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文章，这是中共历史上一篇很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革命旅程，回顾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为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斗争历史，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治国纲领。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国策宣誓，为中国今后的发展确定了方向。这就是“一边倒”，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自1949年到现在的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选择的“一边倒”和“走俄国人的路”引发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大动荡，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一边倒”使中国掉进了历史的陷阱，“走俄国人的路”使中国误入了历史的迷津。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对毛泽东制定的国策做了很大的修正，但其后遗症现在还常常困扰中国人；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化的祖国掉进了历史的陷阱和误入了历史的迷津？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念取向，使中国掉进了历史的陷阱和误入了历史的迷津。使人痛心的是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迄今还在严重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纲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序言里，仍然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指导中国人决策，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深思警惕。现在就我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谈谈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国人的深思，让我们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共同努力，为使我们祖祖辈辈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变得更开放更美好各尽自己的一分力量。
历史主义是一种外来的价值观念。它植根于欧洲的文化背景，酝酿形成于古代希腊文化的源头中，经过二千多年的发酵演变，最后在德意志的文化氛围中完善成熟，并且在全世界蔓延传播。中国的历史主义是在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广泛传播，被当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中国热中权力的志士笃信不移，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产生了莫大的影响。那末，这种历史主义是一种什么价值观念呢？根据笔者的长期观察和思考，在此略陈自己的心得管见，若能引起对此有兴趣的爱好者的关注，慰莫此大焉。
我所理解的历史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历史主义的开山祖师赫拉克利特是位发现了变化观念的哲学家。他首先运用变化的观点观察人类社会，视人类社会为“万物皆流，无物长驻”的历史长河。他用一句充满哲理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表述人类历史像万马奔腾的河流，喘流不息，势不可当。像《论语》记载的那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像杜甫在《登高》一诗中描写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滾滾来”，把人类历史比喻成势不可当的历史潮流，这是历史主义的一大特征。诚然，我们不能把孔夫子的人生感慨和杜甫的磅礡诗句视为历史主义。因为中国人几千年一直相信“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圣言，认为社会是静止不变的。尽管韩非子等人虽有若干社会变化的片言只语，但却被弥漫神州大地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思想所稀释。因此在中国未有人用运动变化的观点去系统研究历史。可是在古代希腊就有人用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去系统研究历史，其代表人物就柏拉图。据波普尔的研究表明：在柏拉图看来，最初的或最原始的社会形式，是最接近类似于国家的形式或理念的社会形态，是“最好的国家”。这种最好的国家，亦即理想国家的理念是先于千变万化的事物而存在。一切发展的趋势可以解释为离开完美的理念活动，因而可以解释为一种下降，一种衰变运动。（1）根据这种衰变理论，柏拉图生动地描述了古代希腊的原始部落社会，即柏拉图的理想社会或理想国家向名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的演变过程。通过运动变化的观点研究历史，使柏拉图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变化是邪恶的，静止是神圣的！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变化理论，引起了后来人的关注思考。在柏拉图之后运用变化的观点研究历史最有名的思想家，要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的黑格尔。在他的世界里，就像在赫拉克利特的世界里一样，一切都在变化，不过这种变化不是衰变。他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理念或本质处于千变万化的事物之中，它们是与变化中的事物是同一的。因此，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不像柏拉图那样悲观，而是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期待。不过，黑格尔的本质和精神与柏拉图的灵魂一样，是自我运动；它们是自我发展的，它们是“显现”和“自我创造”。它们在朝亚里士多德设计的“目的因”的方向推动自己，或者如黑格尔所说，是走向一种“本质上自我实现中的和实现了的目的因。”这种本质发展的第一因或目的，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观念”或“理念”。黑格尔所理解变化着的世界，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着它由以产生的前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取代了以前的所有阶段越来越接近完美。（2）也就是说，每一发展的最后阶段必然是合理的，是历史潮流势不可挡的产物，因而是完美的和真实的。因为它是所有过去的顶峰，超越了以前所有的阶段，(3)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耳熟能详的关于发展阶段论和最终目标相互关系的经典论述。这种论述是专门为现实的专制体制的辩护的。黑格尔就是运用这种历史主义为当时普鲁士的专制政体做了完美的辩护。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的长河区分为三个阶段，或称为历史发展三部曲。第一阶段是东方的专制主义；第二个段是由古希腊和罗马的民主制和寡头政治构成的；第三介段，也是最后阶段，是德国的君主制，当然，这是一种君主专制。然后他又按历史发展三部曲的观点把德国君主专制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他说：“首先，我们应该把宗教改革本质上看着普照万物的太阳，伴随破晓的霞光，我们看到了中世纪的结束；其次是继宗教改革之后的事态的展开；最后是从上世纪结束算起的时代。”即从1800年至1830年（发表这篇演讲的最后一年）这段时期。(4)黑格尔又一次运用三段论证明，这个现在的普鲁士是自由的顶峰、堡垒和目标。把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打扮历史发展的潮流所然，是授命于天的结果，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产物。只要读过马列著作的人都不难发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是运用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论证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然性；恩格斯曾运用黑格尔这种历史主义方法阐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必然性；列宁也用这种方法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毛泽东也搬用这种历史主义论证了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都知道林彪提的“顶峰论”，也是黑格尔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1989年后一段时间，大陆的理论家们同样搬用这种方法反复论证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黑格尔和马恩列斯毛所言的历史必然性，就是这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必然性或曰历史潮流。引领代表这种潮流的人都是属于和尚打傘无法（佛）无天的人，他们绝对不是普通小百姓，而是伟大的国家或伟大的领袖，要么就是伟大的阶级或伟大的观念。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专制统治就是黑格尔所阐述的历史必然性的产物，是授命于天，是任何人、任何阶级都无法抗拒的历史发展潮流的产物。可见，历史主义是为专制独裁政治体制辩护的绝妙哲学，是捍卫专制独裁政治体制的最佳武器。第二，历史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在一种历史法则的支配下进行的。用列宁在《论俄国革命》一文中的一句话说，“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按总规律进行的。”(5)掌握了这种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据说就能预测历史的发展，就能避免犯逆势而动的方向性错误，就能顺应历史潮流，扬起理想的风帆飘逸到幸福的彼岸。谁掌握了这个总规律，谁就能成为这个世界的最高统治者。那末，这种法则是什么呢？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根据波普尔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主义最扑素最古老的一种，它认为历史发展的法则是由上帝的意志制定的。这种法则明确设定上帝挑选一个民族作为他意志选中的工具，这个民族将获得尘世。这种历史主义是欧洲曾盛行一时的所谓上帝选民说，是属于有神论的历史主义。波普尔认为，上帝选民说产生于部落形式的社会生活，强调部落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离开部落，个人就微不足道。这种部落主义是我们将会在许多形式的历史主义理论中发现的一个要素；它们或许仍然强调某些团体和集体——例如，一个阶级——的重要性，离开了这个团体和集团，个人便微不足道。上帝选民说的另一方面是它们所提出作为历史目的的东西遥不可及。除了这种部落主义的历史主义之外，波普尔还把不再是部落主义的其它形式的历史主义作了一翻梳理，挑选出三种较具普遍性的历史主义：这就是自然的历史主义，将历史法则看成自然法则；唯灵论的历史主义，将发展法则看成精神发展的法则；经济历史主义，将发展的法则看成经济发展的法则。有神论历史主义和其他非有神论的历史主义同样主张种种历史法则，这些法则能够发现或者在它们的基础上能够作出关于人类未来的预测。
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我们通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属于经济历史主义。马克思的经济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则，把全部历史解释为阶级间争夺经济优势的斗争。认为通过对这种阶级斗争规律的研究，就能做出“关于人类未来的预测”。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迄今存在过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简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处于互相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是隐藏，有时是公开的斗争，每次结局若不是全部社会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斗争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在此表述的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学说和历史发展的预测，曾为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奉为圭臬和行动指南，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及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哲学思想有深厚的渊源关系。赫拉克利特曾首先研究了推动社会变化发展的动力，认为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一切变化，特别是人们之间一切差别的动力和创造性的源泉。他坚决主张战争的结果是公正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人们必须晓得，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即是冲突，万物通过冲突和必然性而生成。”柏拉图是历史上最早运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观念研究导致战争和社会冲突根源的思想家，他明确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及其耽溺于经济事务，乃是社会变化的根源（6））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由利己心以及尤其是物质或经济上的利己心激起的内部冲突，阶级斗争，是社会动力学的主要力量。因此，波普尔指称马克思的惯用语句“迄今存在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几近符合柏拉图的历史主义，也符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然而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而作为全部当代历史主义的源泉，黑格尔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隨者。