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经很深了，托洛茨基的幽魂仍在我的书页间徘徊。1940年，这个人就已经死了，死得非常惨烈和可悲。这个年份距我出生的日子还很遥远，我为什么对这个死去已久的外国人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呢？
比那更遥远的日子，他和列宁共同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苏联红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从此，世界变得动荡不安，如火如荼，分裂成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红色政权之下。托洛茨基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忠实信徒，概而言之，就是阶级斗争、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的原典信奉者。如今，他参与创造的党和政权已经瓦解和覆灭（当然，不是以他期待的形式）；他当年热烈信奉并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也不再时兴（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然而，岁月无情，时间改变了一切，人类在天堂实验的废墟上思索，一切都将被重新审视，一切都将被重新评价，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托洛茨基的魅影在历史的烟尘中时隐时现，这个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农民之子，旧世界不共戴天的敌人，无论在他生前和死后，无数的人--无论东方和西方--都和他命运相连。他们或者死于非命；或者一生蹲在大牢里；或者不断地被追查，如一只惊悸不安的鼹鼠躲进幽暗的洞穴，一夕数惊，捱过凄凉无望的余生；或者在生前和死后被打上罪人的黥印，抹上耻辱的污渍……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托派。造成这一切的，并非他们所要推翻的资产阶级，而是来自自己的营垒。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托洛茨基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殉道者。
托洛茨基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列宁不在国内时，是他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苏联红军，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红色政权。他是1924年新经济政策的最早提出者，使千百万人免于饿死，从经济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苏维埃。无论在理论建树和革命实践上，他的地位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和列宁并排悬挂在一起，没有人怀疑，他将是列宁的继任者。
1921年秋天，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列宁重新审查了联共（布）中央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事件，认为斯大林对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是虚假和错误的。斯大林有严重的作风粗暴、弄虚作假、冷酷专断的性格，但这一切为时已晚，在斯大林的蒙蔽和列宁的支持下，斯大林已由民族人民委员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列宁在病榻上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他除了赞扬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外，对斯大林有如下评价：“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923年1月4日，列宁在信中再次补充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及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互相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列宁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1923年3月5日，列宁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已经攫取了“无限的权力”，而阴谋、谎言和权力狼狈为奸，就可以创造另一种历史。不消说，列宁的“政治遗嘱”不仅没有被执行，就连公布的可能也没有了。指鹿为马向来是肮脏政治中权斗的惯技，环绕在权力宝座周围的人可不是圣徒，或者说，抱有信念的圣徒凤毛麟角。今天和甲抱团干掉乙；明天再和丙结盟干掉甲，如此循环往复，恶斗不休，正是专制权力运行的常态。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裂痕已深，列宁死后，忠于列宁的托洛茨基很快被扣上“反列宁主义”的帽子，1926年，托洛茨基被褫夺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并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由于托洛茨基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各地不断地爆发捍卫托洛茨基的游行，托洛茨基被斯大林又加上一条罪名：“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并被开除出党。1928年初，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木图。从此，他开始了屈辱的流亡生活。
