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章 权力与梦想

第二章 革出教门

第三章 "生活不仅仅是政治"

第四章 战斗间隙

第五章 决战阶段： 1926-1927年

第六章 阿拉木图一年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前 言

卡莱尔（Carlyle）曾写道，他作为克伦威尔传记的作者，首先得把这位英国摄政者从压在他身上的垃圾大山与大量的诽谤和诬蔑下拖出来。作为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我也要做同样的事。不同的只是：当我要向我面前的垃圾大山进攻时，巨大的历史事变已经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着它了。在我写完作为我的托洛茨基研究第一部分的《武装的先知》时，斯大林还活着，而且对他的"个人迷信"看似仍然不可动摇，堆砌在托洛茨基头上的诬蔑之词也似乎是不可消除的。然而，读过《武装的先知》的多数评论家都赞同一位英国批评家的意见："一本书抹去了斯大林分子30年来的污言恶语。"不过，无论是对于这本书还是对于它所引用的文献资料，苏联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自然是连一个字的评论也没有，他们往往十分关注出现于西方的"苏联学"的每一块碎片，哪怕只是垃圾也罢。后来，斯大林死了，二十大开过了，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一场地震震塌了这座垃圾山，把它的一半撒向四面八方；看来过不了多久，那另一半也将会荡然无存。30年来，在苏联刊物上第一次可以历史地、如实地叙述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尽管这些叙述是贫乏不堪的、羞羞答答的，但毕竟揭示出历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是何等密切，而问题本身又是何等微妙！

当斯大林这个偶像被打碎和斯大林对历史的歪曲受到公开、断然的谴责时，斯大林主要敌手的幽灵不可避免地会唤起人们的好奇，这种好奇尽管是困惑不解的，却是新鲜生动的。不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不论是在华沙还是在东柏林，人们又一次想知道：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斗争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原来所有的历史档案对于年轻的历史学家还都是尘封着的，现在却突然对他们开放了，他们贪婪地从陌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记录中去寻找答案。当赫鲁晓夫宣布斯大林伪造莫须有的罪名以消灭他的党内批评者时，历史学家们自然期待着为大清洗中的被害者明确地恢复名誉。普天之下都认为给受害者恢复名誉是理所当然的事。例如在波兰，人们就引用并出版了托洛茨基、布哈林、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的著作，以便提供急需的资料来解开斯大林时期的谜（我自己的著作和文章的目的也是如此）。

前言然而，对"垃圾山"进攻的前进道路很快又被堵塞了。到了1956年底或1957年初，由于匈牙利骚乱事件所引起的反应，莫斯科下令中断了对历史真相的甄别。现行政策的进退两难、动摇不定的尴尬局面再一次反映在对历史的论述中，仿佛再一次集中在如何对待托洛茨基的问题上。自那时以来，斯大林那本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已被官方新的党史纲要所取代。这本新党史尽管改头换面，语调有所缓和，但仍力图把诅咒重新泼到托洛茨基头上；而在苏联期刊上那些蓄意含沙射影诋毁托洛茨基的论著，其数量甚至比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十年中还要多。

但是，原先曾作为一出正剧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闹剧了。斯大林派的恶毒咒骂尽管荒唐无稽，但毕竟有它自己的"逻辑性"和"一贯性"：因为斯大林懂得，如果不全面、系统、不择手段地篡改过去的历史，他就无法使人们相信这种恶毒咒骂。赫鲁晓夫则试图不求助于赤裸裸篡改历史的手法而禁止托洛茨基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只满足于一帖"温性药方"，即歪曲事实；但仅此一点，他就把咒骂变得荒唐可笑了。这样，新版党史的作者在颂扬1917年军事革命委员会与内战时期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时，却只字不提托洛茨基是这两个机构的首脑；然而与此同时，当他们必须指出这个委员会或这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失误时，却又不忘提到这一事实。（这就好比一个人看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没有学会捉迷藏游戏，他拉着母亲的裙子高声叫道："我在这儿，你来找吧！"）赫鲁晓夫式的历史学家显然以为苏联读者还没有聪明到足以看出，无论是颂扬还是责难都是针对同一个人的。斯大林尽管使用了他独有的卑劣手段，却能深刻觉察到他手下臣民的悟性。因此，他宁可不提任何事实，以免为异端分子提供推测的根据，也不给这种推测留下余地。新版党史同样片面夸大了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但是，随着久被隐瞒的列宁著作的发表和档案材料的公开，党的新领袖们事实上已直接做好了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所需要做的一切事情。今天，想再一次把托洛茨基从俄国革命史册中抹掉的一切企图都已经是枉费心机了。

***

托洛茨基的幽灵显然一直在困扰着斯大林的继承者。我相信，读者起码可以从下列叙述中找到对这件咄咄怪事的部分解释。尽管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或者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所争论的一些关键问题在今天仍同过去一样活跃。托洛茨基曾揭露工人国家的"官僚堕落"，还使斯大林对党的"坚如磐石"、"永远正确"的领导面临着言论自由、争论自由、批评自由等迫切要求的挑战，并相信真正自愿遵守共产党的纪律只能也只应该建立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上。他的声音在20年代的苏联社会里被淹没了，但是随着苏联工业、教育和社会多方面的进步，他的声音又重新恢复了生命力，赢得了不少共产党员的心。赫鲁晓夫与米高扬、哥穆尔卡、卡达尔与陶里亚蒂，更不用说铁托与纳吉了，在他们说实话的短暂时刻里都不得不对此说出他们的颂辞。他们每一个人对"非斯大林化"所作的贡献不管是多么三心二意、支离破碎，其中都包含着"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诚然，在说实话的时刻里，托洛茨基是作为这些人的前辈巨人而出现的，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对斯大林主义探讨的深度、广度和思想批判的力度上都不能与托洛茨基媲美。自那以后，所有这些人都被自己的虚张声势唬住了，走了回头路；而苏联政权和共产党则每前进两步又后退一步，远远没有克服"官僚主义怪胎"。

迄今为止，托洛茨基提出来的问题充其量也不过解决了一半，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历史现在具有更多而非更少的原则意义。在托洛茨基影响到我们时代的斗争中，他与斯大林的对抗不是唯一的方面。本书大部分叙述集中在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后期布尔什维主义的孤立自保政策之间的冲突上。甚至还在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前，这个冲突就已重新出现并且变得愈加尖锐；而自那以后，天平的一端就开始向国际主义一侧倾斜。这是与唤起了人们对20年代争论的新兴趣有关的另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斯大林的继承者对托洛茨基的幽灵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他们害怕触及托洛茨基大大超越他那个时代而千方百计地要解决的那些问题。他们的行为一部分可用客观环境来解释，另一部分则是由惰性所致，因为赫鲁晓夫及其一伙，即使在背叛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也仍然是斯大林的追随者。他们的行动同样是出于狭隘的自保动机。1957年6月，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生的一个插曲便足以说明他们的尴尬处境。在那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回顾了大清洗运动，自斯大林死后这个问题在所有秘密辩论中一再被提出来。他提议开除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卡冈诺维奇（Каганович）和马林科夫（Маленков）。赫鲁晓夫指着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鼻子大声说："你们的双手沾满我党领袖以及无数无辜布尔什维克的鲜血。"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也向他嚷道："你的双手也不例外。"赫鲁晓夫回答说："不错，我也不例外，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大清洗期间我不是政治局委员，我只是执行你们的命令，对政治局作出的决议，我不负责，应负责的只是你们。"后来，当米高扬向莫斯科共产主义青年团报告这件事时，人们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斯大林罪行的同谋者送上法庭受审，据说米高扬回答说："我们不能审判他们。因为一旦我们把这帮人送上法庭被告席，那就谁也不知道该怎样收场了。我们所有人在大清洗中都有份儿。"这样一来，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单只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免受追究就必须把斯大林的某些受害者的幽灵紧锁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至于托洛茨基，与其将他供奉在革命的万神殿上，还不如就让他照旧躺在那座用诽谤堆起来、已半倾圮的金字塔下，那不是更保险吗？

***

我不相信并且从未相信过，托洛茨基的名声需要依赖统治者或党的领袖来为他恢复。（我认为，恰恰是他们才需要为自己洗刷罪名，只要他们能做得到！）不过，我绝没有纵容对托洛茨基的任何个人迷信的意思。

我确实认为托洛茨基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革命领袖之一。不论作为战士、思想家或殉道者，他都是最卓越的。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刻意杜撰一个没有丝毫缺陷或污点的光辉形象。我力图将托洛茨基按其真实才干、真正力量，连同他的一切弱点如实地描述出来；我力图显示他非凡的才能、丰富的想象力和思维的创造性，但也绝不放过他的失误。在讨论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思想作出独特贡献的那些思想时，我力图将我认为是客观的、经得起考验并很可能要长期保留的东西从仅仅反映一时情况、主观感情和判断错误的东西中剥离出来。我尽可能地对托洛茨基的英雄个性持公正态度，而我发现他的英雄个性在历史上只有少数人能与其媲美。但是，我也展示出他在不少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和踌躇不决：当优柔寡断时，他像巨人泰坦那样摆开阵势，却不去攻城掠地；当踌躇不决时，他则躺倒下来听凭命运摆布。我将他看做是斯大林主义之前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斯大林以后共产主义的开路先锋。但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前途将维系于托洛茨基主义。我倾向于认为，历史的发展正在超越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正在展现出比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更为广阔的前途。但二者可能将以不同方式被"超越"。苏联和共产主义从斯大林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主要是其实际成就；而在其他方面，诸如行政方式、政治活动、原则、理想和"道德风尚"等，斯大林时代的这一类遗产可说是糟糕透顶，把它消除得越快越好。而恰恰就在这些方面，托洛茨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政治的发展几乎不可能超越他了，只能是汲取他思想中的精华并运用于超出他想象的更先进、更变幻莫测、更错综复杂的现实中。

***

早在《武装的先知》一书的前言中我曾表示过，将用单独一卷《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介绍1921年以来托洛茨基的生平及其工作的全部历史。有一位评论家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写道：他怀疑是否能以相应的规模在单独的一卷中写出这一阶段的全部历史。他的怀疑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卷只能写到1929年1月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国境为止。此后12年里，托洛茨基风风雨雨的流亡生活及其最后的盖棺定论，只好让给另外一卷《流亡的先知》去承担了。这三卷本是规模更大的三部曲的一部分，三部曲还包括1949年问世的《斯大林政治传记》和尚在准备中的《列宁生平》两卷本（如果能掌握足够的历史资料，我打算再写一本《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作为斯大林传的补充）。

这三卷本理所当然是互相关联的。如果放宽一点儿来看，就是整个三部曲的组成部分。但我在安排这三卷本时尽可能使每卷各自独立，让读者把它们作为单独著作来读。本卷的叙述在许多方面涵盖了苏联形成时期的那些年代。本卷从1921年内战余波开始，此时托洛茨基仍处于权力之巅；到1929年结束，此时托洛茨基已被驱逐出国，流亡君士坦丁堡，而苏联正进入强力推行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历史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戏剧性斗争就是在这几年中展开的。自列宁逝世后，这个党突然被投进了政治争论的漩涡中去。这场争论是现代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程度最为激烈的争论。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摇摆不定，方向难以捉摸，陷进了异常紧张的社会与政治局势中，陷进了一党专政的逻辑泥潭中，终于屈服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托洛茨基作为斯大林的主要对手、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候选人、工业化和计划经济"过早"的倡导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批判者、维护无产阶级民主的先锋，自始至终都处于斗争的中心。

作为本书论述基础的大量文献迄今尚未为人知晓。我充分利用了托洛茨基档案，从多方面深入考察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考察布尔什维克党内各派别的工作；利用了已经披露的托洛茨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索斯诺夫斯基以及许多其他杰出的布尔什维克之间往来的浩繁信件；利用了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记录；也利用了当时的俄文和非俄文报纸以及期刊；还利用了已发表过或未发表的目击者的报告。我也从私人接触中获益不浅，其中包括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利娅·谢多娃、亨利希·布兰德勒、阿尔弗雷德·罗斯默、马克斯·伊斯特曼以及这场斗争的其他参与者和幸存者，他们都以极友好的态度回答了我的提问，有时还乐意接受长时间的反复询问；至于我试图重现那个时代的背景和"气候"，我本人的经历或许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我就积极参加了波兰党内的活动，它比其他任何党都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不久，我成为深受托洛茨基影响的党内反对派的主要发言人。1932年，我获得了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而被波兰共产党开除出党的第一名党员的殊荣。

我认为，由于我能接触到一些尚未公开的资料来源，这使我有可能对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情节提出全新或部分新颖的看法。比如：列宁在其晚期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列宁身后斗争的变迁；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以及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反斯大林主义的各反对派的形成及其失败；托洛茨基流放于中苏边境第一年的事件，特别是早已存在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内部的分歧，在莫斯科审判许多年以前就已经预示了这个派别的瓦解--对所有这些重大事件几乎都是根据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事实加以论述和分析的。如同在第一卷中一样，我也特别注意作为文人的托洛茨基，并以很大篇幅论述他对科学、文学和艺术的看法，尤其是论述他在20年代初期作为俄国主要文学批评家时的著作。这些著作以托洛茨基博大精深的见解、抛弃党对科学与艺术的任何干涉的明确观点而著称，因而对于当前局势也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在斯大林主义之后的"解冻"时期，苏联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都是沿着托洛茨基思想所指明的方向演变的，尽管像托洛茨基那样大胆而又非教条主义的观点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苏联再度出现。

我很想恢复这出历史剧的各种特点和细节，但我从未从思想中排除悲剧性主题，这主题自始至终贯穿全书，并且笼罩着几乎每个有关人物。这是托洛茨基本人曾界定过的那种现代悲剧（参阅第三章）。他说："只要人类还没有成为他的社会组织的主人，这个组织就会像厄运那样凌驾于人类之上。……我们时代的悲剧就是个人与集体之间或者以个人为代表的两大敌对集体之间的冲突。"托洛茨基认为"很难预见革命艺术能否来得及创造出'崇高的'悲剧"。苏联的剧作家当然还没有把它创作出来；但是什么样的现代索福克勒斯或埃斯库罗斯能创造出跟托洛茨基本人的一生那样崇高的悲剧呢？但这毕竟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悲剧"，其中的人所承受的一切痛苦和牺牲并非都是枉然的，难道这是过分的奢望吗？

***

我十分感激唐纳德·泰尔曼先生。他不但读了我以前的作品，而且也读了本卷手稿，并始终是我永不衰竭的鼓舞源泉。我还应该对丹·达文先生、约翰·贝尔先生给我提出最珍贵的文体批评和建议表示由衷的感谢。我的妻子一如既往是我唯一的研究助手，是最严格的、也是最不受拘束的第一个批评者。

伊萨克·多伊彻

第一章 权力与梦想

布尔什维克进行1917年十月革命时深信：他们已经开始的事业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他们看到，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正在土崩瓦解，阶级社会正在分崩离析。他们坚信，全世界各民族终于起来了，不甘做无组织社会生产力的玩物，不能容忍无政府状态的生活方式。他们设想：全世界人民已经完全准备好，要把自己从为谋生而不得不做牛做马、流血流汗的苦难命运下解放出来--并准备好去结束人统治人的时代。他们欢呼新世纪曙光的到来，在这新世纪中，全人类及其解放出来的活力和能量一定能得到自我满足。他们以自己能为人类"开辟了从史前时期进入历史的道路"而感到自豪。

这个辉煌灿烂的前景使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们、思想家和梦想家振奋起精神和勇气。它同样也点燃了他们的广大追随者们的希望和热情。他们在内战中英勇搏斗，对敌人毫不怜悯，对自己也不宽容。他们深信，只有这样才能为俄国、为全世界赢得机会去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伟大飞跃。

当胜利终于属于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发现，革命的俄国因好高骛远而失败，被抛进了一个可怕的深渊中。没有任何别的国家仿效它的革命榜样。俄国处在周围世界的一派敌意、起码是冷漠无情的包围之中，它孑然一身、鲜血流尽、饥寒交迫、浑身颤栗，因疾病流行而憔悴，因情绪忧郁而沉痛。在流血与死亡的腥风血雨中，俄国人民疯狂争夺那一口新鲜的空气、一线微弱的灯光、一片可怜的面包屑。人们不禁要问："这就是自由王国吗？这就是伟大的飞跃要把我们带向的那个地方吗？"

领袖们是怎样回答的呢？他们的回答是：先前的那些伟大辉煌的革命也同样遭受过无情的挫折，但无论如何，在后人眼里他们自身和他们的事业仍然被证明是正确的；俄国革命也必将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谁也不能比本书主人翁所提供的论点更具有说服力了。面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饥饿大军，托洛茨基回顾了革命的法国在巴士底狱被攻破以后许多年中所忍受的艰难困苦，并且告诉他们，共和国第一个执政府的执政者每天清晨都躬临巴黎市政府，忧心忡忡地眺望着少数农民用手推车把粮食从乡村运进城市，而每天上午当他离开市政府时深知巴黎市民依然还要挨饿。这个类比是何等真实；然而，不管这个类比是多么真实贴切，用历史的相似性来宽慰自己是绝不能填饱俄国人民的辘辘饥肠的。