他全面吸收了赫拉克利特的历史主义中所包含的辩证法要素，顺利地把柏拉图的衰变历史主义改造成进步的历史主义，成功地把古代希腊的历史主义嫁接到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理论中，创建了与世俱进的新部落主义；这种新部落主义集历史主义之大全，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末，黑格尔的民族主义或新部落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请看波普尔的描述：就是“一个希望成为存在”的民族必须进入“历史舞台”，即通过打败其他民族，来肯定其本性或灵魂，斗争的目的是统治支配世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赫拉克利特一样，黑格尔相信：战争是一切事物之父，之王。像赫拉克利特一样，他相信战争是正义的。黑格尔写道：“世界史是世界正义的法庭。”黑格尔通过把战争正义论推广到自然界，并对这种学说进行概括，以便把事物的对抗、对立和对立倾向等等，解释为一种战争，一种自然发展的动力。像赫拉克利特一样，黑格尔信仰对立面的统一或同一；对立面的统一在进化中，在“辩证的”进步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把赫拉克利特的两个概念，即对立的战争和它们的统一或同一，描述为黑格尔的主要观念。由黑格尔提炼改造过的古代希腊辩证法，被马克思当作“合理内核”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中，从而得出了“迄今存在过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之类的黑格尔式的结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了最完备的历史主义。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的一文中概括了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从而得出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的著名结论。毛泽东则认为唯物辩证法的一切规律和范畴都受对立统一规律支配的，都是对立统一规律这个根本规律的表现和展开，从而得出了“阶及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著名结论。由此可见，波普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派，保守的中间派和法西斯主义的极右派，都把他们的政治学建立在黑格尔的基出上，左派用阶级斗争取代了黑格尔历史主义框架中出现的民族战争，右派则用种族战争取代了民族战争；二者都自觉追隨他”的著名结论是经得起历史事实检验的。马克思用物质，用物质的经济利益，取代了黑格尔的“精神”。用无产阶级代替了上帝的“选民”，代替了黑格尔的注定要支配统治世界的“优秀民族”；同样，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用某种物质的东西，即血统或种族的准生物概念，取代了黑格尔的“精神”。众所皆知，由黑格尔主义孵育出来的这两种思潮曾经把二十世纪的人类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形同巨大的海啸，掀起了滔天大浪，其余波现在仍在荡漾，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使祸殃苍生，哀鸿遍野，有的地区竟出现了我国古代诗人所描绘的“平原蔽白骨，千里无鸡鸣”的惨象。
综合上述可见，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运动变化，建立在矛盾对抗、对立或对立倾向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民族对抗的基础之上的。而斗争，对抗，对立的必然选择是“二者必居其一”。持这种历史主义观念的人们看不到还有第三种选择：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是无产阶级；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要么是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修正主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统治别人，就是被别人统治；不做主人，就当奴隶。因此，这“二者必居其一”便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的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行动决策的根据。总之，只有两种选择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要么被最高的权力，被“必然的命运”或黑格尔的“理性”所统治，要么仅仅是一种偶然，一种非理性和一场赌博。他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还有第三种选择，即我们可以把理性引入其中。这里说的理性不是黑格尔的“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理性”，而是承认“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更接近真理”的理性。通过这种理性的引入，尽管世界不会出现开天辟地的奇迹，但是通过个体，或个体与他人合作的努力，我们是可以进步的。
1949年，毛泽东步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年。这年在中国发生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盤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事件。他曾在井冈山上遥望过大海上的航船，历经二十二年之久，终于迊着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朝日驶到了自己的眼前；他殷殷企盼的经过十月怀胎的一个成熟了的婴儿呱呱落地；辛勤浇灌了二十多年的桃树结成了累累硕果。那个“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的蒋介石被驱赶到宝岛台湾的一角了。此时的毛泽东浮想联翩，踌躇满志，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纪念共产党28周年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作以作为毛泽东的治国纲领被载入史册。在这篇著作里，毛泽东运用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用“二者必居其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固有的决策思维，斩钉截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必须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什么叫历史主义？请看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这是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决策思维模式。所谓历史主义，就是要试图找一条人类注定要走的“路”，试图发现“历史的线索”或“历史的意义”。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证明，这种历史主义把毛泽东曾经遥望企盼二十二年之久的航船长期停泊在中国的内海，事无所事，百无聊赖，无法启航。正是这种历史主义把呱呱落地的婴儿长期关闭在千年的古宅里，使其足不能岀户，造成营养不良，畸形发育。而那来自俄国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流把毛泽东辛勤培育的桃树，被长期置于天寒地冻的冰天雪地里日渐枯萎。历史主义使1949年以后的中国内外交困，社会动荡，使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像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农忙吃干、农闲吃稀、糠菜半年粮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補補又三年”的缺衣少食的困境中。但是毛泽东从来不反省历史主义造成的严重错误。他把自己的错误通通推给帝国主义的侵略封锁；推给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逼迫偿还因抗美援朝的债务；推给天公不作美，是天灾使中国人缺衣少食贫困饥饿。谁不同意他的观点，谁就是右倾，是搞修正主义，就要被整肃打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历史主义使人民的权利横遭剝夺，使专制极权主义肆无忌惮，这是一段中国人不堪回首的痛苦历史。现在反思过去那段痛苦历史产生的原因，开始使中国人意识到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什么科学，它只是专制独裁的工具，是自由民主和开放社会的敌人。但是，现在仍有不少中国人还未认识到这种观念的危害性，有些理论家还把这种观念当宝贝紧紧揣在自己怀里取暖。笔者自知才学浅薄，人微言轻，但却不忍目睹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继续蔓延，纵使冒螳臂挡车之大不违，也决心为遏阻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继续蔓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此，我想从分析毛泽东的“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入手，揭示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使中国掉进历史的陷阱和误入历史的迷津，是怎样严重危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怎样阻挠中国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历史真相，若能使那些执迷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僵屍的人有所警醒，则私下以此为幸。
（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是典型的“二者必居其一”的历史主义的决策思维。
所谓“一边倒”，在国际上就是倒向能影响世界大局的强国；在国内就是倒向最高权力。因此，“一边倒”是献媚强权政治，是强权逻辑的必然结论。权力崇拜是历史主义的核心内容。我们知道，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黑格尔到马恩列斯毛所奉行的历史主义，都把矛盾对抗、阶级斗争，把战争和暴力视为社会变化发展的动力。战争是万物之父、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也就是说，战争能证明谁应当是统治者，谁应当是被统治者。因此，历史主义的核心是谁统治谁、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可见历史主义是为强权辩护的哲学。毛泽东首先接触的马列著作就是《共产学宣言》，他多次承认是《共产学宣言》改变了他的人生观。而《共产学宣言》是马克思根据黒格尔的历史主义，给无产阶级指出了一条“用强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的道路，最后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统治“整个世界”。所以说《共产党宣言》是“历史主义宣言”一点也不为过。俄国十月暴力革命的胜利，使苏俄无产阶级成了国家的统治阶级，战争证明了俄共及其领袖列宁斯大林是神，历史的命运和潮流安排他们必然要成为统治者。毛泽东在斯大林六十岁生日时撰文肉麻歌颂：“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够解脱人类的灾难。”《圣经》说，只有耶苏基督能够拯救人类。可见毛泽东把斯大林当耶苏基督一样崇拜，把莫斯科视为圣地，这就决定了毛泽东“一边倒”，决定了要奉斯大林为盟主，为最高领导；决心跟斯大林走，听从斯大林差遗。因此，他在《新民民主义论》中写道：“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历史主义的预言是完全错误的。苏联的卫国战争就曾得到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源源不绝的军火支援，得到了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有力配合。苏联既然能够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联合，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呢？为什么毛泽东非要用历史主义捆绑中国人的手脚呢？二战结束后，苏联取代了德意日，成了能在世界范围内和美国争夺霸权的唯一超级大国，这就更加坚定了毛泽东“一边倒”的历史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了毛泽东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决心听从斯大林差遗的意愿。所以毛泽东的“一边倒”是胸有成竹，绝非心血来潮。《论人民民主专政》未正式发表之前，就曾通知邓小平，“这样倒是主动倒，免得将来被动倒。”“主动倒”，反映了毛泽东迫不及待地倒向苏联对抗美国的心态，把中国捆绑在苏联的战车上成为美苏争霸棋盘上的棋子。一个具有几千年灿烂文化，拥有数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竟被一个号称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的毛泽东，把中国人的命运拱让于他人摆布，这是世界历史上十分罕见的，这严重危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像这种事情，即使被毛泽东定性为人公敌的蒋介石也不敢干的事情，而毛泽东却堂而皇之地干出来了，这是什么原因所为？是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决策思维给毛泽东撑腰壮胆，使中国掉进历史的陷井。中国人难道不要很好反思吗？\r