这个对革命有着狂热信仰的人曾因1898年组织南俄工人同盟，在工人中宣传推翻沙皇政府而被逮捕过，1902年秋天才从监狱和流放地逃出，参与领导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新政权建立之后，他再次面临被驱赶和流亡的命运。这次的迫害来于他参与创建的党和政权，来于他曾经的“战友”，来于“自己的营垒”，他的敌人不仅是他立志要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且增加了 “自己人”，他腹背受敌，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可怕。他的心境如何？怎样面对一次次致命的打击？谁使他走投无路？谁又使他死于非命？我们从何处去窥知这个殉道者复杂而隐微的心迹？我们可以看他留下的某些著作的名字：《俄国革命史》，不错，他是最有资格写这本书的；《不断革命》：这是他一生的信仰和实践，；《我的一生》：很好，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把钥匙，即使打不开那扇门，起码我们可以从锁孔中窥到他心灵深处幽微的光亮……
我很关注他的后半生，从他被“自己人”流放开始……
“关于流放中亚的情况，我完全引用妻子的记述。”他说。的确，他的妻子关于流放的记述写了一大篇文字。从这篇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如下情况：
托洛茨基被开除后，从原来受人景仰的革命领袖变成了一个罪人，他被从克里姆林宫赶了出来，他的妻子写道：“1928年1月16日从清晨起来就包装东西。我发着高烧，在刚刚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无数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头晕目眩，这些东西也要打包随我们一同运走。到处是家具、箱子、内衣、书籍。”显然，他被“自己人”扫地出门，处境十分狼狈。本来这一天，他们夫妇将被强行押解走，但是在车站，发生了支持托洛茨基的骚乱和示威，“人们一边等待，一边高呼：‘托洛茨基万岁！’但是托洛茨基没有露面。……在指定给我们乘坐的车厢旁边人如潮涌。年轻的朋友们在车厢顶上竖起一幅列·达（托洛茨基姓名简称）的巨幅肖像，人们对着他激动地高呼‘乌拉’。列车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开始向前方行驶，突然又停了下来。示威的人们跑到火车头前，有的人抓住了车厢，拦住了火车。他们要见托洛茨基。……示威者与警察和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苏联的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后来几经变化，后来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损失。”这样的群众运动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反革命暴乱”，加重了托洛茨基的罪名，也使他的对手更加坚定了将其置之死地的决心。这天，托洛茨基没有走成，行李被从车站运回，通知两天后出发。可是第二天清早，托洛茨基的房间里挤满了穿制服和便服的格别乌人员，“他们向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并宣布立即押往阿拉木图”。秘密警察不准托洛茨基接电话，不准他向过去的朋友和同志告别，要把他秘密押解走，并想在群众中造成他自愿流放的假象，以便欺骗舆论。托洛茨基把自己和妻子反锁在屋子里，格别乌人员请示上级后，打碎门上的玻璃，破门而入，把他拖了出去。他们把他强行押解到火车上，托洛茨基只好接受现实，安静下来。此次随同流放的，除了他的妻子外，还有他的大儿子廖瓦。
对异己分子采取了冷酷无情的铁腕措施，托洛茨基当年也干过，现在轮到他自己了。托洛茨基身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有一个协助他工作的秘书处，这个秘书处的人员全部被清除。其中谢尔穆克斯追随托洛茨基来到阿拉木图，当晚被格别乌人员逮捕，先是在地牢里关押了几个星期，随后被押解回莫斯科；另一个波兹南斯基也想自愿随同托洛茨基流放，但在塔什干被捕，两人被流放到后被索尔仁尼琴称为古拉格群岛的不同“岛屿”，分别死于不同的流放地。在托氏身边勤勉工作，被称为“和蔼可亲而谦虚的格拉兹曼”于1924年被迫自杀；还有一个“勤劳而恬静”的布托夫，被捕后受尽折磨，斯大林一伙要他作伪证，他因长期绝食死在监狱医院里。
火车在风雪中行驶了近十天，在铁路终端的伏龙芝车站下车，然后，由汽车把他们接到流放地，一路上都有众多格别乌人员的押送。1928年的阿拉木图，偏远而落后，它在天山脚下，临近中国边界，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莫斯科4000公里。城里没有自来水、电灯和马路，此外，这里还不断地爆发疟疾、鼠疫和水灾，游荡的疯狗也很多。但阿拉木图也并非一无可取，冬天过后，皑皑的白雪融化后，草原上开满了红色的罂粟花，甚至绵延几公里。这里还盛产一种优质苹果，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的苹果园很是诱人。在这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托洛茨基甚至生活得颇为快活。他们向当地的果园主人租了一间木屋，和主人一同摘苹果和煮果酱。托洛茨基本人还记述了一次伊犁河边的狩猎活动。如果仅从这方面看，托洛茨基的流放简直就是一次远游和度假。
