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新左翼评论》2012年第3/4月号刊登了托尼•伍德(TonyWood)的文章《像坩锅一样崩溃－－俄罗斯社会的再造》，探讨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虽遭受了一系列危机但仍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历史之谜。文章认为，尽管苏联解体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混乱，但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都是苏联时期的延续，形成了新旧两种社会秩序共存的局面。不同于自由主义者的“转轨学”指责苏联遗产是造成今日俄罗斯资本主义畸形的观点，伍德认为，恰恰是旧结构的延续性确保了新结构的稳定性。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11年至2012年的冬天，俄罗斯出现了一个不可避免而又出人意料的矛盾情况。毫无疑问，这就是普京重返总统位置。官方称，在2012年3月的大选中，他获得64%的支持率，几乎超过排名第二的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50个百分点，在不需要新一轮投票的情况下以压倒性优势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然而，这次民主加冕前几个月一系列有规模的示威游行，却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后时期以来未曾见到过的。几十个城市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2011年12月议会选举的欺骗性结果以及反对普京即将再次就任总统。那么，一方面似乎可以确认统治精英不受阻碍地控制着政治体系;另一方面，种种迹象表明许多人越来越抵制这一体系。
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最近的这波抗议被视为俄罗斯新的“公民社会”觉醒的证据。从正统的沙文主义者到新自由主义者，从社会主义者到环保人士，从反腐败人士到无政府主义者，此次政治动员表现出惊人的意识形态的广度;参与者也从退休人员到青少年跨了几代人。但是，如西方媒体赞许的那样，示威游行队伍中最强烈和明显的部分是“成熟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期望与西方国家没什么不同。
为了更好地了解现状和未来可能的轨迹，下面我将对过去20年俄罗斯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进行初步勾勒。这个新的俄罗斯不是建立在一块白板之上，它出现于苏联的甲壳中，继承了苏联社会秩序的许多特性，并将其转换或夸大成新的形式。这个持续的俄罗斯社会再造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91年到1998年的卢布危机;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到2009年;第三个阶段从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波及俄罗斯开始。
精英的诞生
在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中，从上至下，一个明确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促使这一过程发生的主要机制是叶利钦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和美国顾问的指导下实施的私有化方案，这使得国有资产大量转移到私人手中。早在1987年，一个“隐性的”私有化过程就已经开始在苏联出现，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由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主导。但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私有财富的积累仍主要依赖于政治关系－－财富是国家临时给予的，而不是某种形式的可以确保超越任何个人生命的遗产。向资本主义过渡，给苏联精英提供了把权力转换成财富的机会，他们从而变成一个真正拥有财富的阶层。
如果没有国家的果断干预，精英阶层的出现和巩固是不可能的。叶利钦的资本主义改造计划最初是以选举出的议会通过的法案为基础的;但当立法机关变成阻力时，叶利钦为了打破僵局，于1993年10月派坦克上街，轰炸最高立法机关并使之屈服。两个月后，他强制推出一个超级总统制宪法，并通过一次存在大范围舞弊的全民公投而获得批准。宪法和民主准则对叶利钦政府而言显然是次要的考虑;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建立了一个私有财产所有者阶层。
这个计划的初始阶段是1992年12月至1994年6月的大规模私有化浪潮，其间雇用了2/3工业劳动力的约16500家企业通过“凭证拍卖”的方式被出售。名义上，多数企业将一半的股份转让给工人，但在实践中，工业董事的主导地位意味着，拍卖允许工厂经理在不失去对工厂控制的前提下将其私有化。在农业方面，供应和采购被私有化，但农场董事阻挠叶利钦将土地全面私有化的计划，因为这通常意味着将大型农场拆分为若干小农场。尽管所采取的措施不同，但农业改革的结果却与工业很相似:管理上的控制得到加强，变成事实上甚至法律上的土地产权。到1992年，零售部门的私有化也进展迅速，这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主;但私有化在住房方面进展较为缓慢，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房屋拥有所有权。房屋私有化的步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工业的命运和地方政治的配置，这使得整个住房市场多年疲软。1992－1994年的私有化浪潮看似规模很大，但国家大量宝贵财产私有化的渠道对多数俄罗斯人而言可能是封闭的。
