位发现了变化的哲学家。"（4）由此可以说，他是辩证法的首创人。"万物皆流，无物常驻"是其哲学的座佑铭。而引起"万物皆流"的原因是由物自身内部"对立统一"的原因促成的。他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成为一切研究辩证法的哲学家必定要引证的经典语言。他坚信"战争是万物之父，是万物之王"，"他声称冲突或战争是一切变化，特别人们之间一切差别的动力和创造性的源泉。"（5）他的发现不仅在长时间里影响了希腊哲学的发展，影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且在整个西方哲学领域里也产生了长久深远的影响，直至黑格尔。而黑格尔把辩证法进一步推广延伸，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墨格尔像赫拉克利特地一样，信仰对立面的统一或同一，并把这种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把各类科学置于它的笼罩之下，以便把对抗、对立和对立倾向，解释为历史战争、一种自然发展的动力。这是因为"辩证法充满着含糊，并且完全适应于解释一切事物"所致。（6）像赫拉克利特一样，黑格尔相信战争是一切事物之父、之王，相信战争是正义的。因此，对立面的战争，它们统一或同一，即对立统一的学说，就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马克思运用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研究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迄今存在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是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剥削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毛泽东根据这种思想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做了如下的概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8）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和黑格尔一样，都把人类历史界定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历史，只不过马克思用物质和经济的利益取代了黑格尔的精神罢了。这个斗争的最终结局，无产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9）暴力能使无产阶级由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最后实现没有阶级差别，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没有城乡差别的共产主义。暴力的这种功能源自"它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10）这和柏拉图"彻底洗净画布"的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如出一辙。这充分说明柏拉图和马克思两个人都梦想着通过决定性的革命，建立一种无限的权力，促使社会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证明这种"梦想"是十足的乌托邦。
列宁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黑格尔的影响。他在《哲学笔记》里详细摘录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论述，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归纳为16个要素。后来他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又从黑格尔辩证法的要素中提炼出辩证法的本质，即"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11）那末，辩证法的本质究境是什么呢？列宁继续写道："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12）由此可见，辩证法的本质就是相对主义。根据这种相对主义，列宁比马克思更彻底地把斗争的理论，暴力夺权的理论运用到社会变革中。列宁彻底排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英国和美国可以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设想。把从在自由民主社会氛围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进行了彻底的切割。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具有俄罗斯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我们通常说的列宁主义。这种切割改造集中反映在列宁写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等一系列箸作和演讲中。其要点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承认还是不承认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分水岭；无产阶级专政是凭借暴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权；凡是有暴力和专政的地方，就没有自由和民主。从而认定社会变革只有通过暴力或枪杆子才能实现，认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和自由民主冰炭不相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称之为"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马无思列宁主义是阶级斗争、是暴力革命的理论；是不讲自由民主，不讲基本人权；只讲纪律集中，只讲阶级权、党权和国权的理论；总之，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个体的人仅仅是一个工具，是人类总体发展过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工具。这正是柏拉图主义和黑格尔主义所反映的部落主义思潮。从此，在世界范围内使反叛自由成了一种流行运动。依据赫拉克利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成了彻底批判和战斗的哲学，这就是柏拉图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人，无不认为自己完全掌握了宇宙间的真理。并誓言为了这一真理，那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有诗为证："敌人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就义，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还有什么"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除了这个主义真理别无其他真理，这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信仰。现在，这种反理性主义走极端的思维信仰，竟发展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国际恐怖主义。笃信这种主义的人，他们极端厌恶一切调和的理论。马克思的"不会拿原则来讲交易"（13），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成了他们终生信奉的不变教条。"反修"成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生死攸关的斗争。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对革命暴力理论、对凭借暴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任何修正。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一样是封闭的哲学和专制的理论，这是最终促使苏联解体和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理论。正是这种封闭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像座硕大无边的柏林墙，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隔离开来，使统一的人类社会被撕裂，像天幕一样把社会主义国家包裹得严严实实，使人类在长达半个世纪中一直生活在惶恐不安的冷战世界里。
借此我想谈谈战争的根源。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反复论证，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列宁的这一论断为许多理论家和史学家折服。我认为这个论断难使人信服。其实，细细想一想，因为战争不是仅仅存在于帝国主义这一历史阶段，在此以前的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连绵不断的战争。我认为战争的基本根源来自于战争的观念，被战争和权力至上观念支配的人群、团体和国家必然要发动战争。而对战争观念的追本溯源，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14）这种战争观念通过黑格尔的精深阐发，大事宣染，使"战争不仅是一种实践的必然性，也是一种理论的必然性，一种逻辑的迫切需要。国家的概念寓示战争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强权。"（15）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在德意志民族中深深扎根，并在德国民族中得到广泛传播，最终使德国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德国又曾经是日本大和民族崇拜的偶像。因此，使战争万灵的观念在日本也根深蒂固，致使日本也陷进了疯狂对外扩张侵略的罪恶渊中，成为发动东亚圣战和太平洋战争的元凶。所以我认为，要想获得世界持久和平，不能像列宁主张的那样，必须消灭帝国主义，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私有制；而是必须清除战争观念，清除黑格尔的祖师爷赫拉克利特的"战争……证明有的人是神，而其他的人只是人，他把后者变成奴隶，把前者变成君主，……战争是公正的"之理念，（16）清除黑格尔强大的国家和民族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支配世界"的理念，用自由民主博爱的理念取代"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的理念，让自由民主博爱的阳光洒落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才是达到世界持久和平的必由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表明，特别是引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法两个宿敌国，携手推进欧洲一体化形成的历史表明，只有观念的转变，人类才能和平共处，才能避免战争。部落主义的封闭观念不改变，国与国之间被视为"天然敌人"的思想认识不变，战争就不可避免。
毛泽东通过列宁接受了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他比列宁更激进更极端地把赫拉克特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人民群众中推广普及。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按照列宁的思路，把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看成是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的一生习惯了"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他特别强调予盾的普遍性，对抗性，将社会的一切事物分为对立统一的两极，目的在于为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怎样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转化成国家的统治阶级寻找理论根据。1949年以后，毛泽东对辩证法的认识又有新的变化，他认为辩证法就是讲矛盾对立统一的理论，就是讲矛盾对立的一方如何战胜另一方，把另一方综合过来达到新的统一的理论。那末，什么叫综合呢？请看毛泽东在1964年8月18日的一次关于哲学的谈话中的说法，"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通过这种综合哲学，建国后毛泽东综合了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等一批开国元勋。因此，"综合哲学"便成了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的撒手锏。建国后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反复强调予盾的统一是暂时的，斗争是绝对的这种极端的"一分为二"的观点，一切都从对立的立场看待统一，视一切事物为相互对立的两方面，"不是黑就是白"，没有折中，没有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他还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把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解释成为具有中国特色而又能为中国普通百姓能够接受理解的"一分为二"论，从而使辩证法这种舶来品穿上"一分为二"的中国服装在十几亿的人口中大推广大普及，使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被潜移默化，形成了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只讲斗争，不讲妥协；只讲绝对性，不讲相对性；只讲矛盾双方的互相排斥，不讲矛盾双方的互相融合性。在全民中大批调和论，反对拆中主义，强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毛泽东用这种"一分为二"的哲学理论引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不仅使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隔裂开来，还和昔日的老大哥苏联及东欧的兄弟国家隔裂开来，还和各国的反动派划清了界限。从而把中国彻底孤立于国际社会，成了一个极度封闭的国家。由此可见，"一分为二"法和辩证法一样是自我封闭的哲学，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在国内，毛泽东又用"一分为二"的理论为指导，大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将公民划分为红黑两类，把"人民"和"敌人"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17）这为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畅行无阻扫清了道路。毛泽东还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发动了一场"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的群众运动，使得每个中国人的头脑都成了两种思想打架，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场所。毛泽东从他早年提出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其乐无穷之理念，以及他在一九六二年提出的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理论，和他稍后提出的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的整党指南方针，都是出自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的理论的翻版，是充满敌情观念和充满火药味的战斗理论。波普尔说："因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否定等于限定，因为不仅意味着界线，还意味着边界，而且意味着创造对立面，创造敌人。"（18）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众多走资派，数不清的牛鬼蛇神，就是用这种辩证法创造出来的，用没完没了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创造出来的；使亿万群众因站不完的队和流不完的泪而长期陷入惶惑与恐惧的痛苦中，这都是由这种辩证法不断设限划线造成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之所以大动荡大混乱，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地生活，这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法确实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一分为二"的过程，就是一个使自己围绕自身的核心划圈的过程，即是无意识，也会创造出一种边界线来，也会创造出敌人来。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深知，干革命就必须要有敌人。就算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一个敌人来。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能比仇恨敌人更能激发人的战斗力了。1962年中共中央前党校校长杨献珍因不赞成毛泽东"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还提出了和"一分为二"相对应的"合二而一"的哲学命题，却立即被视为重大敌情遭到批判。到1964年底，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发表批判文章达500多篇。而中央党校内天天专题批判，日日轮翻轰炸。受"合二而一"株连的，仅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被迫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讲师魏明也投井身亡。军队里有一"五好"战士仅因撰文接受"合二而一"的观点，便被判处死刑。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曾悲愤地说："历史上曾有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方孝儒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九族加上他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就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由此可见，所谓的辩证法和"一分为二法"，是争夺权利、引发社会大动荡的祸国殃民的哲学。