但是，托洛茨基是一个革命家，他可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消磨庸常的生活里。如他的妻子所记：“在我们到达这里的几个星期之后，列·达的学术和政治工作已经全速进行了。” “6、7月间，在苹果园盖着苇箔的小房子里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紧张的工作，打字机不停地敲打着，这在当地是没有见过的现象。列·达口授着对共产国际提纲的批判，经过修改后，交付重抄。邮件很多，一天要有10到15封信，其中有许多是提纲、批判、国内论战、莫斯科的新闻，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健康的电报。重大的世界性问题和地方性的琐碎问题混杂在一起。”显然，托洛茨基还在干，他的信念没有被摧毁，他的网络还在运行，他还在以革命家的身份指导着世界革命，对世界和国内大事发言。他在给流放中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大量研究亚洲问题：地理、经济、历史等……印度共产党的作用很暧昧。报纸上刊登着有关各省‘工农党’行动的电讯，这个名称本身就能引起理所当然的担心，国民党当初不也是自称工农党吗。千万别重蹈覆辙！”这里可见托洛茨基对发生于中国1927年的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事件的看法。显然，他坚持左派立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警惕打着各种旗号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破坏活动。可是，无论是印度还是亚洲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会听到他的声音吗？他写道：“我在旅途中初次读到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为了驳倒卡尔·福格特的成打诋毁性的断言，马克思写下了200页密排铅字的书。其中收集了文件、证人证词、分析直接或间接的罪证……如果我们也用同样规模来驳斥斯大林一伙人的造谣诽谤会怎么样呢？那么想必要印一套千卷的百科全书了……”这种事情能实现吗？马克思是在自由的环境下和论敌作战，而托洛茨基已经成为一个强大血腥的权力的囚徒。他在遥远的边城自说自话，不久就会被迫闭嘴！托洛茨基被割断了和他的党以及广大群众的联系，他的流放地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前，他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影响和指导着千百万人的行动，全世界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如今，只有随同流放的妻子和儿子是他的助手，他只能和失势的小圈子里的人保持着通信，这个小圈子在镇压下不断缩小，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人身威胁在不断分化。他的信件反映出他对此事的焦灼和忧虑。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不能把当权派政治堕落的过程设想为连续下降的曲线。它的堕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具有深重的内部摩擦的阶级社会里进行的。党的基本群众完全不是铁板一块，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政治原料。在来自左的和右的阶级冲突的压力下，它的分解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他意识到，他的所谓“群众基础”会在对手的政治高压和欺骗下迅速瓦解，历史是胜利者写下的，即使是天使，权力也会把他变成人人厌恶的魔鬼。而群众是什么呢？群众不过是“政治原料”，它会被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政治产品，它在各种势能的作用下会不断地分化瓦解，重新组合。这种认识真是深刻极了，如果没有经过从天堂到地狱的跌落过程，没有反目成仇和落井下石等刻骨铭心的体验，托洛茨基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斯大林血腥的清洗刚刚开头，坏消息不断地传来，“几千名完美无瑕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处决、流放和投入监狱，托洛茨基的年仅26岁的女儿尼娜身患重病被开除出党，她参加红军的丈夫也被逮捕。由于邮路不畅和格别乌人员的检查和故意延搁，他在73天后才收到女儿告知病情的信，而父亲的回信还没有到女儿的手中，她就凄惨地死去了。身为父亲的托洛茨基固然十分悲痛，可这位“背负着沉重的革命十字架”的父亲仍然称呼女儿为“我那赤诚的同志”。
英美等西方报纸以及政治家对斯大林集团把他清除出党抱有幸灾乐祸的态度，这更加坚定了托洛茨基的政治信念：他是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忠实信徒和战友，他是共产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他领导着共产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和斯大林主义进行着斗争。但是，这个党允许反对派存在吗？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党早期的历史--
