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泉:谣言与恐慌中的文化网络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4 次 更新时间:2013-03-16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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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泉  

[摘要]本文把“文化网络”概念置于理解历次恐慌事件的核心,并进行跨时段、跨事件的比较分析:综合运用约翰·穆勒的“契合法”,考察和分析了近代以来谣言引发社会恐慌的几大事件。研究发现在各种力量交织而成、有时是密不透风、韧性强大的文化网络中,威权结构下的官方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约束以对民众负责;民间社会由于组织化程度低,往往在危机和恐慌之际陷入一盘散沙;食品、交通、居住等公共安全呈脆弱之象,公共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不公正;培养独立评判能力的教育环境缺失;加上世代流传下来的饥荒集体记忆,遂催生了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近年来,政府信息走向公开化,批评、质疑的言论涌现,民间话语开始发声,为妥善治理类似事件带来了希望。

[关键词]谣言 恐慌事件 当代中国 契合法 历史比较分析

在奥尔波特与波斯曼看来,“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有时“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则指出,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谣言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他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一种答案。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过程。谣言内容的演变并非源于记忆的失真,而是源于谣言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演变和添油加醋的评论,它可以等于事件重要性乘以事件模糊性。[1]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它是无人邀请的自发性发言,而且经常是反对者的发言。谣言对当局提出质疑,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甚至是与官方相左的反权力。[2]人类学家也持类似的观念。斯特拉森等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谣言和闲话容易形成交流的网络,网络中会出现恐惧和不确定感,它们秘密地挑战已有的权力结构,或者遭到公开地镇压。[3]在中国历史上,谣言是民间秘密组织和叛乱文化土壤的重要部分,[4]谣言也曾在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如义和团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5]或成为中国近代教案中的重要角色。[6]因而,观察分析在中国背景下谣言的复杂关系,可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中国经验,有助于厘清某些重要信息是如何被制造、传播、消费并改变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格局的,也有助于查明导致谣言发挥作用的因素,为科学、合理、有效的社会治理提供某些启示和方略。

《叫魂》提供了妖术恐慌事件研究的案例,作者在事件的历史分析中提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延伸其解释链条的概念:文化网络———那种包括下层民众与上层权贵在内的整个社会感受到的同样的不测与危险,那种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7]此后,谣言与恐慌事件的个案描述与分析常为人所知,综合性的分析和比较尚付阙如,且均未着力拓展文化网络这一理论工具的意义。对社会恐慌的宏大问题而言,单独的、分立的案例研究未免单薄,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如能结合历史上发生的同类事件,进行多案例的综合分析和跨时的比较,有助于甄别和分析成因。为了透视这类事件的性质,有必要呈现几个大事件的事实和过程。

一、谣言与恐慌的三个大事件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谣言引起的恐慌事件。记述这类事件有助于展示谣言是如何引发大的社会恐慌,甚至引发社会变革的。本文首先选取并描述三大谣言与恐慌的事件,这些事件必须满足下列所有的条件:第一,这些事件信息的翔实程度足以展开综合分析和比较;第二,谣言不仅在当时引发了重大的社会恐慌,而且具有历史影响;第三,可从这些事件鉴别出重要的异同,易于比较分析。

(一)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

1768年,中国的浙江德清县发生一件妄图取人的毛发施法来蛊害人的事件,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借此把人的魂摄走。类似的“妖术”事件在江南地区又陆续出现。借助密集而重要的商业网络,关于各种地区性与全国性事件的消息见闻流传开来。迭起的妖术传闻惹动了乾隆皇帝那根敏感的神经,他把它当作谋反的“政治事件”来追查。结果,所有陌生的外乡人,游丐、游方郎中、艺人特别是四处化缘的僧道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居心叵测的妖人。抓人、审问、逼供、哄骗、上报、再审等,举国上下沸反滔天,最后发现什么事也没有。妖术恐慌波及的人口比当时整个欧洲的总和还多。[8]

在这个案例中,妖术大恐慌发生于为人称道的“盛世”的顶端而不是乱世。然而,从一个18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者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且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9]在这种背景下,其一,富庶的三角洲与贫瘠的山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人们无需远离已经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便可以看到赤贫、失业与秩序的混乱,比如长期遭受灾害的广德和建立在近于农奴制体系下的徽州。其二,与此图景相伴的是人口的持续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和江湖骗子,僧人和进香者,扒手与乞丐,向外部和下层流动的,拥塞在18世纪的道路上。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被视为危险。[10]其三,官方、民间在谣言之害中均难辞其咎。如果没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导向,讹言不能传得如此之广。那时,绝大部分关于基督教挖心剖肝、取睛炼银以及教士教民乱淫奇淫的讹言,是绅士们炮制出来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官方的默认。再者,老百姓的确存在着对外来人尤其是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外来人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见,这一点在毛人水怪传说中再次得到验证。