谁也无法估计这个国家陷得到底有多深。在深渊中，无数双手脚一起在暗中摸索，在寻找坚实的支点，在寻找什么可依靠的东西，想牢牢地抓住点儿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了爬上去。革命的俄国如果一旦爬上去了，那肯定无疑地将重新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但怎样才能爬上去呢？怎样才能把深渊底层的一片喧嚣平静下去呢？又怎样去组织这些绝望的群众，并领导他们往上爬呢？苏维埃共和国怎样才能克服这骇人听闻的苦难和混乱，然后继续去实现社会主义的诺言呢？

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最初并不打算掩饰或美化其困境，也不想欺骗他们的追随者。他们试图用真话来鼓舞他们的士气和希望。但朴素的真理却是非常严酷的，难以减轻苦难和消除失望。因此，真理开始让位于带有安慰性的谎言。开始时谎言只不过为了掩盖梦境与现实之间的裂口，但不久以后谎言硬要说：我们早已到达自由王国了--自由王国就在陷坑的深处。"当人们不再信仰时，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谎言逐渐扩展开来，显得更巧妙、更复杂、更大--犹如它本来要掩盖的裂口那样宽广。谎言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中找到了代言人和忠实的支持者。这些人感到：没有了谎言和支持谎言的暴力，这个国家就无法从泥潭中自拔出来。但是，有利的谎言毕竟有悖于革命的初衷。当谎言扩散开来后，它的辩护人也无法与十月革命的真正领袖面对面、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因为对于十月革命的真正领袖来说，革命的使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侵犯的。

后者并未立即发出抗议的呼声。他们甚至未能马上认识到谎言的实质，因为谎言本身是缓慢地、悄悄地潜入的。革命领袖们在开始时也不免被这谎言迷惑住了；直到后来，他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犹犹豫豫地挺身而出揭露和谴责谎言，援用已被破坏的革命诺言来反对它。但在这深渊深处，他们那一度曾是强有力的、鼓舞人心的声音只不过成了空谷足音，没有激起饥饿的、疲乏的、已被吓倒了的广大群众任何响应。在所有这些呼声中，没有一个能像托洛茨基的呼声那样充满了深沉的愤懑，那样令人信服。此时，托洛茨基作为被解除武装的革命先知开始向他的顶点攀登，他无法依靠武力来推广信念，相反，只能依赖于信念的力量了。

***

1921年，布尔什维克俄国终于出现了和平局面。内战战场上最后的枪声沉寂下来。白军已经瓦解并且消失了。干涉军队也已经撤退了。俄波之间签订了和平协定。苏俄的欧洲边界线划定了。

在笼罩着昔日战场的一片沉静气氛中，布尔什维克俄国开始注意倾听外部世界的声音，并强烈地意识到她自身的孤立。自从1920年夏季红军兵败华沙城外以来，欧洲革命热潮已经消退。那里的旧秩序正处于某种平衡之中；尽管是不稳定的，但足以使保守势力从混乱不堪和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共产党人不能指望革命获得迅猛的发展；任何人为地刺激这种革命发展的尝试只能带来代价惨重的失败。1921年3月，在德国中部爆发的毫无希望的、准备仓促的共产党人暴动就是很好的证明。这场暴动得到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和1919年匈牙利革命不走运的领袖库恩·贝拉的鼓励，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煽动起来的。他们认为这场暴动定会"激励"冷漠的德国工人阶级，并促使他们行动。然而工人群众没有响应；德国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暴动镇压下去了。这次惨败使德国共产党人陷于混乱。德国共产党领袖保罗·列维（Paul Levy）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自责后便与共产国际决裂了。三月暴动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共产主义力量，加深了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孤立之感。

列宁的党所领导的国家正处于崩溃边缘。它生存的物质基础受到极大的动摇。只消回忆一下内战结束时的情况就足够了。那时俄国国民收入仅仅等于1913年的1/3，工业生产不到战前的1/10，煤的产量不到战前的1/10，铸铁产量仅为正常产量的1/40，铁路遭到破坏，任何经济工作赖以开展的库存储备全部耗尽，城乡产品交换趋于停顿，俄国城镇人口急剧下降，以致到1921年时莫斯科人口只剩下一半，彼得格勒剩下1/3；两首都居民好几个月来每天只能依靠定量供应的两盎司面包和少量冻土豆来维持生活，住宅取暖也只能劈家具当柴烧--这使我们可以多少了解这个国家进入其革命的第四个年头的状况。

布尔什维克无心庆祝胜利。喀琅施塔得暴动终于迫使他们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转而颁布新经济政策，简称"耐普"（НЭП）。他们的直接目的是说服农民出售粮食，说服私商把粮食从乡村运往城镇，从生产者手中送到消费者手中。这是对私营农业和商业作出一系列让步的开端，这是"被迫撤退"的开端，正如列宁向他的政府公开承认的一样，是不得不对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的小有产者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让步认输。

不久以后，灾害袭击了全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降临到人口稠密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农业区。就在1921年春，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之后不久，关于干旱、大风沙、大批蝗虫侵袭南方及东南方各省份的报告震动了莫斯科。政府只好收起自尊心，向国外资产阶级慈善机构呼吁援助。7月间，政府担心将有1000万农民受到饥荒影响。该年年底，受灾人数已高达3600万。参见加里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23-26页。无数群众在风沙和蝗虫袭来之前已四处逃亡，绝望、盲目地流浪在广袤的平原上。在俄国国土上再次出现人吃人的惨象，而从各个大都市里则传来了对社会主义宏伟理想和崇高愿望的不堪入耳的嘲笑挖苦声。

世界大战、革命、内战、外来干涉和战时共产主义在七年时间内已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平常听惯了的政治概念、思想和口号几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俄国社会结构不单是被翻了个儿，而且是被彻底摧毁了。社会各阶级在内战中疯狂地、毫不留情地彼此搏斗，如今除了农民之外，所有的阶级不是精疲力尽、软弱无力，便是在搏斗中被碾成齑粉了。地主贵族已毁于宅邸的熊熊大火之中或者战死在内战战场上，幸存者也随着望风而逃的白军残部逃亡到国外。一向人数不多并在政治上缺乏信心的资产阶级大部分死的死、逃的逃，能够保住性命且留在俄国力图适应新政权的那些人，也只不过是这个阶级中的残余分子罢了。旧知识分子以及少数旧官僚也分享着资产阶级本身的命运：一些人跑到西方去啃那流亡者面包，另一些人则以"专家"身份替俄国的新主人服务。随着私营商业的恢复，一批新的中产阶级暴发户出现了。其成员被人轻蔑地称为"新经济政策分子"（耐普曼），他们迅即利用新经济政策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大发一笔横财，并且怀着在前后两道洪水夹击下随时都有灭顶之灾的感觉及时行乐。连旧资产阶级余孽也瞧不起的这个新兴中产阶级甚至都不渴望形成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苏哈列夫卡--莫斯科藏污纳垢的黑市，就是它的社会存在和伦理道德的象征。

产业工人阶级原是被指望去实现其专政的，现在也被彻底摧垮了，这就是这场斗争所带来的冷酷无情和自相矛盾的结果。最勇敢、最有政治头脑的产业工人不是在内战中献出生命，就是在新的行政机关、军队、警察、企业管理和大批新建社会机构与公共团体中担任要职。这些从无产者中来的人民委员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出身而引以为荣，但事实上他们已不再属于工人阶级了。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逐渐成为工人的陌路人并被官僚的环境所同化。大部分无产阶级也失去了其社会地位。在饥荒年代里，大批工人群众从城镇逃亡到乡村；他们原来大都是第一代城镇居民，还没有丢掉乡村的根子，因此很容易重新被农民阶层所吸收。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相反方向的人口迁移开始了，人们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一些老工人又回到城市，但大多数新来者都是未经训练的、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没有政治传统，更不必说文化传统了。不过，1921-1922年，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只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

1921年3月，俄共（布）开始实施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为别于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得名，据俄文缩写首字母的读音而简称"耐普"。????????????老的工人阶级的涣散给城市俄国造成了一个真空地带。独立自主、有阶级觉悟的昔日的工人运动（连同它的许多社会机构、组织、工会、合作社和教育俱乐部）过去总是回响着情绪高昂的论争，沸腾着政治活动--现在，这个运动只剩下一个空壳了。一小部分参加过阶级斗争的老战士时而在不同地方相聚，讨论着革命的前途。他们曾经组成了工人阶级真正的"先锋队"。而现在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他们看不到自己背后的那支阶级主力，这支阶级主力过去总是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指示，跟随他们投入到最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去。

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胜利，但无产阶级本身却差不多消失了。无产阶级从来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微不足道的少数，而它却在三次革命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不是由于它的数量，而是由于它的政治思想、首创精神和组织性所具有的非凡力量。在最好的时候，俄国大型工业的雇佣工人也超不过300万。到了内战结束时，大约只有半数工人还被雇用。实际上，就是这些工人大部分也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政府只是为一个社会政策问题才把他们保留在企业的工资册上，以便将来可以保留工人阶级的核心力量。这些工人实际上是领取救济金的穷人。如果一个工人领工资的话，那么他的工资由于卢布灾难性的贬值实际上已值不了多少钱。工人要活下去，哪怕活得很差，也必须去打零工，到黑市做买卖，或者跑到乡下去搜寻粮食。如果这个工人领到的是实物工资，特别是工厂里的产品，他就会急忙从工作台边冲到黑市上去，用一双鞋或一块布换点儿面包和土豆。到了无物可换时，他就跑回工厂偷出一件工具、一些螺丝钉或一袋煤，然后再回到黑市上去。工厂失窃普遍。据估计，有半数工人经常盗窃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洛佐夫斯基宣称有些工厂50％的产品被盗；据估计，工资部分仅是一个人生活费用的1/5。可以想象，饥饿、寒冷、工厂里骇人听闻的怠工、猖獗的黑市、欺诈和盗窃--这些为了苟延残喘而进行的形同动物般的生存搏斗，对于这些人的道德会产生何等严重的影响，而他们原来却被认为是这个新兴国家的统治阶级。

唯独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世界大战、内战、饥荒等当然曾使他们损失惨重，却没有损伤农民的元气，没有削弱农民复原和再生的力量。甚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未能使人数众多的农民消散。因为农民几乎像自然界一样是不可摧毁的，为了继续生存，他们只需要与自然界保持接触；而产业工人则不同，一旦他们赖以生存的人造工业机构崩溃了，产业工人也就流散了。农民保存了他们的社会特点和社会地位，并牺牲地主贵族来增强自己。现在，农民可以从从容容地来清点革命在带给他们的损失之外又带来的收益了。余粮收集制已经停止，农民指望最后能从他们增长的财富中获得完全的补偿。诚然，农民生活在赤贫中，但是贫困以及伴随贫困而来的落后都是他们的社会遗产的一部分。农民被从封建领主的庄园制度下解放出来后，却宁愿选择在他们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的贫穷生活，也不要城市鼓动分子在他们眼前展示出来的、不被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制度下那种富裕生活的远景。俄国农夫不再经常受到城市鼓动分子演说的打扰了。他们发现，近来这些人尽量避免得罪他们，甚至力图亲近和奉承他们。俄国农民一时成了急于重建城乡之间"联系"和"工农联盟"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宠儿。由于工人阶级不能显示出举足重轻的地位，农民的分量也就愈重了。每月每周都可举出成千上万的新例证来证明农民新的重要性；农民的自信心因而也相应提高了。

然而，这个唯一能保存其社会特点和地位的社会阶级，在政治上却是天生的低能儿。马克思曾用极其生动的形象将其比做"来自农村社会的白痴"，100年前它阻碍过法国农民用自己的名义来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这形象完全可以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农民：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加强了。在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上，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和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了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了，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俄国农村也是这样的一大袋马铃薯，它也证明它同样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过去，民粹派亦即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代表过它的利益，做过它的代言人。但是社会革命党因其拒不支持土地革命而声誉扫地，后来被布尔什维克赶到地下并被消灭，完全失去了作用。这袋马铃薯体积庞大，形象可怕，一声不响地躺着。没有人能离开它、忽视它或者任意践踏它而不受惩罚。它曾经击中俄国城市的要害，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不得不向它低头。然而，这袋马铃薯对于这个四分五裂、溃不成形的社会却不能提供任何支柱、结构、意志，也提不出任何建议或要求。

***

就是这样，俄国在革命后数年中不能通过自己的真正代表去管理自己的事务、维护自己的利益。老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摧毁了；而新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它以前自身的影子而已。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宣称自己代表已经涣散的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也不能支配那个自称替它说话，并依靠它而统治国家的政党。

布尔什维克究竟代表谁呢？它只能代表它自己，也就是说，只能代表它过去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和现在它作为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先锋队去行动的抱负以及在经济改造过程中重新集合起新的工人阶级的愿望，这个工人阶级在一定的时候能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同时，布尔什维克却又采用篡权手段保持着政权。不仅它的敌人视它为篡权者，甚至按照它自己的标准和它关于革命国家的概念本身来看，它也是篡权者。

我们还记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从一开始就把十月革命以及后来1918年解散立宪会议一概指责为篡权行为。布尔什维克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回答说：他们在十月革命中从其手中夺取政权的那个政府并不是建立在任何选举出来的代议机构的基础上的；而那场被赋予政府权力的革命则得到了占压倒多数、经过选举产生、有代表性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各级苏维埃具有阶级的代表性，而且按其定义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苏维埃不是在普选制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已经被剥夺了选举权，农民代表所占的比例不能影响城市工人的优势地位。工人并非是以个人身份在传统选区里投票，而是作为构成他们这个阶级的生产单位的成员在工厂或车间里投票。自1917年以来，只有这种阶级代表性才被布尔什维克确认是有效的和合法的。

然而，按照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人国家的严格概念来看，列宁政府已经逐渐失去了代表性。名义上，它仍然是以苏维埃为基础的。但是跟1917年的苏维埃不同，1921-1922年的苏维埃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这种代表性--它们不可能代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工人阶级。苏维埃只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因此，当列宁政府宣称它的特权是从苏维埃手中得到的时候，实际上是从它自身得到的。

布尔什维克已经把篡权者角色强加在自己身上。工人阶级一旦瓦解了，党就不可能再实行它的原则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能做些什么呢？或应该做些什么呢？难道它应该认输，拱手交出政权吗？一个进行过一场残酷而具有毁灭性的内战的革命政府是不会在胜利后的日子里放弃权力的，也不会向已被击败的敌人屈膝投降，听任敌人雪耻报仇，哪怕它发现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统治和不再能赢得它在内战期间所赢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失去那种支持，并不是因为原来的追随者的思想发生了截然变化，而是因为追随者的队伍涣散了。他们心中明白：他们统治共和国的那张委任状没有获得工人阶级--更不必说农民了--的及时延期。他们同样明白：他们处在真空的包围中，这种真空只有在若干年内才能慢慢填实；暂时还没有谁能够给他们的委任状延期，也没有谁能废止他们的委任状。这是一种社会灾难，亦即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们变成了篡权者；因此，他们拒不承认自己是篡权者。

一个富有活力的、战斗的社会阶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且内战所导致的社会衰退构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而又并非唯一的历史现象。在以前的历次伟大革命中也是如此，社会被拖得精疲力竭，革命政府发生了类似转变。英国清教徒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最初都是倡导代议制政府的新原则，反对旧政权的。清教徒派维护议会权利，反对王室。当法国第三等级的领袖们建立国民议会时，也是同样反对王室的。骚动和内讧接踵而至，结果是，旧政权的势力再也不能统治社会，而支持革命的各个阶级由于彼此间严重分歧被搞得精疲力尽，也无法执掌政权。因此，没有一个代议制政府有可能存在下去。唯有军队是具有统一意志、统一组织和统一纪律的实体，足以制止一切混乱。军队自称是社会保护者，建立起武力统治，这是赤裸裸地篡夺权力的政府形式。英国革命的两个主要时期都体现在同一个人，即克伦威尔身上。他首先率领英国下议院反对王室，然后以摄政者护国公的身份同时篡夺了王室和下议院的大权。在法国，革命的两个时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中断期。每一个革命时期内都有不同的人物跑到前台来，篡权者波拿巴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并未起重要作用。

而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所提供的是受一个意志所激励、紧密团结和严守纪律的组织，它有能力来管理并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先前的历次革命并不存在这样的党。清教徒的主要力量集中于克伦威尔的军队，因此他们不得不受军队的控制。雅各宾党只是在骚乱过程中诞生的，它是波涛汹涌的革命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革命浪潮的衰退，雅各宾党也就随之衰落，乃至消失。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早在1917年之前很久就已经成为一个坚强而集中的党，这使它能在革命高潮中掌握领导权，在革命退潮后，能在数十年中起到了革命的英国和法国军队所能起的作用，能保持稳定的政府，能统一并改造整个国民生活。