一九一八年的年中，确切的日子是七月六日，发生了一起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其意义的事件，它表面上叫做“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其实是重要性不亚于十月二十五日（十月革命）的一场政变。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建立了一个“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政权，由此得来“苏维埃政权”的名号，但是这个政权的成分还十分浑浊，因为其中除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尽管联合政府的成员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个党派，但在几届（第二、三、四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里却有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等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因而全俄中执会还带有极不健康的“社会主义议会”的性质。一九一八年的头几个月内，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果断措施，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或被开除出全俄中执会（是根据该组织本身的决议，此可谓别具一格的议会程序），或者干脆被取消了入选资格。在议会中还占据着三分之一的席位（第五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最后一个异党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了。但是摆脱他们的时刻也已经来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他们一个不剩地被清除出全俄中执会和人民委员会。这样一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政权（按传统仍称为苏维埃政权）再也不会违抗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志，并且从此便具备了“新型民主”的形式。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册第7页
显然，这个党和政权是在不断清除异己中确立起来的，它不会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即使想象中的反对派也必须彻底消灭。作为早年的革命领袖，这些原则的确立和不断清除异己的斗争托洛茨基是有份的。现在，他自己被作为异己给清除掉了，他还想作为党内一个反对派而存在，这怎么可能呢？
在阿拉木图，托洛茨基在结肠炎、痛风和疟疾的折磨中，在亲人死亡和被捕的阴影下，不屈不挠地领导着反对派的斗争。托洛茨基有一段文字，总结了自己在阿拉木图的政治活动：“1928年4月至10月我们从阿拉木图发出800封政治性的信件，其中有许多是相当大型的著作，发电报约500封，收到长短政治信件1000多封，电报约700封，大部分是联名打来的。所有这些是在流放区范围内进行的，但也从流放区渗入全国。……此外，我们收到了从莫斯科发来的8、9封密件，即秘密活动的材料和信件，都是由专人亲自带来的。我们也向莫斯科发去同等数量的秘密信件。秘密信件使我们能够了解一切事件，并且使我们能够对重大事件做出反应，尽管晚了一些。”用斯大林集团惯用的语言来说，托洛茨基人还在，心不死，正在进行疯狂的反扑。因此，握有绳头的人失去了耐心，勒紧绞索的时刻到来了--
1928年12月16日，格别乌一名官员向托洛茨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否则将改变他的生活条件和居住地点。这个严厉的警告意味着，托洛茨基将面临不测的命运。
托洛茨基非常愤怒，向全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如下声明：“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要求我停止为国际无产者的利益而斗争。而这一斗争我已孜孜不倦地进行了32年，也就是我的自觉生活的全部时间。”这话在斯大林集团听来，不仅可笑，而且带点儿撒娇的味道。托洛茨基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控诉了斯大林权力集团对自己的迫害，信心满满地写道：“反对派尽管目前表面软弱。它的伟大历史力量在于它把握了历史进程的脉搏，清楚地看到了阶级力量的发展变化，能预见到明天并自觉地为它做准备。放弃政治活动，无异于放弃为明天做准备。”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语言风格，他的对手也用此类语言说话，“历史”和“明天”似乎就握在他们的手中。但是，曾经创造如此“历史”的人会有“明天”吗？
1929年1月20日，格别乌官员带着一伙全副武装的秘密警察，来到托洛茨基阿拉木图的住所，向他宣布了驱逐令：“经审理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一案，据刑法五十八条十款，被定为反革命案，该犯犯有组织反苏维埃政权非法政党的罪行。该党近期活动旨在挑起反苏活动，并策划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判决将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国境。”托洛茨基的反驳和申辩毫无用处，尽管他指责这道命令“实质是犯罪的，形式是不合法的”但是，驱逐令必须执行，托洛茨基如一团用过的破抹布一样被扔了出去。
