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建刚: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及对行政法制之意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20-02-07 2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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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建刚  

  

  

   【摘要】本文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了公众对极端事件的风险会产生恐慌性认知;运用决策学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包括恐慌在内的情绪在公众的决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机制和机理的角度剖析了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能够阻碍公众,甚至整个社会对风险的严重程度做出理性判断。以此为前提,阐述了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当行政机关对公众的需求进行有效的回应成为其管理的合法性基础时,其所制定的为防止极端事件不再发生的行政措施会出现非理性的情况,为确保行政措施合法性,就需要对行政法律制度进行变革:包括建立一种长效的风险治理与评估机制,以便对公众的要求加以反思、评估和过滤;通过规则来限.制行政措施的过度性;通过“日落条款”来规定行政措施的适用期限;通过补偿机制来确保公正,同时增加行政措施的合理性。

   【关键字】极端事件;风险认知;恐慌;行政法律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在纪念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10周年的一次报道中,美国著名的科技新闻记者马歇尔·斯贝克特(Michael Specter)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最糟糕的疾病不是因核辐射而产生的疾病。真相却是,由核事故造成的恐慌所带来的危害要远远大于该事故本身。”[1]无独有偶,在经历了“非典”半年多的肆虐后,千龙新闻网的一位记者坦言:“事实上,现在看来,‘非典’恐惧综合症比‘非典’本身的毒力更大,蔓延的范围也更广。”[2]在很大程度上,两位记者先生的告诫体现了本文将要阐述的问题——公众对于类似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或者“非典”那样的具有发生原因的难以预测性、演变过程的不确定性、影响后果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发生概率又比较低并且政府又很难有效处置等特征的事件[3]的风险认知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恐慌对公众的判断或决策能起作用吗?如果能够,那么是何种影响?特别是,在民主社会的背景下,这又会对政府为预防下一次极端事件不再发生或者损害的不再扩大而制定的各类行政措施[4]产生什么影响?对行政法律制度又隐含着什么意义?

  

   二、极端事件的风险认知

   管理学的主流观点认为,风险是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不利后果。所谓可能性是风险发生的概率,而不利后果是风险变为现实后对保护目标和对象可能造成的影响。[5]对于风险的本质,即到底它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具有主观性,学术界存在争议。笔者同意风险具有主观性的观点,即现代性风险并不完全是物质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社会定义和建构的。[6]认知是人们认识外界事物的过程,即对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从而作出心理评价的过程。由此,极端事件的风险认知是人们对那些危害性极其严重、发生概率比较小,但又难以控制的局势的可能性及不利后果的一种态度、知觉和评价。

   那么对于极端事件的风险,人们的认知是什么呢?韦伯(Webe)考察了三种方法来研究风险认知[7]:公理化测量模式,社会和文化的模式以及心理衡量模式。公理化测量模式主要反映事件的风险对公众生命的影响;社会和文化模式研究组织和文化的改变对风险认知的影响;心理衡量模式研究公众对风险在感情上的反应。这种反应影响了公众对风险判断,从而超越了风险的客观结果。由于心理衡量模式涉及到风险与情绪之间的关系,与本文的研究目的相符合。因此,笔者主要阐述这一方法是如何研究公众对极端事件的风险认知。

   该方法的基本含义是心理学家使用心理物理量度及多变量分析技术,以数量化的方式来呈现公众对各种危机事件的风险认知。[8]心理学家首先会尽可能全面的罗列各种危险,然后对其特性、危害性等进行定量分析,比如,危险是否具有可控性、在通常年份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在灾难年份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其他原因共同作用后的死亡程度等。随后对被试者进行测验,最终发现被试者对不同程度的风险的认知情况。在一项早期的研究中,巴鲁克(Baruch)等学者共列举30种危险,对被测试者进行测试。他们概括出9组,共18项风险特性:自愿遭受与非自愿遭受、慢性与急性、担心与安全、不必然致命与必然致命、众所周知与隐蔽、为科学所知与不为科学所知、无法控制与能够控制以及新与旧等。虽然这些不同的风险特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比如“自愿遭受”特性与“可控性”和“众所周知”的特性相联系,但他们运用因子分析,[9]将这些具有联系的特性浓缩成两组基本的因子——即“恐慌”和“非恐慌”以及“不为人所知”和“为人所知”。通过心理技术分析后,他们发现那些假想的结果具有无法控制、潜在的灾难、致命的后果等特性的危险的风险,比如核武器、核辐射、航天器爆炸等危险的风险,人们的认知结果是“恐慌”。[10]在近来的一项扩展性研究中,心理学家保罗·斯洛威克(Paul Slovic)共列举了81种危险,对被测试者进行了测试。他概括了15组,共30项风险特性:无法控制与能够控制、致命性与非致命性、全球灾难性与非全球灾难性、令人担心与不令人担心、损害后果的不特定性与特定性、对下一代具有高度的危害性与低度危害性、很难减少与容易减少、风险会增加与减弱、自愿遭受与非自愿遭受、能够观察到与不易观察到、不为暴露其中的人所知与可以所知、影响的即时性与缓慢性以及不为科学所知与为科学所知。他同样运用因子分析,发现自己研究结论与早期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像核反应堆事故、核战争爆发、航天飞机事故、辐射性的垃圾等危险的风险,人们的认知结果是不可知的恐慌性风险。[11]虽然他们尚未对“9·11”恐怖事件和炭疽病毒的风险认知进行考察,但他们认为人们对这些事件的风险认知极有可能属于不为人所知的极端恐慌的认知。[12]