如果按照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来判断，布尔什维克对于篡权者的角色有着充分准备，然而却极不适应。列宁曾经将他的信徒训练成为工人运动的"先锋"和精英。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满足于反映工人阶级的现实情绪和现实愿望，他们还把激发工人阶级的情绪、激励和发展工人阶级的抱负视为自身的使命。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导师，并且坚信，他们作为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比被压迫的、无知的工人阶级更懂得什么是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历史利益以及怎样来促进这种利益。我们应记住，正是因为这一点，年轻时的托洛茨基曾经指责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党来"取代"工人阶级并漠视工人阶级的真正愿望和要求。参见《武装的先知》，第三章。托洛茨基在1904年第一次公开提出的这个指责，远远地超越了事实的。1917年，如同在1905年一样，布尔什维克参与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完全取决于他们可能呼唤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支持程度。列宁及其全体干部用冷静而清醒的目光仔细观察了工人政治情绪上哪怕是最微小的波动，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政策适应这些波动。那时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念头：没有工人的大多数或工人农民的大多数的批准，他们也能夺取政权。直到革命前、革命中以及革命后的若干时期内，他们仍然始终自愿地让自己的政策服从于"无产阶级民主裁定"，亦即服从于工人阶级的表决。

然而，到了内战结束时，"无产阶级民主裁定"已成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当工人阶级已经涣散并失去其阶级地位时，这个裁定又怎能表现自身呢？难道是通过苏维埃选举吗？或是通过苏维埃民主的"正常"程序吗？布尔什维克认为，若是他们的行动服从意气沮丧的工人阶级残余分子的表决或服从在影子般的苏维埃内形成的偶然多数的情绪，那么对他们来说是极其可笑的。最后，他们--托洛茨基也一样--事实上以自己的党取代了工人阶级。他们把自身的意志和思想等同于他们相信是属于朝气蓬勃的工人阶级--如果这样的工人阶级还存在的话--的那种意志和思想。他们惯于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的作风使这种包办更加轻而易举。作为一个老先锋队，这个党认为对于它很自然的事是：在这种奇怪的和它希望是短暂的时期内，即无产阶级处于瘫痪状态的时期，它应该充当无产阶级利益的代理牧师。这样一来，不但从自身传统中，而且也从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布尔什维克就为自己扮演篡权者角色找到了道义上的辩护词。

但是布尔什维克传统是多种因素的微妙结合。党的道义上的自信、优越感、革命使命感、自律和对权威是与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所有这些素质构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独裁部分。然而，由于党同现实的而不仅是理论上的工人阶级亲密无间，由于党真诚地献身于这个阶级，由于党怀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幸福就是革命的出发点和革命的目的以及工人阶级最终将是新国家的真正主人这样炽热的信念，上述这些素质受到了抑制。这是因为，历史最终会通过自己的口对所有的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及其整个事业作出严肃公正的判决。无产阶级民主这个概念是同这种态度分不开的。只要布尔什维克涉及这个问题，它就会对形式上的、具有欺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表示轻蔑，如有必要，它就准备践踏所有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各个阶级；同时，它还感到在责任上理应尊重工人阶级的意志，即使它暂时与此意志相悖。

在革命初期，无产阶级民主成分在布尔什维克的特性中还居主导地位。而现在，独裁的领导倾向已经成为它的主要特点。即便在没有处于正常状态下的工人阶级做后盾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布尔什维克根据其长期习惯仍会祈灵于这个阶级的意志，以便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进行辩护。但是它之所以祈灵于工人阶级的意志，仅仅是将其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推断和行动上的思想准则，一句话，当做了某种神话。它在自己的党内开始看到了宝库，其中不仅有抽象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且还有工人阶级的具体要求。每当一个布尔什维克，不论是政治局委员还是支部的普通成员宣告说"无产阶级坚持"、"要求"或者"绝不同意"这样那样时，就意味着是他的党或者党的领袖"坚持"、"要求"或者"绝不同意"这样或那样。没有这种半自觉的神秘色彩，布尔什维克的头脑就会失灵。党甚至不能向自己承认，党已不再有任何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诚然，每当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正视现实时，他们自己也会坦率地谈到他们的困境。但他们总是希望时间、经济复兴和工人阶级的重建会解决这一困难。他们继续不断地谈论着、行动着，仿佛这困境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仿佛他们仍然按照工人阶级明确而有效的指令而行事似的。在1921年12月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同那些一再自称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人们争论时说道："对不起，请问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 1922年3月，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又一次地争论道："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施略普尼柯夫在代表工人反对派发言时这样回答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昨天说，无产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并不存在（于俄国）。请允许我向你们祝贺，你们是不存在的阶级的先锋队。"

***

现在，布尔什维克终于把所有其他政党镇压下去，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独裁。他们很清楚，倘若他们允许自己的反对派自由发表意见并诉诸苏维埃选民，那就会使自己和革命冒极大的风险。一支有组织的反对派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混乱和不满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因为布尔什维克无法调动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是绝不肯让自己和革命冒这种风险的。由于党以自己的名义代替了无产阶级，因此党同时也用自己的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工人阶级的统治了，成为苏维埃有机成分的工人阶级已经把权力委托给布尔什维克，尽管在宪法上他们仍有权罢免布尔什维克或者把他们从政府机关里召回。无产阶级专政现已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独占统治的同义语了。无产阶级不能"召回"或罢免布尔什维克，如同不能"召回"或罢免它自身一样。

布尔什维克在取缔了所有其他政党的同时也引起自身政治环境的根本变化，因此他们自身不可能不受影响。布尔什维克是在沙皇政权统治下，在半公开半秘密的多党制下，在激烈的争论和政治角逐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虽然布尔什维克作为革命家的战斗团体拥有使他们有别于所有其他政党的自己的信条和纪律，但毕竟布尔什维克呼吸着的是他们周围的同一空气；而多党制则决定了他们党的内部生活。在同自己的对手不断展开论战的同时，布尔什维克也在他们自己的队伍内部养成了辩论的风气。一个党员在发表反对立宪民主党人或孟什维克的演讲之前，首先要在他自己的党支部或委员会内部反复探讨他要谈的问题，探讨对手的情况、对敌方的答复以及党的立场和策略步骤等等。如果他认定党在某一点上观点有错误或领导不当，他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并且还可以设法说服他的同志转到他自己的观点上来。只要党是为了工人的民主权利而战斗，党就不能拒绝自己的成员享有那些权利。即使在革命后的第五个年头，一党制与布尔什维克仍是难以调和的，这从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是唯一合法存在的党……可以说，我们垄断了一切。……宗法制同我们党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已经取消了我们对手的政治自由……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布尔什维克摧毁了多党制，却对其后果一无所知。在他们的想象中，没有多党制，他们也仍然一如既往是一个纪律严明但又自由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盟。他们想当然地以为，通过例行的意见交流和理论上与政治上的相互争论，党的集体意志定能不断地形成。他们不懂得当他们禁绝党外的一切争论时就不可能保持党内的生动活泼局面；他们也不懂得，当他们任意废弃全社会的民主权利时就不能单独为他们自己保留民主权利。

一党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一党本身已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党了。它的党内生活必然凋残枯萎、停顿熄灭。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如今只剩下集中了。党保留下来的只是它的纪律而不是它的民主自由。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如果布尔什维克现在可以自由展开争论，如果他们的领袖可以公开阐明分歧，如果基层组织都可以批判其领袖及其政策，那么，他们就会为那些不肯放弃争论和批评的非布尔什维克带了一个头。如果一个执政党允许它的党员结成派系和小集团并在党内形成特殊观点，又怎能禁止党外人士去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并制订他们自己的政纲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只让1/10的人有发言权而让9/10的人缄口无言。列宁的党既然把沉默加到了非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头上，到头来也就把沉默加到了自己的头上。

党不可能轻易屈从于这种沉默。那些从不盲从权威、惯于怀疑公认真理并且以批判的眼光去审查自己的党的革命者是绝不可能在转眼之间就毫无异议地、服服帖帖地向权威俯首就范的。即使表示服从，他们仍然继续提出质疑。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禁止党内派别活动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仍然传来了争论的声音。思想相同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联盟，提出政纲，发表文章，对其领袖进行严厉的抨击，同时还威胁着要挖掉一党制的根基。在镇压了它所有的敌人和对手之后，布尔什维克现在除了不断地自我镇压之外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

布尔什维克的成长和取得成功的环境驱使它走上了这条道路。早在1917年，在整个俄国它还不到23000名党员。在革命期间，党员增至三四倍。1919年，当内战最激烈的时候，有25万人加入这个党。党员人数的增长反映了这个党对于工人阶级具有真正的吸引力。1919-1922年之间，党员人数又一次增至3倍，即从25万人增至78万人。但是，大部分新增加的党员的动机不纯。现在布尔什维克是胜利者，赶浪头的热潮正在高涨中。不论在政府机关、工业部门、工会以及其他方面，党必须填补无数的岗位空缺；而且把那些接受党纪的人们填补进去是有利的。在广大的新党员中，真正可靠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变成了很小的少数了。根据季诺维也夫的说法，在1922年，1917年2月前战斗在地下的布尔什维克只占党员总数的2％。他们感到已被异己分子所淹没了；他们忧心忡忡，焦急地要求去伪存真。

但是该怎么办呢？要把那些抱着无私目的入党的人与那些叛徒和贪图名利者区别开来是异常困难的事。但更困难的是难以确定那些并无可耻动机的入党者是否坚持党的宗旨和党的愿望并准备为此而奋斗。只要有若干个政党同时存在，阐述政纲、吸收党员这种不断的竞争就能确保人才的适当挑选及其在各党之间的分配。那样，刚刚跨入政治领域的新来者就有机会去比较各种竞争着的纲领、行动方法和政治口号。如果他决定加入布尔什维克，那么他这样做就是出于自觉的选择。但是，那些在1921-1922年间跨入政治领域的人们却没有这样的选择机会，他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党。如果在另外一种环境下，他们的意向也许会引导他们加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或者别的集团。现在，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渴求只能引导他们加入那个唯一存在的党，唯一能够为他们的活力和热忱提供出路的党。正如季诺维也夫所称呼的那样，多数真诚地把自己设想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的新党员都是"不自觉的孟什维克"或者"不自觉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些成分的大量涌入有改变党的性质、削弱党的传统的危险。其实，在1922年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就宣告说：在布尔什维克组织内部早就存在着两个或更多的潜在的党了，这是由那些诚心诚意、错把自己当做布尔什维克的人所组成的。就凭党是单一的党这个事实，这个党就在失去单一的意志；它所禁止的各党派，其替代的雏形开始在它自己中间出现。社会背景以及所有受到压制的各种不同利益与各种不同政治心理重新表现出来，向唯一现存的政治组织施加压力，并从四面八方渗透到其中。

党的领袖决心维护党而反对渗透。他们发动了一场清洗。清洗的要求是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由工人反对派提出来的；并在1921年进行了第一次清洗。警察、法庭没有介入清洗。监察委员会，亦即党的法庭，在公开会议上对每个党员的历史和品行进行审查，不论其职务高低。听众中不论男女人人都可以站出来为受调查者作证，赞成他或反对他，然后监察委员会宣布受调查者是否有资格保留党籍。不保留党籍的人并不受到惩处，但丧失了执政党的党籍，就等于被剥夺了晋升和担任重要职务的机会。

在很短的时间内，约占党员总数1/3的20万党员被开除了。监察委员会把那些被开除出党的人划分为好几类：庸俗野心家，反布尔什维克的各政党的前党员，特别是在内战结束之后入党的前孟什维克，受权力和特权腐蚀变质的布尔什维克，最后还有政治上不成熟、对党的原则缺乏基本认识的人。其过失仅仅是批评党的政策和党的领袖的人，看来还没有被开除出党。但很快就清楚了，这场虽是必要的清洗运动变成了双刃剑，给那些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以威胁他人的机会和公报私仇的口实。基层群众一方面为叛徒、腐化分子受到清除而欢呼，另一方面却为清洗扩大化而迷惑不解。大家知道，清洗将定期反复进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一年内有1/3的党员被开除出党，那么下一年，或者今后若干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在敢于冒险进言，或敢于采取任何在下一次清洗中将被扣上政治幼稚、意识落后等帽子的步骤之前，态度谦恭和行为慎重是人们不得不三思而行的结果。清洗的初衷是作为纯洁党和捍卫党性的手段，但现在它却注定要变成最致命的自我镇压的工具了。

我们已经看到，当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力量而消失时，党便会在一切重大现实生活中用它自己来取代阶级。但此刻党也仿佛变成了跟它所取代的那个东西一样捉摸不定的、幽灵般的实体。一个党，仅在一年间就宣布1/3的党员不合格而把他们开除出党，在这样的党内还会有什么实质内容和自主生活呢？看来，20万已被清洗出去的男女党员此前都曾正常地参加党内生活程序，投票赞成决议，选举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大部分都正式参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不过，他们被清除出党并没有使党的政策发生任何明显的改变。党的机体通过一次大的外科手术被切除了1/3，而党的外貌甚至连丝毫的变化都没有。仅仅这个事实就证明，广大党员群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党内事务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由党内一小部分人所决定的，他们以自己取代了整个的党。

这一小部分人是由谁构成的呢？列宁本人就毫不含糊地回答了这个问题。1922年，他写信给当时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莫洛托夫说："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列宁当时将这个近卫军看做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唯一宝库、党的委托人、最后是工人阶级的代理牧师。整个近卫军是由几千名真正的革命老战士所组成。按照列宁的看法，像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的庞大的党正受到混乱不堪、无政府主义社会的侵蚀。即使是对最有出息的年轻党员也需要进行耐心的培养和政治教育，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样一来，党与无产阶级的等同就变为老近卫军与无产阶级的更狭义的等同了。

甚至这个近卫军也不容易在它所达到的令人目眩的高峰上站稳；它也不可能抗拒时间、疲劳、权力腐蚀以及社会环境压力等的恶劣影响。在这个老近卫军的统一体中已经出现了裂痕。列宁在致莫洛托夫的那封信中又写道，"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以至于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因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老近卫军的团结一致，坚持它对自身崇高使命的意识，并保证它在政治上的至尊地位。党进行定期清洗是不够的。还要对吸收新党员加以严格限制；新党员要经受最严格的考验。最后列宁建议道：在党内需要建立一种特殊的等级制度，以功勋和为革命服务期限为基础。某些重要职务只能由最迟在内战时就已入党的人来担任。另一些责任更为重大的岗位只向革命初期就已为党工作的人敞开；至于最高位置，只能留给参加过反对沙皇专制的地下斗争的老革命家。

但这些规定并没有庸俗庇护的气味。老近卫军仍然生活在严格自律的革命道德准则里。按照最高限额的规定，即使担任最高职务的党员也不得领取高于工厂里熟练工人的工资。诚然，某些权贵早已利用各种各样的遁词和漏洞，通过名目繁多的津贴来弥补菲薄的收入。但这样的漏洞毕竟是例外。职位分配的新规定并不是刻意要向老近卫军行贿，而是要确保党和国家在他们手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可靠工具。

老近卫军是令人敬畏的团体。把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对英勇豪迈的共同斗争的回忆，是对社会主义毫不动摇的信念，是那样一种确信：在这普遍的崩溃和麻木中，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甚至仅仅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行动时，既富有权威性又十分傲慢；他们既忘我无私又野心勃勃；他们既具有最崇高的情操又能干出无法无天的恶行。他们把自己与革命的历史命运等同起来，也把革命的历史命运与他们自己等同起来。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忠心耿耿，以至于把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看成是他们独占的事，甚至是私人事务；而且他们习惯用社会主义的理论术语为他们的行为甚至个人野心进行辩护。

在这些年的艰难困苦中，老近卫军的精神力量是布尔什维克的无价之宝。私人贸易的重新出现和财产权的部分恢复使党的队伍中弥漫着一种沮丧心理。不少共产党人焦急、疑虑，不知列宁命令的"退却"到底要把革命带向何处--看来列宁准备竭尽全力去鼓励商人和私有农民。由于农民不愿为了一文不值的纸票而出售粮食，于是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曾被当做旧社会遗物而加以鄙视的钱"复活了"，并且十分坚挺。没有它什么也干不成。政府砍掉了付给国营公司的补贴；在最艰苦的年月里始终坚持在工厂做工的工人现在失业了。国家银行用仅有的一点儿财源以信贷方式来鼓励私人企业。然而中央委员会向党保证道，只要我们掌握大型工业的"制高点"，国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控制国民经济。但是，这些"制高点"呈现出来的是一片可悲的毫无希望的景象：国营工业停滞不前，而私人贸易则开始欣欣向荣。当时，列宁曾邀请过去的租让权获得者和外国投资者重回俄国做生意；只是因为这些投资者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才使资本主义重要因素没有再度出现。布尔什维克怀疑：如果过去的租让权获得者果真作出反应，将会发生什么事呢？同时耐普曼越来越自信了，他们在饥饿的城镇里纵饮狂欢并嘲笑革命。乡村中的富农分子企图把雇农再一次置于他的支配之下，富农及其仆从开始到处操纵乡村苏维埃，而他们的儿子们则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支部的领头人了。大学师生们发动反共示威和罢课，而共产党人被操纵着去高唱革命圣歌--国际歌。哪儿是退却的终点？在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在公众集会上，工人反对派向列宁抛出这个问题。列宁一次次许诺要停止退却；而事变进程却一次次迫使他退却得更远。理想主义者惊慌失措了，"背叛"的叫喊声从他们的队伍里发出来。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工人--赤卫队的老战士--出现在党委会前，憎恶地撕掉党证，把它抛在党委书记的脸上。像这类具有时代色彩的事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可以在许多当时的小说中找到对这类现象的描写，而党的领袖则怀着毫不掩饰的忧虑神情谈到这种情况。例如，曼努伊尔斯基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抗议以下事实：一位内战时期的老战士撕掉他的党证，竟然还被罩上了英雄主义的光环，其实应该把他当做叛徒来处理。他还比较了1849年和1907年革命失败后人们对待革命低潮的那种基本心情。