有人说，“一边倒”是美国政府逼出来的，现在持这种看法的中国人还为数不少。事实这样吗？前面已经引证过，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事鼓噪“一边倒”。他写道：“革命的三民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7）这难道是美国政府逼出来的吗？这纯粹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逻辑的必然结论。众所皆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这后，解放军迅速进逼南京，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当时驻南京的外交使节，其中包括苏联驻华大使，都跟隨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唯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即使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23日占领南京后，仍然留在南京，直到1949年8月2日才离开南京回国。滞留期间司徒雷登奉命与中共接触沟通，寻找国民党政府垮台之后处理中美关系的途径。即是1949年4月4日毛泽东宣布了使整个世界为之一震的消息，若是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共产党要和苏联一起反对美国。（8）以及后来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一边倒”的文章之后，美国政府还未被毛泽东一系列非理性的言辞所激怒，还未放弃和中共接触沟通的诚意，致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达一个多月之久，充分表达美国政府以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与中共接触沟通的诚意，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够“仁至义尽”了。因此，说美国政府逼迫毛泽东选择“一边倒”的理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请看《蒋介石日记揭秘》一书中记录的一段史料：1949年12月25日，“蒋介石为了清醒头脑，便带着全家，自台北往游日月潭，住涵北楼。”“但是四天之后，蒋又收到了杜鲁门决定抛弃他的噩耗。”“美国总统杜鲁门于29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会议分为两派；一派是鹰派，以参谋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为代表，他坚决主张派军事顾问团赴台，帮助蒋介石防守台湾。他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太平洋的屏障，如果失去台湾，日本、菲律宾均会受到威胁。”“国务院艾奇逊则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即使美国介入也无济于事，何况台湾对美国西太平洋防线实在是无足轻重。”“杜鲁门总统，一反罗斯福的态度，对蒋政府的腐败早已深恶痛绝，不愿再为他枉花资财，加之他对蒋介石支持杜威竞选，也一直耿耿于怀，便支持艾奇逊意见，决定抛弃台湾。”据凤凰台《1958？台海纪事》披露，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表示，承认大陆对中国的主权。但是，由于毛泽东痴迷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为了表现自己坚定不移地要和斯大林结盟的诚意，一而再、再而三拒绝美国政府释放的一系列的善意。因此，毛泽东的“一边倒”，不是美国政府逼迫的，这完全是毛泽东在马克思的历史义思维方式的支配下非理性地做出的错误决策。由此我们必须理性地承认，毛泽东的历史主义的错误决策，反衬了美国文化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好东西。我们知道，美国的文化是实验主义文化，这是一种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崭新文化。它不像马克思主义乍看似新思想、新的世界观，其实它是古代希腊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主义的延伸。实验主义不相信有什么法则支配人类的历史，它相信历史有无限的主题，可以供自己做各种选择；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因为怀疑产生的错误容易纠正，而信仰产生的错误则很难纠正。因此美国政府发觉自己选择蒋介石选错了，却能及时反思，尽量采取措施补救。所以美国的实验主义和僵化的历史主义这类老古董相比，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优越性，非常值得中国人反思。美国政府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能够频频向中共中央伸出橄榄枝，显示了美国民族的一种难能可贵的风度，但却遭毛泽东的严厉拒绝。他还亲自撰写了《丢了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文章，用他特有的辛辣文笔，对美国政府的善意，极尽嘲讽，呵斥羞辱之能事，把中美关系一步步推向冷冻仓库和冷战的深渊里。现在重读毛泽东的这些文章，比较实验主义和历史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文化的孰优孰劣，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件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一边倒”，是他坚持历史主义，坚持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论这种非理性思难的方式造成的后果。据凤凰台《1958？台海纪事》披露，毛泽东认为自己选择的“一边倒”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这更是匪夷所思。明眼的中国人都明白，“一边倒”就是抱粗腿，是为了取悦斯大林，是毛泽东自己为即将访问苏联谋求和苏联结盟献给斯大林的进见礼。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之后，1949年11月12日致电斯大林，“感谢您欢迊我到莫斯科去。”（9）从而使我国的外交政策长期陷入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死胡同里，以至长达二十余年之久。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才从自我封闭的死胡同中走出来。这还是由于中苏边境多次的武装冲突，才使毛泽东从“一边倒”的迷梦中醒过来。历史主义使中国错过了二十多年与世界接轨的机会，痛失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机遇，这是中国人绝对不能忘记的教训。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死抱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僵屍不放的人还在得意冷笑：美国最终不是还要和我们建交吗？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不是倒向美国就是倒向苏联，非苏即美，没有其他选择，这是典型的历史主义思维方式。我们知道，历史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只承认两种选择，看不到还有第三种选择，这就是斯大林在其数不胜计的演说和著作中常说的“二者必居其一”。这种“二者必居其一”就像德国的著名诗人哥德说的那样：在命运的天平上，不是上升，就是下降；不做铁砧，就做铁鎚。斯大林惯用“二者必居其一”的历史主义的铁鎚把政敌逼进死角再由秘密警察摁倒在被命运安排的铁砧上，去承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情铁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一系列惨案就是如此般地被制造出来。历史主义如前文所说，是试图找一条人类注定要走的路，所以它是一种命运注定论，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非正即邪，非黑即白，曹汉誓不两立的思难模式非常合拍。历史真的只有两种选择，“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吗？否！当年的铁托就在毛泽东主动“一边倒”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的“第三条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理性的道路。后来由铁托、尼赫鲁等著名政治家的倡导，坚持走第三条道路的国家召开了不结盟会义，形成了独立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不结盟集团，使第三条道路越走越宽，直到现在仍然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印度能左右逢源应对自如的外交政策，一个重因素就是受惠于坚持走第三条道路的结果。遗憾的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倒向俄国人斯大林一边，严厉批判铁托选择的第三条道路，其火力之猛，言词之犀利，比俄国人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充分表现了中国一种特有的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实为世界所罕见。可见，当时不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选择，而是毛泽东被历史主义迷住了心窍，被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一句话，拒绝封堵第三条道路，是毛泽东心甘情愿所为，是历史主义的选择。毛泽东沉醉于桃园三结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和苏联称兄道弟办外交，不懂得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之外交原则。在处理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问题中，住住只凭诗人的激情想当然。直到过了许多年后，毛泽东的“桃园结义”梦被“老大哥”的国家利益撞碎之后，才有所醒悟，才认识到铁托的远见卓识，才认识到铁托不仅是铁的而且还是钢的。毛泽东去世后，他的钦定接班人华国锋于1978年邀请年迈的铁托访华，并受到了高规格的隆重接待实现了毛泽东对铁托表示敬意的宿愿。证明了毛泽东当年“这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的历史主义选择是完全错误的。
“一边倒”最严重的后果，是使中国和苏联结成了所谓无产阶级牢不可破的军事同盟，把中国卷进到朝鲜战争中去了。现在还有人把缔结这个同盟的必要性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军事同盟把中国拴在斯大林和苏联老大哥的裤腰上，对中国无疑是一场大灾难。众所周知，二战后根据雅尔塔协定，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分治朝鲜，形成了美苏在朝鲜半岛上的直接对峙。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在斯大林同意和纵容之下，轻举妄动挥兵越过三八线大举入侵南朝鲜，妄想一廂情愿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建立永垂青史的金氏王朝功业。金日成猝不及防的攻势几乎把李承晚赶下海去了。金日成的军事行动，表达了斯大林与美国争夺霸权的意图，是一种投石问路的试探，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美国的猛烈反击，迅速把金日成逼退到中苏边境的一角，这是斯大林粗暴践踏雅尔塔国际协定引起的严重后果；是金日成头脑发热，野心膨胀，轻信斯大林的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报应。此时老谋深算，又惧怕与美国交战的斯大林竟撒手不管了，把刚刚结束战乱，渴望和平安定的中国人民推向与美国直接对抗，给百废待兴的中国人民增添了巨大困难，理应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据薄一波在《回顾》中的披露：“记得毛主席曾跟我谈过，我们确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们是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从毛泽东这段话可以看出，党内高层反对出兵朝鲜的恐怕不只是“一些同志”，而是多数人。出兵朝鲜是毛泽东反复游说后拍板决定的。在此，毛泽东谈了两条出兵朝鲜的理由是十分令人奇怪难解的。一“我们是大国”；二不能“见死不救”。这就是中国人应该为金日成的鲁莾愚蠢的行为买单，去为斯大林承担由他挑起的美苏争霸对抗的严重后果，用中国老百性的话说，毛泽东心甘情愿要去替斯大林揩屁股。还有一条毛泽东未明说的出兵理由，就是为了消除苏共和斯大林长期对他的猜疑。这些猜疑表现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受到斯大林的怠慢，使得毛泽东住在大使舘闭门不出。据薄一波的透露，“毛席在苏联接待人员面前发脾气。”毛泽东竟拿普通工作人员做消气筒，来发泄对斯大林怠慢接待的不满而显现了他的胸怀确实缺乏大国领袖的风度。赫鲁晓夫也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猜疑，认为毛泽东“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因此，毛泽东拍板出兵朝鲜除替斯大林揩屁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外，还有是为了想在斯大林面前证明自己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不仅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而且还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胆识，同时还显示自己言必行，行必果的“一边倒”的承诺。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谈到过：“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綠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总之，毛泽东是为了争大国的脸面，争自己的面子，为了在斯大林面前证明自己不是半个铁托，而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竟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错误出兵力挺一个摇摇欲墜的金氏王朝。和毛泽东一样，美国出兵也有三条理由，其中两条和毛泽东的理由相同，一美国也是大国，二美国也不能见死不救，眼睁睁望着李承晚政权垮台。所以按照毛泽东公开表明的两个观点，任何一个大国都拥有隨时出兵打仗的理由，都可以无法无天，这还有什么国际秩序了呢？还有什么国际法了呢？难怪我们周边的小国对我国的外交政政策一直心存疑虑，尽管我们一再声称，要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但是这种疑虑不是能很容易消除的。美国必竟是个法制国家，因此美国出兵朝鲜的第三条理由和毛泽东就不同，是为了制止苏联斯大林纵容支持金日成破坏雅尔塔协定的违规行为，是为了捍卫雅尔塔会议制定的二战后维护国际新格局的遊戏规则。我们知道，1945年春，苏美英三巨斗在苏联的雅尔塔达成的协议，不仅划分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不容许任何一方越界损害对方的利益；同时还摧生了一个维护二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联合国组织，并制订了相应的关系准则。斯大林支持纵容金日成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破坏了雅尔塔的协议精神，粗暴践踏了联合国制订的关系准则。使得美国师出有名，使美国能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织多国部队堂而皇之惩戒金日成的违规行为，遏阻斯大林为所欲为破坏联合国宪章的行径。而斯大林呢，自知理亏，因此，尽管苏联是大国，比当时的中国强大得不可比拟，但他宁肯见死不救，也不原和美国直接对抗，却推出因长期战乱而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中国与美国直接对抗，让中国人做了冤大头。苦战三年，朝鲜战争终成平局，不仅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其中团以上干部就达二百多人；还加速了冷战在全世界蔓延，加剧了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角力，使中美两个大国的裂痕至今还未抚平，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特别严重的是还为美蒋缔结军事同盟提供了口实，进一步加强了台独势力对抗中国统一的力量，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统一的难度，使台湾海峡成了重大的战争隐患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想通过“一边倒”实现“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想法，纯属想入非非的一廂情愿；而中苏军事同盟则成了斯大林驱赶中国为其火中取粟的魔杖。也充分证明了当年毛泽东极力主张“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战争估算纯系想当然。值得警惕的是“一边倒”的幽灵至今还在影响一些中国人的思维，还在一些中国人的脑海里作祟。现在金日成的阴魂还笼罩朝鲜，朝鲜时不时出现紧张局势，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千万要警惕，别重演毛泽东信奉的历史主义错误，绝对不能倒向一边反对另一边。因为整个朝鲜民族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好邻居，都和我们有共同的历史遭遇。朝鲜民族的和睦团结才是中国人的福音。