(二)2003年非典恐慌与抢购

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佛山发现第一起后来称为SARS的病例。2003年2月3日至14日广东发病进入高峰,但病原不清,而且有家族及医护人员极易被集体传染的特点。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疾改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4月20日这一天富有里程碑的意义,北京非典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被认为犯规的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卫生部决定,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非典被列入我国法定传染病。4月24日北京市中小学开始停课两周;对人民医院实行整体隔离,这是该市第一家被整体隔离的单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将把农民工纳入非典的统一防治工作中进行管理。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和,解除了北京旅游警告。

根据很多人对那段时间的记忆:整个中国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熟人、陌生人之间彼此警觉地保持距离;人们前所未有地勤洗手、多运动、实行分餐制,任何爱国卫生运动都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世界卫生组织4月2日正式发出不要去香港和广东的旅游警告,4月23日发出不要去北京和山西等地旅行的警告,“五一”期间北京的旅游收入下降99.1%,5月27日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病例8221名、死亡735人。官方记述也忽略了相伴而生的抢购。2月10日,人们开始抢购一些据说能够防治非典的药物和食品。短短两天,板蓝根脱销,白醋告罄。很多单位也都给员工发放板蓝根,原先几块钱一包的板蓝根也由此加价卖到50多元。药店相关的消毒用品和保健药品热卖,同仁堂启动生产线24小时不停熬制瓶装药液。日常用品的抢购源自广东,“2月12日上午,肇庆、清远出现购盐人潮,其中清远最为突出;中午12时后抢购风迅速蔓延至江门、湛江、澄海、汕尾等城市,之后扩展到抢购大米、食用油、调味品;傍晚时分,抢购风波及深圳、珠海、东莞等珠三角大城市;傍晚6时后,广州卷入抢购风波”。[11]这场随即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比“非典”疫情的蔓延要快得多。4月22日,卫生日用品、保健医药品到食品均遭抢购,抢购潮在短短两天中迅速地席卷北京各大超市,又迅速地退散。不少曾经参与抢购的人说,他们并非对现代物流没有信心,而是担心疫情会严重到令人不敢出门的地步。

(三)2011年春的盐恐慌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发生氢气爆炸,从3月16日下午开始,“海水受日本核辐射污染,无法再提炼盐”,“食碘盐可防辐射”等信息疯狂在全国蔓延。官方媒体连续发布消息表示,核辐射尚未对中国造成影响,但民众半信半疑。群众排队抢购食盐、导致部分地区食盐脱销。此现象首先出现在浙江省台州市。当晚,温州某超市公告“本店盐已售完”。同一天,广东佛山出现食盐抢购潮,警方出动维持秩序,并限制每两人购买一箱。在食盐被抢购一空的地方,如江苏镇江,市民排队打酱油以此缓解盐荒。在郑州,千人围堵盐业公司疯狂抢盐。北京西直门嘉茂超市后面,人们排队抢盐。香港及澳门部分地区也有大批市民也在超市争相抢购食盐。笔者在上海超市也看到食盐抢购的景象,在一家大型超市看到“每人限购2包”的告示。上海食盐的价格跟全国各地一样,在未被控制的地方疯涨,平时一两块钱的盐在小店卖10元,街头路边也有卖10—20块一包盐的。此时多数民众已不在意甚至完全不清楚“碘盐”的重要性,只要是食盐都被抢购。

官方继续介入。卫生部17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放射防护中的碘知识问答》。问答指出,通过食用碘盐预防辐射是无法实现的,摄入过量的碘会扰乱甲状腺的正常功能。作为专营机构的中国盐业总公司也发文辟谣。该公司总经理称,据各省盐业公司反馈,目前各地排队购盐情况明显缓解,大部分民众恢复理性消费。食盐抢购风不到一周即踪影全无,接下来是处理令人发愁的退货问题。

上述三个案例固然有各自的背景和特殊性,如非典是新的、尚无足够知识和治疗手段的传染病,盐恐慌来自邻国日本的核泄露等,但均可甄别出影响事件发生共同存在的关键因素:第一,官民关系:官民关系和谐良好、彼此力量制衡,则有助于谣言和恐慌的消解;第二,公共安全程度及其资源分配:公共安全稳固、资源分配公正公平的社会状况下,不易产生大的恐慌事件;第三,认识判断能力和水准:民众的认识判断能力强则谣言的影响弱;第四,历史记忆:往昔类似的反应容易在遇到同样情景时回归呈现。为了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尚需采用恰切的分析方法,观察更多的个案。