看来，在所有这些令人气馁沮丧的气氛包围中，革命只能依靠老近卫军，依靠他们的坚定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了。但是，这可能吗？

***

内战结束了，托洛茨基走出了他的军用专列。这辆军用专列曾经是他的战地指挥部。在那决定命运的三年里，他乘坐这辆专列沿着8000公里的前线行进，哪里危险就冲向哪里，只有短暂的磋商或者出席莫斯科的公众集会才暂时打断他的行程。这辆军用专列被放进了博物馆；它的机组人员，包括司机、机械师、机枪手和秘书等也都一一遣散了；托洛茨基享受着自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假期。他在莫斯科附近的乡间度假--狩猎、钓鱼、写作、准备谱写他生平事业的新篇章。当他回到这些年来他一直作为其代言人的莫斯科时，他几乎成了一个陌生人。他首次瞥见这座古都是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当时他被遣送到羁押解送监狱等候流放到西伯利亚；正是在囚车的铁栅栏后面他首次看到了这座与他未来成败命运相系的城市。直到20年后，即1918年3月，他才又回到了莫斯科。这时正值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也正是布尔什维克政府撤出彼得格勒搬进克里姆林宫以后。不久，他又离开莫斯科到前线去了。每逢他回到莫斯科，那不规则的"皇村"--斯拉夫主义者的第三罗马、其拜占庭式的教堂、亚细亚式的集市和没精打采的东方宿命论似乎总让他感到很别扭。无论是在1905年还是在1917年，他的革命生涯都是跟彼得格勒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莫斯科的对手、俄国的欧洲之窗；他总觉得同彼得格勒的工程师、造船工人、电气工人在一起，比与莫斯科的工人相处更自在，因为莫斯科工人大半是纺织厂的，他们的外表和行为与其说是像城市居民，倒不如说更像俄国农夫。

那克里姆林宫四周的城墙和塔楼，那古堡中弯弯曲曲的小径，那回响着古钟声的城垛的荫蔽处，那大教堂、军火库、大兵营、监狱和钟楼的幽森处，那金碧辉煌的古王宫大厅--四周装点着由历代沙皇从各征服地劫掠到的数不清的神奇圣像，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一切尤其让他感到别扭。托洛茨基和妻子、孩子们一起住在前宫廷官吏居住的骑士大厦里，占用了四个小房间。在走廊的另一头住着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两家共用一个餐厅和一间浴室--人们经常看到列宁在走廊上或浴室里跟托洛茨基的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有时，某一位老朋友，如拉柯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等人因公从外省而来，便会同这家人住在一起。托洛茨基的家庭生活一如当年流亡中他住在巴黎的阁楼上或维也纳的租用套间里一样简朴。也许是因为穷困吧，即使在克里姆林宫，食物也很缺乏。亚瑟·兰塞姆谈到，1917年他送给布哈林少量沏茶用的糖精，这就是很厚的礼物了；而在季诺维也夫的指挥部里，一餐饭只有"碎马肉汤……一点儿粥……茶和一块糖"。1921年时，托洛茨基的孩子廖瓦和谢尔盖，一个15岁，一个13岁，他们几乎没有享受到父母的照顾：他们见到妈妈的时间甚至都有限；因为她的时间都用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该委员部下属的艺术部门的领导工作上了。

克里姆林宫富丽堂皇的气派跟它新住户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托洛茨基曾描写过生活中这样一个滑稽的尴尬场面：一位老宫廷管家在开始服侍他们时，总把饭菜放在绘有沙皇盾形纹章的盘子中端上来，在大人和孩子们面前摆放盘子时十分小心，唯恐把沙皇的鹰徽颠倒了--但愿不会！ "莫斯科的阴沉和野蛮"从各个角落盯着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每当古老的钟声闯进他们的谈话时，托洛茨基和列宁就"彼此相视，似乎有同样的感受：过去的幽灵在角落里偷听我们的谈话……"过去的历史不仅仅是在窃听他们的谈话，而且还在抗拒他们。正如托洛茨基自己所坦率承认的那样，无论如何习惯不了克里姆林宫的摆设。他与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唯有他的历史嘲讽感才因革命闯入了莫斯科的神圣殿堂而得到满足。

他有一种苦恼的心情：内战结束之日就是他的厄运来临之时。他力图用自觉的乐观主义把这种苦恼的心情压下去，一个革命者是永远不应抛弃乐观主义的；他期待着事业和他个人的新胜利。然而，在他的演说和文章中，弥漫的净是那些对业已结束了的革命与内战的英雄时代的怀旧之情。但这并不是他把那个时代理想化了，如同他指出的那样，在那个时代里，农民的棍棒是革命的"最好的工具"，过去俄国农民就是凭着这一原始武器才把拿破仑赶出去的，而现在他们也是凭着它才把地主驱逐出了俄国。他也没有忽视那个时代的沉重遗产--农民由内战而释放出来的破坏性的怒火，现在它却反过来向转入建设任务的苏维埃共和国复仇泄恨了。尽管有这一切苦难、贫困和残酷，但破坏的年代毕竟也是创业的年代；因此托洛茨基又重温了他们当年的所向披靡、英勇无畏和凌云壮志；他意识到在他们身后留下的裂缝。参见托洛茨基10月25日对莫斯科卫戍部队的指挥员和政委们的讲话和1921年9月在部队演习结束时的演说词。

托洛茨基的头脑和精力现在只使用了一半。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不再是政府的轴心了，军队大部分已复员，到了1922年初，它的编制被减少到原来的1/3，也失去了革命理想与激情。内战时期的老兵早已离去，军营里新动员来的一批年龄相同的士兵似乎跟沙皇时代来到军营里的农民儿子一样没精打采和冷漠麻木。环境迫使陆海军人民委员把他将军队改造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的民兵的夙愿搁置下来了，强加在他头上的是枯燥无味的日常管理工作和训练工作。他的时间都消耗在发动部队灭虱、擦靴子、擦枪等杂务上了，再则就是用于请求最优秀的司令员和政委留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他力促中央委员会制止共产党员从部队大批流走，而中央委员会也正式发布了禁令；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效果。托洛茨基在全国会议上一再呼吁政委抵制"传染病式的和平主义情绪"，他为红军士气低落而痛惜哀叹。他力图保持部队不受"苏哈列夫卡精神"的污染，并想利用部队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斗争的工具去反对道德败坏、文化落后、对所谓俄罗斯母亲的迷信，总之，他要保持部队内那种生气勃勃的革命传统和国际主义自觉性。当时正值内战时期的年轻指挥员（其中有些人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元帅）已经受过严格的训练，而且红军本身也有了自己的法令规章。托洛茨基是所有这些积极因素的鼓舞者和重要部分的缔造者。比如说，若是注意一下托洛茨基的《步兵细则》和克伦威尔的《士兵手册》之间的近似性，那是很有趣的事情。《步兵细则》教导红军士兵说："你们都是平等的同志"，"你们的上级是你们的更有经验、更加训练有素的兄弟。在战斗中，在训练时，在兵营里，在工作上，你们必须服从他们。一旦离开了军营，你们就是绝对自由的。""如果有人问你用什么战斗，你应回答说，我们用步枪、刺刀、机关枪战斗，但我也用真理的语言去战斗。我把这些话对敌军士兵讲，他们本身也都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他们应能懂得我的确是他们的兄弟而不是他们的敌人。"

他娴于辞令，不论是用质朴的语言还是用华丽的辞藻都得心应手；他的形式感和色彩感交织成了一种绚丽多姿的新风格。他力图用这种新风格去唤起新兵的想象力，在部队中形成一种意识，即部队绝不是有严密组织的炮灰。在五一劳动节和革命周年纪念日，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卫戍部队司令的陪同下，骑在马上，通过克里姆林宫的斯巴斯基城门，前往红场去检阅已经集合起来的卫戍部队。回应他那"向同志们致敬！"的节日问候，部队中响起了"为革命服务"的回声。这回声震动着瓦西里大教堂的塔尖，荡漾在克里姆林宫墙边革命烈士墓的上空。那时还没有一成不变的浮夸仪式。检阅后，陆海军人民委员同那些从摇晃的木制看台上或从拥挤的军车上下来的其他中央委员一起加入士兵和工人的游行行列。

托洛茨基的露面和演说仍然能激动群众。但是他似乎再也找不到他在内战中准确无误地找到过的那种与听众之间亲密无间的联系了，而这种联系，列宁总是能通过他那平易近人的外表和纯朴自然的表情恒久地建立起来。站在讲坛上的托洛茨基比他本人的形象高大得多；他的演说回荡着昔日英雄的基调。然而这个国家已倦于英雄主义、远大憧憬、崇高理想和激烈的姿态了；更何况托洛茨基由于他最近企图要将劳动军事化而名望有所下降。尽管这样，他的雄辩才能仍能对任何集会的听众具有吸引力，但是这种吸引力已经蒙上一层怀疑甚至反感的阴影了。他的伟大形象和革命功勋是谁也不会怀疑的；然而他不也过于出风头、过于张扬或者过于野心勃勃了吗？

他那舞台式的做派和那英雄式的风度不再使人感到当年由于与时代悲剧相吻合而具有的那种奇妙之处了。现在人们只把他的这种做派和风度看做是舞台做戏。但是他的举止一如既往，因为他不可能有别的举止。不是他故作姿态地想要表现出比他自己更高的形象，而是因为他不可能不这样。他说那种紧张而戏剧化的语言，不是因为喜欢或追求什么舞台效果，而是因为这就是他最自然的语言，最适宜于表达他那激动人心的思想和热烈的情感。人们尽可以把黑兹利特（Hazlitt）那句形容与他不一样的人--伯克（Burke）--的话应用到托洛茨基身上：这个人"想制服他的敌手时，总是把感情、想象和说理交融在一起"，而"人们由于不习惯于政治领域中的这种情景而受到蒙骗，分不清春华与秋实……"；"世人"总是"排斥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然而"他这块金子若做成优雅的式样也并不会减少其价值"；而"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并不是总能得到如他所希望那样的恰当评价。但他的认识能力丝毫不失其真实可靠性，因为这并不是他所仅有的能力"。????????????????????托洛茨基和伯克一样"健谈、滔滔不绝、辞藻华丽"。他跟包括他的家人和亲友在内的人私下交谈时也如同在公众场合演说一样，运用的是他通常在讲坛上和文章里所用的同样的形象、同样的妙语，甚至同样的旋律和同样的节奏。如果他是一个演员，那么他就是一个无论幕前、幕后甚至自己的家都对他毫无区别的演员--一个把舞台和生活融为一体的演员。他在历史活动中确实是一位英雄人物；但正因为如此，他在这平庸褊狭的一代人眼中就显得是如此不真实、不自然；也正因为如此，在早期新经济政策的非英雄化气氛中，他似乎就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了。

不过，不必对托洛茨基性格中这浪漫主义的一面花费太多的笔墨。他一如既往保持着坚定的现实主义。不管怎么说，他并不是一个"赖在舞台上不肯下来"的老演员。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新经济政策所提出来的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去；他绝不用革命原教旨主义的三棱镜来透视新经济政策。他在专心致志地钻研财政、工业、贸易、农业问题的同时，还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提出有关政策性的专门建议，关于这些专门建议，后面还将详加阐述。他运用他那振奋人心、滔滔不绝的辩才为那并不令人欢欣鼓舞的"退却"进行辩护，并在1921年、1922年共产国际的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新经济政策阐释者的身份出现。他用了比过去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共产国际的活动，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抵制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倾向，后两者鼓励不合时宜的、轻举妄动的国外起义，例如德国的三月行动。他负责共产国际法国委员会的工作，并参与制定共产国际每一重要部门的行动。

然而，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例行公事，国内经济紧急问题和共产国际的活动仍然未能耗尽他的全部精力。他还要忙于许许多多其他任务，而其中每一项对于一个精力较差、能力较低的人来说都是要占用其全部时间的。比如说，他领导着后来由雅罗斯拉夫斯基（Ярославский）接管的无神论者协会。他以哲学启蒙精神来领导它，从而基本避免了伤害宗教信徒的过火行为，而这种过火行为却是雅罗斯拉夫斯基领导下的无神论者协会工作的特点（他甚至还领导着一个没收和搜集教会财产的秘密委员会，这笔财产预定用来支付为减轻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灾情而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托洛茨基档案。此时，他还是俄国知识界的主要精神鼓舞者和主要的文学批评家。他时常与之谈话的人中包括科学家、医生、图书馆馆员、新闻记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员，他向他们解释他们所从事的课题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此同时，他反对党内日趋明显的倾向--强使国家的文化生活趋向僵死的千篇一律。参见本书第三章。他在许多文章和演说中以更加通俗平易的语调坚持自己的观点：必须使粗野的俄国生活方式文明化，培养良好的习惯，讲究卫生，提高自从革命以来已经受到贬损的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的规范化，扩展和陶冶党员的情趣，等等。在列宁时代的最后几年里，由于列宁早已很少在公众中露面，托洛茨基在这些方面已经成为党内首要的、最有权威的发言人了。

迄今为止，他的浪漫主义气质尚未使他去反叛使党或毋宁说老近卫军得以建立并巩固其政治垄断权的那种严酷的现实主义。在新经济政策宣布前后，他确是一个严峻的纪律执行者，尽管他号召守纪律是以令人信服的论点为基础并诉诸理智的。他大加赞扬的仍然是党的"历史继承权"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他争论道：无产阶级的民主程序不可能在社会的动荡与混乱中得以遵守；革命的命运绝不能依赖于人数减少并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的不稳定情绪；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所能掌握的一切手段来保持"钢铁般的专政"。他曾经表示过，党的政治垄断权只是一种紧急措施，一旦紧急局面结束，就要撤销它；但这并不是他现在要说的话了。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一年多之后，他就经济复苏的征兆以及各方面引人注目的"上升运动"在《真理报》上撰文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结束一党制或者至少应对孟什维克取消禁令的时机是否到来了呢？他的回答是坚决否定的。他现在为政治垄断辩护的理由与其说是因共和国的内部困难，倒不如说是因这样的事实：共和国是个处于四面围困中的堡垒，在这样的堡垒内是绝不能容许任何反对派存在的，哪怕只是一个弱小的反对派。他呼吁在俄国处于国际孤立的整个时期内强化一党制，但却没有料到它竟然持续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当他回忆过去自己曾一度嘲笑各式各样政府企图镇压政治反对派但最终却显出无能时，便以下列理由为自己今日态度的明显改变进行辩护（这些理由有朝一日还会调转头来反对他自己）："如果一个犯了时代错误的政府或政权想要用镇压措施来反对新的、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势力，那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在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政府手中，这种镇压措施却可能成为有效的工具，把那些早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势力迅速地清扫出竞技场。"

1922年6月，在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著名审判中，他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他对被告的揭露既才气横溢又激烈，他判定他们对多拉·卡普兰刺杀列宁以及其他恐怖行为负有政治责任。这次审判是与在柏林召开的"三个国际协商会议"同时举行的。布哈林和拉狄克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了这次旨在建立共产党人与西方社会党人之间的"联合战线"的大会。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抗议这次审判；布哈林和拉狄克为使谈判顺利进行，答应不对被告处以死刑。但列宁对布哈林和拉狄克"向敲诈勒索行为屈膝投降"并"容许欧洲改良主义者干涉苏维埃内政"极为愤慨。托洛茨基与列宁一样愤怒。但为了避免谈判破裂，托洛茨基提出折衷的审判方案：判处被告死刑，缓期执行，其明确的条件是：社会革命党今后不得再从事恐怖活动和鼓动恐怖主义的图谋。

托洛茨基严格执行纪律的态度也同样在党内表现出来。他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和共产国际指控工人反对派。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工人反对派的行为和观点已受到谴责，但此后它对党的领导的攻击的激烈程度更是无以复加。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攻击政府助长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的利益，践踏工人权利，粗暴背叛革命。他们既在党内受到挫败，又受到列宁驱逐出党的警告，于是向共产国际控诉列宁。托洛茨基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了反驳他们的理由，因而他们的申诉未予受理。1922年春天，俄国党召开了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判决，而托洛茨基再次担任了起诉人。他的讲话不带任何恶意和怨恨，甚至对工人反对派抱有一定的同情；但是他仍然铁面无私地确认指控。他说：工人反对派采取向国际控告俄国党这种空前的举动，这是它的权利。而他反对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的是他们在其抗辩中所使用的那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狂妄语调以及谈到自己与党的时候使用"我们"与"他们"这样的词语，仿佛施略普尼柯夫与柯伦泰已经筹建了另外一个党。他说，这种态度会导致分裂，并给革命的敌人提供一切有利的机会。他为政府的农业政策和对私有财产的让步进行了辩护，也为它的受到同样强烈攻击的观点--将"长期与资产阶级国家和平共处和有效合作"--进行了辩护。

