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锦:不屈的哥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8 次 更新时间:2013-03-09 12: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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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锦  

  

  每天下了班,加上星期天,我去采访王学太……等哥哥的同学和朋友,想知道哥哥更多的事。

  在牟志京家,他向我讲述着--

  就在到处是血腥恐怖的气氛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铅印的《中学文革报》为《出身论》而出世了!

  发起人是男四中的牟志京、王建复、毛憲文(毛是老师)和六十五中学的遇罗文。

  从油印到铅印是经过了重重困难的--首先是没钱。由于牟志京在男四中小有名气,是反对血统论的急先锋,便张口向学校借五百元。又通过他的熟悉人开出介绍信,准备到一二○一印刷厂去联系。其次是没纸。当时纸张十分困难,这时,正好有个单位有十五令纸要退,于是便买了过来。第三就是如何保全自己,不被对立面的组织干掉。于是只好虚张声势,明明只有四个人,却起了个大名--“北京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为了使文章不要锋芒太露,牟志京将油印的《出身论》的某些字句又做了些修改,但观点并未变,改了以后得到了哥哥的同意。

  第一期印出来了,但到手便损失了几千份。因为有些在一二○一印刷厂劳动的学生正好是联动份子,他们一看这报纸便十分怀恨,当时抢去了几千份销毁。

  第一期售出后反响非常强烈,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北京上空爆炸一般。第二天四中专为报纸所设的接待站就门庭若市了。来访的主要是中学生,也有个别报刊的记者。很快,工人和各阶层的来访者也多起来。绝大多数人是因买不到报而来索取的,他们热烈地赞同和支持。也有极少数人是来谩骂的。电话铃声从头天夜里到次日响个不绝。接待站忙碌非常,来访的人应接不暇,只好全体人员出动(仅四名)。为了安全起见,还要故意把司令部架子拉大。

  有人问:“司令部在哪儿?”

  “不知道,”几个人口径一致地回答:“我们只是司令部接待组的成员,你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转达。”

  有两姐妹找到接待站,哭着说:“收下我们吧,哪怕叫我们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

  “你们看过《出身论》吗?”

  “没看过,”她们回答,“我们只是看了反面的骂《出身论》的文章,却觉得《出身论》极有道理,才来要求加入的!”

  这样感人的例子多不胜举。

  第一期售出后,加入了好几个人,还有哥哥特意邀来的一位大学生--从初中就要好的学友郝治,他正在“北京轻工业学院”就读,甘心情愿充当《出身论》和所有文章作者的角色,假名“马列”。立即,人们为了见他,就像来朝圣一般。这样,所谓的“司令部”便也初具规模了。

  反响越来越大,遭到某些坚持“血统论”的人极大的仇视。第二期还没有出,他们就已经来砸过几次,将接待处洗劫一空。很多集会上《中学文革报》都成了辩论的对象。处境日益艰难,买纸和印刷都成了问题。一二○一厂怕惹事,拒绝再印第二期。

  这时,自来水公司的一个工人组织派人来联系,表示赞同《出身论》的观点。于是在他们那里借了一块安身之地,继续办报。

  牟志京到一二○一厂死磨活泡了两天,终于把负责人说动了,答应印第二期,但绝不再印第三期。

  第二期的头版文章,由哥哥写了“谈纯”。

  当时有许多种铅印小报,有些报根本卖不出去。而街上的人只要一听说是《中学文革报》,便蜂拥来抢购。许多人唯恐买不到,便不按秩序排队,人人伸手送钱,那情景真是难以形容。

  有一次罗勉去卖报,人们立即排了一长队,可是少数人不守秩序,队形乱了起来。罗勉一生气,抱起报纸就跑,想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重新卖。一回头,一长队的人跟着他跑……

  又一次罗文和同学去卖报,人们竟把果皮箱撞翻,他们只好钻进一辆闲停着的客车里,从窗口里卖……

  每一个卖报者都遇到举不胜举的难以忘怀的热烈场面。当时小报是二分一份,可是在换报纸的黑市上竟须用二十五份其他小报才勉强换来一份《中学文革报》。

  第一期印了三万份,第二期印了五万份,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如“清华红卫兵”和“兵团战报”等,每期都印五十万份。可是数《中学文革报》的读者来信最多。最初邮递员还管送信件,后来信太多,驮不动,索性叫办报的人自己去邮局取。每天都有半麻袋信,一次就是几千封。各省都有信来。信件太多,根本看不过来,所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分头各看一堆信。

  很多人在信里附了款,要求订阅。大部分读者表示赞助和关心,但也有少数人透露了某些顾虑。许多人在信中叙述自己在出身问题上所受的歧视和迫害,特别是农村的问题更为严重。不少二十几岁的青年被称为“地主份子”、“富农份子”,遭受着种种非人的待遇,读了令人愤郁不平。写信的人无不对报纸寄予极大的期望,不少人竟天真地相信:“中央文革”一定会支持《出身论》的观点的。

  一些感人肺腑、事实充分的信由四中接待站转交哥哥手里,他都记下了地址,以便联系,这样的地址有上千个。哥哥是不爱哭的,但每次读信时,常常潸然泪下。亿万个青年的命运,和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从中感受到无比的动力和巨大的信心。雪片般的信件,更坚定了他捍卫和探索真理的决心。

  《出身论》的传播范围不仅从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不少人还寄来了几十种油印、铅印的复制本。各省都有复印的,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就更为普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湖南已经出现“湖南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湘潭、长沙已掀起了对《出身论》的辩论。……凡《出身论》所到之处,处处燃起一片烈火。