   以上这些研究主要是考察作为个体的公民对极端事件风险的恐慌性认知,心理学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有时一个组织、团体、甚至是整个社会对极端事件的风险都会产生恐慌性认知,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恐慌症。这样的例子有,亚洲的科鲁(Koru)病的爆发(人们相信他们的生殖器正在缩小)而引发的大规模恐慌[13]、没有经过证实的疯牛病的谣言[14]、发生在美国的对儿童单纯疱疹病毒的过度反应,[15]以及2003年人们对“非典”事件歇斯底里的恐慌等。对于这种集体恐慌症,研究人员用“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来称谓。[16]它是因一个不良事件的发生而引发,经过多重的转介机制而传播给多元的接受群体,并通过反复的反馈呼应与影响,从而产生一个放大化的效果。这个不良事件可以是一个重大的或较小的事件,比如污染的发现,疾病的爆发等。风险的这种社会放大效应类似于“涟漪效应”——在一个平静的池塘中扔下了一块石头,涟漪向外扩散,不断波及其他水面及水面上的事物。

   然而,研究人员发现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不为人所知、潜在的重大灾难、难以控制、致命等特性的风险类型。[17]这类事件的例子有印度博帕尔的化学工厂事故,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美国强生公司的泰诺药片的负面影响,埃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事件以及“9·11”恐怖事件等等。就恐怖事件而言,由于公众没有很好的理解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风险,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发生的恐怖事件都会被公众视为是灾难的兆头,从而产生非常强烈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影响。

   当心理学家在研究人们对极端事件的风险认知时,生理学家、神经科学家等则从其他学科角度研究人们对极端事件的风险的担忧、焦虑、害怕、恐慌等心理态度的生理和神经基础。[18]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对危机事件的恐慌情绪是对一种将来不利后果的纯粹的生理反应。这种反应是超过意识控制之外的,就像当一个人在森林中遇到一只老虎时,他或她经历了某种生理上的变化——血液的化学成分开始变化、心跳加快、脑部的某些区域受到刺激。这会导致迅速逃离的冲动,并且是难以克服的。[19]人类和其他动物对威胁或风险的恐慌心理似乎与生倶来就存在的,比如,饲养在笼子里的从来没有见到过猫的老鼠在嗅到猫的气味时就会有恐慌的表现;人一生下来就对蛇、蜘蛛等感到害怕。[20]研究人员还发现,人们的恐慌心理是人脑特定部位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比如,当研究人员使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来研究恐慌、内疚、羞愧等负情绪体验过程中的区域性脑血变化时,结果发现负情绪状态下旁边缘系统前部脑血流活动增加,其中包括双侧前颞极,前扣带回和左侧脑岛前叶和额下回。[21]一些研究还表明,大脑有其专门的情感区域,某些类型的情绪,包括恐慌的情绪,可以在认知区域产生反应之前被激发。[22]

  

   三、恐慌认知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

   既然人们对极端事件的风险会产生恐慌性认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恐慌又出自本能,那么它是否能够对人们的决策产生作用呢?这涉及到风险决策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包括恐慌在内的情绪在人们的风险决策中的地位。综合心理学、神经科学及临床医学的研究,笔者将其作用分为三个阶段。[23]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排斥情绪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这一时期以结果主义[24]取向的理性分析为特点。18世纪的“博弈论”[25]、20世纪中叶的“预期效用理论”,以及20世纪60到70年代的“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等关于人们在风险状态下的决策理论都缺少情绪的内容,特别是排斥负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比如,预期效用理论假设决策者按自己的偏好对选项排序,且偏好遵循少数几个规则,决策者按最大预期效用进行选择。这里的效用是一系列可以测量的客观指标,缺少情感内容。[26]又如,根据主观预期效用理论,效用不以事物的客观概率而以主观概率来计算,但在追求客观性和量化指标的过程中同样排除情感因素。[27]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在风险状态下,情绪对决策的作用,从而提出效用的预期情绪[28](anticipated emotions)理论。为说明预期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研究人员首先提出后悔理论用以说明。[29]该理论假设:如果决策者意识到自己选择的结果可能不如另外一种选择的结果时,就会产生后悔情绪。这些预期情绪将改变效用函数。比如,当母亲预期到自己的孩子将死于接种疫苗的后悔心情时,就不愿意给孩子接种此种疫苗,即便死于疾病的机会远远大于死于接种疫苗的机会。[30]后来,研究人员又提出失望理论。该理论假设失望是当同时有几个结果,而自己的结果较差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与后悔理论一样,预期到的失望情绪通过改变效用函数来影响决策,决策者在决策中会力避失望情绪的产生。[31]然而,不论是后悔理论,还是失望理论都是在预期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们均为预期效用理论模型的变式。这类模型的一个不言而喻的理论定位就是采用了基于结果和认知的理论视角。在情绪、认知与决策三者之间,情绪的作用是通过认知这一中介来实现的。[32]

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提出了预支情绪[33](anticipatory emotions)理论。该理论认为情绪无需被任何认知所媒介化就能直接影响人们的判断,证明了情绪在人们的风险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克尔(Clore)经过20多年的研究,表明情绪对判断能够产生直接影响。[34]情绪无需被认知所媒介化的观点,也为扎荣茨(Zajonc)的研究所证实[35]。他首次证明了情绪比理性评价反应更快速和更具有自动性。比如,在我们决定其来源之前,突然和不可期待的噪声就能够产生恐慌。雷德克斯(Ledoux)及其同事们的研究为情绪的这种直接作用提供了神经解剖方面的证据。他们发现大脑中存在着从感觉输入到杏仁核的直接的神经投射区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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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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