工人反对派并不是唯一泼冷水者。在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党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亲眼看到他自己和列宁遭到最亲密的老朋友的攻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也说党向富农和外国资本主义屈膝投降，梁赞诺夫则大声谴责普遍流行的政治腐败和政治局统治党的随心所欲的专横态度；乌克兰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与斯克雷普尼克（Скрыпник）抗议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认为这与那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旧俄国别无二致；始终是民主集中派的布勃诺夫谈到了党的"小资产阶级堕落"的危险；此外，还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是主要的经济理论家之一，也是前中央委员会书记。同上，第89-90页。谁能想到，这些批评者绝大多数有一天会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头面人物；谁能想到，托洛茨基自己有一天会像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一样也向共产国际控诉俄共中央委员会。但在目前，托洛茨基还受到列宁的由衷赞扬，他作为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喉舌，加之于反对派的是纪律、纪律，还是纪律。

但是，他仍然只是老近卫军中的外人--在近卫军之中，却不属于近卫军。即使在1922年这次代表大会上，那时还是亚美尼亚一位年轻代表的米高扬（Микоян）就在讲台上公然表达了这个意思而没有受到任何驳斥。在辩论过程中，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都对党政不分表示关切和不安，并谈到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各自的职能分开。当时米高扬说，从托洛茨基的嘴里听到这类看法，他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托洛茨基是"政府成员，而不是党的成员"；但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怎么也能有这样的想法呢？米高扬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说出这番话的。他不过说出了许多老近卫军心里想说但没有公开说出的话而已：在他们眼里，托洛茨基是政府成员，而不是党的成员。

现在，当老近卫军突然发现自己上升到未曾梦想的高峰，高居于人民、工人阶级和党之上时，便开始精心编造它自己的历史，甚至是关于它的神话；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怀着一种虔诚，这种虔诚对任何一群老近卫军战士来说都是不会缺少的，是植根于他们对那些共同进行的伟大战斗、共同赢得的伟大胜利的记忆中的。整个国家对于那些从隐蔽的地下活动中崛起、站在它的前列的那些人，可以说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现在是时候了，要告诉人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业绩。党的历史学家们去挖掘档案，着手再创造他们那史诗般的故事。历史学家们的故事所讲述的几乎都是超人的大智大勇和对事业的忠诚。这些故事并非是他们蓄意编造的。其中大多数是真实的；连并不完全真实的事，他们也真诚地相信。当老近卫军的成员们从往事的灰暗镜子里看自己时，他们理所当然地看到镜子变得明亮了，而他们在镜子里的形象则在所追忆的胜利的革命光焰照耀下膨胀起来。但是，当他们再仔细往镜子里看时，却不可避免地在托洛茨基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对头：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盟友、八月联盟领袖、尖锐辛辣的论战者，而这位论战者即使单枪匹马也是他们的危险敌人。于是，他们就重温托洛茨基与列宁在公开争论中互赠的那些辛辣绰号；此外，所保存的不为人知的手稿与信件的档案也提供了两人加诸对方的许多其他尖刻评论的证据。每一份与党的历史有关的文件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受到毕恭毕敬的对待和公布。问题发生了：托洛茨基昔日反布尔什维克的那些激烈言论是否应从公布的文件中撤出来？当托洛茨基于1912年写给齐赫泽的一封信在沙皇宪兵队的档案里被发现后，主管党的档案的奥里明斯基（Олиминский）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在信中称列宁是"阴谋家"、"瓦解组织的能手"、"利用俄国的落后谋求私利的行家"。托洛茨基反对公布，他说纠缠于旧账是很愚蠢的；更何况他并不认为过去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全都错了，只是他不想让有关历史的辩驳牵住鼻子。这份攻击性的文件没有印出来，但是它的内容很有刺激性，其复印件在忠诚的老党员中传抄开了。他们议论道，瞧，托洛茨基在信中是怎样诽谤列宁的。给谁写的？齐赫泽，一个老叛徒；而他竟然还说他并非全错！当然，自那以后，托洛茨基只要有必要就作大量纠正；1920年当列宁50诞辰时，托洛茨基赞颂列宁，他写了一篇短文概括介绍列宁的性格，既有透彻的心理真实性，又充满着崇敬之情。尽管这样，过去的零星插曲仍然在提醒那些对党的缔造者除了崇拜别无他想的人们：托洛茨基皈依布尔什维主义只不过是最近的事。

不仅仅是对昔日纠纷的回忆妨碍着老近卫军承认托洛茨基是自己人。他的坚强个性没有湮没在老近卫军中，也没有披上它的保护色。托洛茨基以其敏锐的思维能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超越了老"列宁主义者"。他得出的结论哪怕与别人相吻合，也总是通过独立思考而不是根据党的传统所确立的公式得出的。他阐述自己思想时的轻松自由，与列宁的多数门徒囿于正统公式来表达思想的那种拘谨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像那些抄写员，他说话是有权威的。他的智力兴趣之广博丰富，让一些人心中暗生猜忌，他们或出于需要，或出于克制，或出于嗜好，惯于把自己狭隘地局限在政治和组织方面，并且将他们的狭隘当做美德而沾沾自喜。

因此，几乎他所具备的一切，诸如丰富的内心世界、雄浑奔放的辩才、文字上的独创性、行政才能和魄力、完善的工作方法、对同事和部属的严格要求、超然的态度、不拘小节，甚至不擅聊天--所有这一切都在老近卫军成员中引起了一种自卑感。他一向讨厌向这些人卑躬屈膝，而且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念头。他不但不能容忍这些蠢人，而且总是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蠢人。老近卫军们同列宁相处则要自在得多，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列宁的领导，而列宁也总是不伤他们的尊严。例如，当列宁抨击某种政治立场而且又知道其信徒中也有人持这种立场时，就小心翼翼地不把这种立场归咎于他们，而希望他们能从中摆脱出来；因此，他总能让他们不失体面地退却。每当列宁着意要把某个人争取到自己的观点方面来时，他总是采取一种巧妙的谈话方法，使这个人离开时深信他是通过自己的思考而非列宁的压力而得出这种新观点的。而在托洛茨基身上，这样的巧妙艺术却几乎一点儿也没有，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去提醒别人犯了错误，而坚持自己高人一筹和有先见之明。

他的先见之明并不因其炫耀而失去真实性，然而却是得罪人的。他那活跃的、富有创见的头脑永远令人震惊，令人不安，令人恼怒。他不容许他的同事和部属沉沦于环境惰性和思想惰性之中。党刚刚决定一项新政策，他就马上揭示它的那些"辩证的矛盾"，抓住它的后果，预言新的问题和新的困难，力促作出新的决议。他天生就是一个爱找麻烦的人。他的判断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多半会引起抵制。他的头脑运转得如此之快，搞得别人气都喘不过来、精疲力竭、牢骚满腹，结果是对他敬而远之。

然而，尽管他在莫斯科城里、克里姆林宫内、老近卫军中几乎是一个陌路人，但在列宁的支持下，他仍占据着革命舞台的中心。

***

1922年4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给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投下了一层阴影。4月11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列宁建议任命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托洛茨基断然地并且多少傲慢地拒绝接受这项任命。托洛茨基的拒绝及其拒绝方式颇使列宁恼怒，于是，一场新的争论中的许多麻烦都因此引起。新怨加上旧恨导致了政治局的分裂。

列宁希望托洛茨基会同意作为他的代理人领导政府。列宁是在斯大林已经成为党的总书记一星期之后提出这项建议的。尽管总书记只是被指定去执行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但是对斯大林的任命却使人猜测是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列宁早就要求把工人反对派的领袖们驱逐出党；但他在中央委员会中仅以一票之差未能获得必要的2/3多数。此事发生在1921年8月9日--这个事实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一再提到。他指望斯大林能强制执行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所宣布的严禁党内组织反对派的命令。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总书记窃取更广泛的任意决定权，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了。

列宁对任命斯大林忧虑重重；但是局面既已形成，显然是为了抵消斯大林的影响，他才要把托洛茨基安排到人民委员会内，使之拥有可与之匹敌的权势和责任。列宁也许早有打算，想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职位分配作为一种手段，实现党政分开，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历来坚持这种必要性。为使党政分开有效地实现，看来需要找一个跟管理党的机关的人同样意志坚强的人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

但是，在列宁的计划中，托洛茨基并不是唯一的副主席。曾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曾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Цюрупа）都已获得同样的资格。列宁后来还建议加米涅夫也应担任同样的职务。每位副主席主管某几个行政部门或某几个人民委员部。托洛茨基名义上虽然只是三位或四位副主席中的一位，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在列宁的意图中，他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把手。但即使没有任何正式名分，托洛茨基无论怎样也都已尽了这一职责，将其卓越的首创精神运用到了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中；列宁的这个建议是有意将托洛茨基的地位合法化并且使之得到加强。

列宁期望托洛茨基占据这个位置的迫切心情可以从下述这件事实看出：他反复提到这个问题，在九个月里多次提出同一建议。当他在4月间第一次提出这个建议时，他还没有病倒，因此，他也许还没有想到关于他的领导地位的继承问题。但他工作过度劳累，心力交瘁。他长期患有失眠症，被迫减轻他自己的公务重担。5月底，他第一次中风，到了10月才恢复工作。9月11日，列宁仍在病中，医生还警告他要绝对休息，他就打电话给斯大林，请他把托洛茨基的任命问题以最正式、最紧急的方式再一次对政治局提出来。最后，在12月初，继承问题已使列宁极为焦虑，他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而这一次他是直接跟托洛茨基私下商谈的。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拒绝呢？这也许是因为在形式上把他安排在与其他副主席同样的地位上有损他的自尊心，而他们只是列宁的下级助手。他说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设立这么多副主席；他带着挖苦的口吻提了意见，认为这是职能重叠、分工不明确。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托洛茨基在1922年4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同时，他还对政治权势作了"虚"与"实"的区分，认为列宁给他的只是虚名，政府的杠杆掌握在党的总书记手中，也就是掌握在斯大林手中。他与斯大林之间的对立在内战后仍然存在。即使是现在，这种对立也在政治局里继续着，表现在关于政策的分歧和关于任命的争执中。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即使作为列宁的代理人，他的每一步也都得取决于总书记处的决定。而总书记处可选派布尔什维克到政府的各个不同部门去，单凭这一点就能有效地控制这些部门。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跟列宁的态度一样是自我矛盾的；他需要党，更确切地说，是需要老近卫军去绝对控制政府；但是他又想防止党的机关干涉政府工作。只要老近卫军与党的机关基本平行，即使不完全平行，这两件事就不可能同时做到。托洛茨基在拒绝了列宁的建议之后，首先推行他自己的对行政机构大检查计划；但后来他又确信，只要党的总书记处（以及组织局）的权力不被削弱，这样的计划就不可能产生预期效果。个人间的敌对和行政上的争执通常是与政策上更广泛的分歧交织在一起的。

现在，政治局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纲领没有引起争论。大家一致同意，战时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必须代之以一种混合型经济，其中私人"成分"与社会主义"成分"（即国营经济）可以彼此共存，并在某种意义上互相竞争。大家看到，新经济政策不仅是权宜之计，而且是长期政策，这个政策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大家都认为新经济政策理应有双重目标：当前目标是借助私营企业的帮助复兴经济；而基本目标则是促进社会主义成分，并保证其逐步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如果说在这些一般原则政策上可以取得共识，那么，当一般原则落实到具体措施时，意见分歧便产生了。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首先认为有必要鼓励私营企业，而另一些领导人虽然并不否认这种必要性，却迫切希望促进社会主义成分。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头几年里，普遍的情绪是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强烈抵触。布尔什维克急于要说服国人不必担心倒退到战时共产主义去；他们自己也深信这样的倒退是绝不允许的（除非发生战争）。再没有比把经济从废墟中抢救出来更重要的事了；而他们看到唯有农民和私有商人才有可能开始这种抢救。因此，他们绝不认为对农民和商人的鼓励是太放任了。其后果不久便显示出来了。1922年，农民的收获量大约达到战前正常年份收成的3/4。这使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里，一次好收成就会产生奇迹。饥荒和瘟疫得到了控制。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立刻缓和了危急的形势。但工业复兴的步伐仍然很慢。1922年，工业产值仅为战前的1/4。即使最初这几年有一些进展，主要也是发生在轻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业。重工业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国家没有钢铁、煤和机器，这再一次使轻工业受到生产停顿的威胁，因为机器得不到修理或更换，并且缺乏燃料。工业品价格已猛涨到用户不能承担的地步了。价格猛涨是由于需求远未得到满足，工厂开工率低，原材料奇缺。形势日趋恶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在工业管理中缺乏经验以及官僚的无能。工业停滞对农业产生有害的作用，并且使城乡之间本来已脆弱的"联系"再一次受到了中断的威胁。如果农民有钱买不到工业品，他也就不愿意出卖粮食了。对个体农业和私人商业让步尽管是必要的，但这些让步还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指望把问题扔给"市场"，通过供求关系的自发作用使它得到迅速解决，同时又无损于政府的社会主义初衷。

政府看不清楚该如何去应付这个局面。它只能得过且过。它采取的是治标办法，而治标办法的选择则是受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普遍抵触所支配。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由于鲁莽地废除一切市场经济而烧伤了手指，因此现在涉足市场时就格外小心。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他们根本不想阻止向农民索取粮食和原料；而现在他们却迫不及待去安抚农民。他们希望对消费品日趋强烈的需求会驱动工业车轮的运转，同时也希望重工业能蹒跚着走向恢复。同样的态度也在财政政策上显示出来。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货币与信贷被当做旧秩序的遗物受到唾弃，并被认为是正处在消亡之中的东西。现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重新发现了货币与信贷的重要性，宁愿把资金投放于获利见效快的企业，而不愿投放于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企业里。他们把信贷倾注到轻工业部门，而忽视了重工业部门。就某种意义来说，这种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抵触是自然的，甚至是有益的。但是像负责经济和财政部门的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之类的党的领袖，则把这种抵触推向了极端。

应该记住，就新经济政策的颁布来说，托洛茨基与党的其他领袖没有什么分歧。甚至早在中央委员会最终接受它的一年之前，他本人就已提倡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了；也正因为这样，他因政府竟把紧急的经济问题拖延了两年或一年半之后才去解决而私下指责列宁，就不是无缘无故的了。托洛茨基档案，1921年8月7日和1922年8月22日托洛茨基对政治局所作的声明。然而，尽管托洛茨基是拥护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人，但他绝不向抵触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倾向让步。他并不像他的政治局的同志们那样相信对农民和商人进一步退让就能保证经济恢复，也不相信发挥市场的自发作用能恢复工农业之间以及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平衡。他也不像索柯里尼柯夫和李可夫那样对重新发现的正统财政观念价值抱有新的热情。

在1921年和1922年初，这些意见分歧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农业和私营贸易尚未迈开大步。但不久之后，严重的争论便展开了。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对工业政策作出紧急修改，而加快工业复兴的步伐已经刻不容缓。轻工业的"繁荣景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基础是狭窄的；除非轻工业部门的生产机器有可能得到修理和更新，否则持续不了很久（农业同样需要农机具来保持发展）。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冲出重工业的死胡同：政府应当从全局出发，制订出工业上的"全面计划"，而不是依赖市场和供求的自发作用。经济发展孰先孰后的次序应该是固定的，而且必须优先考虑重工业。资源和人力必须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起着根本作用的国营公司，而那些不能有效迅速地促进经济复苏的企业应当关闭；即令这会使这些企业的工人暂时失业也应在所不惜。财政政策必须服从工业政策的需要，接受国家利益的指导，而不是受利润率的支配。信贷应当面向重工业，国家银行应当对重工业设备的更新进行长期投资。托洛茨基主张，由于私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不平衡，迫切需要对政策作这样的方向性调整。现在，一方面，私人企业已是有利可图，而且，积累资本和不断扩大；而另一方面，大批国营工业则处于亏损状态。两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对比，威胁着政府政策的社会主义目标。

在30-40年代之后，托洛茨基的这些见解已经成为起码的常识，而当初看起来却似乎是牵强附会的。而更牵强附会的看来是托洛茨基坚持计划的必要性。计划性之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本质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言而喻的原则，当然也为布尔什维克所熟悉并作为基本原则而接受。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他们以为已经处在可以立即建立羽翼丰满的计划经济这样一个阶段了；当托洛茨基提出需要"统一计划"来确保经济重建的平衡时，他没有遇到任何反对意见。但甚至那时列宁就在写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一张短小而意味深长的便条中说道："我们穷得像叫花子，像食不果腹、囊空如洗的叫花子。……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乌托邦'。"1921年2月22日，正当战时共产主义结束的前夜，政府决定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但是，自从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由于全力转向活跃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这个概念便黯然失色了。在俄国人民心目中，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同战时共产主义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跟它沾边的东西都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不错，1921年4月1日，在新经济政策刚颁布不久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Кржнжановский）任主席。实际上这个新机构有名无实。它的职权界限模糊不清；也没有人想搞清楚。它无权制定长期政策和计划，也无权将计划付诸实施。它只能就日常发生的行政忙乱现象向工业管理部门提出一些建议罢了。