（二）以上我叙述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辩证法与赫拉克利特、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深厚渊源联系。那末，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区别呢？如果有区别，其区别又是什么？马克思认为，这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建立在绝对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之上的。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文摘录中写道："在黑格尔的手中，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他顺过来，以便在神秘在外壳下面揭示出合理的内核。"（19）因而他的任务就是要把黑格尔头脚倒立的哲学颠倒过来，使由头立地的哲学变成用脚立地的哲学，使观念的哲学变成物质的哲学。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的头脑中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现象而已。"（20）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改造成唯物主义哲学，把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改造成历史唯物主义，这项工程耗费了马克思和因格斯的毕生精力。从这项工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实际上承认我们即是精神，同时又是肉体，更现实点说，肉体是这二者的基础。这也可以视为是黑格尔辩证法运动变化发展的归宿
马克思并不像恩格斯或列宁那样关心纯哲学的问题，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问题的社会学方面和方法论方面。而恩格斯和列宁所关心的纯哲学问题，被后人称之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最初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被提了出来，而后又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获得了详细具体全面的论述。首先请看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提出的关于纯哲学的经典性命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跟任何宗教一样根源于蒙昧时期人们的狭隘愚顽观念中的。"（21）"哲学家就是依其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两大营垒的。凡断定说精神先于自然界而存在，因而归根到底是这样或那样承认创世说的人，便组成了唯心主义阵营。凡认为自然界是基本起源的，便属于唯物主义各派。"（22）这个命题断定凡承认精神意识为第一性的是唯心主义；凡承认自然物质为第一性的是唯物主义。恩格斯运用这个命题，说明他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各派与黑格尔为代表的各类唯心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个命题是本质主义认识论的产物。仔细品味思格斯的这个纯哲学命题，和马克思关于"观念的东西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的头脑中并在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现象而已"的哲学观点存在很大差异。在马克思看来，肉体和精神是不可分的、肉体是二者的基础。而恩格斯的纯哲学命题是建立在物质和精神互相分离和互相割裂的基础之上的。现在我不揣浅陋，对恩格斯的纯哲学命题提出如下质疑。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孰先孰后的相互关系，一直以来使人困扰并摧人思索的重大问题。柏拉图在其《法律篇》坚持认为灵魂必须被看作是先有所有事物的事物，"先于所有的肉体"、"坚定地断言灵魂天然即存在着。"（23）这个问题的产生，缘由古人对睡梦做了不正确的思考和解释。由于古人缺乏科学的认知能力，把做梦理解成人的灵魂和精灵离开人体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现象，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这种灵魂可以升天，可以入地。坦丁在其名著《神曲》对人死后的灵魂升天入地的活动，做了生动细腻的描绘，折射了人间大千世界的各种社会现象。升天堂的灵魂获得了和上帝相聚的殊荣而成了神仙。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认为诗人的灵魂最受上帝宠爱优待。入地狱的灵魂和阎王一起成了鬼和妖。坦丁的《神曲》在炼狱篇中生动描绘了入地狱的灵魂所遭遇的种种恐怖。于是先有人还是先有灵魂一直困惑着古人。随后持先有灵魂说的古人就创造了上帝创世说，上帝造人说。上帝成了人类灵魂的总称，这样使所有的人都能直接与上帝相通了。把这种睡梦中的游魂看成人体的分身，这就是产生存在和物质、物质和精神孰先孰后这个重大认识问题的诱因。也是形成恩格斯最高哲学命题的源头。
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人体和灵魂能否分离，自古以来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大约在公元510年，我国南北朝有位思想家范缜曾对此进行过质疑论证。他写了一篇《神灭论》，文中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然后精辟论证："形者神之后，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24）由此可见，范缜是反对物质和精神可以分离的思想家，认定没有物质，也就不会有精神。范缜所持的这种观点，就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严厉批判的，如"客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相互依存的观点，如"环境和自我"的"原则同格论"这种物质和精神不可分的观点。范缜的这种观点，是凭直观分析的感觉经验谈，是正常人思考观察问题的方式，不含任何玄学的思维方法。大凡凭感觉和经验思维的人，都用"是什么就说什么"的方式去看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把物质和精神视为密不可分。当把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导入人的认识论中，便产生了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的分离，产生了人不是人，马不是马的怪论；出现了柏拉图的永恒观念与衰变、腐败、易逝的现实世界的分离；出现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和客观世界的分离，使"灵肉冲突"和"灵肉分离"说成了哲学领域中长期争论的主题，于是产生了恩格斯提出的"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步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舞曲起舞，得出了和他们殊途同归的结论，即物质和精神可以分离的结论，使自己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信仰主义的错误中。恩格斯关于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论述，是认识论史上的灵肉分离论、灵肉冲突论的集大成。为划分统治与被统治、专政与被专政、改造与被改造；为划分先进和后进、代表与被代表，一句话，为划分天然的主人和天然的奴隶、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的人应当服从提供了理论根据，成了斯大林和毛泽东这类现代极权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因此，恩格斯的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论断，便成了当代认识论中的最大缺失。
我们为什么要质疑恩格斯把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割裂开来的论断呢？因为恩格斯的论断违背了事实，违背了经验，因而是非科学的论断。那末，为什么说它是非科学的论断呢？这必须从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和生活环境说起。没有人，就没有意识和精神现象的存在，就没有意识和存在、物质和精神孰先孰后的争论。按照人类文化学家克鲁伯的说法，"人是生存在五层楼之中的：一、物理层；二、生物层；三、心理层；四、社会层；五、文化层。"（25）殷海光把四、五层合并一层，称"社会文化层"，并把这个理论称为"四层楼理论"。人是生活在第四层楼中的。支撑人类生存大厦的四层楼，是由不同的物质材料构成的。"物理层"是由非生命体的物质构成的。"生物层"是由生命体的物质构成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给生命体定义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26）根据这个定义，可知构建"生物层"的材料是蛋白质。而蛋白质是由非生命体的物质长期演化而成的。据前苏联的生物学家奥巴林在1924年发表的《生命的起源》一书中的考察分析，认为蛋白质的形成，和远古时期火山爆发喷射出的岩浆中含有大量的氨基酸有关系，这是原始初级的生命体。这种原始初级的生命体，又经过长期的演化而变成高级的生命体，于是"生物层"便进化到"心理层"。"心理层"的构成材料是：雌雄体严格分离，形成了专门传种接代的性器官；有完善的呼吸、消化、血液循环系统和能对客观环境做出灵敏反应的神经系统。最后形成了会思维的大脑器官。这就意味着人类快要出现了。"人"是什么？按笛卡尔的说法，"人是会思维的动物"。他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所以思想和物质是不能分离的。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思议的，正确表述了笛卡尔的哲学理念。由此可以推断，没有思想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思想也是不可思议的。人的出现，标志着"心理层"上升到"社会文化层"。人和其他生物不同，其他生物只能被动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人却能思维能劳动，因此能够主动选择、适应、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这就是社会文化层与物理层，生物层和心理层的根本区别。
那末，构成"社会文化层"的物质是什么呢？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由此可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及其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就构成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殷海光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东西，有而且只有与人的心智结合时，才可能成为文化要件，或被赋予文化的特征。"（28）这种与人的心智相结合的自然界的东西，才构成第四层楼的物质，或哲学家所说的物质。这第四层楼的建构物质，与物理层，生物层和心理层的建构物质，是有根本区别的。第一，这四层楼的关系是，没有物理层的存在，便没有生物层的存在；没有生物层的存在，便没有心理层的存在；没心理层的存在，便没有社会文化层的存在。可见，物理层是人类社会的根基，它对二、三、四层的影响是从头到尾的。唯物主义歌颂的"物质"和唯心主义诅咒的"物质"与物理层的"物质"不是一回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指的"物质"，是构成第四层楼的东西，即劳动产品、生产关系、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是与人的心智相结合的自然界的东西。第二，物理层虽然对社会文化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社会文化层对物理层不能产生任何影响。诚然，人的科学（一般指自然科学）必须兼及四层；但人文科学（一般指社会科学，包括哲学）和人的科学不同。"人文"两字当然包括社会文化层，有时涉及心理层，有时又不理会。但是人文科学是不到或不涉及生物层和物理层的。因此，物理层对社会文化层中的任何个人和群体都一样，对唯物主义套近乎的歌颂和唯心主义咬牙切齿的诅咒都不予理睬，都持等距离关系。可见，物理层是一个中性概念，这是物理层是不依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物理律不涵蕴社会律，物理律不足以说明社会现象。哲学属于人文科学，它和物理层和生物层是没有联系的。第三，只有物理层、生物层的建构物质和心理层的部分建构物质是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而先于人存在的。而社会文化层的建构物质由于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与人的心智相结合的自然界的东西；所以这种物质是和人的思想意识不可分割的。那末，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所说的第一性的"物质"，究竟是属于那一层楼的物质呢？显然是属于社会文化层的物质，不是物理层和生物层的物质。是属于马克思说的"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是与人的心智相结合的自然界的东西。因此，恩格斯把物质和精神割裂开来的论断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后来演变成哲学领域中长期的先有物质还是先有精神的争论。这种争论，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一样，同属于无法论证的经院哲学，是没有意义和不能解答的问题。这正如恩格斯本人在反驳杜林指责康德的星云假说，不能满意回答他的力学体系时所指出的那样，"可惜现代科学不能把这种体系说明得使杜林先生满意。对于许多其他问题，它也同样不能回答。对于为什么蛤蟆没有尾巴的问题，现代科学直到现在只能回答说：'因为它们丧失了尾巴'。"（29）因此，物质和精神，孰先孰后，这同蛤蟆为什么没有尾巴一样，是哲学家不能回答的问题
（三）恩格斯离开人世的前后，自然科学界发生了一场巨大而又影响深远的革命。其标志是X射线、Y射线和镭的放射性被发现；质量守恒定律被物质的电子论推翻了；电子的运动速度被证明可以和光的速度比较；使传统的物理学发生了危机。自然科学的危机，严格地说，物理学的危机使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在19世纪，物理学的进步和数学的进步使这两门科学密切地接近了，理论的物理学变成了数学的物理学。于是形式的物理学，即数学的物理学的时期开始了。使这种经验的物理学成为形式的纯粹数学。它不是物理学的一个部门，而是数学的一个部门。这一系列巨大的科学革命，使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发出了"物质消失了"的惊呼！传统的物理学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在19世纪六十年代中，物理学家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彼此是一致的。他们相信对自然界的纯粹力学的解释；他们认为物理学无非是比较復杂的力学、即分子力学。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物理学家的严重分歧代替了从前的一致，而且这种分歧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基本的主导思想上。这是自然科学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引发了对传统力学认识论的全面怀疑，标志着科学的"怀疑时期"已经到来了。这是怀疑的时代，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更是千载难逢的科学的春天。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从科学的不同切入点、不同视觉、不同层面，就科学的方法发表了很多见解。所谓科学的方法，"则是站在科学建构的背后的原理原则部分。这一部分包括设准、演绎、系统构造、假设原则、观察与实验原则、比拟原则，种种等等。"（30）这些见解都致力于破除对自然科学的绝对正确性的盲目性信仰，探索通向真理之宫殿的更好入口，物理学家马赫就是发表这类见解中的一个。
在那科学的春天里，列宁于1908年撰写了一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专著。这部哲学专著全面捍卫了恩格斯关于自然界中存在、物质是第一性和意识、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对这部哲学专著世人褒贬不一，是春寒料峭中的严霜还是明媚春天的阳光，可谓众说纷纭。而在前苏联时代和1949年以后的中国则把这部哲学著作推崇为"圣经"。但我认为这部哲学专著有四个问题值得质疑推敲。
第一，列宁把建构人类大厦第四层楼中的"社会文化层"里的物质，即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即"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现存的生产关系"；把与人的心智相结合的自然界的东西，与"物理层"、"生物层"和"心理层"的物质混为一谈。列宁从"物理层"的地球先于人存在的事实出发，抓住"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这个"对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来说，是特别毒辣的"问题论证："在地球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和任何生命存在的情况下，地球就已经存在了，有机物质是后来的现象，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说，当时没有具有感觉的物质，没有任何'感觉的复合'，没有任何像阿芬那留斯的学说所讲的那种与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自我。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感觉是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就是自然科学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31）列宁通过如此的论证，来否定"社会文化层"中的物质和精神意识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事实，这是偷梁换柱的论证。其结果是把"人类文化层"中的物质和人的精神意识割裂开来。而割裂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必然要导致对真理的否定。因为人的认识活动是建立在客体和主体、物质和意识不可分割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思想意识活动，就无所谓真理。而离开了人的"真理"就是上帝的启示，是神谕的哲学，是一堆废话。而对真理的否定，又必然导致认识论中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就成了上帝、创世主、人间帝王、专制独裁者的信口开河主义。这种信口开河主义对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第二，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众多科学家，比如物理学家马赫及其科学家群体，以经验事实和感觉事实为依据认知世界：从作业的假说设计入手，即从精神、意识中，从心理的东西中"引出"客观理性，从科学的假设和定律为切入点，"致力于破除对自然科学的绝对正确性的盲目信仰"。因而"经验论曾经一度成为怀疑论用来反对形而上学论断的强大武器"，取得了累累丰硕成果，为二十世纪的科学技术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知道，科学的知识，没有必然可言，只有盖然可言。盖然也有程度之大小。我们要获得经验知识，只有借试行错误来摸索。（32）科学家的这种认识论的立足点，是建立在物质存在和精神意识的不可分割的基础之上的。科学是认知的活动及其产品。科学既不研究现象，也不研究隐蔽在万物世界背后的不变的和不可分的实在（即柏拉图所言的本质），它只研究可经验项。（33）思想的理性一旦贸然进入经验不能检验的领域，就可能陷入矛盾或二律背反，就会产生胡说和幻想的东西，产生想入非非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诚如波普尔所说："当离开经验领域时，我们的思辩就没有科学的地位。"（34）因此，科学家的认识理论和柏拉图、黑格尔的传统哲学理论发生了尘锐的冲突。而柏拉图和黑格尔的传统哲学是建立在现象和本质、实在和观念、环境和自我互相分裂的基础之上的。传统哲学家执迷追求柏拉图永恒不变的本质，也就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或"理性实体"。黑格尔认为"理性……是实体；无限的质料……是永恒和绝对强大的本质。"（35）因此，十九世纪的科学家根据经验和感觉认知世界的理论，遭到追隨柏拉图和黑格尔的传统哲学家的围攻。围攻的重点是自然科学家主张的物质存在和精神意识，即"主体-客体和客体-主体"的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此时的列宁和追随柏拉图、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联手围攻主张物质和意识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经验批判主义，其代表就是和列宁同时代的德国物理学家马赫等一批科学家。他们为扫除科学理论构造中隐蔵的独断之见和形而上学的成分，即柏拉图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不变本质和永恒不变的世界，以及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或"理性实体"，为建立科学之纯净理论架构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列宁却严厉批判并警告他们，"把认识论建立在客体和人的感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上（'感觉的复合'=物体；'世界要素'在物理和心理方面是统一的；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等等）必然陷入唯心主义。"（36）