  四中接待站有多少热心的读者啊!一位三十多岁的四川人,向接待站讲述了四川地区血统论的猖獗,并表示坚决捍卫和宣传《出身论》的观点。每天接待站一开门他就到,帮助接待各地来访者,热情洋溢且有耐心。他说:“如果《出身论》错了,要抓人,我愿陪你们进监狱。”有不少人是干部子弟,他们并不因自己出身好而自傲。其实,《中学文革报》的一些发起人如牟志京和其他参加者,不少人出身是很好的。

  反对报纸观点的打砸抢份子们经常前来挑衅。有时几十个红卫兵闯进家来,声言和哥哥“辩论”,一个个气势汹汹,语录声口号声震天地响,将哥哥团团围住;而哥哥每次都如入无人之境,以镇静的态度和锋利的语言使他们震惊,使他们无数次伸出的拳头又缩了回去。

  哥哥还希望舆论更大些。于是他写反驳《出身论》的文章,和自己正面观点的文章登在一起,以此扩大影响。在第二期以“步曙明”和“齐声唤”的笔名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接着,第三期至第七期,他又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写了《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谈鸿沟》(这一篇也发表在《首都风雷》报)等文章,具体阐述《出身论》的观点。可是,奇怪的是:反对派的报纸却很少有具体的反驳,只有大量的谩骂,最常用的词是“诡辩”。

  一次牟志京对哥哥说:“这些报纸,看来就靠‘诡辩’两个字活命了。”

  哥哥严肃地听着,然后问道:“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什么叫诡辩?”

  牟志京在哥哥的凝视中思索着,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词句。哥哥说道:

  “当你的观点还不能被别人接受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诡辩。”说罢咯咯地笑起来。

  洋洋洒洒的几十万言的文章,都是哥哥利用下班时间写的。他文思泉湧,提笔不停,这是他多年受压、多年思考、多年实践的结果啊!不过他始终以一个投稿者的姿态出现,并不直接介入《中学文革报》的事务,这不仅是他主观的愿望,也是为了彼此的安全。他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中央首长”的支持,那样也许就不会有坐牢的危险;然而,始终没有。

  预计将会到来的风暴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情势危急,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危险。哥哥第一次召集了《中学文革报》所有的骨干,镇静地对大家说道:

  “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出了事,你们切记,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他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他早就发现暗探跟踪了,可他一点也没有沮丧的心情。他的精神和以前一样饱满,而且利用工余时间研究新的问题--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工资论》。他列举了目前工资的不合理现象,研究出一套新的工资体制;即发给每人基本不变的生活费(无论是工人或农民),其余按本人的工作贡献发薪。他依旧不卷地探索着!

  他甩开了暗探,利用一周的病假期间去了一趟北戴河,去看他从小就爱慕、却从未见过面的恋人--大海。他奔向大海的怀抱,轻快地呼吸和遨游,多蓝多美的海啊!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

  他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吟詠着内心沸腾的诗句……

  暗探的跟踪和监视越来越明显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哥哥对不惜冒风险来看望他的好友牟志京说:

  “现在对我的监视更严密了,到我这儿来太危险了。今后不要再来了,出事的可能性很大。”

  “你估计会出什么样的危险呢?”

  “很难说,各种可能都有。但是我相信一点,如果毛主席看过《出身论》,他不会反对的。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替我妥善保存。今后万一我有什么不幸,你千万保存好,在急需的时候能把它设法交给毛。我相信有这么一天--人们会对《出身论》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哪!它是向全国人民的诀别书,是迸着血泪的最后的呐喊,是真理的忠实的宣言!他把信郑重地交给了牟志京--当时家里人都处于危险状态,除了牟志京,谁能保存呢?哥哥的脸上只有严肃和沉重,完全没有平时那风趣和轻松的神情。仿佛他早已看到了自己的结局,然而,却又没有半点犹豫。

  这封宝贵的信,由于后来牟志京颠沛流离的生活,丢失了。

  暗探无时无刻不在跟踪,哥哥给广东的两位友人写信道:

  ……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固然,如你所说,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绝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发工资,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这时候遭到邮检不是很妙的事……我自己做人,当然还坦荡,不过假使遭事,将来还会更多。还是林杰有权力的时候。红旗杂志派专人做过调查,他们是专信谣言的,那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一查对就可以搞清楚的,他们也深信不疑……

  在另一封信里说:

  ……北京郊区绝不会比广东农村好,否则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因为这儿已经到了极限。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有活埋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无论怎样讲,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我相信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

  这两封信都遭到了邮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哥哥照例在他的小屋里闭门思过。然而全家谁也睡不着,盼着再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那沉静亲切的声音。那是昨天早晨,哥哥一边洗脸一边对母亲说:“妈,我觉得要不好。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偷偷告诉我,我的档案已被公安局要走了。很可能我会被捕。”

  这句可怕的话终于从他的嘴里说出,而他的神情却是那么平静自若,就像在谈一件极平常的小事。母亲呆望着他无言以答,她能说什么呢?

  此时,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那间坐落在小院一角的小屋里,那静悄悄的、溢着桔黄灯光的小屋……

  老挂钟敲过十二点,哥哥推门进来,对屋里忧心忡忡的一家人说:

  “刚才我在闭门思过。思这一年我有哪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

  屋里的人没有说话,无不受着巨大的感动。那时谁也不知道,他在本子里刚刚写下了这血雨腥风时期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公安狠狠地用电棒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打破了。他们毒打他,要先让他尝尝厉害、要先让他恐惧、屈服;他们毒打他,用电棒将他打得昏晕过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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