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对斯大林之死一惧一喜。“惧”的是“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大树已经倒了，常言道“树倒猢狲散”，毛泽东担心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会因斯大林之死分裂散伙。“喜”的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斯大林之死，使毛泽东可以伸腰了。大家知道，毛泽东自从上井冈山当上“山大王”之后，一直受到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挤压，而中国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后台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像大家庭中的“小媳妇”，每日如坐针毯。他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受到来自斯大林的非难和否定，称毛泽东“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毛泽东取得了全国性政权的胜利之后，尽管他诚惶诚恐主动地“一边倒”，但他去晋见斯大林时仍然受到怠慢。当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倾倒他几十年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遭到种种不公平待遇的苦水时，斯大林仅用了一句“胜利者是不受批评的”这类黑格尔式的似褒非褒的语言抚慰了一番。此时斯大林还怀疑毛泽东取得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现在这位大家长去世了，媳妇终于熬成了婆。
苏共的历史证明，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离开人世，必然会出现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往往会出现激烈的权力之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是权力至上所决定的。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和他的反对派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权力之争，从1924至1938年，斯大林用非常残忍血腥的手段把反对派一一处死之后，才使自己取得的政权稳定下来。斯大林去世后又出现了权力真空。赫鲁晓夫凭着他的聪明才智，纵横捭阖，把斯大林的亲信一个一个地撵下了台。但是螳螂捕蝉，麻雀在后，最后赫鲁晓夫又被他自己的亲信盟友勃烈涅日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赶下了台。共产党的大家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眼花缭乱的权力之争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信仰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最纯粹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知道，历史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权力归谁所有；把谁统治谁，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把权力视为命根子，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便丧失一切，所以苏共领导都是一伙权迷心窍的人。那末，以“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又怎样呢？和苏共一样，长期以来中共围绕谁统治谁，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核心价值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因此，用历史主义治党，党不得安宁；用历史主义治国，国家不得安宁，这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必然结论。“庆父不死，鲁难不已”。中国人，当然包括共产党人的中国人，很长的时间一直认为，只要剪除庆父式的人物，就能国泰民安，这是天真幼稚的想法。其实，在现在的时代，只要消除和抑制历史主义的影响，摒弃历史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摒弃马克思主义治国的理念，才能使国泰民安。只要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被当作治国理念，被当作神主牌供奉，庆父式的人物就不可能绝种，国家动乱就难已消除。在中国，领会历史主义最透彻的要算毛泽东，他把历史主义和中国宫廷斗争的阴谋权术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了。所以中国二十世纪，在玩弄权术方面没有任何人能成为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不仅在党内和国内善于玩弄权术，他还把这套玩弄权力的艺术充分施展到国际共产主义的大家庭中。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和苏共领导围绕所谓什么是真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假社会主义进行了热火朝天的争论。什么主义呀，原则，通通成了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道具，现在看来这是一场贻笑大方的闹剧。在这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斗争中，苏共领导凭借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传统优势，击退了毛泽东发起的权力挑战。于是毛泽东另起炉灶，设计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与苏共领导周旋。根据他在国内阶级斗争的经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把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拿手好戏运用到国际共运中来了。由此，毛泽东把世界划分为三个山头：美苏为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为第二世界；亚非拉为第三世界，从而把昔日的老大哥和盟友推到头号敌人的位置上。毛泽东由此制定了依靠第三世界，团结联合第二世界，孤立打击美苏两个超级霸权大国的世界革命路线。这条革命路线实质上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线的翻版。毛泽东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地下党、地下武装、“山大王”和一些恐怖头目的支持下，扛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被毛泽东称之为“三尼一铁公司”的历史重担（即肯尼迪、尼基塔、尼赫鲁和铁托四人名字的缩写）。力挺所谓的“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抗美救国，支持东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军事冒险主义，支持臭名昭著的波尔布特政权。总之，那里有武装斗争和武装暴动，毛泽东的手就伸向那里，像《共产党宣言》号召的那样：“共产党人到处都赞助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可见，《共产党宣言》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宣言，毛泽东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共产党人。因此，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被国际社会彻底孤立了。世界许多地方滋生蔓延着恐华症，尤其是东南亚的恐华症，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仇华情绪，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华浪潮，严重危及海外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黄祸”流言满天飞，有的地区至今还成为中国与之交流的障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同志加兄弟”这种部落主义情感和桃园三结义的子虚乌有的兄弟情谊的驱使下，不顾中国人民大众忍饥挨饿的巨大困难，动用中国普通百姓的数额巨大的保命粮和紧缺的国防资源，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结果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越南的国家得救了。但是越南的“同志加兄弟”却在苏联老大哥的支持下，吃着中国老百姓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粮食，使用中国赠送他们的枪砲武器，为苏联争夺霸权，也为自己争当地区小霸主，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流血冲突，导致了1979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边界武装冲突，牺牲了数万中国年轻人的生命。而苏联解体后，越南的“同志加兄弟”为了掠夺中国南海的丰富资源，跃跃欲试认贼作父，竟公然拉拢美国来抗衡中国。这是对中国援越抗美的报应。这是对共产党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嘲弄！充分说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所信奉的历史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社会动荡的根源。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不，是那些“到处都赞助一切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力图征服“整个世界”的高扬斗争理念旗帜的历史主义才是战争的根源。
（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砲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时隔八年之后的1957年2月，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中说道：“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0）中国人注定要走俄国人的“路”，这是毛泽东运用历史主义，也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经典表述，长期为中国人确信无疑；还被邓小平囊括到“四项基本原则”中，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中国宪法的序言里，被吸收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架构中。因此，现在重新研究“走俄国人的路”这个结论还是非常有必要，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建国起，毛泽东就铁定了心认为，要救中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只有一种选择，必须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道路，即“走俄国人的路”，按照苏联的模式和面貌来改造中国，“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不仅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要绝种，并且还要使“小生产也绝种”。一句话，像《共产党宣言》主张的那样“消灭私有财产权”，即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和唯一选择。结果呢？绝非像毛泽东的预言那样。由于毛泽东采用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使用柏拉图擦洗画布的方法，通过扫荡性的群众运动这种极端的激进主义方式，虽然在六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使私有制绝种的“宏伟目标”，但却在中国引发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社会大动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已经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一条通向社会大动荡的路，是通向千百万人忍饥挨饿民不聊生的死路，是通往奴役之路。