为了割裂物质和意识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列宁给"物质"下了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即"物质是标示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37）分析列宁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物质，是指物理层和生物层的"物质"或心理层的部分"物质"，它先于人而存在。这类物质和人的意识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借康德主义者的话说，这是"超验的实在"，能经受任何自然灾难而存在而永不消失。这和社会文化层的"物质"，如经济基础、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和人的心智活动相结合的自然界的东西不同，这些物质因人类的形成而存在。人类如果遇到恐龙相似的灾难而消失，这类物质自然跟着消失。可见在这个层面上，"客体和主体密不可分"。列宁一方面批评康德主义者把观念和现实、意识和自然界割裂开来的做法是错误的；（38）另一方面却猛烈抨击"自我和环境不可分割的同格"的原理，（39）犯了和康德主义者一样的错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物质"概念，和柏拉图的"本质概念"、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理性实体""无限的质料"以及人类普遍信仰的"上帝"，都是属于同类的东西，都是万能的名字，万能的概念。就是列宁自己也承认"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人以外的地球、自然界、物理世界的存在是相容的"，（40）这就是黑格尔的"纯有"和"纯无"可以相容相统一的理论。用这种理论可以证明各种美妙的统一，诸如纯富有和纯贫穷的统一，纯主人和纯仆人的统一，纯唯物和纯唯心的统一。如果把列宁关于"物质"定义中的主语，换上柏拉图"本质"、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理性实体""无限的质料"以及人普遍信仰的"上帝"，列宁的"物质"概念就变成了玄学家说的"宇宙本体"、"物神"和"偶像"概念，这正是经验批判主义要批判清除的"形而上学"，而列宁竟称这种经验批判主义为信仰主义，岂不令人奇怪乎？由此可见，不管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或不可知论者，他们说的物质和精神、人和上帝都不存在本质差别。这证明"物质第一"或"精神第一"这两种表面不同的学说，其实本质是一样的，两者之间的一切争论都无实质意义。诚如殷海光所说，这是因为"'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都是同出于黑格尔之腹胎中的两位难兄难弟，所不同的，不过是一为左派，一为右派。但是，除了所谓的'物质'和所谓的'精神'这两种填料的不同之外，二者的基本思想型模是相同的。所以'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之争实在是兄弟之争。"(41)这叫"同室操戈"、"煮豆燃萁"。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这种关系就如费希特的一个比喻，这是"地在象上，象在地上"的关系。用通俗而又能为中国人能懂的话说，这是一种"水在鱼上，鱼在水上"的鱼水关系。列宁严厉抨击经验批判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理论是神秘主义、蒙昧主义和唯我主义，而自己竟与柏拉图、黑格尔和玄学家为伍，这岂不发人深省？
第三，在这部哲学专著中，列宁把多切点、多视觉、多面体观察。思考问题的学术讨论，却简单武断把它提升为一场哲学领域中的理论斗争。说什么"斗争是在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之间进行着。"(42)并给这些主义倾向贴上各种政治标签，从而把这种学术争论和党性斗争、阶级斗争搅混在一起，和纯洁党性、纯洁党的组织联系在一起。他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43)"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44)严厉斥责有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倾向的社会民主党人波格丹诺夫"跪着造反"，(45)"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46)还断言："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是中间派。"称马赫主义者是"一种讨厌的烂泥，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派。"(47)是"愚弄人民有学位的奴仆。"(48)这一系列在学术辩论中所迸发出来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又充满火药味的观点，是典型的俄罗斯农奴专制主义的霸道观点。严重地影响了后来苏联和中国的思想社会风气，使认知客观世界的学术研究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特别是"一种讨厌的烂泥，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派"的观点，更是成为斯大林和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肃反扩大化，动辄无限上纲，实施独裁专制主义的理论根据。
第四，对真理的看法，列宁的观点存在明显的缺陷。(甲)众所皆知，真理存在于人的认识活动中，离开人就无所谓真理，没有人就没有真理，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而列宁却说："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49）可见，列宁认为真理是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其根据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物理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类经验而存在的。"（50）这是废话，因为物理世界是由非生命的物质组成的，当然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类经验而存在。而否认真理对人的依赖性，这是承认世界上有不用头脑思想的蒙昧主义。但是，我们知道，列宁是坚决主张"思想是头脑的机能。"（51）这充分暴露了列宁关于真理的论述是前后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乙）列宁援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真理的论述："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52）"真理和谬误，……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53）然后列宁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绝对真理是由发展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54）"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55）我认为，列宁的结论有两点需要质疑推敲。第一，绝对真理是什么？有没有绝对真理？第二，真理和谬误的界限是什么？真理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首先，列宁认为"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同时又宣称相对真理"实现在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的系列中"。那末，其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一个人能有缘认识把握绝对真理。因为绝对真理存在于无限系列的终端，而柏拉图的形式、理念则存于无限系列的始端；因此，列宁的绝对真理和柏拉图形式、理念一样存在于虚无缥缈的云雾中，成为具体的个人遥不可及的东西，存在于经验不能检验的领域中。用柏拉图的话说："是不能为任何感官所看见和感到的，而只能由纯粹的思维来沉思到的。"（56）这是对绝对真理的否定。其次，承认真理和谬误可以"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就是说，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这样，真理和谬误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不定而消失了。其结果就像赫拉克利所说的"善"与"恶"是一回事，（58）即是说，真理和谬误也就成了一回事。这种使真理和谬误可以相通的黑格尔戏法，不仅使列宁否定了绝对真理，也否定了相对真理。诚然，我们可以姑且判定列宁对真理的否定不是出其本意，但是列宁对真理的研究表述不够精准，对探求真理的方法缺乏缜密细致的研究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证实我的浅见，不妨把殷海光的《逻辑究竟是什么》一文中的若干观点引证如下进行比较，看看列宁关于真理的论述有何缺陷？
据殷海光的研究表明，科学的目标在求出真理。所谓科学，依其性质来划分，可以分为演绎科学和经验科学。这两门科学在求出真理这一目标而言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探索真理所依据的出发点和方法而言，二者大不相同。于是演绎科学追求的真理和经验科学追求的真理在性质上，大不相同。演绎科学追求真理的途径不在别处，就在我们建立它们时所公定的设准或规律之上。因此，经验事实既不能建立它，又不能推翻它。检证演绎真理的方法，完完全全不诉诸经验实践，而是诉诸一套一套的决定程序，这就是通常说的逻辑程序。这是一种推论知识的程序。经验科学追求真理的途径则从假设出发，或从公认的原理出发，或从已经建立的定律出发。证实经验科学的真理，主要地必须诉诸经验事实，因而必须诉诸观察和实验。于是观察和实验，在通常的情形之下，可以建立经验的真理，也可以推翻经验的真理。可见，二者的区别，演绎真理可以闭着眼睛来建立。经验真理则需睁着眼睛来寻求。依据以上的解析，可知演绎真理与经验直理，虽同名为真理，但在其为真理的性质上，确乎大不相同。演绎真理追求的是区分对错，经验真理追求的是区分真假。真假和对错是各不相干的两个系。演绎科学，即通常所称的逻辑只管对错，不问真假。经验科学只管真假，又须为对。从殷海光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经验科学追求的真理是绝对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事物的本质或本质的特性作出透彻的描述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构成我们世界的事实表象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使得我们的一切描述都具有选择的特性，这使得它在某种意义是相对的。这可能影响我们对描述的真理性的信仰。但不会影向描述的真假问题。在这种意义下，真理并不是"相对的"。任何特别的对于事实的历史描述，不论判定其真假如何困难，总是要么为真要么为假。由此可风，真假的区分是泾渭分明的，是绝对的，是超越时空立场的。在任何时空条件下，不问什么人，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假的不能变真的，真的也不能变假的。因此，经验科学领域中的真理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经验科学区分真假的意志和毅力是百折不挠的，反复实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经验科学的根本特征。因此，"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的黑格尔的把戏，在经验科学的领域里是行不通的。在经验科学的领域里，真理和谬误是冰炭不相容的刚性概念，存在绝对不容模糊的界限。把真理说成相对的是错误的；同样把谬误说成相对的也是错误的。经验科学追求的是清晰不容含混的概念。所以，列宁关于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之论断是不正确的。第二，因为演绎科学在推论知识的程序过程中，只管对错，不问真假。所以演绎科学领域中所推论出来的"对"，不一定是"真"；"错"不一定是"假"。因此，演绎科学邻域中的"对"和"错"的界限是相对的，两极有可能向自己对立的方面转化。这样往往会出现人们误认为的"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的结果，误认为真理和谬误的界限是模糊不定的。由此可见，列宁所说的"相对真理"，指的是"相对正确"，就是演绎科学所求出的只管对错、不问真假的演绎真理。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种演绎真理是属于推论的知识，也是一种"因果"的知识。而原因和结果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列宁由于未能区别经验科学的真理和演绎科学的真理这二者之间的不同性质，因此也未能识别真假和对错各不相干的两系之间的性质差异；导致了列宁不仅否定了经验科学中区分真假的绝对真理，而且也否定了演绎科学中区分对错的相对真理。列宁在真理问题上的含混认知，给斯大林和毛泽东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斯大林制造一波又一波的为争夺权力的党内斗争，为毛泽东发动一场又一场的为巩固权力的政治运动提供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理论依据。
（四）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哲学遗产，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行列中的"哲学王"。他主持编写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这本书在延安整风时，被列为全党的必读文献，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称这本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可见，这本书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在这部"圣经"里，斯大林重提当年和列宁发生过思想争论的党内部分知识分子，如波格丹诺夫、巴柴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把他们列为思想颓废，心理犹疑，立场动摇的反对派。把他们的思想理论视为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的理论基础，并视其为反动势力反对党和反对革命的总进攻。（59）把与己不同思想的苏共党员视为"是孟什维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孟什维克的余薛，是孟什维主义的继续。""在工人阶级和党内执行传达资产阶级影响的作用。"（60））声称"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也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从而把因思想认识不同的党内同仁定性为"法西斯侦探机关的走狗"，"间谍、暗害者、杀人凶手、军事破坏者和卖国贼。"（61）并对他们实行红色恐怖专政，进行血腥镇压。大部分追随列宁出生入死的高中级党政军干部，仅因思想理论的认识与斯大林不同，而被冠以"匪徒"、"间谍"、"卖国贼"等名类众多、应有尽有的罪名被处死清洗，就是列宁的妻子也难逃挨斯大林恶整的厄运。真理没有了，真假是非没有了。用辩证法包装的相对主义肆虐横行。"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的黑格尔式的预言在苏联到处得到应验。斯大林堂而皇之用辩证法的语言对此宣布："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62）并意味深长对此解释："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那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一笔偶然现象的糊凃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论的错误。"（63）这是一种危险的理论，又是一种恐怖的理论。这种理论正如波普尔说的，"即认为今天所相信的，实际上今天才是真的。同样危险的推论是昨天是真的，明天可能是假的。"（64）就是说，昨天是功臣，明天是罪犯。这种理论对前苏联造成了巨大灾难。据统计，在斯大林这种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苏共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補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害，出席代表大会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有1108人被害，有数以百万计的政治犯被关进集中营。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库克留奇柯宣布：这一时期有420万人被镇压。(录自2007年11月8日《南方周末》)这一时期，苏联仅被拘禁和流放的人数达1000万人，令人震惊的是所有屠杀自已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致使在苏共党史上留下了史学家都难以说清楚的一笔"糊凃账"和难以清算的"一堆荒谬绝论的错误"。斯大林去世后，大规模的政治屠杀虽然停止，但各种形式的政治迫害仍在继续中，直至苏联解体。