进一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发生在1994年到1997年;或许第二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加强对已经私有化的资产的争夺以及由国家官员在他们自己负责的领域成立民营企业。在区域一级，二线的工业团体同当地政府密切联系－－经常是一种裙带关系，开始联合形成企业集团。在国家层面，前几年出现的政治寡头伸长了他们的触角－－特别是通过1995年11－12月间臭名昭著的“债转股”交易，叶利钦政府操纵了下列几个石油和金属公司的股权拍卖:尤科斯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苏尔古特油气公司、诺里尔斯镍业公司、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公司。这些公司都被大人物以公司价值的一个零头收购;其中两个人在叶利钦1996年赢得连任后进入内阁，这表明政府也已经部分私有化了。
然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明显形成了一个拥有神话般极端财富的精英阶层，他们不仅拥有了苏联最有价值的工业基础部分，而且也掌握了银行、运输业、建筑业以及成长中的传媒帝国的资产。当我们把苏联解体后新形成的寡头阶层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时，可以发现苏联时代的政治和管理精英的延续性非常之强，寡头阶层中的多数都来自苏共。
离心机
随着新精英阶层的形成，大规模贫困化的过程也开始了－－
这犹如国家的人口正通过离心机被分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叶利钦的私有化方案是在经济灾难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从1991年到1995年俄罗斯的GDP缩水了34%－－比美国大萧条时期下降的还多，而同一时期，实际平均工资下降了一半多，就业也明显下降，一些部门降幅达20%。90年代初，犯罪率和谋杀率增加了一倍，公共健康以惊人的速度恶化:例如，男性平均寿命在1991－1994年间减少了5年。1992年1月允许自由定价后，贫困率飙升，已接近苏联时期濒临崩溃的境地:当年劳工组织研究声称，高达85%的俄罗斯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贫困线以下。苏维埃供给制的废除增强了社会危机的深度。一些福利，如住房、儿童保育，继续通过工作场所提供，但中央政府实际上退出了社会福利、教育和医疗卫生系统，越来越把它们下放给地方一级提供;到90年代中期，85%的社会支出来自地方预算。其结果是，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从而在人们的社会经济分离过程中添加了一个显著的地理标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连同拥有资源或能进入出口市场的地区，能够承担起维持表面上的需求的社会供给。这些供给是萧条或贫困的工业地区以及边远的非俄裔地区所不能及的。
正是在这种社会危机和空间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巨大的收入不平等迅速出现。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8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是0.24;到1993年，这一数字是0.48。这些根据的是官方公布的收入数字，因此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现实。现有的社会职业群体间的工资差距拉大:到1994年，高层管理者的平均收入是城市技术工人的5倍之多，是农村非技术工人的10倍之多。这种社会职业戏剧性的差异不仅发生在不同职业之间，而且发生在同一职业内部。如果把经济部门的平均工资作为一个相对整体，1991－1994年间，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工人收入增长显著，而农业、教育、文化和重要的科学领域的收入都下降了。
这个“转变”过程也加剧了性别的失衡。部分原因是女性主导的部门和职业阶层受就业减少、实际工资下降和一连串工资拖欠影响最为严重。此外，尽管苏联时代妇女在党和工业管理的上层中的代表比例已不足，但现在这一比例从30%急剧减少到8%。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妇女大规模撤出劳动力市场:1991－1995年间，200万妇女失业，约占这个短暂时期劳动力“大军”的50%。虽然有人选择退休－－整体上看是不能自由选择的，但这恰好反映了经济机会和托儿服务的减少。此外，许多在家里承担主要家务的妇女，现在也被迫去做小生意并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领养老金的人可能是俄罗斯新贫困人口中最令人关注和最可怜的人。到1992年末，40%的人每月只能领到比维持生计水平所需费用的一半还少的养老金。除了上面提到的分化，人口按年龄大小也可分成几个部分，如老年一代就被该国新统治者给注销了。当听到第一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1997年春天说“与俄罗斯一起进入21世纪的只有年轻人”时，不免让人感到心寒。