从而马克思主义使苦难的中国人民误入历史的迷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崩塌的事实，充分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社会主义理论并非科学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绝不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的预言纯属一种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历史主义预言，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被宣告破产。而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相比已经面目全非，它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余音和輓歌，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那末，导致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破产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必须理性地，切忌用从一而终的政治信仰妨碍我们运用理性思维，去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破产的原因，更要反对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棒去打压这种理性分析。从理性的观点看，毛泽东倾其全部精力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产，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和其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理论。而科学的社会理论必须是反映人类共识和社会共识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具备这个特征。只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理论，也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理论才具备这种特征。这种理论的形成产生和个体的解放有紧密的关联。波普尔说：“个体的解放的确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导致了部落制度的解体和民主制度的兴起，”（11）由此可见，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理论或自由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产生于原始公有制部落主义解体之后，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理论。没有私有制为基础的土壤，就不可能培育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花和结出人道主义之硕果，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呼吸自由民主之空气。自由民主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这一术语（据《牛津词典》）有两种不同的用法：(a)与集体主义相反，及（b）与利他主义相反。（1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相反”，这是一种个体对“集体主义”这种抽象的没有对应关系的相反；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相反”，这是一种个体对个体的具有对应关系的“相反”。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对应关系的“相反”，比如像黑格尔哲学中的“有”对“无”的“相反”是只存在互相排拆而不存在互相吸引的相反；而具有对应关系的“相反”，比如像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中的星球与星球之间的“相反”是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引的相反。因此波普尔说：“这与利他主义相结合的个人主义，已成为我们西方文明的根基。”“它是诞生于我们的文明并促进我们的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13｝这种文明把人类个体视为目的，把人当作人来尊重，而不是把人类个体视为仅仅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从而在西方社会里的人与人之间能够培育出一种互相平等，互相尊重，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社会氛围。一位反集体主义者，即一位个体主义者同时又能够是一位全心全意的利他主义者，他坚信的是“我爱主；同样我全心全意地爱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他执着追求自身的体益，但为了帮助其他个体，他可以情愿做出牺牲，这是孔夫子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个人主义。胡适把这种个人主义称为“健全的个人主义”，“是将自己看作一个有担子的人”，视自己为讲人性，有人格，有尊严，有使命，有责任的人，“遇必要时，宁可杀身以完成人格”，像孔夫子说的那样“杀身以成仁”。在泰坦尼克号的沉船悲剧中，信仰自由民主主义的西方游客，充分展现了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的高尚情操，他们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留给小孩、妇女和老人，壮年的男性游客大多数葬身海底。从而充分展示了那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的博大胸怀、崇高的人道主义和舍己主义。相反，据说其中有些信仰集体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游客，只顾自己活命争抢浮游器材而得救。两相比较，在这生死关头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主义价值观念的熠熠光彩。因此，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念获得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已影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种价值观念还被吸纳到联合国的宪章中，成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行为的准则。
与自由民主主义相反的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总是把社会主义视为是和资本主义对立的价值观念，我私下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把社会主义视为是和自由民主主义对立的价值观念。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出之上的，是在原始公有制解体后由原始部落主义的价值观念嬗变而来的，是先于资主义而存在的一种古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核心是集体主义，而集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部落主义。这种集体主义向来便对对自由民主制度，对个体之间相互竞争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充满了敌意，与私有制不共戴天。最早的集体主义卫士赫拉克利特曾大声疾呼：“我们中间不应有优秀的人，要是有谁出类拨萃的话，那就让他到别处，与别人为伍吧！”赫拉克利特的追隨者柏拉图，更是不遗余力捍卫已经衰落瓦解的部落主义。他说；“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是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创造并非为了你。”充分表现了“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在柏拉图看来，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是自私的；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看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种互相排斥的关系。由此可见，柏拉图是最早准确表达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哲学思想家。他是历史上捍卫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最重要的精神领袖。是柏拉图第一个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混为一谈的思想家。其实，诚如波普尔所说：“集体主义并不反对利己主义，而它也并不跟利他主义或无私相统一。集体或集团利己主义，是十分常见的事，这就相当清楚地表明这样的集体主义并不反对自私。”（14）对这种集体或集团利己主义，我们很多普通的中国人都并不陌生。在中国，只要对我党力量壮大有用的都是正确的；只要对自己的政党所控制的权力有用的就是大局大道理。中国人常讲的“大局”“大道理”或“大我”，就是柏拉图所讲的“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的整体利益，就是和个人主义或个体权利相对立的集体或集团的利己主义。我们中国人尝够了这种集体或集团利己主义的滋味。“党在国上”的“党天下”或什么“代表”理论就是属于这类集体或集团利己主义。这种集体、集团或政党之私曾经或将继续给中华民族制造无穷的灾难。
柏拉图热衷响往的理想国或理想社会，就是古代希腊斯巴达城邦国家为模型的部落主义国家或部落主义社会。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或理想社会里，统治阶级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确认其子女或父母，家庭必须废除，每个人都把所有的人看作如同属于一个家庭一样，实行公餐制度，类似我们中国人在1958年办的公共食堂。严禁私自开伙，对家庭生活的私密性进行限制，以此消除可能导致统治阶级分裂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上的节制是通过实行共产主义来实现和控制的，即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权，尤其是废除贵重金属的私有制，来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柏拉图热衷向往的理想国家或理想社会终于衰落解体了。柏拉图把自己向往的理想国家或理想社会解体的原因，归咎于私有制的产生和自由民主主义价值观念的形成和传播。因此，柏拉图一直把私有制和自由民主主义价值观念，视为是引发统治阶级内部纷争及其耽溺于经济事务的病菌要素，是引起社会变化的根源，是社会道德退化，灵魂墮落和衰败的罪魁祸首。是私有制和自由民主主义破坏了被柏拉图视为静止神圣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这是柏拉图与私有制和自由民主主义不共戴天的根本原因。
柏拉图憎恨私有制，憎恨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完全为后来的极权专制主义者所继承，还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我们知道，财产公有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一切社会主义者的共同追求。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只要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消除贪婪、争讼、掠夺、战争及一切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这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共识，当然这还是属于一部分人的共识，这一切都和柏拉图的价值观念存在共同点。从这个共同点分析观察，可知柏拉图不仅是现代极权专制主义的祖师爷，而且还是现代社会主义的鼻祖。那末，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存在什么区别呢？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用宣传示范的方式，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逐渐使私有制变成公有制。空想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有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用暴力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自己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然后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实现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会变革，这种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这种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曾在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但隨着毛泽东去世后的改革开放和苏联的解体，这种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由此可见，不仅空想社会主义不是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信奉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科学的理论。