有人说，苏联解体，是因为经济一团糟和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我认为，这是肤浅之见。苏联经济固然没有搞好，但却创造了世界一流的科学文化教育水准；人民生活和欧美相比只是相对苦一点而已。至于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这简直是栽赃。依我之见，苏联之所以一夜之间被解体，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价值观念，长期以来被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彻底扭曲。使人类传统的基本道德观念如善良、真诚、谦和，被苏联共产党极权主义的统治模式彻底摧毁。对任何问题，人生的看法，人们不得有任何自己的标准。人们不再被允许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人们甚至不能按原先最自然的方式去处理家庭关系。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那是司空见惯的。父子反目，母女成仇，也是见怪不怪。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信任，不再有亲情；有的只是告密，有的只是把朋友送进牢改集中营，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大义灭亲"的壮举。斯大林说："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不做改良主义者。""要执行不调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65）要扫除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斯大林要取代之的价值观念，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共产主义""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和柏拉图"洗净画布"的激进主义价值观念基本吻合。长期以来为了胜利和成功，以致把昧着良心说假话办事情视为正常事，致使苏联共产党的权力部门纵容允许宣传家和理论家说谎和扭曲真理，扭曲真假是非，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把高贵的谎言视为党性强和觉悟高的表现，是敌情观念强和阶级立场鲜明坚定的表现，是干部提拔重用的标准。这种被扭了的价值观念，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而被制度化建构化，通过各种途径灌输到苏联人民的头脑中。使人民相信，如果慌言成功了，它就是真理。一句话，成功可以使手段正确的价值观念，深深浸透了苏联的权力部门，深深地影响了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使人心丧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其标志就是使科学技术一流，综合国力第二的庞大苏联，竟在旦夕间宣告解体。其速度之快，令世人瞠目结舌。
（五）继列宁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后，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被中共的理论家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又一篇重要文献。但是我们过去只看到它在功利层面上发挥的巨大影响，就忽略了它在认知层面上造成的深远而具有破坏性的负面影响，以致把功利价值和真理价值混为一谈。现在我就《实践论》在认知层面上造成的破坏性的负面影响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期方家赐教指正。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66）这种观点和列宁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一脉相承。这是毛泽东一惯提倡的阶级分析论，是属于认识论中的相对主义，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具有破坏性的负面影响。毛泽东又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67）毛泽东在此明确提出社会实践不是以探求真理为目的，而是以服从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为目的，这在中国影响了几代人。在武装革命的历史阶段中，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理论，曾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提供了理论指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实践论》也发挥过若干正面影响，据说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成，就是在《实践论》的理论指引下取得的成就。但是它的正面影响，却极大地掩盖了它对社会具有破坏性影响的负面因素，甚至还把它的负面因素也当作正面因素加以肯定和宣扬。那末，《实践论》的负面因素是什么呢？这得从《实践论》》的价值取向谈起。
《实践论》的价值取向是重利益，轻认知。"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说，我们的意见，包括我们的道德的和科学的意见，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更概括一点说，是由我们时代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决定的。这是《实践论》重利益价值取向的重要表现。而实践的观点，真理标准的观点，这类反映认知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念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必须服从为实现无产阶级的战略目标服务的手段，一句话，知识必须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总之，追求特定的实际利益是头等大事，正如柏拉图所言："为了城邦的利益"，应当把国家的利益视为目的，使诉诸集体的功利原则成为终极的道德思考（68），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真理标准。因此，探求真理则成为次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实践的观点，真理标准的观点成了为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副产品，成了为谋求特定阶级利益的副产品，这是《实践论》轻认知价值取向的重要表现。"重利益"和"重认知"是两个不容混淆的概念。"重认知"就是"重真理"，如释迦牟尼所说："世间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真理。人世间的贫富、美丑、是非如过眼烟云，终归要归于寂灭；而真理却永远照耀着世间，使病者得癒，贫者致富，忧伤的人们得以快乐。""重利益"是和一定的阶级、政党、团体以及个人的利害相关的概念，所以反映功利主义利益原则的各种思想、各种认识、各种理论不仅"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同时还烙上了时空的印记，这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过眼烟云"。也是斯大林说的"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昨天是敌人，今天是同志；今天是亲密战友，明天就如同宼仇，这都是利害关系所然。重利益的价值取向就是趋利避害，目标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毛泽东看来，最大的功利就是权力，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便丧失一切。权力比天大，比天高，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它和真理的价值观念冰炭不相容。这种价值观念在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做了非常深刻的揭示："为着争利夺权，把是非从根子上搅乱了。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以致只有派系的是非，没有公是公非。现实圈子的利害成为是非的源泉。结果，一离开了现实层的权势就无真理可言，一离开了现实圈子的利害也无真理可言。因此，一切观念，一切言论，以致于一切行动，都围绕现实层界的权势乘现实利害打转。打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生物逻辑要求。"（69）重利益的价值取向，使真理知识烙上了道德的印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就如毛泽东说的那样，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为毛泽东长期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制造理论根据。客观而言，"利益"本身是没有是非，没有原则，像无头苍蝇没有任何方向感。但是，它一旦被权力逮住，就可以戴着真理的假面具欺世盗名，招摇撞骗了，成为专制独裁的筹码。
"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是认定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决定认知，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毛泽东看来，认知与人生观或世界观是由阶级利益和阶级地位决定的。我认为这是片面之见。其实认知与人生观或世界观的形成，受知识的雨露滋润关系很大。科学的人生观的基础是科学认知，这种人生观是理性的，而非情感的。但是，如果利益决定认知、人生观或世界观，就必然要导致理性的丧失、破坏人类对理性的信仰。因为它们对于一切道德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它们侵蚀了一个一切道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就必然导致情感和激情的疯狂，最终要酿成大祸，这是每个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历史教训。从"对敌狠"与"对己和"的阶级情谊高如天；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到"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发展到最后，形成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系列的观点，都贯穿一条功利决定认知与人生观或世界观的红线。这种理论贯彻实施的结果，使1949年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独裁专制，盲目崇尚个人权威的社会局面，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观念因之荡然。结果，使中国爆发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阶级利益决定认知与人生观或世界观是错误的，它是相对主义真理论的根源。这种相对主义真理论和专制独裁主义相表相里，息息相关。每位从二十世纪过来的中国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感受到重利益轻认知的价值取向酿成的社会苦难。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相对主义是建立在利益取向，而不是建立在认知取向的价值观念之上的。这种相对主义，不认真理为可知，不认是非为可辨。因此，毛泽东的这套哲学不是科学的哲学。而科学的哲学赖以立足的首要条件是一种信仰知识的精神：认为真理是可知的，是非是可辨的，利害嫌疑治乱都是可以通过知识解决的。毛泽东称自己的一生都在追求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而奋斗。有人说，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满意的就是真理。其实这二者不是一回事。真理有真假之分，有是非之分，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利益本身没有真假之分没有是非之分，但它却和特定的阶级、政党、团体紧密相联，用毛泽东的话说，它"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任何为特定利益奋斗的人，他们对真理，对真假是非的分辨都持相当保留的态度，为利益他们可以撒谎，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的真相，还搞什么輿论导向或輿论限制，从而混淆真假是非的分辨。毛泽东为了掩盖真理混淆真假是非的分辨，常常借用万能的辩证法。而辩证法之所以"万能"，因为它能使"纯有"和"纯无"统一起来，可以使天上和地下统一起来，可以使真理和谬误，使真和假，使是和非统一起来。用波普尔的话说，"从纯粹形而上学的丝帽中变出真实的物质的免子，对其强大的辩证法来说，简直如同儿戏。"（70）总之，辩证法神奇得很，万能得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首先引用《庄子》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然后他借题发挥："世界上就是这样一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71）毛泽东这里所言的辩证法正是庄子非常有名的"无是非论"。在庄子看来，天下本没有一定的是非，"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庄子的这个观点和恩格斯和辩证法是同一个模具造出来的。恩格斯说："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72）可见，"又动又不动"自古以来都是辩证法和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的公式。这和庄子同时代流行的"白马非马论"颇相类似。在这个"又动又不动"的认识论中，好像有一条规定的路线，好像有一个前定的范围，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法式。坚持这类辩证法的人，不去研究变的现象，认为感知和经验从来不可能是准确可靠的，因为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变动中的事物世界；却去寻找现象背后的那个不变的性，即柏拉图观念中那个纯粹的形式或理念。那变的、特殊的、个体的，都受人轻视。他们认为，经验算不得知识，真知识须求那不变的法，求那统举的类，求那最后的因。根据这个认识论公式，毛泽东又引出了"又平衡又不平衡"的认识论。若按照这个公式继续推导，又可以引出"又是又不是"、"又对又不对"、"既是真理又不是真理"的无穷认识系列，在这无穷系列的终端存在一种绝对真理。以为人生有限知识无穷，用有限的人生求无穷的真理，乃是最蠢的事。况且万物无时不变，无时不移，此刻的是，停一刻又变为不是，古人的是，今人又以为不是了；今人的是，将来或又变为不是了。这种认识理论贯穿于《实践论》的始终。对这种相对主义，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做如下概括："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具体过程的发展中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都具有相对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73）在这条引言之后附有一条注释，说明这段话出自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二章第五节。这段话说明，毛泽东和列宁的认识论是一致的。他们两人只承认认识过程中的相对真理，否认人们在认识过程能把握绝对真理。这是因为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把握这种绝对真理。诚如恩格斯所说："人们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他们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74）如此看来，只有那种既是人又不是人的神和抽象的人，即所谓的"大我"，比如什么伟大的领袖呀，"三个代表"呀，人们的意志和党的意志的化身才能把握这种真理。这种人就是柏拉图指称的接近全知全能的"哲学王"，只有他们才能够掌握绝对真理去驾驭支配相对真理，用不变的永恒的历史法则支配控制社会变化。这类"哲学王"古代有柏拉图，二十世纪有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由此可见，一方面在思想路线上，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柏拉图的直接追随者；另一方面说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他们不能够正确区分什么是演绎哲学和什么是经验哲学，未能认识演绎哲学和经验哲学是探求真理的两条不同途径。演绎哲学探求真理不须诉诸经验事实和实践，而是诉诸一套一套的程序。这种真理无须经过经验事实和实践的验证，只要符合程序就万事大吉了。经验哲学是通过人们的经验事实和实践去证实某种假设或公认的原理或已建立的定侓，也可以通过经验事实和实践去否定或推翻它们。毛泽东不懂得演绎哲学追求的是区分对错，经验哲学追求的是区分真假，不知道真假和对错是属于各不相同的两个系，根本不是一回事。把真假和对错混为一谈，把经验真理和演绎真理混为一谈，把真理价值观念和功利价值观念混为一谈，这是导致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毛泽东的晚年，为了某种功利目的，通过演绎哲学，根据自编设计的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演变程序，竟罔顾事实，不分真假，把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对这一引发全国社会大动乱的错误毛泽东至死还未意识到，还把其视为是自己一生中对中华民族的两大贡献之一呢！毛泽东生前曾经说过，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他领导中国人民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介石政权；二他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赶下了台。这两件事证明了毛泽东不能区分什么是演绎真理，什么是经验真理，从而把功利价值观念和真理价值观念混为一谈。
因此，我认为《实践论》的价值取向是区分对错，而不是区分真假。《实践论》确立的区分对错的程序行为规则，类同波普尔说的，"它并不描述某种事实，而是规定了我们的行动方向。"（75）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设计，制定了一套探索区分对错的方法、步驟等程序原则。因此，《实践论》是研究区分对错程序的著作。其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懂得："人们要想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76））1956年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中又重提思想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时说："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错误？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77）毛泽东反复重申主观符合客观，并确认这是人们区分对错正确与否，保管成功和避免失败的根本条件。那末什么叫主观符合客观呢？毛泽东的"客观"究竟是什么价值取向呢？这就是我国专制主义的老祖宗荀子在《儒效编》（78）说的："凡是行，有益于治者立之，无益于治者废之"的价值取向。"有益于治者"是客观的，"无益于治者"就是非客观的。这是一种以是否"有益于治"或"无益于治"作标准的充满功利主义价值的哲学理论。查阅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我们可以发现他所言的"客观"几乎都是属于这类非理性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毛泽东的一生都非常关注认识和实践，即知和行的关系，一生都在探讨区分对错的最佳方法和途径，极力想设计一套能够规范人们去求"有益于治"的正确的思想程序。《实践论》这部文献在总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翼空谈主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规范了一套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区分对错的程序，即什么是"有益于治"，什么是"无益于治"的认识程序，让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干部群众能进行具体操作的区分对错的程序。