托洛茨基几乎从一开始就对这种状况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随着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对计划的需求不是降低了，而是越来越迫切了；如果政府仅仅将它看做是次要的纯理论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托洛茨基主张说，正因为人们又一次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才必须设法控制市场，并且增强自身的控制能力。他重申"统一计划"的必要性，他说，如果没有统一计划，就不可能使生产合理化，不可能把资源集中到重工业，不可能重新达到各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最后，他要求明确地规定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限，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充分资格的权威性计划机构，使它有权审定生产能力、人力和原材料储存，从而能提前几年确定生产指标，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比例平衡"。早在1921年5月3日，托洛茨基就已写信给列宁说："不幸的是，我们的工作在毫无计划并且也不懂得计划必要性的情况下进行着。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有意否定这种必要性--即为最近的将来制定出一个切实有效的经济计划。"列宁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便笺中说"托洛茨基火气极大"。

他在政治局里得不到响应。列宁反对他。列宁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计划性只有在经济高度发达和高度集中的国家里才是有效的，而不是在拥有2000多万个分散的小农户、涣散的工业、私人商业的野蛮落后的国家里。列宁并不是否定长期发展计划的必要性，他本人就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提出了一个俄国电气化的计划，并把它概括为一个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等于社会主义"。但列宁认为涵盖整个国有化工业的"全面计划"这种想法是不成熟的、无益的。托洛茨基则主张说，若不是建立在全面计划的基础上，列宁的电气化计划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他质问道：假如缺乏用来建设电力厂的工业产品，何来电气化计划呢？他也意识到，在现有条件下，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所预期的那种计划类型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预先假定有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并且充分社会化了的现代社会的存在。但他所要求的全面计划只包括国有工业，而不包括私有成分，因此他并不认为现在实施计划经济为时过早。他看到了在国家所有制这一事实与政府有意允许多种多样的国营企业各行其是之间的矛盾。他说，全民所有制已把整个工业转变为一家康采恩，如果没有统一计划，这家康采恩的经营管理就不可能是卓有成效的。托洛茨基甚至在新经济政策颁布前夜就已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论证。

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见解。而更为大胆的是托洛茨基在1922年就开始阐明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想法。这是托洛茨基在一个不发达国家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对马克思的一个历史观点的运用。当正常的资本原始积累几乎还没有开始或者还很弱小，不能容许工业根据它自身资源也就是自身利润来发展时，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初期就被马克思称做原始积累时期。早期的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采用一切暴力的和超经济的手段，努力把生产资料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且继续不断地采用这些办法，直到资本主义工业强大起来，能够获取利润，足以把巨额利润重新投入到生产中并在它自身结构内获得自我生存和自我扩展为止。对自耕农的剥削，对殖民地的掠夺，海盗行为以及后来的低工资制，都曾是这种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这种原始积累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曾经持续了好几百年。只有当这个过程向前推进到一定程度时，正常的资本积累时期方才到来，而"合法的"利润为大规模投资及持续工业化构成了主要基础，尽管不是唯一的基础。

那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也必须经过一个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类似的发展阶段。他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将在资产阶级社会所积累起来的并且国有化了的现代工业财富的基础上兴起。但在俄国还不存在足够的那种财富；而且经过这些年的破坏和蹂躏，留下的财富就更少了。布尔什维克在宣布以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之后，却发现俄国缺少的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他们必须首先奠定这个基础。托洛茨基主张他们必须进行原始积累，但这是跟他们的先驱者不同的原始积累，这种原始积累应当在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

托洛茨基当然无意暗示社会主义政府应该或者可以采取那种"血腥可耻"的掠夺和剥削的办法，那是马克思将之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联系在一起的；他也无意暗示社会主义来到世上也同资本主义一样"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加强和加速资本的形成则是必要的。俄国工业的发展不能按照把利润重新投入到生产中去的正常过程来进行。大部分俄国工业仍然亏损，即使不亏损，也仍然产生不出巨额的剩余部分来维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加速工业化。国家公积金的增加既可以用牺牲私营商业和农业年收益为代价，也可以用牺牲全国工资总额为代价。只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托洛茨基才开始力促对耐普曼和富裕农民课以重税。而眼下，即1922年，他仅仅着重指出，唯有牺牲工人利益，经济机体才能得以运转、重建和发展。例如，10月间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说："我们接管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已被推向这样一个阶段，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我们不能满足于使用1914年以前的工厂。它们已被破坏殆尽，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力才能把它们一步一步地重新建设起来。"他又说：工人阶级"唯有作出重大牺牲、竭尽全力、鼓足勇气、不惜流血，才能走向社会主义"。

他的呼吁立即招致了反对。工人反对派早已说过，新经济政策允许对无产阶级进行新型剥削；而这种讽刺挖苦的话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口号。托洛茨基的论点仿佛是对这种责难真实性的注解并为它提供依据。难道他实际上不是说服工人屈从于这种新型剥削吗？他反驳道，只有当一个社会阶级被迫为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流血流汗、做牛做马的时候才谈得上剥削。而现在他要求的是工人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流血流汗。他说，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也只能被指责为让工人"自我剥削"，因为他号召工人为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为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作出"牺牲"和不惜"流血奋斗"。

这已不是托洛茨基第一次把他的论点建立在将工人阶级与国家等同的基础上了。在1920年和1921年间，他说过同样的话来反对工会自治。他说，工人阶级并无自己的利益需要保护以免受到它自己的国家的侵犯。列宁当时回答说，托洛茨基所求助的无产阶级国家仍然是一个抽象物；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国家，它还必须维持工农之间的平衡，更糟的是，它已受到官僚歪曲。工人当然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国家，但他们也应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这个国家的侵犯。当托洛茨基此刻再次声称工人阶级与其国家利益相一致时，他就使自己面临着同样的批判。他不正是借这个抽象观念的名义来敦促工人肩负起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副重担吗？官僚阶层、富农分子和耐普曼不正是主要的受益者吗？如果工人阶级拒不承担这副重担，那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如何才能实现呢？这些问题在随后几年里愈益突出。托洛茨基立即回答道，他所提倡的政策不能、也不应强加在工人头上--只有取得工人的同意，政策才能得以推行。因此，主要困难是属于"教育性质的问题"：应当使工人们认识到，什么是必需的，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因为没有他们的自愿和社会主义热情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他又一次试图拨动工人阶级英雄主义的心弦，就像他以前曾做过的那样：在1919年白军威胁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时他做得极其成功；在1920年与1921年之交冬天的喀琅施塔得骚乱前，他又一次尝试却遭到彻底失败。应当补充说，他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在此阶段内并没有遇到政治局内的反对，尽管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不愿意自己的声誉受到连累，也不愿把不惜"流血奋斗"的坦率要求摆到工人们面前。

这些就是托洛茨基在新经济政策早期所阐明的主要经济思想，他当时实际上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先驱之一。但他并不是这些思想唯一的首创者。他的言论代表了一小部分接近托洛茨基的理论家和行政人员的集体思想，尽管其中有些人不赞同他那拘泥于纪律的态度。根据托洛茨基自己的说法，最早发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新词的人是曾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任职的民主集中派领袖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Владимир Смирнов）。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应当被看做是这个思想的主要理论家，他在1925年问世的著作《新经济学》有别于托洛茨基的论述，他所阐明的理论根据更深刻、更严密；无疑，他在1922-1923年间就提出了他的这些思想。尤里·皮达可夫是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灵魂，他也主张统一计划经济，为当时重工业的形势而忧虑，批评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的信贷政策。参见托洛茨基档案。毫无疑问，托洛茨基从这些人，或许还从其他人那里借用了某些观点。但是，所有这些人不是拘泥于理论上的探讨，就是沉溺于行政工作，不可能提出比抽象议论或者经验主义的局部结论更为深刻的东西了。唯独托洛茨基能把他们的思想和结论转化为政策纲领，并在政治局里为其辩护，在全国听众面前为其解释。

列宁仍然对"统一计划"和"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没有多少兴趣。他把他的电气化计划描绘为"争论中唯一严肃的工作"，并把"全面计划"斥为"空谈"。斯大林也持相同的态度；而且他还不遗余力地扩大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裂痕。那些二流的领导人，诸如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则视托洛茨基的政策侵犯了他们的职责。他们怀疑计划性，反对授予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大的权力。他们曾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散布过流言蜚语，眼下则公开指责：托洛茨基之所以要求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只是因为他觊觎它的领导权；当他不再是国家军事独裁者之后就一心想当国家经济的老板。我们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否真想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首脑。即使如此，这愿望也无可厚非。他曾严厉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现任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说此人不称职，但他从未提议他本人作为候补者，他完全是就事论事。然而，个人野心和本位主义的忌妒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进来。因此，他的敌手们认定，一个权力加强了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必然会同以列宁为主席、以托洛茨基为副主席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相抗衡。1921年8月7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托洛茨基反驳道，在他看来，劳动国防委员会仍应掌管重大政策，而国家计划委员会则应把政策化为具体的经济计划，并监督执行。他没能说服中央委员会采纳他的意见。

与这些争论同时，又发生了有关工农检查院的冲突。斯大林从1919年起就一直任工农检查院的首脑，直到1922年春他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时为止；但即使在此后他也对工农检查院施加了强大影响。工农检查院拥有广泛多样的职能：它有权审查全体公务员的道德品质问题而无须事先警告，它可以检查任何一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它可以监视整个行政系统的工作效率，并且有权制订提高效率的措施。按照列宁的意图，工农检查院应当发挥相当于超级人民委员部的作用，有了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可使尚未实现民主管理的行政机构自己监督自己，并且保持严格的自律。实际上，斯大林却把工农检查院变成了他在政府内部的私人警察机关。早在1920年，托洛茨基就抨击工农检查院，宣称它的检查办法是浪费时间、毫无效益；而它所干的一切也只不过是扰乱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说："你不可能创造一个特殊部门，能够集政府智慧于一身，并真正能够……监督、检查所有其他部门。每个政府部门都知道，每当需要改变政策或者需要在组织上进行重大改革时，若期望工农检查院的指导，那是徒劳的。工农检查院本身就是政府法令与政府机制之间缺乏协调性的惊人例证，它本身正成为因循拖拉和独断专行的一个强大因素。"无论如何，工农检查院这样的机构所需要的正是"广阔的视野，是关于国家事务和经济事务方面的广阔视野，是比执行这类工作的机构所具有的要更加广阔的视野"。他把工农检查院比做灰心丧气的不称职者的庇护所和避风港，这些人被所有其他人民委员部踢了出来，"同真正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工作完全断绝了关系"。托洛茨基甚至不止一次提到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爬上高位的超级不称职者。

列宁为斯大林和工农检查院辩护。他因政府公务员的无能和腐化而恼怒，因而寄很大希望于工农检查院。他认为托洛茨基是在泄私愤，所以感到气愤。托洛茨基争辩道，起码在经济部门里，那种因循拖拉是组织不完善的后果，而这种组织不完善反过来又反映了经济政策中缺乏任何指导性原则。依靠工农检查院的检查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医治的办法只能在计划性和改组了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中找到。"无能"这种病症也不可能用突击处理和通过斯大林的人民委员部对政府公务人员施加威胁恫吓而得到根治。托洛茨基说，在一个有着政府历来野蛮腐化这种糟糕传统的落后国家里，主要的任务是要去系统地教育政府工作人员，并且用文明的工作方法去培训他们。

考虑到这种种分歧，托洛茨基不肯当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他不能违心地接受这样一个职位，因为如果接受了，他就不得不去执行他认为缺乏中心思想的经济政策，不得不去指挥他认为结构不合理的行政机构。1922年夏天，当列宁敦促他利用这个职位发动一场反官僚主义滥用权力的运动时，托洛茨基回答道：最糟糕的滥用职权根子就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他抱怨说，政治局和组织局粗暴地干涉政府事务，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他们甚至没有征得各人民委员部领导的同意，就擅自作出有关各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因此，只要这种罪恶行径还在党内到处泛滥，通行无阻，那么与行政机构中的因循拖拉作斗争就是徒劳的。但列宁没有领会托洛茨基的意思。他信赖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不亚于他信赖作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斯大林。

1922年夏天，围绕着莫斯科对非俄罗斯共和国和苏俄各州的控制方式发生了进一步的分歧。布尔什维克曾保证让这些共和国拥有自决权，其中明确包括退出联邦的权利；这个保证已载人1918年的宪法。同时，他们又坚持严格的集中制政府，并在实际上践踏了非俄罗斯共和国的自治权。人们记得，托洛茨基早在1921年就抗议过对格鲁吉亚的征服和占领，而斯大林则是这一行动的主要鼓动者。后来托洛茨基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为这次征服辩护。更晚一些时候，即于1922年春，在党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指控列宁政府抛弃自决权原则，恢复"统一而不可分的"旧式俄国时，托洛茨基则保持沉默。但很快他本人就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提出了同样的指控，仍然是针对格鲁吉亚问题以及斯大林在那里的所作所为，结果使冲突极度激化。

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正是他下令镇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的。当格鲁吉亚的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如姆季瓦尼（Мдивани）和马哈拉泽（Махарадзе）对此提出抗议时，斯大林企图恐吓他们并压制他们的抗议。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根本趋向的，因为若是在莫斯科取缔孟什维克党是对的，那当然没有什么明显理由说在梯弗里斯就不能做同样的事。托洛茨基签署过俄罗斯的禁令，但抨击它在格鲁吉亚的延伸。他指出，俄罗斯的孟什维克党人由于其反革命立场已经名声扫地，但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人仍然拥有强大而普遍的支持。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的论点要令人信服，唯有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仍然建立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不过，既然托洛茨基也接受下述观点--布尔什维克为了革命利益有权保持他们的政治垄断而不管他们是否拥有人民的普遍支持，那么他的攻击就有些虚伪了。从一党制的实现到迫害反一党制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其间只是一步之差，尽管这是从言行一致到荒诞不经的一步之差。当斯大林企图恫吓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时，这是他第一次把镇压的措施应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去。他也严重损害了布尔什维克对待非俄罗斯民族的政策原则性，斯大林自己曾是这个政策的提倡者，而布尔什维克也曾因这个政策的宽宏而自豪。

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在自我辩护中转而反对斯大林政策中极端的中央集权主义原则。他们质问道，莫斯科人民委员会有什么权力可以决定梯弗里斯的政治生活呢？民族自决权跑到哪里去了？难道说弱小民族非得被迫回到那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俄罗斯帝国不可吗？这都是击中要害的问题。与此同时，斯大林却变本加厉地准备一部新宪法，它比原1918年宪法具有更加强烈的中央集权主义色彩，它打算剥夺和废除非俄罗斯民族的权利，变苏维埃联邦为苏维埃联盟。因此，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其他共和国一致起来反对这部新宪法。

当所有这些抗议提到政治局面前时，托洛茨基支持它们。现在证实他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正是这种担忧使他最先提出反对兼并格鲁吉亚。他在斯大林的行为中觉察到对权力的丑恶的、公然的滥用，它把中央集权制推到一种无限危险的境地，亵渎了非俄罗斯民族的尊严，使它们警觉到"民族自决权"只不过是一个骗局。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准备了一份对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的诉状，断言这些"民族分裂主义者"反对苏维埃货币在格鲁吉亚流通，拒不与相邻的高加索各共和国合作，拒不与它们共享仅有的食品，而且他们在根本上是受民族利己主义的精神所驱使，不利于苏维埃联邦的整体利益。如果说这种指控是真实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在党员中是不能容许的。托洛茨基不相信这种指控是真实的。列宁与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则把这场冲突视为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两派之间的内部纠纷；而从他们的考虑来说，政治局最慎重的方针就是接受斯大林的观点。斯大林是政治局里有关这些问题的专家；列宁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斯大林竟会如此恶毒地触犯自己同胞的民族尊严，因为在所有的人当中，后者是著名论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作者，而且这部论著恰恰就是党对自决权的经典解释。列宁再次感到，托洛茨基是从个人意气或个人主义出发行事的，而这点导致托洛茨基在许多其他问题上反对政治局。1922年10月，列宁恢复办公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谴责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支持了斯大林的权威。

***

当我们的思维一直跟随着政治局内的意见分歧并考虑托洛茨基在这些分歧争论中的作用时，我们就会为大约一年后在托洛茨基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而感到吃惊。1922年上半年，托洛茨基仍是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位守纪律者说话；下半年，他已与守纪律者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对比在他对许多事情的态度上表现出来；当人们回忆起他在这一年的年初代表政治局在党和共产国际面前指控工人反对派时，这种对比就更明显了。然而到这一年的年底，看来他自己提出的意见正是工人反对派（以及民主集中派）此前所提出过的意见。正是这个工人反对派最早而又杂乱无章地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基层群众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并且主张需要赋予新经济政策以社会主义方向。正是这个工人反对派最早抨击新官僚，抗议滥用职权，斥责新特权。也正是这个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起来反对党的机关的权力过分集中，大声疾呼要重建党内民主。起初，托洛茨基严厉地批评他们，警告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用诸如"我们"和"他们"的措词把自己与党的领袖对立起来。但在1922年一年中，看来他接受了他们的大多数思想，采取了他们那种立场，这种立场也必然使他用"我们"和"他们"的措词同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展开论争。这真像是在驯服工人反对派的过程中他自己反而转到了它的观点上去，并成为它的最杰出的生力军。