社会主义之所以是非真理非科学的价值现念，我想谈三点看法：（甲）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革私有制的命，革自由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命。也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自由民主，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代替“既利己，又利他”的个人主义。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其中的“己”是指具体的个人，其中的“人”是指“集体”这种抽象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了集体，个人不能有自己丝毫的权利。而“既利己，又利他”的其中的“己”和“他”都是指具体的个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平等，互利双赢。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不仅私有制要绝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既利己，又利他”的自由民主主义或个人主义也要绝种，要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取代。而集体主义是并不反对利己主义的，但却跟利他主义与无私并不相统一，并非一码事。然而集体主义却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块貌似“无私”的遮羞布来掩盖一种政党之私、集体之私、阶级之私和国家之私。这一连串的“私”在中国被习惯称为“大我”、“大局”或“大义”。谁能代表这个“大我”、“大局”或“大义”呢？远古时代是部落酋长，后来是皇帝天子，到了近代就是总统、主席或委员长、总书记，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或“三个代表”。一句话，从古代到现代，能够代表“大我”、“大局”或“大义”的都是少数聪明人。用列宁的话说，这少数聪明人就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比如像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就是这样的聪明人。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就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回到我们祖先最初的国家，即回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家，回到私有制产生以前的部落主义的父权时代，回到“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时代，回到聪明的少数人统治无知的多数人的时代，这就是极权专制主义时代。在这种时代里，那些代表“大我”、“大局”或“大义”的人，为了权力勾心斗角，心怀鬼胎，无所不用其极，在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旗号下，制造一波一波的矛盾斗争；斗争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权力归谁所有的问题。为了争夺权力，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阵营互解了，华沙条约军事集团解体了，苏联亡党亡国了，中国则长期处在社会大动荡中。与之相应的是西欧各国就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由过去的战乱不断开始走向大联合大和解进而形成了欧洲共同体。北大西洋集团至今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而建立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华沙条约集团像一伙乌合之众作鸟兽散了。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价值观，而自由民主主义才是科学的价值观。（乙）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无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用暴力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阶级专政，创建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使自己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然后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去实现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自由民主的社会变革。可见科学社会主义是由暴力摧生的“胎儿”。这种“胎儿”没有暴力的呵护，它就不能存活。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既非真理也非科学。因为真理和科学不能由暴力摧生，也不能由刺刀呵护成长，它只能通过客观事实的论证，通过千百万群众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和通过千百万群众的经验检验之后方能存活下来。暴力只能催生权力和“革命领袖”这类权威，催生极权专制主义，这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可以造一党专政的党。如果暴力能够催生科学真理和自由民主，那末谁掌握了暴力，谁就能掌握科学真理，就能代表自由民主了。这样秦始皇也就能成为科学真理的代表，自由民主的卫士了。由此可见，建立在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既非科学也非真理的推论是逻辑的必然。（丙）科学社会主义是众多群体意识的一种，它不是人类的共识，不是社会的共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记载，社会主义可谓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评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众多的社会主义进行了阶级分类，它们有的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有的代表资产阶级，有的代表农民和小资阶极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种社会主义都是没前途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们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是反动的，腐朽的，保守的，空想的。唯有科学社会主义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最有前途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却是整个世界。”但这仅仅是马克思及其信徒的一家之言。1848年以来的历史证明，关于究竟谁能代表先进生力的判断，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主义分析和历史主义预言都与事实不相符，因而是错误的。科学家，比如袁隆平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吗？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吗？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化生产的最强动力，由科学家代表先进生产力当之无愧。企业家是现代化生产的组织者，是推动现代化生产的大功臣。而无产阶级和农民、小业主、小生产者只不过是现代化生产中不分伯仲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军，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远非马恩列斯毛说的那样神乎其神。反映所谓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已被二十世纪的社会历史证实，它不是什么科学和真理，它只是一面为权力战斗的旗帜，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成了阶级斗争舞台上可以利用的道具，如此而已，岂能他哉！
苏联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归根究底，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价值观念所然。严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残酷的暴力所造成的红色恐怖，不仅使资产阶级及其苏维埃的敌人感到恐怖，就是普通公民也感到恐怖。无空不入的克格勃的特务统治，更使苏联社会陷入无时无刻不处于惶恐不安之中。这种社会主义使人颤抖害怕恐惧，非常不得人心。而“集体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不把人视为目的，只把人看成仅仅是实现目的的工具，使惶恐不安的苏联公民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冷漠，进而绝望。同时集体主义观念中深深潜藏着的集体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和政党利己主义，通过这类价值观念豢养了一批不受权力制衡，集一切大权于一身的官僚特权阶层，使苏共领导集团堕落为世界上最坏者当政的典型。这批特权阶层通过贪污受贿，卖官敛财，化公为私，聚敛了大量社会财富；他们深受极权专制主义价值观念的薰染，贪图享乐包养情妇二奶，人性被扭曲，道德沦丧，操守败坏，与社会大众出现了严重的裂痕等等，这一系列皆出自于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念方面的原因，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已完全丧了精神上的价值，这是导致苏联迅速解体的根本原因。
自从毛泽东发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最高指示之后，“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便成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一时间苏联竟成了中国人神往的天堂和极乐世界，像我们的老祖宗曾经神往过印度佛教宣传的天堂和极乐世界的故事一模一样。“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走列宁指引的道路。这是一条什么路呢？列宁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可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也是历史主义的核心。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或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道路。由此可见，“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是一条使中国人通往奴役的道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15）毛泽东就是按照十月革命的办法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尔后又按照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而斗争”和“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的模式，从1953年至1958年期间在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这条自称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在中国“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宏伟目标，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套用现在的黑格尔式的惯用官腔说，毛泽东并不满足这一阶段性的胜利，他还要继续革命，阶级斗争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进行反右派、反右倾、反对修正主义、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场场斗争都触及到亿万人民的灵魂和皮肉。毛泽东这一系列革命行动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俄国人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它被推翻而加强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国际联系的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在于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小生产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而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毅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16）这段话完整准确地回答了什么是历史主义，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成了毛泽东的决策依据，可以说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受其支配。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制订的“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在重复列宁这段话。因此，由列宁概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就成了引发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主要原因。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理论就是出自列宁这段话。从列宁这段话可以看出，所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要把“很多很多”的小生产群众当成无产阶级专政和改造控制的对象，这是一条充满恐怖的道路，必然要把亿万群众置于被专政的野蛮恐怖时代，这是中共极左路线的根源，这是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根源。这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就是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市场经济，消灭了“耕者有其田”，也消灭了自由，同时也断送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许多好的传统。优秀传统的丧失，使中国人的道德沉沦，夫妻反目，父子形同路人，兄弟相斗如同寇仇。中国人被禁止讲“人性”讲“人道主义”，只许讲“阶级性”讲“革命的人道主义”；从而使中国成了人性泯灭，不近人情，人道主义无立锥之地，成了极左思潮和历史主义肆虐泛滥的重灾区。