那末，《实践论》中阐述的区分对错的程序是什么呢？从《实践论》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如下：（A）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79）（B）人在社会实践中，开始只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80）这叫认识的感性阶段，也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81）（C）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引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82）（D）由此看来，认识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的事情，属于感觉阶段。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就是《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是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83）只有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由此可知，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认识开始于经验；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跃进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84）。（E）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而"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次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85）
针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述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我想谈如下几点看法：
第一、毛泽东所言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其实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柏拉图的形式理念论，这是一种先于马克思主义而存在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物的种类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由来"。不但种类变化，真理也变化。种类的变化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隨时改变。这种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态度。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成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这种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实践论》中的反映，就是人类的生产活动和人们的认识，"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86）柏拉图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以纯粹的思想为基础的理性知识与以具体经验为基础的意见二者之间的对立"之上的。（87）"以纯粹的思想为基础的理性认识"被柏拉图确认为认识论中的"形式理念"，它们不能通过我们的感官被感知，是不能为任何感官所能看见和感到的，而只能由纯粹的思维来沉思到的，像毛泽东所言的，通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方式才能感悟到的认识。而"具体经验为基础的意见"是指具体变化着的事物，可以和我们的感官发生交互作用而形成具体的经验。柏拉图认为认识论的任务是要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即隐蔵在各种事物现象背后的那个实在和本质，发现事物的隐蔵本性和本质。而毛泽东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现象和本质，即"事物的外部联系和事物的内部联系"，感性和理性的对立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毛泽东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包装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柏拉图的形式理念论，并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在中国推销。说明中国的理论界长期忽略对真假的区分不是偶然的
第二、亚里士多德认为，感觉经验不能把握普遍的本质。毛泽东认为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感觉或经验只是认识的开始。如何透过事物的现象，或外部联系去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或事物的内部联系，就必须靠理性认识。毛泽东所说的理性认识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推论，即描述事物本质的陈述是一致的。通过理性认识或推论，人们把感性阶段中获得的感觉或经验材料加以整理改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造，毛泽东把这个过程形象比喻为《三国演义》上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如此"眉头一皱"，便产生了佛教中的神秘的"顿悟"效应，于是感觉经验材料便在人们的脑子里引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这样就产生了概念。概念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这个反映事物本质和内部联系的概念或理论，和柏拉图的形式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一个东西，它们同属隐藏在现象背后的那个实在和本质。它们不能通过我们的感官被感知，只能通过柏拉图确认的纯粹思想的沉思、一种心灵的或理智的能力，或通过佛教的"顿悟"，或通过毛泽东说的"眉头一皱"就能够使我们正确无误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可惜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发现把握事物的本质便成了少数人的专利。柏拉图认为只有这种实在和本质是永恒的，只有反映这种实在和本质的概念理论是永恒的、神圣的。用中国老百姓和理论家的共同语言来表达，这是万岁的主义。毛泽东称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称这种理论概念是"万能"的。这种理论是不容许修正和修改的。据说一个字也不能改，谁改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和自由化，那是罪莫大焉，必须付出沉重代价。可见毛泽东坚持的理性认识和推论，与柏拉图、黑格尔的认识方向是一致的。
和毛泽东的推论方向不同的是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的推论。据胡适的介绍，杜威认为，推论乃是人生的大事，只有这件事是人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做的。在杜威看来，推论的作用是从已知的事物，有前者作根据，使人对后者发生信用。这种推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先有一种疑惑困难的情景做起点。（乙）须有寻思搜索的作用，要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种疑惑困难。（88）人都知道"寻思搜索"或推论很重要，但很少人知道疑难的境地是"寻思搜索"或推论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疑难发生时，方才发生思想推考的作用。有了疑难的问题，便定了思想的目的；这个目的便是如何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杜威说："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进行。"（89）胡适把杜威的推论分作五步：（A）疑难的境地；（B）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C)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D）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E）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90）
现在，把毛泽东的推论和胡适介绍的杜威的推论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他们两人所持的推论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的推论有两大特征：（甲）他是在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进行推论的。而他们的理论框架是建立在现象和本质、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对立的基础这上的。毛泽东的推论就是要除去掩盖本质的现象，掀掉遮盖内部世界的盖头，使本质和内部世界展现出来。遗憾的是这种本质和内部世界，就是柏拉图的形式理念，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我们的感官不能感知的东西，是经验不能涉及的东西，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纯无"。因此，毛泽东的推论是一种从"纯有"（现象）到"纯无"（本质）的推论。这种推论必然导致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而这种神秘主义必定会引起理论的混乱，这是中共左翼机会主义长期肆虐泛滥的重要原因。建国后毛泽东大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深挖修正主义根子的反修斗争，整党内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根据这种神秘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做出的决策，从而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社会大灾难。（乙）毛泽东认为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开端。就是说，在推论前必须掌握大量的感觉材料。用毛泽东的话说，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而在中国什么人能"详细地占有的材料"呢？毛泽东认为，只有那些拥有调查纲目，自己能口问手写，又能甘当小学生的人才能"详细地占有材料"。而在中国，几千年来直到毛泽东时代，能口问手写，又能拟定调查纲目的人，只是一些少数聪明的人，其中能甘当小学生的"明白人"则更少。因此，按毛泽东的标准，推论在中国就成了少数人的专利。这是现代中国为什么没有思想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要搞舆论导向和言论限制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常说："群众是真真的英雄"，他不是说群众有能力推论，有独立自主的权利，而是说群众能给少数聪明人提供推论的材料，能够成为少数聪明人进行推论的工具。因此，"五四"以后中国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己的运动，而是被少数聪明人操弄的运动。杜威的推论也有两大特征：（甲）在杜威的推论中，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框架被搁置一旁。他主张的推论是从已知的事物到未知的事物，由此推测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因为有前者做根据，使人对后者发生信用。这种推论的结果和柏拉图的形式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类的本质概念完全不同。杜威推论的结果是可以被感知的，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证实或否定。杜威的这种推论是属于唯名论认识论，是科学的认识论，它否定现象背后的本质，它不承认不能为我们的经验所验证和所否定的任何观念。这是一种明白的哲学，是与神秘主义的经院哲学截然不同的哲学。（乙）杜威认为，推论乃是人生一大事。只有这件事是人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做的。为什么？因为人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和生产实践中，随时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或困惑，疑难或困惑促使人们发生思想推论。为了解决疑难或困惑，人们必须推论，坚持推论，仔细审视各种推论，以求完满解决自己遇到的疑难或困惑。如果人类的生活处处没有障碍，时时事事方便如意，那就用不着思想了，不须要什么推论了。如果感觉没有遇到疑难或困惑，比如像吃喝拉撒，男女之间卿卿我我，搂搂抱抱之类无师自通的行为，也用不着推论。那么人是怎样推论的呢？杜威认为，每一个人的经验里面都含有无数的推论，没有一种有意识的经验没有推论的作用。经验是每一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环境所起的一切交换。就是说："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因此，杜威把经验看作是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联络未来的事，把经验和思想看作一件事。经验的特性在于一种"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主要性质在于联络未来。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假设的来源，还可以限制假设的范围，不致于胡思乱想，不致于像唐玄宗追寻楊贵妃的魂灵那样"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91）由此可见杜威所说的经验和前人，和休谟和康德说的经验不同，也和后来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经验不同。杜威的经验是向前的，不是回想的；是推理的，不是堆积的；是主动的，不是静止的，也不是被动的；是创造的思想活动，不是细碎的记账簿。一句话，前人休谟和康德，以及后人列宁和毛泽东，都不曾懂得什么叫做经验。根据上述杜威的观点，可见，为了生存和活命，人人都必须推论，人人也能够推论。这种推论的权利必须得到彼此的尊重，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推论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是只许我推论，不许你推论；只许先进阶级先进分子或"三个代表"推论，不许落后群众落后分子或被代表的人推论；因此推论能否得到彼此的尊重，能否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区分自由民主社会与独裁专制社会的分水岭。这就是杜威主张提倡的推论。它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以及马恩列斯毛主张提倡的推论的最大不同点之一。前者是科学的推论，是唯名论的推论；后者是经院哲学的推论，是本质主义的推论。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像杜威分析的那样，古代以来的知识论的最大病根，在于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区别太严了。古代社会的阶级区别很严（毛泽东时代的阶级区别更严），有劳心的和劳力的，出令的和受令的，贵族和小百性等种种区别。所以论知识便有心与身，灵魂和肉体，心与物，经验与理性，个体与共相，知力与情感等等的区别。杜威认为，这许多区别，在现在的民主社会里都不能成立，都不应该存在。（92）但在专制社会里，这些区别仍然如故，还在阶级分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被极大地强化。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杜威和毛泽东在推论问题上的不同点，反映了两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杜威代表了现代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毛泽东则代表了古老专制等级主义的价值观念。
第三、毛泽东的《实践论》，其核心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实践论》的结尾部分言简意赅地表述了这种关系："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这段论述被中共的理论界捧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经典。众所皆知，毛泽东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知行脱节，言行相悖；他创造了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功业，也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理性分析他犯错误的原因，这对建设和谐社会事关重大。公正而论，我认为毛泽东的上述经典论述，是建立在恩格斯和列宁反复论述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灵肉分离论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现象和本质，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分离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毛泽东便把人与自然界的互动和新陈代谢的生产活动，区分为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从而把一个有机的整体实践活动分作两截，一截偏重于知，改造主观世界；一截偏重于行，改造客观世界。从而把人也分为两种人，一种少数聪明的人专门从事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别人的人；一种多数无知的人，专门改造客观世界，并接受别人改造的人。前者可以光说不做或多说少做；后者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其实理论和实践，知和行是一回事。处处是"行"，处处是"知"；知即从行来，即在行里；行即从知来，又即是知。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像鸡和蛋一样，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但是毛泽东硬把理论和实践，知和行这种形影不离的相互关系割列开来，认为先有实践后有理论，说什么"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以致在党政的各个部门里引发了一系列知行脱节，说做相异，言行背谬的种种严重问题，还出现了上下有别和内外有别等严重的等级差别问题，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阳奉阴违的社会弊端。而这种种社会弊端和毛泽东的理论缺陷有密切的关联。