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他同整个党一直在与两难困境搏斗着，只是他比其他任何人搏斗得更为紧张。这就是自由与权威之间的两难困境。托洛茨基对这两者的要求几乎同样敏感。只要革命还仅仅是为了纯粹的生存而奋斗，他就主张权威第一。他使红军实行集中制，主张劳动军事化，力图把全国工会组织起来，鼓吹一个强力而文明的官僚机构的必要性，压制无产阶级民主，压制党内反对派。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里，他的思想深处仍然活跃着一位社会主义"自由的鼓吹者"。在他严格要求遵守纪律的全过程中回响着它的对应旋律--社会主义自由的最强音。在他那最严厉无情的言行中仍流露出人性的温暖，这就是他区别于其他大多数鼓吹纪律者的鲜明特色。在革命的最初阶段，他就已把讨伐的手指向没教养、多疑和妄自尊大的"新官僚"：他们是致命的"压舱物"，"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真正威胁"；这个事业只有当每一个男女劳动者都深感他或她的生活比以前更舒适、更自由、更美好和更富有尊严时，才能充分证明它本身的正确。

武装斗争的结束加剧了布尔什维主义内部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同时也加剧了托洛茨基内心的紧张对立。工人反对派以及接近于它的那些政治集团是反对权威的。托洛茨基之所以不同意他们，只是因为他深刻把握着局势的现实性。他不能轻易放弃扎根于现实的权威要求。但当他眼看到自由--社会主义自由--被连根拔去的时候，他又无法保持心境的平静。他是在真正的两难困境中搏斗，而工人反对派只抓着了其中的一端死不松手。托洛茨基力图在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和无产阶级民主之间保持平衡。天平的一端越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权威，他就越是支持无产阶级民主。1921-1923年之间发生了平衡倾覆的决定性转变；在这几年中，他愈益用党内民主的要求去对抗纪律的要求。

然而，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对权威的侵害表示愤慨的单纯的"自由鼓吹者"。他仍然是一位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一如既往地坚信集权制国家和强大的党的领导的必要性，也一如既往地注意到他们的特权。他攻击的不是原则而是对这些特权的滥用。当他义愤填膺地对官僚主义发动排炮式的攻击时，当他以饱满的激情为党内民主进行辩护时，在他身上仍然响彻着纪律鼓吹者的对应旋律。当他意识到"在人类发展中，官僚主义代表着一个尚未结束的整个时代"时，当他意识到官僚主义的罪孽同"人民群众的开明程度、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成反比地出现"时，他小心翼翼地不去引发人们的幻想：以为这些罪孽可以一扫而空。迄今为止，他甚至还没有笼统地反对官僚主义--他宁可呼吁其中进步的开明者去反对落后的专横者，并且希望前者同进步的工人一起去制裁、去再教育后者，如果有必要就淘汰他们。他的确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愈加靠近工人反对派及其他与之类似的政治集团，隐约认识到它们反对权威的合理一面。但是与它们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反对狂，不是简单地"拒绝"官僚主义。他仍然在真正的两难困境中徘徊着，但是现在他的立场跟以前不同了，而且跟反对派一方也不同。

正由于这个原因，不可能准确描述托洛茨基在立场上的改变，也不可能更确切地说明是什么事件在什么时间导致了这种改变。导致改变的既不是唯一的事件，也不是某个特定的时间。政治局的政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在工人民主和集权国家之间摇摆不定。托洛茨基的观点也随着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摇摆而摇摆--只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他开始反对初露端倪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主义，开始维护那些已经受到侵犯的弱小民族的权利。他同党的"机关"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个机关已独立于党而膨胀起来并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由于他所抗议的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地发展着的，因而他的抗议反应也是潜移默化的。他并不觉得自己的观点现在有什么地方需要作重大的修正，因为他现在在反官僚主义阶段所说的话同时也就是他在鼓吹纪律阶段早已说过的话，尽管当时并没有加以强调，而且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他几乎不知不觉地从一个阶段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在政策的摇摆不定之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问题突出出来--这就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对抗。我们记得，甚至在内战进行期间，这种对抗就已产生了。这几乎是从气质、出身、政治倾向和个人抱负的本能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对抗。在这个对抗中，斯大林扮演的是主动进攻的角色--他由于处在较低的职位而感到屈辱。托洛茨基迟迟才意识到这个对抗，并且也只是无可奈何地对此作出反应，被卷进了这个对抗的旋涡。迄今为止，这个对抗仍然停留在受列宁的强大个人作用所左右的背景范围之内；它还不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它尚未跟任何明显的政策和利害冲突相一致。到了1922年，这种一致开始出现了。斯大林作为党的机关的总管，并且还暂时得到列宁的支持，就把权威推向极点，强制提出要求，迫使他人服从。政策和利害方面的一种深刻冲突开始形成，把个人的敌对情绪糅合进去，甚至把焦点集中于个人的敌对，直到个人的敌对被一次更大的冲突所遮蔽并加强时为止。

***

将托洛茨基与列宁、斯大林和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争执列一份清单，可以给我们留下他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所处实际地位的一个方面的印象。本传记作者应该突出这些事件和局势，因为托洛茨基此后与斯大林的斗争都是从这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同他的命运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但在当代人眼里，这些事件和局势却并非同样突出。在决定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所处地位，特别是他同列宁的关系方面，这些分歧也并非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争论局限在政治局里，全党和全国毫不知情。公众的舆论仍把托洛茨基的名字同列宁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在全世界人民眼中，他仍是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主要鼓舞者之一。老实说，如果把他跟列宁之间的不和与他们的共同工作，特别是与他们在无比广阔的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团结一致和紧密合作相比较，实在是微不足道。

托洛茨基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继续得到列宁的充分支持。甚至在内战结束之后他还必须同"军事反对派"作斗争，而他们在前几年就向他的政策提出过挑战。图哈切夫斯基仍想争取党支持他的建立红军国际总参谋部的得意之作。受到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鼓励的伏龙芝和伏罗希洛夫仍力图使他们的"无产阶级战略"和"进攻性军事学说"获得正式批准。这些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秘密举行的专门会议上进行了详细讨论。托洛茨基最后否决了他的对手的要求；有个事实帮助了他，即他背后有列宁的权威。列宁历来高度重视他的军事工作，差不多是主动地接受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判断。可以举出一件有趣的事加以说明。当喀琅施塔得暴动之后，列宁曾向托洛茨基建议解散或"关闭"波罗的海舰队。他认为，水兵们是不可靠的，海军是无用的，它只会消耗全国最缺乏的煤、粮食和服装，因此解散波罗的海舰队有百利而无一弊。但托洛茨基反对。他坚决要求保存海军并深信他能重建海军、转变舰队的思想风貌。这件事就这样以极不正规的方式解决了--通过托洛茨基和列宁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彼此私下传递的潦草便笺。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保证，海军因此便被保住了。这件事发生在1921年3月27日会议上。数月后，托洛茨基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又提到了这件事。

列宁也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他全心全意地支持托洛茨基在俄国文化生活中所起到的杰出影响（关于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活动，将在后面讨论）。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致反对那帮吵吵嚷嚷的作家和艺术家，特别是倡议"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野心。在内战后他们视为头等大事的教育事业以及一切有关倡导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两人都主张要耐心和宽容；两人都坚决制止生硬作风、骄傲自负和狂热，这些苗头在许多有影响的党员身上已开始表现出来。

在外交方面，托洛茨基同样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和恒久的创造性。重要的外交问题是由一个小型委员会决定的，它由列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组成，并邀请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常常还有拉狄克参加协商。当时苏维埃外交应致力于巩固和平，并同资产阶级欧洲建立国际关系。我们应当记得，托洛茨基曾利用他的一切影响终于在1921年同波兰签订了和平协议，而列宁对这个和平协议却并不是那么热心。他同样想尽办法争取到政治局的同意，与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小共和国划定边界，签订了和平协议。早在1920年，托洛茨基就敦促列宁同英帝国和解；只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这个建议才付诸实现。但是他在外交领域最重要的创举则完成于1921年，当时他进行了一系列大胆而又极巧妙的活动，终于促成了与德国签订《拉帕洛条约》，在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到1939年《德苏条约》的20年中，这是苏联外交史上最重大的功绩。

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渴望用现代武器装备红军。但原始落后的苏维埃军事工业无法满足供应。他通过在国外的代理人到处采购军火，甚至远到美国去买。但这种购买远水不解近渴，而且，红军依赖国外的军火供应是危险的。因此，托洛茨基想利用国外援助建立起俄国的现代军事工业。然而问题发生了：从哪里能得到这种援助呢？有哪一国资产阶级乐意援助一个共产党政府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呢？他能够寄托成功希望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德国。《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制造军火，欧洲最现代化的德国军火工业便闲置不用。倘若这笔生意有足够的吸引力，那么这些企业主是否愿意提供设备和技术指导呢？1921年初，曾在维也纳《真理报》工作过的前孟什维克维克多·科普（Виктор Копп）代表托洛茨基，与克虏伯、布鲁姆-沃斯和阿尔巴特劳斯等大公司进行了秘密接触。1921年4月7日，他报告说，这些公司同意合作，愿意提供在俄国制造飞机、潜艇、大炮以及其他军需品所需的装备和技术援助。整整一年中，双方使者穿梭来往于莫斯科和柏林；而托洛茨基则向列宁和契切林通报谈判的每一步发展。政治局授权他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在所有这些准备阶段内，他已掌握了通向《拉帕洛条约》的各种线索，就等着外交家们出面了。科普的报告、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便条均收入托洛茨基档案。

随着谈判的进行，交易的范围扩大了。在德国，闲置的并非只是军火工业，旧日出色的军官们也都赋闲在家。因此，他们乐意承担训练俄国士兵和飞行员的任务。作为交换，他们可以在俄国境内秘密训练德国军官，而这是在他们国内办不到的。这样，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之间长期合作的基础奠定了，这项合作在托洛茨基被免职后还持续了整整十年，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军事力量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直到1922年春天，所有这些活动仍在试探进行中，莫斯科和柏林双方都踌躇不决，因为两国外交界一直希望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谋求同协约国各国和解，这是第一次准备邀请德国和苏俄参加的国际会议，它们至今还是外交界的弃儿。只有当所有这些希望落空之后，《拉帕洛条约》才得以签订。这个条约与其说是真心诚意的同盟，倒不如说是一笔"认真务实的"交易。布尔什维克急于想通过互相让步为自己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因此照例小心地不去鼓励德国修改条约和进行复仇运动，尽管他们出于原则，一开始便谴责了《凡尔赛条约》，当时他们的政府甚至还没有被德国承认，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也还记忆犹新。

托洛茨基格外小心不让苏俄的政策同德国的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后来在《拉帕洛条约》签订之前，他力图改善俄法关系。1922年秋，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原左翼联盟的领袖，当时的法国总理。赫里欧后来详细地描述了这次访问，并回顾了托洛茨基为改善两国关系所提出的充分理由。托洛茨基使赫里欧确信，只因为协约国的盲目敌意才迫使苏俄跟德国先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尔后在拉帕洛签订了协议；但《拉帕洛条约》中没有一款是针对法国的。他重温法国雅各宾党的传统，呼吁法国政治家和舆论界更广泛地理解俄国革命。赫里欧回忆道，当托洛茨基谈到雅各宾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密切关系时，一队红军士兵用法语唱着《马赛曲》走过来了，"我们为自由而死"的歌词通过敞开的窗户，飘入会议厅。

外交活动此刻在苏维埃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是与俄国境外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直接相联系的。欧洲的革命浪潮已经消退，共产国际已经搁浅。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党只能领导欧洲工人阶级中的少数，他们若向资产阶级制度发动正面攻击，则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然而，大多数共产党拒不承认失败，想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继续举行暴动、政变，他们希望，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他们一边来。重新确定共产国际的方针已是刻不容缓的事，而这也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同工作。在共产国际的问题上，他们两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亲密无间的，这种关系一经确立起来，就不会因为任何微小的意见分歧而受到干扰。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名誉主席的仅有的两位苏联领导人。

不论托洛茨基还是列宁都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根本信念，即俄国的十月起义开辟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而托洛茨基则在此后的整整20年里直到生命结束都坚守这个信念。但此刻他终于认识到，俄国以外的阶级斗争比他本人及其他人最初所设想的要更复杂、更漫长。他不再想当然地断言阶级斗争的结果。他所关心的是要消除这种自满情绪和共产国际内的"极左"幻想。1921年7月，他对那些坚持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预先决定社会发展进程的这种信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机械的"曲解。

人类并不总是永远不变地向上发展。……人类历史上曾有过长期停滞，也有过向野蛮阶段的倒退。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例……当一个社会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高度，是不可能使自己停留在那个高度上的。……人类永远不可能停滞不前。任何均衡由于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结果，本质上都是不稳定的。如果一个社会不再上升，那就必定后退。一个社会，若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确保其优势，那么这个社会就必定崩溃。于是，通向野蛮之路便敞开了。

古代文明崩溃的主要原因正是如此：罗马和希腊的上层阶级已经腐朽不堪了，而被剥削阶级--广大奴隶--又天生没有能力进行革命和发挥政治领导作用。这种情况可做我们这个时代的殷鉴。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已是不可否认的了。的确，美国的资本主义仍然是一支生气勃勃的、扩张性的力量，尽管社会主义在美国已经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合理地开发国家资源而更能促进社会的福祉。但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在其历史意义上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它不能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起任何进步作用，也不可能开辟任何新的远景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时代一切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都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梦想。然而，尽管欧洲资本主义正在继续衰退，但资本主义制度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自行崩溃。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被推翻，而唯有工人阶级才能通过革命行动推翻它。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中所做的可悲预言就将成为现实。历史已向工人阶级提出挑战，似乎在对他们说："你们应当懂得，如果你们不去推翻资产阶级，你们将在文明的衰落中毁灭。努力吧，去完成你们的使命！"同上。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经受住了世界大战和战后危机的冲击。西欧有产阶级已从俄国革命中汲取教训：他们不会让自己再像沙皇帝国那样被打个措手不及。他们已经动员了所有的资源和战略思想。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便是这个总动员的信号--托洛茨基是在1922年说这番话的，这一年正是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那一年。他又补充说，存在着"一位德国的墨索里尼"攫取权力的危险。

所有这一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发展都是不祥之兆。这整个发展进程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未曾预见到的一系列特殊现象可能使社会主义处于不利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首先发生在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背景的美国，就会产生最佳的结果，如果发生在英国，则会产生次佳的结果。但与此相反，革命却首先在俄国赢得胜利，而它在那儿展示其优越性的余地却很有限。如果革命发生在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亚、非国家，那么它将发现自己的处境最为不妙。这使托洛茨基作出了忧郁的评论："历史似乎是从相反的一端来解它的结的。"也就是说，从最不成熟的国家开始。

托洛茨基并没有抛弃他的希望，即"结"也会从西方一端，亦即欧洲一端解开。在他看来，革命的延迟、反革命的动员、阶级斗争的暗淡前途和欧洲文明衰退的可能性都并非是命定的必然；而是必须去反抗和阻止的一种危险。时机仍然以压倒之势有利于革命；但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共产党的态度。共产党的使命就是要把欧洲社会引出死胡同。他们必须去夺取领导权。他们若想成功，只有成为战斗的、自觉的党，只有通晓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且习惯于在严格的国际纪律下协同作战。如果他们仍然只是旧的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激进变种，如果他们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抱有幻想，并且只在本国政治的框架内行动，他们就非失败不可。但是，如果他们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时却使自己成为狭隘、自我中心、思想与策略僵化的宗派集团；如果他们仅仅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采取纯粹消极的、无力的抵制，而不是从这些制度内部去促进革命思想；如果他们总是尝试着去袭击资本主义堡垒，而不给予环境条件和力量平衡以应有的注意，那么他们也肯定会失败的。

各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不是直接的革命时机。他们的任务是积聚力量并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没有它的支持，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

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制订了"统一战线"1921年6月13日，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了《关于世界危机和国际任务的报告》，拉狄克代替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策略的报告》，当时季诺维也夫倾向于"极左"反对派的策略。这个策略的要点是：各国共产党由于仍然弱小，还不足以推翻现行社会体制，因此他们必须成为工人"日常斗争"--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争取民主自由--的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不应把社会主义思想变成工联主义和议会改良的一枚小银币，而应当把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标引入实现"局部要求"的斗争中去。他们必须使工人们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能赢得的一切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要通过争取这类利益的斗争把他们团结起来作最后的斗争。社会民主党是通过将工人的战斗力局限在资本主义框架中这种方式去领导工人为实现"局部要求"而斗争的；而他们惯于用改良去转移革命目标。共产党人则恰恰相反，应当利用改良作为革命的跳板。

既然共产党人不得不为局部利益和局部改良而战斗，那么他们与社会民主党人和温和的工联主义者就有了共同的基础，不管这个基础是多么狭窄。共产党人应当努力争取同他们在统一战线内协调行动。这样至少可以防止改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不可弥合的根本裂痕所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克服工人阶级的分裂，防止力量的分散。当共产党人和改良主义者在分别行动时，每当受到资产阶级的威胁或者可以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取让步时，他们就应当联合起来去反对它。联合行动还应当扩大到议会和选举中去，共产党人应当做好准备在议会选举中支持社会民主党人。但统一战线的主要战场是在议会外，在工会中，在产业部门里，在"街头"。共产党人应当追求双重目标：他们要尽力夺取统一战线的直接胜利，同时在统一战线内申明自己的观点，旨在使社会民主党工人从改良主义的思想惰性中摆脱出来，助长他们的革命自觉性。