托洛茨基夫妇被押解着，在大风雪和酷烈的严寒中翻阅库伊达山口，在公路上坐上汽车，又在一处小火车站换乘火车，路上他被通知，他将被驱逐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在一个指定的地点，托洛茨基和尚活着的二儿子谢尔盖和大儿媳作了简短的告别，囚禁托洛茨基的车厢停在一道铁路线上十二个昼夜，每天以罐头充饥。托洛茨基靠读书打发时间，从报纸上得知，几百名党的主要活动家和十月革命的组织者遭到逮捕，其中有150名“托派核心”成员。
托洛茨基曾要求到德国去，但得到的官方通知是，德国拒绝为其签证。十二天后，火车开动，把他押送至敖德萨。原准备用加里宁号把他送走，但因船被冻在海冰里，开不动，另一艘轮船伊里奇号紧急点火，只载着这名囚徒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接近土耳其边境时，土耳其警察登船检查旅客，托洛茨基请警察带给土耳其总统一封短信--
总统先生阁下：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口我有幸通知阁下，我之所以来到土耳其，实非出自本人选择。我是在暴力胁迫下跨越这条疆界的。
敬请总统先生阁下接受我的敬意。
列·托洛茨基1929年2月12日
这无疑是告诉主人，我并非想到你家做客，我是被自己家的人赶到你家的。这封短信是否被转交？它有什么意思呢？他的目的大约是使土耳其总统拒绝他入境，给苏联政府出个难题？这封信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经过22天航行，行驶了6000公里后，托洛茨基被迫来到了一个他不愿意来的陌生国度。
托洛茨基实在不想到土耳其去，他曾试图要求德国、英国、法国、挪威等几个国家给他避难权，但均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了。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发表言论，说托洛茨基是主张革命专政的人，为何要到民主国家寻找避难所？希望通过这件事情，使托洛茨基能够清醒地认识一下民主制度。但托洛茨基的信仰是坚定的，尽管德国政府中多数是社会民主党人，但他声明，他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是不变的。他坚持马克思的国家阶级理论，重申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必须让位给社会主义，而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由于托洛茨基在西方国家签证遭到拒绝，他既失望又愤怒，一方面不断重申自己的信仰，一方面对西方国家冷嘲热讽。他坚持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敌，却又希望去那里避难，要求人家接待他。他甚至翻出旧帐，历数他在苏联掌权时如何热情地接待那些资产阶级老爷，而如今这些老爷却在他落难时忘恩负义。托洛茨基应该知道，受过他礼遇的老爷们即使想报恩，在那种政体下，他们的权力也会受到限制。从他留下的文字看，可以窥见他内心的混乱和隐痛。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避难权是民主制从基督教那里继承过来的。……被追捕的罪犯只要进入教堂，有时甚至只要手触教堂的门环，就可免遭逮捕。因此，避难权应理解为宗教的避难权，是被追捕者寻求避难的权利。”他指责英国工党政府忘记了这条宗教原则，可是他是否想过，他所参与的革命是把宗教扫地出门的，此时又何须乞灵于这条宗教原则呢？他说：“即便给了我避难权，这也不意味着推翻了马克思的阶级国家理论。民主制度不是来自独立的原则，而是来自统治阶级的现实需要。”就是说，给避难权也罢，不给避难权也罢，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现实需要而已。给，不感谢；不给，更混蛋！他对“没有签证的欧洲”愤懑不平的同时，坚持维护自己的信仰和革命实践，他不能回避一个无产阶级领袖为什么在自己通过革命斗争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容身之地，为什么偏偏是他这样一个人需要到敌对的国家（他终生的目标是推翻这些资产阶级政府）去申请避难？他的回答是：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起点，俄国的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重建生活，并为更高的文化奠定基础，革命专政将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天堂，这个任务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完成，不能用眼前的挫折来否定伟大的革命理论和实践。“那么您个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自己杜撰了这个问题并认为它含有讥讽的恶意，他的回答是：“我不用个人命运的尺度衡量历史过程。”他用从前的论敌，与他的观点、性格和处世态度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话为自己寻找精神支点：“那些压倒别人的东西，却能抬高、鼓舞、加强我。你们怎么能指望我怨天尤人，诅咒他们呢？我嘲笑命运，至于人，他们太无知，奴性十足，我不能埋怨他们。”他要在这些话下签下自己的名字。他嘲笑蒲鲁东是“社会主义的鲁滨逊”，如今他和蒲鲁东的命运一样，都被弃置在一座凄凉的荒岛上了。在信仰和现实的巨大反差面前，在遥远的理想和看不到尽头的苦难和屈辱面前，托洛茨基内心的混乱和惶惑是可以感受到的。