众所皆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尔后他一直不遗余力公开宣传抗日民族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还不计前嫌，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委实感动了很多中国人，从而赢得了民心，为他后来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然而实际事实如何呢？据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的披露，1959年7月31日和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常委会上，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发动百团大战的"错误"时说道：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界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93）这样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变成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的统一战线了。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公开严词批判蒋汪合流，暗中却大搞"蒋，日，我"合流。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后，在会见日本朋友时，多次对日本朋友表达的歉意说；没有必要道歉。我们要感谢日本侵略，是你们帮助中国共党夺取了政权。此言一出，使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哗然。毛泽东罔顾民族大义的言和行，充分证明他奉行的主义理论存在严重缺陷。
建国后，毛泽东总结了两条根本原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根据这两个原理，毛泽东假托群众运动，力排众议，大办农业合作社，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农村公共食堂，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那里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纯系是毛泽东一手遮天裹胁群众裹胁党，引发社会大动荡。这在党内引起了一批有识之士的无限忧虑。据《庐山会议实录》披露，张闻天谈到毛泽东时，话讲得很尖锐：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统治阶级的权术。（（94）彭德怀说：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95）据叶群私人记录的、只限于在家里和老婆表达的、林彪常批评毛泽东"搞权术"，"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还批评毛泽东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称毛泽东是"拗相公"，"不关心国计民生"，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田家英常和李锐一起纵论天下大事，忧心国事，臧否人物。田家英谈到"主公"（对毛泽东的妮称）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措手不及。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96）毛泽东这种种知行脱节、说做相异、言行背谬之行为，这和他把认识论人为分割成先实践，后理论的两截做法有密切关联。除此以外，毛泽东还沾上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如韩愈在《原毁》中批判的今之君子"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的劣行，在毛泽东的言行中屡见不鲜。这都是封建专制社会官僚政治中盛行的权术。诚如张闻天所言，毛泽东"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统治阶级的权术。"
第四，1937年7月8月间，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专谈认识论的哲学论文。因此，这两篇论文可以看成是毛泽东对十年国共内战的经验总结，文中充满着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十年内战的核心是国共两党争夺中国的领导权。在专制社会里，政权对一个政党，对热衷政治的人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国共两党为争夺政权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内战期间，国民党拥有绝对优势，共产学则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作战的方式是反复的围剿与反围剿。要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必须集中兵力。而兵力集中的关键，又须党内权力的集中，特别是党内权力必须集中在谁手里。毛泽东当时面临极其复杂的权力斗争。一方面要和国民党蒋介石争夺国家领导权；另一方面在党内又要和第三国际即莫斯科的钦差大臣争夺党内领导权，还要和其他山头的领导，如张国焘争夺领导权。和国民党争夺权力主要是战场较量，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件比较得心应手的事。但对党内的权力斗争，却使毛泽东頗费脑筋，颇費周折，常常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在中共的首脑机关未搬到瑞金之前，毛泽东凭借他在井冈山创建第一块根据地和创建第一支工农红军的威望，使他理直气壮认定自己是红军和党的象征，毛泽东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反毛泽东就是"AB"团，杀"AB"团就是杀反革命，在大杀"AB"团的恐怖气氛中，总前委和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完全确立。毛泽东就在党内肃反的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使他较容易掌控了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党政军大权，使他成功地领导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军事围剿。此时的毛泽东正像很久以后他在致江青的信中说的那样："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自1932年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从上海避难到江西赣南的瑞金之后，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大权被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褫夺了，只剩下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空头衔。用博古的话说，毛泽东成了中共的加里宁。这使毛泽东顿时跌入一生以来最难熬的政治低峪里。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嗣后一段时光他已门可罗雀了。红军长征时，为了消除毛泽东对红军的影响，三人团中的李德和博古差一点把毛泽东抛弃到赣南的崇山峻岭中。据说由于周恩来的反对，才使毛泽东逃过一劫。在长征路上，毛泽东联合张闻天，王稼祥，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在遵义会议上把李德、博古赶下了台，确立了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还使毛泽东跻身中央取得了发言权。此时的毛泽东才从"山大王"的角色转换成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了。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转折点。直到延安整风，通过七整八整，七斗八斗，毛泽东在党内独一无二的独尊地位才被确立起来。毛泽东地位的确立过程，就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像《实践论》说的那样，这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多次的过程，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办法，最后才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权力中心。这个过程充满着变数，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使人眼花潦乱，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箸作中对这一过程做了深刻的理论探讨，说穿了《实践论》《矛盾论》是在探讨权力归谁所有的经验总结。因此《实践论》和《矛盾论》充斥着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正如毛泽东自己宣称的那样，字字句句"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中探讨的理论本质，和柏拉图的形式理念，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样都体现了特定的权力利益。柏拉图的形式理念体现了部落主义贵族的利益，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体现了普鲁士君主专制的利益，毛泽东的理论本质则体现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的利益。为了利益，柏拉图认为可以撒谎；为了利益，黑格尔认为"可以允许欺骗人民"，谎言成功了，那它就不是谎言了。毛泽东却反复重申，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要"顾全大局"。只要有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有利于大局，政治上可以纵横捭阖，军事上可以兵不厌诈，经济上可以开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的支票，如要实现共产主义之类的支票，能否兑现姑且不管。总之，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或有利于巩固政权，就没有错的，只有对的。正如斯大林所说：胜利者是不受批评的。也如黑格尔说的，伟大的成就一定会受到舆论的认可和接受。
以上就是我对《实践论》若干缺失的思考。《实践论》中所涵的理论缺失之所以长期被人们疏忽。一方面，《实践论》长期被理论界认为是严谨无懈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在中国严重缺泛自由民主讨论真理的气氛，使对真理的认识长期被对功利的认知所压抑，使理性被非理性所取代，致使《实践论》的负面价值不能够也不允许揭示批评讨论，还把其负面价值当"真理"在中国长期传播并供奉，对其所造成的损失也被熟视无睹，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深思。
《实践论》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要"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问题。改造客观世界的内容，容易为全党统一认识，就是用暴力推翻国民的政权，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创建一个红彤彤的中国。而什么是改造主观世界呢？说白了，就是要改造党。究竟怎样改造党？是按莫斯科斯大林的意志改造党呢，还是按毛泽东的意志来改造党呢？歧义由此产生了，新的党内斗争就开始了。众所周知，中共自成立起，就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下设支部，一切听命于第三国际的指令，受莫斯科和斯大林的遥控指挥，跌跌撞撞吃了不少苦头，惨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共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毛泽东把这一切归咎于"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也就是吃了斯大林瞎指挥太多的亏。改造党就是要改变盲从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挥。毛泽东为了能按自己的意志改造党，未雨绸缪，先后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为改造党预做理论上的准备。但是毛泽东的改造计划遇到了严重阻力，然而毛泽东凭他在遵主会议上确立的地位和他在红军中的强大影响，通过严酷的斗争迫使斯大林的信徒一个个俯首就范，迫使那些桀骜不训的人磕头称臣。不愿俯首磕头的，对不起，只好选择割舍自己曾冒死亡危险为之打拼的事业。像张国焘因忍受不了毛泽东的改造斗争，不得不逃之夭夭。许世友等一批高级将领也因此密谋出走；王明托病去苏联不返；曾经是115师的代理师长陈光因不堪党内斗争自杀；后来的高岗忍受不了党内斗争的羞辱而自杀；李立三和陈昌浩在"文革"期间因畏惧批斗改造而自杀；林彪因看透了毛泽东的"改造"把戏，不愿使自己的人格尊严受辱而走上不归之路。诚然，遵义会议之前，也有中共要员叛党脱党，那是由于国民党的高压引诱政策所致。毛泽东执掌党权之后，为数不少的高干出走或想出走甚至自杀，那是因为毛泽东残酷进行党内斗争的结果。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共党史表明，凡是和毛泽东共事的高干必须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意志，以其是非为是非；必须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放弃自己的独立思想；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奉上的政治操守，要步步紧跟，做毛泽东的训服工具；一步跟不上，就要被踢出毛泽东的权力中心。曾被"七大"和"八大"推选出来的核心高级干部，如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云、高岗、彭真、张闻天、王稼祥以及林彪、邓小平、李富春、刘伯承、贺龙、陈毅、薄一波、陸定一、陈伯达等等，都因某种原因未能步步紧跟毛泽东，而一一被毛泽东设计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思想改造程序淘汰。只有少数几个人，这就是周恩来和康生，自始至终能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思想改造而保留了自己的高位，紧跟毛泽东直到最后一口气。用周恩来自己喜欢的一句唐诗来表达，这叫"春蚕到死丝方尽"。但是世人对周恩来和康生的评价却截然不同，釆用了一种双重是非标准。康生助桀为虐，坏事做绝，良心丧尽；周恩来是为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国为党而说了违心话，办了违心事。这种顾全大局长期为中国人崇奉热捧，成为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官场文化。那末，周恩来的顾全大局究竟包含了一种什么令人深思的内容？请看凤凰网站发表的，源自《日本新华侨报》，署名赵简直写的《陈永贵当汉奸，周恩来替其保密》的文章。披露了《谢振华回忆录》中的一件事。文载引述如下：
1968年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做组织准备。有一天，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民众来信，信中揭露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汉奸的历史问题。当年69军的军长，后任山西省委的第一书记的谢振华是山西"清队整党"的负责人。他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便提议成立调查小组，负责查证此事。查证后，谢振华约陈永贵谈话，地点是迊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右边的一个房间。请看谢振华的回忆："他一坐下，痛苦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说：'不要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的谈出来。'他说，'我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我又问他，'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陈回答：'是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谢振华又写道："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后，于1968年9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全时（六十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毛泽东做出了保护陈永贵的决定。毛认为陈永贵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所以对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保护过关。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他向六十九军领导传达毛泽东的声音："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大寨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一句"农业学大寨"就让全国人民颠三倒四，使大寨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从一个农民在极短时间内平步青云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这确实是一种世界奇迹。有了毛泽东保护的陈永贵有恃无恐甚至倒一耙，迫害了一些知情者和反映情况的人，暴露了陈永贵人格的阴暗面。《谢振华回忆文集》中写到陈永贵历史问题时说："很清楚，有人证、物证和本人也承认，他确实自首叛变，又当特务情报员。但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在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期间，竟逼我承认整他的黑材料，企图置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满他的罪恶历史。"为此，《陈永贵当过汉奸，周恩来替其保密》的作者赵简直发表了一通耐人寻味的评论："文化大革命那一拨人早已盖棺定论，陈永贵去世也已经21年。但是，给我们留下的思索却是很多的。就因为毛先生一句话，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和奸细的历史就被洗得干干净净而且青云直上。也因为毛先生的旨意，一些坚定的革命者却成了叛徒、内奸、工贼等。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权术，流氓政治堂而皇之地被冠以革命的名号大行其道，令我们看得触目惊心。"