俄罗斯劳工的平静一直是外国观察家们的不解之谜，瓦解他们集体生存的物质基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失业和工业的萎缩瓦解了旧的生产关系网。当然，苏联解体引发了世界历史迷失方向也是另一个关键因素:一个国家的解体在名义上代表着了工人利益受损并将会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自信产生严重打击。
另一个不太明显的答案，也可能在于劳动力融入苏联家长制的特殊模式，该模式有着以企业为中心的蜂窝结构。在动荡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工人和管理人员找到了维护企业的共同事业，从而维护了生产。工会组织在很大程多上获得了住房、幼托和其他福利的控制权，就像在苏联体制下一样继续运行，这起到了关键作用。多数工人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些福利，因此如果能保留他们在劳动集体中的位置，他们愿意接受减少工作时间或工资。与其解雇工人，许多工厂宁愿保留工人在册，哪怕是临时的或纯粹名义上的。其结果是，俄罗斯在90年代的失业率虽比之前高，却低于其他东欧国家:1995年俄罗斯的失业率是9%，相比之下，波兰是15%，立陶宛的是17%。
苏联共产主义的终结挫伤了工人阶级并使其分裂，而这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十分深刻。国家大量的知识和艺术精英是戈尔巴乔夫首轮改革的重要支持者，他们还把叶利钦的休克疗法－－包括1993年对议会的攻击－－当作通向“民主”和“文明”的必要步骤。冷战的结束，出于军事战略目的支撑起来的许多科研机构和项目蒸发了，各个领域的基本经费枯竭了，数以千计的学者和技术人员失业了，其他一些人在很少或没有资源的情况下继续工作。
从主客观双层意义上讲，1991年后的经济滑坡对文化阶层的影响尤为强烈，他们曾帮助一个农业帝国变成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拥有了核武库和太空项目，推进了天体物理学和控制论的研究，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却在废墟中原地踏步。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这一切表明，经过几代人建立起来的科技基础能以惊人的速度被侵蚀。尽管在新世纪之交经济回暖，但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损失似乎已被证明无法逆转。
稳定吗?
1998年的卢布危机是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绝不意味着停止制造不平等，但它的确把经济的重心从金融部门转向国家的资源开发部门和工业基础部门。卢布贬值1/4，使得俄国内生产获得强劲动力。90年代的进口飙升使农业无利可图，现在农业也开始有所复苏。2000年后石油价格急剧上升，这为危机过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些有利的条件，包括许多普通俄罗斯人收入显著增加，为普京的新专制集权计划提供了持续的民意基础。经历了90年代的动荡，俄罗斯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期。这也许在2003年就预示着，2004年起的年度社会学会议要将“俄罗斯将向何处去?”的标题改为“俄罗斯已经走到了何处?”。
这个观点具有很大的真实性:2004年，俄罗斯的GDP终于超过1991年的水平，并且这时候该国在其他指标上也明显获得改善，如健康状况、犯罪率、预期寿命等等。不平等加剧的速度似乎也在下降:1996年基尼系数是0.48，1999年降到0.37，2002年降到0.36。然而，此后基尼系数又开始攀升，2007年达0.44。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数据仅涉及公布的收入，而不包含财产或资本收益，因此大大低估了真实的贫富差距。底层民众拥有的收入份额仍然有限:从1993年仅有的1.5%涨到1999年的2.4%，2002年达2.7个百分点后，2007年又回落至2.2个百分点。官方的贫困率有明显的下降，从2000年的29%降到2006年的15%;但即便如此，这也意味着事实上仍有2100万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实际数字还有可能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然而，1998年后看到的稳定并未让俄罗斯社会重新找回平衡。相反，最好还是把它描绘成一个巩固期－－一个在前一阶段动荡中形成的秩序的巩固，它维持着、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加深了已有的差异。这在国家经济的地区不平衡方面尤为明显，比如自然资源价格上涨使一些地区繁荣起来，而其他地区仍停滞不前。与此同时，不同部门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农业、纺织和教育部门的平均收入远低于90年代初期的平均水平，而银行、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收入却远高于90年代的水平。同一部门内部，雇佣等级不同，收入差距会更大。而男女之间的收入鸿沟也被保持、甚至拉大。到2009年，女性非熟练工的工资仅占平均工资的58%，在一些部门甚至更低，如教育领域占34%，医疗保健部门占41%，尽管男性非熟练工在这些部门的工资也很低。
中产阶级还是大多数?