二、一个契合法的分析:恐慌事件的原因

如何对多个事件进行历时性比较分析,鉴别出各种因素的变与不变?笔者认为,契合法是一个恰切的工具和方法。“契合法”是穆勒五法之一,内容是:考察几个出现某一被研究现象的不同场合,如果各个不同场合除一个条件相同外,其他条件都不同,那么,这个相同条件就是某被研究现象的原因。因这种方法是异中求同,所以又叫做求同法。

契合法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契合法可以用于上述谣言引发的恐慌事件的原因分析。在这里,1768年始于德清、蔓延全国的妖术大恐慌,2003年非典恐慌与抢购,2011年春日本核辐射引发的中国盐恐慌,均是穆勒所说的“场合”,其上述具体情境则为“先行情况”,各种场合均出现的“社会恐慌”则是“被研究对象”。

三个个案是否足以作为分析的基础?从方法论上看,契合法的结论是或然性的;为了提高契合法结论的可靠性,应注意以下两点:结论的可靠性和考察的场合数量有关,考察的场合越多结论的可靠性越高;有时在被研究的各个场合中,共同的因素并不只一个,因此,在观察中就应当通过具体分析排除与被研究现象不相关的共同因素。基于这一考虑,为了得到更可靠的结论,在分析和考察谣言为什么及如何引发社会恐慌时,笔者在信息尽量丰富翔实的情况下纳入了其他几个恐慌事件如表1所示。

妖术、挤兑、水怪、艾滋针、非典、抢盐,众多的恐慌事件中没有一项本身单独可以导致大多数国民陷入混乱,任何一项风险看似均可从技术层面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如同非典事件一样,民众焦虑并不来自SARS本身,民众焦虑水平的涨落可能完全取决于风险危机本身之外的因素。[17]这些恐慌的发生和恶化,关键在于事件之外的重要因素和力量在作祟。这些要素可以分解为五个方面。

(一)松散的原子化的民间社会

学术界曾经有过中国社会是集体主义取向、欧美社会是个人主义取向的看法。这种看法虚拟了一个团结一心、共同抵挡灾害、防御困难的景象,而这种景象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合作的难题、搭便车的困境,在恐慌事件中则几乎不存在。在历次恐慌事件中,都能看出民间社会的脆弱无力,个人与小群体的散和乱。历次恐慌的事实挑战了“集体主义”的社会观假设:民众未必把群体、社区、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更多地顾自己、顾自家、顾眼前。在大一统的专制体制下,分散而弱小的民间社会更多的是强大统治集团的驯顺者而非抗衡者,当社会遇到危机挑战时,原子化的个体如同一盘散沙,无法凝聚起团结稳固的力量。这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及民间组织的发育不充分、公民文化建设薄弱关系密切。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对应危机等领域缺乏丰富实习和实战经验的情况下,突发的重大危机往往使老百姓慌乱不堪,从而雪上加霜。

(二)脆弱的公共安全、不公的公共资源分配

多数恐慌事件与公众平日的不安全感和长期积累的普遍焦虑相关。艾滋针、非典、抢盐等事件发生在急剧的经济转型、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这个时期的公共安全已经不仅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大事件,而且更多地体现在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居住中的楼房会被强拆、被烧、倒塌,饭菜中有地沟油、瘦肉精、苏丹红、洗虾粉,婴儿奶粉中有三聚氰胺、白酒由甲醇勾兑、红酒乃化学浆汁,空气中弥漫着有害颗粒,等等。在这种氛围下,一旦发生灾害,民众除了自保和转嫁怨恨外别无选择,而这些做法只能使危害变本加厉。公共安全脆弱之外,是有限的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像非典时期,体制内单位的资源动员、人力动员有力地支持了内部人的自我保护。非富即贵的精英阶层则以经济优势和政治特权构筑防范灾害的堡垒。那些体制外的普通民众往往成为脆弱的受害者。