作者通过陈永贵平步青云的经历，被露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令人触目惊心的流氓权术，这确实使人匪夷所思。为什么毛泽东能驾轻就熟地玩权术于股肱？认真分析这种文化现象是很有必要的。倘若不是周恩来的"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要维护大寨红旗"的委婉警告，陈永贵根本不能平步青云的。是"要顾全大局"这种厚重文化成全了陈永贵。那末，"顾全大局"是一种什么文化呢？"顾全大局"和"顾全大义"很相似。"大局"和"大义"是中国几千年的一种文化积淀，是一种"权力文化"。大局为重和大义灭亲，还有什么"讲大局"、"言大义"，说到底就是要维护一种权力。"大局"和"党性"也相近。大局意识或党性意识，都是一种自觉维护特定政党和特定阶级利益的思想意识。而党派和阶级的最高利益就是权力。"党性概念"最早由列宁提出，是指党的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全局"和"党性"相结合，就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权力文化。周恩来在共产党内是顾全大局的楷模，党性修养的典范，是忠实按《实践论》改造主观世界的模范，在党内深孚众望。在王明、博古把持党中央时，据史料记载，周恩来经常表达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对毛泽东的理解的同情，但以顾全大局为重的周恩来还是和毛泽东对着干。在1932年周恩来主持的宁都会议上，尽管周恩来和王稼祥极力反对罢免毛泽东的军队指挥权，但终未改变局面。后来周恩来曾说过："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但当时不行，周恩来毕竟难以"坚决反对"，他要"服从上级"，听从中央的啊！此后周恩来和李德、博古组成"三人团"，指挥红军南征北战，迭遭挫折，几乎全军覆没。遵义会议期间，由于周恩来顾全大局，毅然与博古、李德划清界限，又和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指挥红军长征。建国以后，周恩来因行事稳健务实，常和毛泽东的激进空想主义相左，累遭毛泽东的无理批评指责。但是又由于周恩来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埋头工作，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由于周恩来顾全大局坚定支持毛泽东。在担任刘少奇专案组长和贺龙专案组长时，为顾全大局不分黑白，落井下石，终于沦为迫害刘少奇和贺龙的打手。为了顾全大局，也顾不得做人的道德了。在1969年中共召开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除林彪代表党中央做九大的政治报告之外，还按排了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三个人讲话。周恩来的讲话重点就是为林彪捧场，这是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捧场。据党内的老同志回忆，周恩来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很不满意的；但是为了顾全大局，还是要给林彪歌功颂德。所以纵观周恩来一生的"顾全大局"，其实就是顾全一种权力。不管何时何地，周恩来总是自觉地站在最高权力一边，维护最高权力的威信和面子，供最高权力驱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保持革命晚节"成了他的口头禅。因此，诸葛亮效忠刘皇叔的高风亮节，成了周恩来的终生追求。他最欣尝的唐诗是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毛泽东目睹他吐完最后一根丝才离开人间。周恩来虽然手握重权，却没有丝毫取而代之的私念，一生廉洁奉公，肝胆照人，委实感动了全党全国献身理想的志士仁人。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尽管周恩来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人格完美魅力超群，但他坚贞不渝的"顾全大局"的意识，却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造成了不容低估的损失。"顾全大局"曾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泛滥大开緑灯，曾为1958年全面大跃进和1959年全党全国大整彭德怀推波助澜，曾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倒刘少奇助纣为虐，这是周恩来不可推诿的道德责任。现在中共高层有一种奇怪的论调，周恩来说违心话，办违心事可以谅解，非如此，他就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不能保护一批领导干部。这种以减轻周恩来的道德责任的论调，就是为恶劣道德辨护的卑劣下贱行为，其结果只能是反道德的，不管其出发点如何崇高。
毛泽东去世后，"顾全大局"演变成"两个凡是"，像紧箍咒束缚了共产党人的思维，阻挠中国人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顾全大局"仍然套在许多共产党人的头上而无法解套或不敢解套。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可以看到这种悲哀。建国初期薄老鼎力协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却遭到毛泽东支持的高岗"批薄射刘"的残酷斗争。嗣后又长期遭受毛泽东的无理指责和批判。薄老在回顾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而又弥足珍贵的史料。但对这些史料的解读，由于"顾全大局"这个紧箍咒的神秘效应，往往使薄老哽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托咐后人"继续研究"。由此，顾全大局不仅使中国革命和建设蒙受重大损失，还使许多个人也身受其害。由此反思，假如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能用顾全真理代替顾全大局，那末，整彭德怀的悲剧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就不会发生，然而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历史可以反思，教训可以吸取。因为几千年顾全大局的权力文化仍然根深蒂固，使人不解的是共产党的主流意识至今还对祸国殃民的"顾全大局"毫无反省之意，还把其视为宝贝，视为最高党性，最高道德准则。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党全国大力开展的"三大讲"，其中有一讲就是"讲大局"。而"讲大局"要重申一种严格的道德准则，就是只问对错，不问真假。这和认知求真理的原则，和区分真假的原则完全不同，是典型的唯权是图的实用主义。"讲大局"的结果是党政官员为了"顾全大局"、顾全权力、顾全顶头上司的顔面而使道德政治化。对许许多多人命关天的大事麻木不仁，千方百计隐瞒不报，高压打压媒体的披露报道和社会公众的检举揭发。"非典"爆发，隐瞒不报，许多矿难事故隐瞒不报，三鹿毒奶粉隐瞒不报，这许许多多瞒报事实真相的恶劣行为，都可以从"讲大局"的冠冕堂皇的说词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可见，所谓"大局"像块大黑布，是用来遮掩权力运作过程中不能被人见的肮脏丑闻。特别令人深思的是，当事实真相公开暴露后，比如像石家庄市政俯的官员在检讨毒奶粉事件时，竟用"缺乏政治敏感度"的说词搪塞。在中国，"政治"是事关大局的权力，是属于领导升降进退的形象。所谓"政治敏感度"，是指领导的权力意识，顶头上司的面子。更使人愤慨的是，有些地方官员为了瞒报事故真相，竟对记者行贿，发放"封口费"，其良苦用心就是出自"顾全大局".这类"顾全大局"的紧箍咒之所以难解套，我认为这和毛泽东只问对错，不管真假的哲学观念有密切关系。不仅共产党人，整个中华民族都要对其深刻反思，要深挖"顾全大局"的哲学根源，要深刨"顾全大局"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底，务使历史的教训不要重演。区分对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首先要区分真假，切莫把区分对错和区分真假混为一谈，因为对错和真假是两回事。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懂得演绎科学和经验科学的区别，所以他们把对错和真假混为一谈，由此得出真理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结论。这和斯大林"一切都以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的哲学理论完全吻合。因为只问对错，不管真假，所以为了特定的利益和目的可以说假话，制假和造假，就像二千年多年前的柏拉图主张的那样，"为了城邦利益，可以说谎。"因为利益只问对错，不问真假，对我有利的就是对的，对我不利的就是错的。由于毛泽东长期追求的是只问对错，不管真假，只管对自己、对自己的团体、对自己的政党"是否有利于"，从而使"是否有利于"成了中共社会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就使相对主义的认识理论对我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最终由毛泽东通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揭开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的全国大动荡大混乱的一页。
与《实践论》重利益的价值取向不同，重认知和重区分真假的价值取向是超越阶级、超越敌友、超越时空的。为知识而知识，视致知区分真假是唯一的目标，这是重认知价值取向的本质特征。在知识领域里，不容许阶级立场和主义的存在。因为科学不是某一阶级，某一民族和某一国家的私产，它的终极目标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因此科学和知识是没有国界的。认知是由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的崇高目标决定的。真理、知识和敌友毫不相干，这是理性主义者信仰理性的产物。所谓"理性主义"，波普尔是这样界定的："理性主义是一种愿意听取批判论证和在经验中学习的态度，即承认'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更接近真理。'这是一种不轻易放弃希望的态度。这种希望就是，通过诸如论证和仔细观察的方式，人们可以在许多重要问题达成某种一致，并且在他们的要求和利益冲突处，常常可以讨论各种要求和建义，或借助仲裁可能达成一种即使不为所有人接受也为大多数接受的、以平等性为基础的妥协。"（97）可见理性的态度是一种合理的态度，或者是科学的态度。它意味着每个人都不应该成为自己的裁判，它提出了公正的思想。它的特征是论证和经验，它追求的是区分真假或为对，能为利益冲突的各方提供所能接受的关于真假的区分和平等的妥协。只要每一个人能认真对待他人及其论证，他就可以从中学到东西。别人有权利被人倾听，有权利为自己论点辩护。认可人们对容忍的要求，至少是认可那些本身不是不宽容的人要求容忍的权利。这是一种认知的价值取向，这是通往真理的必由这路。在开放社会里，这种理性主议蔚然成风，自由民主平等的人权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所以真正的和谐社会，必然是理性主义蔚然成风的开放社会，是崇尚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表面看来围绕各种利益冲突争吵不休，各种观点争论不断，但这是真正的和谐社会，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表现。而在崇尚权威、盲目服从、唯利是图的封闭社会里（按：唯利是图不是封闭社会的专利，开放社会也同样存在。但在开放社会里不管任何人的唯利是图都可以爆光，而在封闭社会里特权阶层的唯利是图却被顾全大局的黑布裹得严严实实），表面看来风平浪静，但这绝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而往往是社会冲突大爆发前的暗潮涌动。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声势浩大的学雷锋学毛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社会表面一片祥和，红彤彤的阳光普照大地，被雨露滋润的万物在阳光下生机蓬勃，有谁能料到凛洌的西伯利亚寒潮悄悄来临了。
1963年，毛泽东在《实践论》的基础上，又写了一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短文，提出了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又可以变物质的，乍看耳目一新的哲学观点。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产物，它见证了一个动乱的年代，从中可以窥见毛泽东晚年所以犯错误的理论根源。但是这个理论却被当时中国的理论界，认为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的最高水准。毛泽东在这篇短文中阐述的观点，是源自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著名观点：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推翻；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要把他的主观意志变成群众的意志而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去摧毁阻挡他实现伟大理想目标的障碍。其实，毛泽东的这种物质和精神互变的理论，同《聊斋志导》中的人妖互变论，和黑格尔的"有"可以变"无"，"无"也可以变"有"的"纯有"和"纯无"是统一的理论观点如同一辙，和赫拉克利特说的"万物都等换为火，而火也等换为万物"之类的观点一样纯属玄学。这是自古以来的有些哲学家希望依靠超自然的要求来展示一种神秘的力量。这是一种没有运作意义的观念建构，是一种想通过诉诸人的情感、想像、直觉和愿望，诉诸权威而在神州大地暢行无阻的哲学，这种混乱的理论必然要导致行为的疯狂，这就是"东方民族的夸大狂"。那个时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还有什么"四个第一"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响彻神州大地的口号，使"无根的浮词矫语被当作金科玉律，夸大狂的词令被捧为绝对真理。"（98）这种种"无根的浮词矫语""夸大狂的詞令"就是上述玄学的产物。更为荒唐的是在那疯狂的年代，医院里竟有神话玄学迷在进行外科手术时，用叨唸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99）的语录代替医药麻醉。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这种玄学肆虐泛滥的产物。这种玄学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多是由于一批狂热分子借助群众性的忆苦思甜和控诉大会，挑起一般人的直接反应，引起一般人的幻想，激起一般人的仇恨，煽起一般人的狂热，逗起一般人对未来产生美好的幢憬。只要这些言论被一般人接受了，它们就成为"政治的宗教"的教条。这些言论一旦成为"政治的宗教"的教条，就会被兴奋的群众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玄学使得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包括像刘少奇这样的国家主席，也在这种玄学弥漫的社会里变成了头号牛鬼蛇神，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使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面目可憎，青面獠牙的怪物。政治帽子满天飞，这种神话玄学使每个中国人都面临可能变牛鬼蛇神的厄运。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是一个人妖颠倒，神话玄学肆虐，没有原则，没有真假是非的时代；是一个被革命的豪言壮语所控制的时代，是一个不诚实不负责任的时代。起初是知识上的不诚实，"用人云亦云的方式取代了对（所说所做）事物的批判性评价。"（100）后来作为结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否决了一切个人道德和良心，造成了一代人的理智墮落。正如波谱尔所说："辩证法的方法可以用来把一种思想歪曲成它的对立面。"（101）可以把坏事说成好事，可以把不合理的事物合理化。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常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方法把"天下大乱"说成"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导致当家人自己乱自己。这说明毛泽东的思想已经陷入严重危机。
对这种危机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一书中做了披露。他说："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了很不正常的状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那时候，弄虚作假，吹牛夸大，成为一种严重的流行病。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受排挤打击，而一些看风使舵的人物受到提拔重用。这也迫使一些同志不得不'只磕头，不说话'或'只抄报纸说套话'，或'昧着良心说假话'，或发些违心之言。记得'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说，这几年来，一个人自己想的是真的，两个人讲的，半真半假，三个人一起讲的，全是假的。"（102）薄一波的回忆反映了当年中国社会被做事骗人、说话骗人的气氛所笼罩，人与人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彼此埋没良心。这是一段震撼心灵的历史描述。薄一波披露的这种全党全国"弄虚作假，吹牛夸大"、"看风使舵"、"昧着良心说假话"的现象，使全党全国引发了一场持久的"诚信"危机。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诚信的动乱时代。这个时代危机的表现正如殷海光所揭示的那样，"这个时代，是一个匪弃真理，无视是非，否认绝对价值，一切唯利是图，一举一动皆系因利乘便或权谊之计的时代。"（103）为后来的社会大动荡埋下了隐患。一切都是临时的，很少人有永恒之感。充分说明我国传统的诚信价值观念被严重扭曲。"这种很不正常的状况"竟出现在拥有悠久历史文化而又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是旷世未见的社会现象。我们若不亲自耳闻目睹，还真使人难以置信。这种社会现象使得善于思考问题的老革命家薄一波也百思不得其解，以致感慨万分地说，究境"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原因，我一直思考，至今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大家还可以继续研究。"我想，薄老的百思不得其解，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有难言的苦衷。专制社会里是不允许独立思考，不允许"是什么就说什么。"这种社会氛围使昧着良心说假话，制假造假，行贿纳贿，坑害蒙骗之风至今仍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滋蔓难以遏阻。赖昌星通过行贿，创造利益诱惑，使大批党政军干部，包括不少的高中级干部为其犯罪保驾护航。周正龙在省地县有关官员的支持下，演出了一场令全国哗然的"华南虎照"的造假闹剧。石家庄市的毒奶粉和毒水饺事件蔓延全国波及世界。这充分说明毛译东制造的"诚信危机"不容低估。薄一波的"继续研究"的遗教必须高度重视。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根据苏联七十多年的历史，根据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认真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研究苏联为什么解体，研究长期困扰中国政局的问题。