但是，托洛茨基依然是革命的超人！
托洛茨基并不想在伊斯坦布尔那座民宅里久居，或许在那里并不适宜建立世界革命的司令部。他后来到过好几个国家，丹麦、挪威、一度还到过法国的巴黎……苏联政府认为托洛茨基利用奥斯陆作为敌对活动的基地，对容留他的挪威政府施加压力，他只好被迫迁往南美的墨西哥。令人欣慰的是，墨西哥总统卡德南斯欢迎托洛茨基，派专列去迎接他，并在港口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宣布托洛茨基为政府的贵宾。他先是住在一个画家的家里，后来，又被安顿在墨西哥城郊外一座名为姚肯的别墅里。
在他漫长的流亡岁月里，发生了很多悲惨的事情。他的亲人和孩子在血腥的政治旋涡里几乎全部死去了。托洛茨基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前妻亚利山德拉·利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19岁时在沙皇的布特尔监狱里与托洛茨基举行了婚礼，和托洛茨基生下两个女儿，后被斯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死于集中营。二女儿尼娜在托洛茨基流放阿拉木图期间死于肺病；大女儿季娜伊达被逐出苏联，1933年在德国自杀身亡。两个女婿沃尔科夫和涅维利松都是红军战士，参加过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其中涅维利松还是红军政委。但两个人后来都死于斯大林的集中营。托洛茨基第二任妻子谢多娃给他留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列夫（廖瓦）曾随同父母一同流亡，成为父亲政治活动的主要助手。1938年，他在巴黎一次阑尾炎手术中神秘地死去。托洛茨基清楚儿子死于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暗杀，尽管他发表声明，列举种种证据，但却无法挽回儿子的性命了。他的二儿子谢尔盖·谢多夫厌恶政治，喜爱体操和杂技，甚至想做一名杂技演员。后来他钻研机械技术，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发动机的书。他拒绝和父亲一同流亡，与父亲的事业毫不相关。但他是托洛茨基的儿子，照样不能幸免。1932年1月，《真理报》发表一则短讯，题为《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企图毒死工人》，在这之前，他已经被捕。这则短讯等于宣布了他的死刑，他最终死在集中营里。尽管被捕前一年半，他已和妻子离了婚，但他的妻子同样没有逃脱厄运，结局和前夫同样悲惨。不止如此，托洛茨基的妹妹和妻妹受株连也同样被关进集中营，并在那里悲惨地死去。
在墨西哥，托洛茨基身边只剩下随同他流亡的第二任妻子谢多娃和一个名叫谢瓦的八岁外孙了，这是他大女儿留下的唯一孩子。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亲人的死亡并没有摧毁这个人的意志，托洛茨基还在坚守着他的信念。1938年，他和一些支持者成立了第四国际，认为只有这个建立在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基础之上的第四国际，才能领导世界革命，它的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他的信徒有多少？这个组织收获了多少政治成果呢？对此我们不好做太乐观的估量。但是，托洛茨基想必明白，无论消灭资本主义还是推翻斯大林，这两个目标都太过遥远。生命的黄昏正在降临，托洛茨基想到了后事。他要在死前留下一部斯大林的传记，把这个政治对手黑暗而酷虐的本性昭告世人，把他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亲历了一切，并掌握着大量资料，他得抓紧。一直以来，这个人从来没有安静地生活过，他研究正统的革命理论，发表无数抨击性的小册子，用他曾经的威望，组织并吸引老的和新的信徒，几乎和整个世界在作战。苏维埃帝国的主人早就不耐烦了，对托洛茨基没有仁慈可言，斯大林下了追杀令，无论他藏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都要把他干掉！托洛茨基的周围早就有无数的鬣狗在逡巡，一双双阴险而机警的眼睛在盯视着他，托洛茨基没有感觉到吗？他感觉到了。凶险正在临近，他已经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早在挪威的奥斯陆，他的住所就遭到过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企图抢走一些档案材料，也许还想抓走他。在巴黎，有人砸开他的一个保险柜，烧毁了七十公斤的文件。他躲在墨西哥城外的姚肯别墅里深居简出，有荷枪的保镖严加防守，外人不经允许进不去别墅的大门。尽管如此，1940年5月20日凌晨，他还是遭到了一伙穿军装和警服人员的袭击。约20人潜入别墅，射出三百发子弹。他和妻子滚下床，趴在地板的角落里，幸免于难。后来查明，这次恐怖袭击的头目是墨西哥的著名画家，闻名世界的艺术家，斯大林的忠实信徒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他受命启动的是行动的第一方案，可惜没有成功。
但是，谋杀仍在进行，死神终于如期而至。
为了叙述的简洁，我们删除那些芜杂的枝蔓，从凶手谈起。凶手的名字叫拉蒙·梅尔卡德尔，半年前，拉蒙持南斯拉夫护照来到墨西哥。他受命于由莫斯科领导的旨在消灭托洛茨基的特别处。这个机关的头子名叫列昂尼德·艾廷根，他有几个假名字，在西班牙，人们习惯称他为“列昂诺夫将军”。