众所周知，所谓“人性”，是指人与人这间互相帮扶和睦相处的一种“共性”，这就是孔夫子主张的“仁”，孔夫子倡导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孔夫子孜孜不倦终生从事的“有教无类”；也如欧洲古代希腊苏格拉底和基督教大力提昌的对人人皆兄弟的信仰，对理智的诚实及责任的信仰。是指凡是人遇到困难或天灾，应不分阶级出身，不分性别老幼和畛域国家，都应得到同类的同情、帮助和救济，这被通常称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种“人性论”或“人道主义”萌芽于古代希腊以伯里克利为代表的民主派的哲学理念中；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学派提倡的“仁义”说也含有丰富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后由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的发掘整理大白于天下，而文艺复兴时代正是封闭的中世纪社会向近代开放社会过渡的时代。所以，“人性论”或“人道主义”是开放社会的产物，它还将随社会的开放不断扩充和完善。而“阶级性”或“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指经济地位相同或相近，指革命意气相投的一群人之间的共性；是指这一群人之间荣辱相共、休戚相共、生死相共的一种情感，即所谓的“同志情”或“战友情”。这种情感被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称为阶级性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的，是一帮“同志”或“哥们”在革他人之命的过程中凝结成的一种思想感情。这种“感情”只涉及特定利益圈子里的人。超出了这个圈子，会被阶级分析论者斥之为“资产阶级人性论”或“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修正主义”，严重者被视为立场意志不坚定的“叛徒”或“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斗争论者认为世上不存在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只有阶级的、革命的爱和恨。因此他们指责“人性论”或“人道主义”“没有一点革命性的气味”，像恩格斯在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所说的那样，“所留下来的只是一句老调子：佊此相爱吧，大家不分性别和等级都来互相亲嘴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17）这种阶级性和革命性的核心，就是“对敌狠，对己和”。正如毛泽东在1944年9月对延安留守兵团学习代表的讲话中说的那样：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他，消灭他；第二，对自己人，对同志，对官兵，对部下要和要团结。（18）我私下认为，这不是人的“共性”，不是人的天性，用柏拉图的话说，这是“狗天性”。他说“训练有素的狗天性，即对朋友及熟识者极为温和，而对陌生人刚好相反。”（19）“对陌生人凶猛残酷，对朋友及熟识者温厚平和”，柏拉图确认这是存在于狗身上的一种“真正的哲学本性。”（20）这种狗的“哲学本性”使“凶猛残酷”和“温厚平和”二者协调和谐，赋予阶级分析论者“对敌狠，对己和”的灵性，从而使人的阶级性和狗天性统一起来，也使革命的人道主义变成了“狗道主义”。柏拉图的此番话毫无贬意，他用准确的哲学家的语言表述了对阶级分析理论的一种看法。这种阶级情感或革命情感，把矛盾区分成“爱”的矛盾和“恨”的矛盾，即区分成能够和解的人民内部矛盾和不能够和解的敌我矛盾，这种内外有别或党内党外有别的情感，本质上是古代部落主义之类的情感，产生于古代社会严格的阶级区分，有劳心的和劳力的，治人的和被治的，出令的和受令的，贵族的和小百姓的种种区别。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古代部落和家族，最重视的是内外有别和上下有别的部落主义情感，这是封闭社会的一种情结，是部落主义和家族主义的思维模式，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为毛泽东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供了重要依据。所以说毛泽东提出的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发展的确有牛头不对马嘴之嫌，因为这不是贡献和发展的问题，而是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和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一样，同属于一种部落主义观念。这种“对敌狠，对己和”的理论和开放社会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相比较，展现了它无比的野蛮和残忍，表现了它特有的狭隘和狡黠的心理。在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岁月里，这种所谓的革命人道主义，使中国人沾满了“狗天性”，使代代相传下来的仁义相爱和人道主义丧失殆尽。当年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老一代的革命家，在他们身处权力高位时，享受了种种无产阶级情感和革命人道主义的温暖。一但他们失去了权力，却遭到了种种非人道主义的对待，有病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囚禁期间不许亲人探视，每天还要面对“训练有素的狗”的狂吠，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热中宣扬的“阶级性”就是“狗天性”，是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社会成了不近人情的狗道横行和狗眼看人的社会，使中国社会误入历史的迷津。
我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沾满了“狗天性”，肯定要招致一些中国人的强烈愤慨。这点我不感到奇怪，因为咱们中国人最爱面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就是“面子文化”。在这种“面子文化”的薰陶下，中国人最怕人揭短，害怕他人讲实话说真话。尽管自己丑陋不堪，还千方百计找件皇帝的新衣把自己打扮起来。我认为爱这种“面子”，不如不要“面子”，宁愿别人说我“不要脸”好。谁要讲实话说真话，就要被扣上“否定大好形势”、“抹黑”、“刮阴风”、“吹黑风”的帽子，就要被无产阶级专政了。邓子恢因讲实话遭羞辱，彭德怀因说真话遭迫害，足以证明“面子文化”的厉害和威力。台湾有位柏杨，因写了《丑陋的中国人》而饱尝牢狱之灾，害得妻离子散。所以爱面子，热衷面子文化，共产党和国民党，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彼此彼此，一个半斤，一个八两。谁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毛泽东和蒋介石没有共性，这就是一个。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不是出了一个雷锋吗？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以及他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是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真善美吗？“中国人沾满了狗天性”之说岂不是要否定中国人的真善美？这岂不是对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巨大污辱吗？为此我声明，我对“中国人沾满了狗天性”之说，是指那些热中宣传和坚信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人，是指那些坚信历史主义理论的中国人，是指那些反对人性论，反对人道主义、反对孔夫子的仁义说之类的中国人沾满了“狗天性”，而这些人又偏偏要以中国人的代表自居。至于雷锋，我并不认为他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仅仅是一位宣传个人迷信，坚决推行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典型，是皇帝用来遮丑的一件新衣，是毛泽东用来展示历史主义乌托邦理想的道具，恕我套用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如此而已”。
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普通百姓就是雷锋。然而是什么原因使雷锋成了中国家喻户晓像神一样的人物呢？很少有中国人对此进行理性思考和探索。但是，这不能怪责中国人。因为中国文化不是理性文化，而是属于情感激情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里生活的中国人，不习惯“我可能错，你可能对，如果大家共同努力，就可以靠近真理”的理性思维方式，而习惯于用情感和激情思维；出于对伟人和圣人的崇拜而习惯信仰服从，不敢怀疑，也不容怀疑，伟人和圣人的话就是真理。几千年的中国人认为，伟人和圣人代表了天道，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代表了未来。孔夫子早就谆谆告诫炎黄子孙们，要“畏天命（按：历史规律之类），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雷锋的出名，是因由现代中国代表历史发展规律的伟大圣人和伟大救星的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由于毛泽东的御笔题词，使其他中央领导纷纷跟进题词。因此，“向雷锋同志学习”便成了全党自上而下的共识，自然也就成了当代中国人无可耐何的共识。毛泽东为什么对雷锋情有独钟呢？这要从毛泽东的价值观念和他的理想追求谈起。毛泽东的价值观念是帝王的专制观念，是不把人类个体视为目的，而是把人类个体视为实现目的的工具，希望他领导下的中共党员和全体中国人“少出意见，多出办法”，成为“有手有脚而无头的人”；他的理想追求就是要在中国这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画，写最新最美的文字（按：出自《介绍一个合作社》），按照他的主观意志改造世界，以他的意志为意志，以他的是非为是非，使中国成为整齐画一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家”。雷锋的日记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价值观念和他的理想追求。1959年10月X日记：“坚决无条地做党的训服工具”，“我决心听党的话，听毛主席话，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1962年4月17日记：“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雷锋还想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好办法好主意，1962年6月X日记：“我是在1958年夏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用学习到的理论对照联系自己的思想、劳动和周围的一切实际事情”。1961年2月21日记：“……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到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学习公式：问题——学习，实践——总结。一，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改造思想想相结合，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二，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改进自己的工作相结合。三，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搞好训练和提高技术相结合，指导自己学习技术。四，同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政策相结合。”1960年3月X日记：“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脑子里一豁亮，越干越有劲，总觉得这股劲儿永远也使不完。”雷锋提出的这种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主意办法被林彪提炼概括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边学边用，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从而把雷锋出的主意和办法在全军全党全国推广普及，在全军全国开展创“四好”争“五好”的群众运动，毛泽东高度称赞雷锋与林彪的主意和办法“是发明创造”，为以后全党全国的造神效忠运动推波助澜。我认为，雷锋短暂一生的日记有两段话特别感动了毛泽东。一段是在1960年12月X日的日记：“我深切认识到，要想成长进步，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就必须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才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段话朴实无华表达了一位普通战士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热爱。雷锋这段话被林彪借花献佛，恰到好处地吸收到他主持编撰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部分而广为传播，借此也表达了林彪对毛泽东的忠诚。而“忠诚”，几千年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最高的道德操守，是最容易博得中国人欢心的道德情操。雷锋的日记，通过林彪的金口，使雷锋的话“一言九鼎”。众所周知，1963年，毛泽东还处于因三年困难而引发的全国人民的怨声载道之中，其“大救星”的形像备受质疑；此时的毛泽东看到雷锋这段话，岂不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加上林彪这位亲密战友的卖力宣传，使毛泽东又重新找到了感觉。为了维护自己在“七大”确立的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很有必要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通过学习雷锋向他宣誓效忠，巩固他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救星”地位。雷锋的另一段话是出自1960年10月1日的日记：“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周恩来把这段话提炼成“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雷锋的这段话和周恩来的题词说到毛泽东的心坎里，完全符合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在那次会议上，他大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谈“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大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知道，阶级斗争的核心就是“对敌狠，对己和”，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自上而下鼓吹的爱憎越分明越强烈，社会冲突就越剧烈，社会动荡就越不可避免。雷锋用“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种抒情般的语言，准确表达了毛泽东一惯提倡的爱憎精神，把人类分成敌人和朋友，分成属于我们的和我们一致的及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分成信仰者和不信者，分成同者和外国人，分成阶级同志和阶级敌人，分成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也准确解释了柏拉图的“训练有素的狗天性”的内在含意。尽管雷锋的话违背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国传统美德；也违背了“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的崇高信仰，但却使毛泽东像遇到了久违的知音一样手舞脚蹈起来了，这是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又一重要原因。