(三)官方的责任

纳普提出过制止谣言大量流传的五条建议中首要的两条就涉及政府:应使公众对所有官方媒体(报纸、电台、电视)无保留地信任,使之无需另求信息;必须使公众绝对信任他们的诸位领袖,并相信政府在尽最大努力解决危机带来的问题。[18]如同妖术恐慌和非典事件显现的,官僚体制难辞其咎。这个体制以各项任务指标来贯彻上级的意图、政策,已有的激励机制促使官员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法治建设的缺陷,也使得庇护关系、派系关系、基于实利交换的灰色社会网络滋生;各级政府官员对上服务有余,对下责任不足,结果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在这种情况下,恐慌中的民众会宁信传言不信政府,官方越辟谣,百姓越恐慌,甚至成为定势。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的专家———毫无例外地来自国家财政支持下的公营事业单位,因而未必提供独立的分析判断———未能及时有效地提供一个具有科学依据的说法来引导民众,民众依然会遭受灾难。事实上,公共服务的缺失是显然的,比如市民在上海图书馆没找到预防核辐射的书籍。“抢盐风波”中暴露出的“官言”不能服众的问题,其本质是一种官民互动机制的缺失和政府的公信力危机。[19]

(四)教育与独立判断、独立分析能力的缺失

在上述事件中,盲目地聚集在一起的大众的社会心理显然发挥作用。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有意识的部分被遮盖或隐藏,无意识部分被张扬和显露。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智力水平极度下降,情绪性表现极度上升。假如个人的独立判断和分析能力强大,就不会盲从,不会被假想敌打败。“批评性思维”是国外大学普遍开设的入门课,培养学生如何提高自身的批评、评判、挑战并形成自己看法,国内从家庭到学校往往贯彻执行“听话式教育”。失却独自判断和分析能力的个体,当然很容易信谣传谣。

(五)农耕社会饥荒的集体记忆

农耕社会饥荒的集体记忆,是表格中未指名但可以鉴别出的重要集体无意识,它在历次抢购中都发生作用。中国古代灾害发生极为频繁,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均有统计。灾荒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20]按照哈布瓦赫的说法,“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21]在情境适宜时就会被激发出来并引发恐慌。遭受过20世纪60年代饥饿、灾荒之痛的民众依然在,他们也会对自己的子女言传身教。灾荒和灾害来临之际,当未来险情不可预期、大众慌乱的情况下,那些储备必需品的人,不是被看做多此一举,而是被视为经验丰富、受人艳羡的智者。

三、结语

用“契合法”综合考察和分析近代以来的几个谣言引发社会恐慌的大事件,呈现在眼前的是各种力量交织而成的、有时是密不透风的“文化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威权结构下的官方缺乏足够的对民众负责的态度和行为激励;民间的个体和家庭由于组织化程度低,往往在危机和恐慌之际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在日益为经济利益左右的社会环境下,食品、交通、居住等公共安全呈脆弱之象,相关的公共资源则处于严重不平等、不公正状态;教育的庸常化,并不鼓励有独立评判能力的下一代的产生,加上自上代人流传下来的饥荒集体记忆,遂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甚至在“街市依旧太平”的“盛世”,催生大规模的社会恐慌。

如文中案例显示,这个坚韧的文化网络酿就了近代以来一次次的灾难和恐慌。展望未来,遭遇大范围灾荒的同期群可以在50年左右消逝,民众农耕社会饥荒的集体记忆可能消失,而其他因素和力量并非短期内就能消退,其中最重要的是富有强大凝聚力的民间社会远未形成,能够与政府、市场两个强大力量抗衡的社会组织力量尚付阙如,民间社会组织化力量的壮大将是艰巨而漫长且不可回避的任务。但如果引发恐慌的那些力量和因素还未根本改变或消失,类似的恐慌依然会危害中国人的生活。

[参考文献]

[1][2][18][法]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16、6页。

[3][美]斯特拉森、斯图瓦德:《人类学的四个讲座:谣言·想像·身体·历史》,梁永佳、阿嘎佐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6页。

[4]刘平:《文化与叛乱》,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6页。

[5][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6]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7][8][9][10][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2、84、43、62页。

[11]李香平:《广东“非典”引发的思考》,《青年研究》2003年第3期。

[12]马建标:《谣言与金融危机:以1921年中交挤兑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1期。

[13]李若建:《社会变迁的折射: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4]张永松、吴志霄:《解放初期发生在无为县的“毛人水怪”事件》,《江淮文史》1999第4期。

[15]魏泉、张敦福:《中国都市传说的个案简析》,《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16]景军:《艾滋病谣言的社会渊源、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17]谢晓非等:《SARS中的心理恐慌现象分析》,《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9]田飞龙:《“抢盐”风波中的信息博弈和官民互信》,《时代周报》2011年3月28日。

[20]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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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学术研究》2013年0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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