中产阶级被视为经济较好时期不可避免的产物和通向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可靠依靠。2000年后的“稳定时期”带来了对“中产阶级”的反复强调。最近，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被誉为反普京示威背后的鼓动力量。一些俄罗斯社会学家试图根据各种叠加的标准来衡量中产阶级的规模:收入和物质财富;受教育的程度和职业地位;以及各种纯粹的主观认同的标准。其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上述标准，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占俄罗斯人口的比例介于7%到80%之间。这是怎么回事呢?有几个因素似乎在这里起作用。首先涉及“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在《关键词》一书中，雷蒙•威廉斯区分了作为社会地位的表述和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表述:“中产阶级”起初是指英国前工业社会等级中的位置，而“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出现于工业革命期间，用于描述那些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区分常常是模糊的，但它揭示了近几十年阶级认同的减少。工人阶级作为经济关系与社会其他人群区别开来，但工人阶级认同的主要标志已经被模糊或改变，同样的过程也出现在俄罗斯。
国有保险公司－－罗斯戈斯拉克保险公司，将中产阶级定义为那些能够给自己买车的人。这引导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俄罗斯社会消费的本质。在大城市的睡眠地区(sleep regions)或郊区，消费通常放在显眼的项目上，如汽车或手机，而不是投资一个更好的公寓。这部分由于房源的减少和抵押融资相对稀缺，使大多数人不能获得新公寓。但它还涉及需要证明一个消费群体的成员资格。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消费本身定义了俄罗斯今日的中产阶级。回到威廉斯的区分上来，我们可以说“中产阶级”指的是国家社会经济面上包容广泛社会阶层的消费者，而不是任何实际的阶级身份。
我们还需要谨记第三个因素。伴随着俄罗斯新出现的社会分化和特征，先前社会秩序的残余存活下来。这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物质现实中都是真实的:捧着斯大林的画像领养老金者与挥动苹果手机的青少年同在;莫斯科的摩天大楼和设计师精品店外布满了苏联时期的工业企业。这也许就可以被称为“社会发展的综合与不平衡”:不同社会经济系统的共存和相互渗透，使得俄罗斯具有多重社会身份模式和生活经验形式。两种社会秩序重叠带来的影响之一可能是扩大了潜在“中产阶级”的规模，使俄罗斯社会的所有部分比照苏联旧的类别在新的资本主义系统内解释他们的位置。例如，熟练工人会被定位于苏联身份层级中的中间部分;但在1991年后新形成的层级中，手工劳动的身份愈发下降(石油和天然气部门除外)。然而，长期残存的苏联社会框架在许多领域的持续性已经部分掩盖了发生的转变，也使得许多人继续根据旧的模式来认识他们自己。换句话说，当他们把自己看作“中产阶级”时，他们事实上是多数人的一部分。
这种双重的社会结构是解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一直相对稳定的关键。政治体系的封闭性以及许多人需要关注纯粹的生存问题也是明显的重要原因。但除了这些因素，我们也应该权衡共存的两种社会结构，这减轻了一方简单地取代另一方所造成的严重创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颠覆自由市场主义者常说的苏联过去的残余阻碍俄罗斯“转变”的观点。相反，正是苏联残余的社会形式，使其资本主义的继任者巩固了他们的统治，给他们提供了无价的社会“补贴”。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任期内，普京受益于长期的高油价。在一种更深的历史意义上，他也是幸运的，他在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背景下执政，新旧社会结构共存使得两极分化的后果不那么明显。但是，这种世界历史性的运气能持续多久?
第三个阶段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伴随着普京钦定的接班人梅德韦杰夫总统上台，俄罗斯也进入自1991年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西方，随着信贷危机的爆发，金融领域最先受到冲击:2008年10月前的六个月，俄罗斯股票市场几乎蒸发掉1.4万亿美元市值的3/4。信贷条件紧缩，企业资产负债扩大，再加上全球需求的低迷，使得产量急剧下降，特别是在冶金和制造业。汽车产量受冲击最为严重:2009年产量下降60%。2008年石油价格从7月的每桶130美元降到12月的每桶40美元，鉴于石油收入可能占了国家GDP的30%之多，这样令人眩晕的油价对俄罗斯的冲击之严重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之，俄罗斯在20国集团中遭受了最严重的经济滑坡，其增长率从2008年的8%下降到2009年的－8%。
经济急剧下滑带来一股工厂倒闭和失业潮，到2009年4月波及了10%的企业，这一比率和1998年卢布崩溃后相同。但也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危机现象带来的恶果:易货交易、暗箱现金支付、缩短工时和无薪休假，以及拖欠工资;到2009年5月，估计有38%的人受拖欠工资的影响。2009年第一季度，17%的人的收入低于官方公布的维持生计的水平，这比上一年增加了25%。贫困主要集中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根据官方数据，2010年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中，农村人口占40%，城镇人口占25%，而这些城镇多是5万人以下的小城镇。政府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包括增加社会支出、退休金和失业救济金。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职员或国有企业职工工资上涨了30%;梅德韦杰夫政府试图让占劳动力市场25%的国家雇员这部分支持群体免遭严重危机的影响。然而，政府的最大工作就是减轻企业负担:200亿美元用于救助银行和俄罗斯的一流企业，特别是那些拥有优惠待遇的寡头。同时，俄罗斯多达1/3的外汇储备被用于捍卫卢布的价值。总之，克里姆林宫为支撑经济花掉了13%的国内生产总值，就比例而言，这相当于奥巴马援助规模的两倍。
“你甚至无法想象到我们的处境”
2011年12月杜马选举后的示威游行在规模、地理范围和思想跨度方面都令人吃惊。选举舞弊引发的示威游行，也是对2003年至2005年间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的呼应。无政府主义者在圣彼得堡举起旗帜，上面写着“你甚至不能代表我们”和“你甚至不能想象我们”。
但是除了意识形态的多样性，造成抗议的社会原因又是什么呢?