拉蒙的母亲是曾居住在古巴的西班牙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她的名字叫艾乌斯塔西娅。她有着西班牙土生白人的血统，虽然徐娘半老，依然风姿绰约，妖娆迷人。“列昂诺夫将军”超乎职业的需要经常到她的寓所去拜访她。但将军并未因此玩忽职守，相反，还使他计划的成功增加了胜算。
起初，拉蒙在“列昂诺夫将军”手下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正在和托洛茨基身边的女秘书热恋，假装对托洛茨基主义充满理解和同情，还写过论述第四国际的文章，女秘书还将他的文章交给托洛茨基阅读。拉蒙很快得到了信任，可以自由进出姚肯别墅。他的任务原是为袭击方案提供别墅里道路及房间分布情况，但袭击失败，300发子弹没有干掉托洛茨基，只使他受了一场虚惊，因此，最后解决的使命就落在了拉蒙的身上。1940年8月20日，拉蒙潜入姚肯别墅。他的母亲和“列昂诺夫将军”开着两辆汽车在外面接应他。托洛茨基正在书房里聚精会神阅读一篇文章，躲在椅子背后的拉蒙后退一步，从搭在手臂的斗篷下取出一把登山的冰镐，用它那锋利的镐尖，对准托洛茨基的头给以致命的一击。托洛茨基一声惨叫，跳起来，扑向杀手。警卫们闻声冲进来，将杀手打倒在地。托洛茨基被送进医院，第二天，他因颅骨破裂，伤势过重，死在医院里。
所有参加此次行动的有功人员都受到了苏联国家的最高奖赏。杀手的母亲艾乌斯塔西娅获得了列宁勋章，由加里宁亲自为她授勋。贝利亚为此送来一箱1907年装瓶的“纳帕列乌利”葡萄酒，商标上还绘有沙皇俄国的双头鹰标记。“列昂诺夫将军”也获得一枚列宁勋章，但在1954年，他被军事法庭判了12年监禁，虽然后来提前释放，但在坐牢期间，他把自己的勋章弄坏了。
“列昂诺夫将军”的特别行动处受命于苏联国家安全局（当时叫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局。它的负责人是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多夫中将。此人12岁时参加红军，从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擢升至国外局负责人。这个局专门从事国外秘密活动，包括猎取原子武器。1940年，苏多普拉多夫中将奉斯大林之命在卢比扬卡专门设立一个处，制定了消灭托洛茨基的计划。1953年8月21日，苏多普拉多夫在他的办公室被捕，当局指控他参与了贝利亚的阴谋活动，图谋杀害苏联政府成员，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在苏联单人牢房里整整待了15年。在狱中，他三次发作心肌梗塞，一只眼睛失明，出狱后，几乎丧失了行走能力。1992年，才给他完全恢复名誉。1994年纽约出版了他那本轰动一时的书：《特殊使命：一个不愿作证的证人--苏联间谍头子回忆录》，使世人得以窥见更多的阴谋和血腥。
杀手拉蒙·梅尔卡德尔待在墨西哥的监狱里，他因从事恐怖活动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他在那里并没受到虐待，他的妻子每周还可以去探望他。但他坚决不越狱，因为出去后更可能丧命。坐满二十年牢狱后，他被放了出来。斯大林死了，他也安全了。1961年，苏联政府在不事张扬下，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给了他一套住房，每月享受400卢布的养老金，每年夏天还可以到某疗养地去疗养。但是这个高等公民在莫斯科生活得很艰难，他和妻子都不会讲俄语，每天要挤乘冰冷的无轨电车，还得排着长队去买土豆。物质生活极度匮乏，没完没了的排队购物，终于使他不堪忍受，他迁居古巴并死在那里，终年65岁。死后，他被埋葬在莫斯科的一处公墓里，墓碑上的铭文是“苏联英雄佩洛斯·拉蒙·伊万诺维奇”。但是，仅从这简短的碑文上，普通人很难了解他从前的英雄业绩了。
托洛茨基--这个自诩为世界革命“终身漂泊的船长”终于毙命，追随他的船员们，甚至在遥远的海面上遥望他的桅杆的人也全都遭遇了灭顶之灾。早在1937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打倒之后，一些曾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参加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就已被处决，其中包括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等军队高级将领。所有与他有关系的亲人、部下、甚至同情他的人都死于非命或被关进集中营。后来，参加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众多成员，不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就是被斯大林出卖，死在法西斯分子手上。在中国，1938年春，红25军副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和红军干部黄超就以“托派”罪名被秘密处决；1947年7月1日，作家王实味因“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被大刀砍头，碎尸后被丢弃于一眼枯井中。名副其实的托派分子，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郑超麟1952年被捕，坐了27年大牢，1979年6月才被释放。彭述之、王凡西等人皆于1949年后逃亡国外，客死异国。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背负托派罪名，谤重如山，死后也没洗清身上的污渍……
逝者如斯。斯大林、托洛茨基生前不共戴天，死后同归尘土。他们是信仰上的孪生兄弟，基因并无任何不同。如今，在轰然倒塌的大厦的地基下，我们发现了太多太多无辜者的白骨，而曾经矗立其上的，决非人类希冀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