这里我想着重谈一点的是，善良的或充满善良期待的中国人总认为，雷锋做好人好事助人为乐的精神应该肯定弘扬。我认为，如果雷锋是从孔夫子倡导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或从西方人信仰的“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的普世价值观念出发做好人好事助人为乐，那是应该肯定大加弘扬。但是，这都是假设，如果是那样，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现象反映了一种时代的政治需要，是一种特定的政治需要把他从普通的战士担升到神一样的位置上。他是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理论的坚定信仰者，是毛泽东把人类分成敌人和朋友，分成阶级同志和阶级敌人之理论的坚定信仰者；所以雷锋做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只惠及和他的身世相同或相近的一群人，即与阶级敌人有“血海深仇的”的人（见1961年3月X日的雷锋日记），最多也不过惠及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唱的“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的小常宝之类的人。以至使当年学雷锋做好人好事之前出现了首先要调查服务对象的阶级出身的奇怪现象，致使学雷锋做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的精神都被深深打上了阶级烙印。这不是开放社会里盛行的慈善事业和慈善行为，而是一种自觉宣传贯彻党的政治主张的政治行为。因此雷锋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而不是说“对普天下的人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普天下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应该和睦相处”。这就准确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毛泽东信奉倡导的革命的人道主义。从此以后，“向雷锋同志学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群众运动，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推动之下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盖一浪地在全国各地舖开，涌现了一大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雷锋式的先进人物，比如闻名全国的廖初江、黄祖示、丰福生、李素文、吴桂贤、陈永贵等等；文艺舞台上，也以雷锋为模特，塑造了一批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从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一举一动，都可以找到雷锋的影子。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群众运动；这是一场规模巨大史无前例的“三忠于”“四无限”的群众运动，是一场典型的愚忠运动，是一场仰视巨人，尤其是仰视伦教上的巨人，以及掌握历史权力的巨人的群众运动，这样就使毛泽东强制性地把雷锋的个人道德变成了社会公德。有的中国人颇为这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所感动而叫好；但是他们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都是一伙愚忠式的标兵，是从传统观念中呼唤出来的老古董。这批积极分子，我之所以称之为是“老古董”，是因为他们的头脑里充斥着非黑即白，非正即邪，汉贼誓不两立的对极性思维观念，充斥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类阶级斗争的观念，是一伙不近人情的人，从而使这场学雷锋的群众运动成了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大革命严格来说就是效忠和造神运动，至于如何效忠和如何造神，雷锋的日记提出了详细具体可行的办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每天的早敬午敬晚敬必须叨念的“三忠于四无限”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标语口号以及斗争用语，很多都是出自雷锋的日记。所以说雷锋、林彪和毛泽东就是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那十年中，那伙闻名全国学习“毛著”的标兵，不是跟隨林彪、四人帮翻跟斗，就是陪同“两个凡是派”一同翻船，都成了盲从领袖的祭品，成了毛泽东权力斗争的工具，成了顶头上司的打狗棍，其下场都很可悲。结果验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喜欢模仿海涅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昔日用毛泽东思想培养起来的典型，曾经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蛟龙，一个一个地成了人性被扭曲，灵魂被撕裂的跳蚤。雷锋幸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因公殉职，避免了变跳蚤的尴尬结局，使他直到现在还令人望之俨然，像是一件皇帝的新衣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由于毛泽东坚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使“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成了不容置疑论证的教条。中国只能面临一种选择：即实行全面扫荡私有制的社会变革，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被阻断，自由民主被取缔，人们思维的权利被剝夺。隨着公有制的全面确立，使极权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中国畅行无阻。“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成了毛泽东的治国纲领，导致了中国天下大乱。由于毛泽东对历史主义的迷执，竟把这场祸国殃民的“天下大乱”说成“好得很”，“很有必要”，“是创举”，“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种奇怪的马克思主义的思维逻辑把中国引到灾难的深渊。据中央党校有位教授统计，1948年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第四十位，到1978年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倒数第二位。停滞不前的经济状况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的记载，1959年7月5日毛泽东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菜粮混吃。”（21）直到人民公社解散之前的农民一直过着“糠菜半年粮”，农忙吃干，农闲吃希，杂以蕃薯芋头的低标准瓜菜代的“菜粮混吃”的贫困生活。至于人民大众的衣着更是不敢恭维，布票几十年定量发放，年成好时，每人每年一丈左右，年成坏时五、六尺，1960年江西布票每人仅发一尺八寸，做一条成人短裤还差二寸。所以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提倡一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时装文化。安微凤岗县的农民因不能长期忍受这种贫困生话，他们秘密串通，咬破指头签订分田单干的保密协议。成了农民要求分田到户，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传奇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然而三年困难时期，连糠菜也难乎为继。因饥饿而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有的资料估计达三四千万之多。但据薄一波披露的数据，“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多万”。（22）由此可见，三年困难时期因饥饿死亡三四千万的估计不是空穴来风。与毛泽东时代天下大乱的同时，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大廝杀的欧洲各国，却在自由民主主义价值观念的引导之下走向了大和解大联合，形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在还正在向政治军事一体化推进，使欧洲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稳步向前发展。这种简单的对比足以彰显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孰劣了。
在历史主义肆虐的中国，知识分子承受了最沉重的苦难。他们是中国的社会精英，曾被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指称的“思想糊凃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建国后，他们被毛泽东扣上了一顶胜似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的资产阶级的帽子，1957年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毛泽东“一个巴掌”打入到人间的最底层，和当年毛泽东誓言要除的“四害”并列为伍。当年有一首《擂鼓鸣金除四害》的歌谣可为左证：“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使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重要载体的右派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渡过了二十余年像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般的惶恐不安，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的苦难生活。教育科技领域更是成了历史主义肆虐泛滥的重灾区，毛泽东根据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理发布的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使得各类学校像杂草丛生的荒芜田野一片凋零，致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裂层，长期使中国的科学技术萧条萎缩乏善可陈，拿不出什么东西向世界展示，只乘下“四大发明”之类的老古董，秦代兵马俑，长沙汉王墓，万里长城可以供人参观鉴尝，此时的中国人只能用古代文明来填充现代文明的空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封闭的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大陆的炎黄子孙沦为典型的“啃老族”，沦为“问今是何时，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秦始皇时代人，着实使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噫嘻。历史主义的价值取向，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会变革，毛泽东乌托邦的浪漫主义奇想，不仅未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反使中国社会停滞倒退，而且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开历史的倒车。毛泽东提出的“走俄国人的路”是百分之百地走历史的回头路，使中国社会回到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观念，没有市场经济的和谐自然的部落主义社会里。这是向俄罗斯农业公社看齐的变化，是向古代看齐的变化，是向柏拉图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看齐的变化，是向黄帝炎帝的财产公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看齐的变化，是一场典型的思想文化复古运动，这是一条通向衰亡的路。波普尔说得很中肯：“回到和谐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走回头路，那么我们必定要走到底——我们必定要回到野蛮中去。”（23）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文明社会史上最野蛮的一页，优秀的传统被扫荡，是非观念被颠倒，除了使中国社会动荡再动荡之外，什么积极成果也没有。这就是历史主义价值观念在中国肆虐泛滥给我们留下的警世，我们及子孙后代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历史教训！。(本文选自拙作《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乱的根源》)
注释
（1）（2）（3）（4）均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74页、75—76页、91页、93页
（5）引自列宁《论俄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扎记）》见《列宁选集》第4卷725页
（6）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115页
（7）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683页
（8）见《蒋介石大传》（上）206页
（9）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40页
（10）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373页
（11）（12）（13）（14）均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201页、199页、202页、200页
（15）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322页
（16）见《列宁选集》第4卷192页
（17）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382页
（18）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580页
（19）(20)均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108页、107页
（21）（22）均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850页、873页
（23）见波普尔《开放社针及其敌人》第1卷381—3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