尽管整体上的感觉是由于社会的异质性，但主要的因素似乎是城市里受过教育以及崇尚广泛自由的那些人。一项关于2011年12月24日萨哈罗夫大道抗议队伍部分人群的调查显示，62%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46%的人把他们的职业定位于“专家”，31%的人把他们的政治立场说成是自由主义。这个情况就像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的大众知识分子;事实上，那些参加近期游行的人可能就是由大众知识分子或他们的继任者组成的:集会上45%的受访者的年龄都超过了40岁;21%的人表示他们能负担必需品消费，但负担不起像电视、冰箱这样更为昂贵的物品；40%的人说他们买不起车。根据上面提到的“中产阶级”的标准，他们这些人并非如西方许多分析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运动的主要动力。
然而，反对派的动员似乎没有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由克里姆林宫组织的以支持其候选人为目的的反集会，特别是2012年2月23日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的集会，可能就是在威逼利诱下发生的;但社会学上对在这里聚集的人和反普京的队伍所作的区分是准确无误的。一类是被描述为“灰色、易怒的群体”的工人，即穿着皮夹克、有着单纯而通红面庞的男人和穿着廉价裘皮大衣的妇女;无论是国有企业的还是“贫穷的技术制造业”的员工，他们都声称“过去被称为＇工人阶级＇的群体遭受了压迫和歧视”。然而，反对派的口号“诚实的选举”可能是抽象的，在危机期间这些社会群体的脆弱性增加，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带给他们的苦难记忆，可能使他们认为普京似乎能比其他人提供更多的确定性。
反对派另一个无法吸引广泛群众支持的原因可能是它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案，而只是提供了“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否定方案。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中，反对派的近期目标更为温和:防止普京在第一轮选举中赢得多数。根据官方统计结果，唯一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是在莫斯科，在那里他得到了47%的选票。即便存在一定程度的虚假，他仍将在一个假设性的第二轮投票中再次入主克里姆林宫。近期联合起来的反对派已经遭遇了彻底的溃败。随着普京至少在未来6年坐在总统位置上，并且现在的政治结构似乎不可能受影响，下面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反对派该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哪里?
普京第二轮上台执政同他首次上台相比，在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上都大不相同，像商品价格较高和1998年后经济反弹这样的好运气已经不复存在了，“管理式民主”体制对普京管理这样庞大而多样、且有着众多复杂问题的国家而言似乎越来越不适用。苏联的过去对现在的“补贴”作用有赖于对苏联充满记忆的人继续健在。随着岁月的流逝，这部分人数将会减少，直到他们再也不能为稳定提供惯性的社会基础;随着他们人数的减少，完全生活在新资本主义秩序下的那些人将会增加。
当然，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自由派改革者－－一群未被苏联影响的、在市场内完全社会化的人－－所希望的。但这里也有可能暗含着一个历史的讽刺:随着社会上共产主义意识的消退，后来人可能会从他们的当代资本主义生活经验中搜索出其他形式的共性。事实上，市场的成功植入将会为新形式的集体反抗提供基础。2005年之后，这种迹象就开始出现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许多俄罗斯人试图抵制市场化的深入和对生态的掠夺。或许在这个复杂而多样化的国家，俄罗斯另一个序列的历史转型将最终成为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