当今之世，人们都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斯大林及其继任领导，把中国出现的种种乱象都怪罪于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我私下认为，这未涉及问题的根本。根本问题是要从苏联和中国奉行的价值观念中寻找原因。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热心进步，同情穷人，痛恨邪恶，激厉英雄行为，这些一直为自由主义所缺泛。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历史的主要过程应该是预定的，无论是善良意志还是理性，都无权改变它的基础之上的。致使他们的行动往往失去理性，极具破坏性、盲目性和残酷性。条条道路都通向共产主义，只要能通向共产主义，什么手段和方法都可以采用。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的价值观念，往往使人的心灵受到严重伤害，致使他们精神分裂。苏联的肃反运动和中国数不清的为纯洁革命队伍而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直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亿万人的心灵受到严重伤害，导至无数苍生精神分裂，家破人亡。他们再也没有可供选择的机会，只有让苏联解体，让中国社会长期陷入动乱。我认为，引发苏联解体和中国社会长期动乱的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和列宁推崇备至的黑格尔辩证法及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这种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辩证法，是扭曲事实的辩证法。它公开鼓吹为了利益可以说谎造假，柏拉图就直截了当地宣称，充分利用谎言和蒙骗是王家统治特权的一种，"它是城邦统治者的事，如果说这属于谁的话，去撒谎，为了城邦的利益欺骗他的敌人和他的公民。其他人绝不能沾染这种特权。"（104）有无数的事实证明，辩证法可以把一种思想歪曲成它的对立面，可以把正面人说成反面人，可以指鹿为马。这种辩证法能够摧毁一切理性，把人类引向疯狂。这种基于特定利益的社会阶级斗争理论，使我们正常人的价值观念被扭曲。而正常人的价值观念的被扭曲，使得维系人与人之间正常联系的根基"诚信"被瓦解动摇，以致出现了簿一波披露的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系列的"很不正常的情况"。而这种"诚信"根基瓦解的后果直到现在仍然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影响社会安定。我们必须理智科学地研究这个问题，重新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当务之急要重振"诚信"价值观。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凝聚人心，告别旧时代，迊接新时代；告别封闭社会，迈向开放社会，融入全球化时代。这才是建设和皆社会的必由之路。
(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从黑格尔哲学嬗变而来的一种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是为普鲁士的国家利益，为德意志民族利益服务的工具。那末，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什么价值观念呢？根据我们长期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熏陶，我想这样界定：狭义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理论指南。广义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属于重利益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念。有一篇题为《毛泽东的政治口号的独特魅力为何深入人心？》的文章引证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又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一定会使自已出丑。林彪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离开了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条万条中的第一条"，高度概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重利益价值取向的价傎观念。这证实了我的论断是有根据的。总而言之，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了一种如荀子所说的，人之本性"生而好利"（105）的价值观念。长期以来，由于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宣传灌输，比如像列宁说的"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106）比如像毛泽东说的"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107）以致使中国人到现在还满以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就是"万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的价值观念，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办事，就是按科学的原则办事，其实这是一种误导。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科学的价值观念之间存在本质差别，是属于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忽视这种差别，混淆这两个概念，必然会把我们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建国以后毛泽东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这和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科学的价值观念混为一谈有很大关联。
每一种文化观念都有它的特征，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就是有它特别着重的方面和特别不着重的方面。科学的价值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这两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就是因为它们特别着重的方面和特别不着重的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科学的价值观念重认知，它特别着重的方面是区分真假。区分真假是科学的根基。离开区分真假的科学是伪科学，是宗教的预言和启示。因此，区分真假是超越敌友，超越阶级而存在的价值观念。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是重利益，它特别着重的方面是区分利害。而区分利害是和敌友、阶级、特定党派团体以及个人密切相依相存的价值观念。概而言之，重认知的价值观念的取向是讲理，把人引向追求真理的宏伟视野里。而重利益的价值观念的取向是讲利，就像毛泽东和邓小平常说的"怎样才能有利于"，这就必然导向彻底的功利主义和意识形态至上，导向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的深渊中。不同的敌友和阶级对真假的认同是相同的，所以区分真假可以凝聚人心，增添社会和谐因素；而对利害的认同，往往产生利益相左的意见分歧，在阶级政党团体和社会中，有意或无意地创造出对立面，创造出敌人来。区分真假是为了去伪存真，为知识而知识，为了探求真理，视致知为唯一的目标；区分利害是为了避害趋利，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在中国利益最大化的标志就是权力。追逐权力使政党、团体、个人掉进"利害场"。而"利害"又和"得失"相关，"得失"又和"荣誉""进退""存废"，甚至和"生死"相关。有权可以和钱交易，和色交易，由此衍生出诸如官位、权力"自有黄金屋""还有胭和玉"。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便丧失一切，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念中的核心内容。
可见，真理和权力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但是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使很多中国人不能区分真理和权力这两个概念，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因此，中国人向来都认为权力和真理是一回事，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不幸和最大悲哀。在中国，哀莫大于权力和真理的混淆。那末，真理和权力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其区别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权力面前等级森严。追求真理的人向往自由民主，只能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低头；追求权力的人向往独裁专制，只能服从权力，认权不认人，在权力面前匍伏膜拜，卑躬屈膝，"多磕头，说好话"。追求真理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和驾驭能力，不断完善人的自身价值；追求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占有世界，如《共产党宣言》结尾部分所阐述的那样："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追求权力和执迷主义的人，把对利害的考虑代替了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对真假的区分。他们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能取得权力，只要"主义好"，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造谣、说谎、昧着良心办事，被视为是党性强，立场坚定的表现，他们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这一哲学理论的崇拜者。其结果必然扭曲是非，扭曲人的价值观念，形成官官相护，彼此勾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蒙蔽真相的社会氛围。昧着良心说假话办事情的丑恶社会心态就油然而生了。
重认知的价值取向能够正视，而且必须正视"是什么就说什么"；而重利益的价值取向不能够正视或害怕正视"是什么就说什么"。正是这种细微而容易忽略的差导，一旦和其他条件相结合，就可能逐渐形成重大的发展差异。诚如台湾已故学者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的一书中所说："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正视'是什么就说什么'，就可能发展出科学。西方近代俗世化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布鲁诺和伽俐略是为这一基本价值奋斗牺牲的伟大人物，他们宁可受迫害，甚至被烧死，不说他们认为不真实的话。但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在此。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仅不在此，而且常常为了道德，与情感与利害关系，牺牲了'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108）殷海光在这里谈的虽然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又何尝不如此！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马克思列主义为圭臬的苏联共产党勾结新彊军阀盛世才危害中国主权，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共产党攫取中国东北的权益，就足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重视利益价值的基本取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国以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标谤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经常为了道德，情感与利害关系，为了争由谁代表马列正统，为了争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为了争当民族解放运动的龙头老大而分分合合，进行激烈争论，互相抹黑丑化对方，给对方扣大帽子，甚至不惜武装冲突，这都充分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重利益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念，毫不在意"是什么就说什么"的科学认知原则。还有一件有趣的小事，1954年陈寅恪写了一部引起海内外学术界浓厚兴趣的《再生缘》的书。因这部亁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因周恩来于1962年初曾让人打招乎，不要在报纸上讨论《再生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因顾及中朝友谊，竟封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讨论。使《论〈再生缘〉》的出版流产。以道德、情感、利害关系决定认知原则，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使中国的每场政治运动，都要层层表决心，开誓师大会，开控诉大会，把人们弄得晕头转向，失去理智。然后让大家昧着良心说假话办违心事，而且是在"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斗私批修"的马克思主义冠冕堂皇的口号掩盖下说假话办违心事。如柏拉图主张的那样："为了城邦的利益欺骗他的敌人和公民。"波普尔批评这种行为是一种"封闭社会--集团式的部落道德，它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私，而是集体主义的自私。"（109）诸如此类，正是牺牲了"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之表现。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和中国文化一拍即合的原因。这正是毛泽东闭口不谈科学、自由和民主的原因。这正是毛泽东用大谈辩证法、阶级斗争和历史，大谈"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斗私批修"这类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来代替谈科学、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原因。因为谈科学、自由、民主和人权，必须正视谈"是什么就说什么"；而谈辩证法、阶级斗争和历史，谈道德情操就能回避谈"是什么就说什么"，还能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这是因为辩证法具有一种重要功能，就如波普尔所说的那样，"可以用来把一种思想歪曲成它的对立面。"因而我们由此可以断言，不敢正视"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认知价值取向，就不可能面对科学、自由、民主和人权。自1949年以后，毛泽东最不敢正视的就是"是什么就说什么"。他在建国后办了几件大事，可谓乏善可陈，问题成堆，祸国殃民。但他硬要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指责说真话的人吹黑风，刮阴风，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之遥；还自我标谤"伟大、光荣、正确"。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因利益价值取向的驱动，使自己不敢正视现实，害怕否定自己的错误。展现了毛泽东的心态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由农耕经济的封闭社会，向工商经济的开放社会转变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利益取向的价值观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在我国制度化建构化，给我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由于长期宣传灌输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枪杆子和印把子的价值观念，一言以蔽之，念念不忘权力，权力高于一切，权力大于一切；因而在我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向权力看齐，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便丧失一切的权力文化。自古至今，中国的当权者最害怕的是失去权力，把自己手中权力的流失视为世界的末日。这种权力文化，正是利益取向价值观念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这种权力文化认为权力万能，可以创造一切，获得一切，保住一切。有了权，可以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有权可以使鬼推磨。我国传统文化流传的"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有胭和玉"，曾激励大批寒士倚窗苦读，为保存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当今流传的是"权中自有黄金屋，还有胭和玉"，却激励了大批寡廉鲜恥的贪婪之徒，昧着良心行贿求官，索贿求利；昧着良心说假话办坏事。这种权力文化对社会对民族危害极大，腐蚀了几代中国人。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110）追逐利益为最高目的的动机行为，必然招致众怨，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最大隐患。长期的社会动乱使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也使中国人民开始反思，植根于利益取向的价值观念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救中国吗？
现在，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科学决策和科学治国的理念，这是一件大好事。科学决策和科学治国，是对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和苏联解体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理论的肯定和升华，这是照亮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道路的曙光。因此，在当今中国，要实现科学治国的理念，必须开展认知基本价值观念的启蒙普及教育，开展区分真假是非的启蒙普及教育，必须重新启动中国人因"五四"运动的爆发而中断了的追求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的新文化运动，必须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架构。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华民族之中牢牢树立起"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认知价值观念，并使之制度化和建构化，才能使昧着良心说假话办坏事的空间大大地被压缩，制假造假，贪污腐败，坑蒙拐骗等等不正之风就能有效抑制，和谐社会就有希望建立起来。否则，科学治国将成为空谈。
治国必须先治党，这是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是一党执政。既然治国必须依靠科学，那末依靠科学治党理应成为题中之义了。而科学治党，就是要坚持"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认知原则治党。所以科学治党，必须抛弃政治挂帅和思想意识挂帅的传统思难模式，抛弃关门治党的模式，把治党置于群众百姓的民主监督之下，不要畏惧百姓群众"是什么就说什么"，共产党应当容得下党外群众的尖锐批评。一句话，治党必须少谈主义，多研究实际问题，坚持"是什么就说什么"的价值取向治党。这对共产党来说，这是最难之难了。認真区别从严治党、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治党、"三个代表"治党等等诸如此类的治党价值观念，和"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区分真假的基本价值观念有何不同？从而从根本上实现使利益取向的价值观念向认知价值观念的转变，逐步实现党的基本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立于不败这地，才能避免重蹈苏联共产党解体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