列宁早在192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就已经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他强调指出，不可理喻、极端激进派的宗派主义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比危害。在1921年德国的三月暴动之后，对极端激进主义正式进行严厉谴责的必要性变得格外迫切了。就在那时，列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了新政策的建议。他遭到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库恩·贝拉等人的强烈反对。一时间，极端激进派似乎不可一世。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对抗反对派之后，才说服了执行委员会批准"积聚力量"政策，同时授权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阐明这个政策。列宁在这次执行委员会上的讲话中声明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严厉抨击极左派发言人库恩·贝拉，多次将库恩称为"傻瓜"。列宁讲话的全文，我多年前就已读过，但在写作本书时却未在手头。托洛茨基在他的《反对派通报》（1932年12月出版）中刊登了列宁讲话的摘要。列宁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抗议库恩·贝拉的演说，库恩是反对托洛茨基的，而不是维护托洛茨基的--如果他希望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应该这样做……托洛茨基同志是一千倍地正确……我认为，在一切基本问题上支持托洛茨基同志已经说过的话，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列宁也支持托洛茨基反对加香和弗洛萨尔，他们在大会上代表极右派。

在1921年7月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极端激进派负隅顽抗。他们对德国党、意大利党、荷兰党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它们从充塞整个国际的那股高涨情绪中汲取了力量。各国共产党是在同老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才得以生存下来的，他们指责这些老牌社会民主党人支持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大屠杀"、随后对欧洲革命的镇压、对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谋杀，指责他们对欧洲干涉俄国革命所采取的暧昧态度。因此毫不奇怪，当许多共产党人现在听到列宁和托洛茨基力促他们承认失败--哪怕是暂时的失败，而且还要他们同那些可憎的"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叛徒"合作时，他们大为惊愕，甚至义愤填膺。在极端激进派看来，这种行为无异于投降，甚至是背叛。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如同早先在执行委员会上一样，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不运用他们的影响和辩才去阻止反对派占据上风--他们甚至威胁说不惜分裂国际，如果共产国际支持极端激进派的话。

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新政策，但是，仍有思想保留，对所涉及的问题还没有明确理解。列宁和托洛茨基向各国共产党提出双重任务，即同改良主义者并肩战斗去反对资产阶级，同时要把工人阶级从改良主义者的影响下争取过来。统一战线的观点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策略经验，布尔什维克的确曾以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道首先反对沙皇帝国，然后反对立宪民主党和科尔尼洛夫，直到最终战胜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胜利，不仅仅是由于党的领袖们智勇双全，而且还由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和继之而来的整个阶级革命典型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这样的策略--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没有任何其他的策略是现实可行的--能否运用到俄国境外而取得同样的胜利呢？在欧洲，旧秩序已经重新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出现了一种既混乱而又明显的从左向右的转变。仅此一点就确立了改良主义者在任何统一战线内的优势。欧洲的共产党还没有一位领袖能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善于运用策略。因此，欧洲共产党被证明不善于兼顾统一战线的两个方面。有的共产党人只记住他们的任务是真诚地同社会民主党合作，有的则一心要搞臭社会民主党。有人将统一战线视为不遗余力地团结工人阶级去为局部要求奋斗，还有人仅仅把它看成是一种巧妙的计谋，更有人摇摆于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这样，国际便开始分裂为右翼和左翼，中间分子和过激集团，"稳健派"和"极左派"。

在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和列宁主要是跟极端激进派的反对意见进行争论，这使他们有时像是在鼓励右翼分子。特别是托洛茨基，一谈到极端激进派，便流露出尖刻辛辣、鄙弃轻蔑的表情来。例如对柏林共产党组织领导人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v）和路特·费舍（Ruth Fischer），托洛茨基把他们描绘为感情冲动、没有头脑的人，认为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并且很有可能转变为最无原则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年》，第288页及以后各页。托洛茨基博得了大会全体温和派的热烈掌声；当著名的德国共产主义老战士克拉拉·蔡特金代表与会的大多数代表们向他致以庄严而激动人心的颂词时，大会掌声雷动，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在下一次亦即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已经病魔缠身，发言简短而又吃力；托洛茨基则作为共产国际的战略战术的主要阐述者而引人注目。他再一次倡导统一战线。他进一步敦促各国共产党有条件地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在特殊的条件下，即在革命即将爆发的形势下，如果这种联合能为无产阶级专政铺平道路，甚至可以加入他们的政府。这使反对派勃然大怒。共产国际自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声明了其政策的一条原则--任何一个共产党绝不加入任何联合政府：它的任务就是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而绝不试图从其内部来夺取它。但是大会接受了战术策略革新；各国共产党受命等候时机与社会民主党一起组织联合政府。这个决定在1923年秋天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折点上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

托洛茨基（以及列宁）所推行的策略就是如此，他们始终希望能从"正端"来"解开革命之结"，也就是说从欧洲一端解开。

***

1922年整个夏天，政治局内关于国内问题的意见分歧仍毫无结果地延续下去。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不同意见仍然存在。9月11日，列宁从莫斯科郊外哥尔克村休养回来后与斯大林进行了接触，责成他再次以最迫切的形式对政治局提出动议，任命托洛茨基为副主席。斯大林用电话把动议通知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他本人和李可夫投票赞成任命；加里宁表示无异议，而托姆斯基和加米涅夫弃权。没有人投反对票。托洛茨基再次拒绝接受这个职务。托洛茨基档案。列宁坚持这项任命是迫不及待的，因为李可夫即将调离。托洛茨基回答说，他自己也该去休假了，而且手头还堆满了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所有这些借口都不相干，因为列宁本来就没有打算把这项任命仅仅用来延续因休假而中断的工作。但托洛茨基未等政治局作出决定便离开了莫斯科。9月14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斯大林在会上提出了极不利于托洛茨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斥责托洛茨基擅离职守。同上。各方面情况表明，肯定是列宁促使斯大林作出这个决议案的，或至少斯大林是得到他的同意的。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件意外事件结束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10月初，中央委员会通过有关外贸垄断权的几项决议。苏维埃政府为自己保留着对外贸易的垄断权，把所有对外商务交易集中在手里。这就是"社会主义保护主义"的决定性措施--该术语是托洛茨基新创造的。其意图是保护基础薄弱的苏维埃经济免受世界市场的敌对压力以及未可预料的经济波动的影响。垄断权还可防止私人商业挤进外贸，防止它输出必需品并输入非必需品或进一步打乱全国的经济平衡。中央委员会在托洛茨基和列宁缺席之际通过的这几项新决议，虽然还没有走得太远，尚不至于允许私人商业打入外贸，但它们确实使中央对国外的苏俄贸易机构的监督放松了。这就有可能使在国外经营的个别国营公司纯粹为了局部利益而独立活动并以此破坏"社会主义保护主义"。迟早总有一天，私人商业可能从这种破坏中捞到好处。

列宁马上表示反对这些决定，认为这是对苏维埃经济的严重威胁。他震惊、愤怒，因而加重了病情。他在医生与护士监护下偷空口授通知、备忘录、抗议和警告，但他已不可能亲自干预中央委员会了。后来，当他得知托洛茨基所持观点与他一致时才松了一口气。在将近两个月过程中，问题一直悬而未决。12月13日，列宁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托洛茨基欣然同意。至今他已多次警告过列宁和政治局，说他们的政策只会鼓励政府消极地屈从于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力量，他指出，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决定证明他的所有警告都是对的。他再次强调协调和计划以及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广泛权力的必要性。列宁仍然想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搁置起来，请求托洛茨基集中处理对外贸易垄断权的问题。列宁再次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完全谈妥了。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如果他们两人在全会上不能取得多数票，那么托洛茨基就要声明，他们两人将不惜任何代价反对投票结果：他们将公开谴责中央委员会。

事实上，无需采取这样激烈的行动。同列宁所担心的恰好相反，12月下半月，当中央委员会重新审定这个问题时，托洛茨基轻易说服全会推翻了这些决议。列宁非常高兴。"在福斯特教授福斯特教授是列宁的医生之一。的同意下"他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张便笺："看来我们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1954年时我写下本卷的头两章主要是根据托洛茨基档案的文件。仅仅两年后，在赫鲁晓夫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进行揭露后，上述一些重要文件第一次在莫斯科得以公布，以后这些文件被收入专门一卷（即第36卷），增补到列宁全集第4版中。对照这些文本，我无需把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引文改动一个标点符号。但是，托洛茨基档案中所存的列宁通信即使现在也不过发表了一部分，更不必提其他文件了。

这次意外事件使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比前一段更加密切了。几天以后，列宁进一步地回顾了最近两年来托洛茨基对经济政策所作的批评，他在12月27日的信中把回顾的结果通知了政治局：

（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也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我想，可以而且应当赞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是这一方面……

实际上，列宁已经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除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不胜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一断言之外。列宁意识到，由于这封信中有潜在的认错意味，它会令政治局委员们失望。果然，政治局由于列宁的突然转变而感到困惑，不顾托洛茨基的抗议，决定不发表列宁的意见。托洛茨基档案。斯大林支支吾吾地说："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印发列宁的评论，特别是我们没有得到列宁的批准。"

在这一年最后几周的日子里，在其他一些使他们两人产生分歧的问题上，列宁也为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而采取主动。12月初，他再次力促托洛茨基接受副主席的职位。这次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私下谈的，而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的。继承问题在列宁头脑里已成为头等大事--他就要写他的遗嘱了。但是他对托洛茨基毫无暗示。相反，他以忧心忡忡的口气谈到了他认为越来越严重的滥用职权以及抑制这种恶习的必要。托洛茨基这次并没有完全拒绝列宁的动议。他只是反复强调，只要党的领导机构中仍然容忍这种歪风邪气，那么在政府部门中发动反官僚主义恶习的斗争就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列宁的回答是，他愿意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联合起来反对官僚主义，不仅在政府部门里，而且也在党的机构里。他们两人心照不宣，不需指名道姓。这次行动的矛头所向的唯一目标就是斯大林。但是他们没来得及继续研究和讨论任何行动计划。几天以后，列宁又一次中风。

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中，列宁并没有告诉托洛茨基他又仔细思考了他们有过分歧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即斯大林处理格鲁吉亚的政策问题。这一次他最终也打算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了。此刻他的心情犹如一个一只脚已跨进坟墓的人那样，不安地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强烈意识到其工作上的缺陷。早在几个月以前，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曾经说过，他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仿佛一名汽车司机突然发觉他的汽车不是按照他所操纵的方向开去。有几股强大的势力正把苏维埃国家从正确的道路上推开：半野蛮的俄罗斯农民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特别是不文明的俄国专制政府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每当疾病发作之后回头重新审视国家机构的动向时，列宁就更为警觉，他怀着感伤却又坚定的信心，力图把方向盘抓到自己已经瘫痪了的手中。

他察觉到"这辆汽车"又陷入了--噢，多么熟悉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老轨道。12月下半月，列宁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这次冲突的前因后果，在这次冲突中他曾站在斯大林一边。他仔细地搜集、筛选、清理与核对事实。他终于明白了斯大林及其副手奥尔忠尼启则在梯弗里斯的粗暴举动。他发现他们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他很生自己的气，因为他允许斯大林滥用他的信任并蒙蔽他的理智。

12月23-25日，列宁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口授了那封给他的追随者的信，这封信实际上成了他最后的遗愿与遗嘱。有学者考证，所谓的列宁遗嘱是列宁写给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列宁知道自己因病不可能出席代表大会并亲自在会议上解决他认为是急需解决的事关党和革命命运的问题，因此，以书信的方式建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书信对"三驾马车"十分不利，他们极力阻止公布这些文件，并通过种种手法伪造事实，说什么列宁吩咐在他死后再把这些文件交给党的代表大会。因而才被误认为"遗嘱"。他要让党了解那些将受命领导党的人。他扼要地概括了领导核心每个人的特点，让党知道每一个领导人在他心中的功与过。列宁抛开个人的好恶，斟酌着每一句话，使其判断建立在多年观察的基础上而不是出自一时的冲动。

他写道，党应当注意到分裂的危险，即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的领袖"在其中将作为主要的敌手而彼此对峙。迄今为止，他们的对抗还没有表现为根本的阶级利益或原则性的冲突：他认为还仅仅是个人意气之争。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他"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有一种使他与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这些当然都是重大缺点，会削弱他的合作能力和判断力。但列宁又补充说，党不应该纠缠于他在革命前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他通过这告诫暗示先前的那些分歧都早已过时了；但列宁有一种预感：他的意思不一定能为他的信徒们所接受。

关于斯大林，他只是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个警告只是一种暗示，还不是断言。列宁尽量避免提出直截了当的意见，也不表明个人的爱憎态度。如果说只是因为他关于托洛茨基的品质谈得更多一些，那么看起来他更强调的是托洛茨基的缺点，而不是斯大林的缺点。但不久他又有了新的想法。1923年1月4日，他又写了那份简要而意味深长的补充。他说斯大林的粗暴"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他建议他的追随者们"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必将发展得更尖锐，最终危及全党。列宁毫不怀疑他的"调开斯大林"的建议只能确立托洛茨基的领导地位。

由于列宁的遗嘱写得很含蓄，甚至其补充也同样，因此没有清楚表明列宁新近对斯大林的愤怒以及他要一劳永逸地使斯大林身败名裂的毅然决心。在12月25日至1月1日这几天中，列宁下定了这个决心。当时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召开，斯大林在会上宣布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来取代根据1918年宪法而制定的联邦。列宁原先一直支持对宪法作这样的修改，但他现在却怀疑，这将会完全取消非俄罗斯共和国的自治权，并且必然会重新建立起"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他又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斯大林利用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必要性来掩盖对弱小民族的镇压。当列宁再一次地深入观察斯大林的个性时，这种怀疑就转变为断然的肯定：在他看来，斯大林是一个粗鄙、狡猾、虚伪的家伙。12月30日，正当斯大林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时，列宁再次谎报病情，哄瞒医生，开始口授一系列有关对待弱小民族政策的评论。这实际上是列宁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后遗训了，其中充满内心的反省、噬心的懊悔与神圣的愤慨。

列宁写道，他深感"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病魔妨碍他这样做，尽管他已把忧虑和猜疑透露给季诺维也夫。但是，只有现在，当他听到捷尔任斯基关于格鲁吉亚的报告之后，他才完全明白这个党已经掉进"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在格鲁吉亚以及别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根据这样的主张，即政府必须拥有统一而不可分的行政机关。列宁问道："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上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对于弱小民族来说，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他们事实上已遭受到"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现在正是时候，要保护非俄罗斯各民族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杰尔席莫尔达系果戈理《钦差大臣》里的一个粗暴野蛮的警察，动辄打人。--译者注之流侵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还担心……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列宁在新年前夜继续写道：

……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像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尊重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地道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

斯大林为了替"对待被压迫民族的准帝国主义态度"辩护，就鼓吹集权制政府的必要，但是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比这种必要更为重要。列宁的结论是，如有必要的话，在斯大林主持下通过的新宪法必须连同新集权制政府一起废弃掉。

列宁本人如此痛苦和无情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后，显然他想在心里将这个问题考虑得更成熟一些，想出应该采取的行动步骤。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没有向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出示过他的便笺。

***

使列宁改变了对许多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的思想波动比1921年和1922年间在托洛茨基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更为惊人和突然。这也是革命理想与革命权力之间的尖锐冲突，这冲突发生在列宁身上，但又不仅仅发生在列宁一个人身上。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理想，它本应是严守纪律而又具有内部自由和献身精神的革命者团体，不会受到权力的腐蚀。党本身承担着遵循无产阶级民主、尊重弱小民族自由权利的责任，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在追求革命理想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强大而又集中的权力机构，然后他们逐渐将他们的理想--无产阶级民主、弱小民族的权利、最后还有他们自己的自由--都一点点地交给了这个权力机构。如果他们要实现理想，他们就不能放弃权力；但是现在权力却压制蒙蔽着他们的理想。最严重的两难困境出现了；而在坚信理想者与死抱住权力者之间的深刻裂痕也出现了。

这裂痕的界限还不那么明确，因为理想与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可分割的。布尔什维克由于献身革命而驾驭了权力机构，但权力机构却按照自己的规律、根据自己的动能发挥作用，要求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全心全意地依附于它。因此，坚信理想者不再想打碎权力机构，而是将自己等同于权力者，但也并不全然放弃理想。同一些人，也许此一时倡导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一面，而彼一时却跑去拥抱它的另一面。1920-1921年间，谁也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走得更远，他要求一切利益、一切愿望都必须完全服从"铁的专政"。但当这专政开始吞没理想时，托洛茨基又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第一个转而反对这专政机构的人。后来，当托洛茨基卷入继承列宁这场斗争时，许多人听到他呼唤着革命理想，就怀疑他的诚意，怀疑他仅仅是利用革命理想作为争夺权力的借口。唯独列宁超越于任何猜疑之上。列宁是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在自己一生活动的最后几周以内疚的心情承认，他没有充分抵制强者对弱者的新压迫，并且在他已用尽了最后一点儿力气去打击过分集中的权力机构的时候，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列宁以深沉、无私和带有自责的献身革命的精神出发，为革命本身呼唤革命目标。在最后时刻，列宁，一个临终的人--但思想依然敏锐--还在为把革命从沉重的枷锁下解救出来而行动。此刻，列宁向其求助的盟友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