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一份内部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7 次 更新时间:2013-03-03 19: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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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春泽  

  

  一、1990年的特殊政治氛围

  

  1989年夏天以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原有的规划、指导与协调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职能处于停顿状态。以前需要体改委派员参加的各部委会议此时不向体改委发通知了,各部委和地方本应向体改委报送的材料都不报送了。体改委内部各司局都很难继续开展工作。

  当时,邓小平已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都不变”、“不能改”,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但是,社会上对改革方向、目标的争论却越来越激烈。不少人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对10多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怀疑、否定的声浪一阵又一阵。实际工作中的各种改革措施遭到“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经济体制要不要改、朝着什么目标和方向改?人们彷徨无主。1990年,中国经济增幅下滑至3.8%,为1978年以来最低。已经取得进展的一些市场取向改革处于停滞、倒退的危急关头。

  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与实践对人们的头脑束缚得太久太深了。在改革过程中,反复曲折地围绕着计划经济要不要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什么范围和在多大程度上结合、用什么方式结合(板块式结合还是有机地结合)等等问题争论不休,有的人强调“改革岂能不问姓社姓资”。有的人把改革看作就是实际工作中的行政性分权,而行政性分权总是摆脱不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死,死了再放”的循环怪圈。伴随着争论的,往往是上纲上线的批判、检讨,反反复复。根本谈不上明确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更谈不上系统地进行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

  从历史上看,在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有市场经济思想倾向的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共产党员顾准提出让市场价格自由涨落调节生产活动的设想,不仅不被采纳,连自由讨论的机会都没有,就在无情的批判中被划为“极右分子”。该所所长、老共产党员孙冶方在上世纪60年代又因宣扬“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主张把利润指标作为改进企业管理的“牛鼻子”而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并蹲了多年监狱。

  1978年以后,从中央决策层邓小平等领导人到经济理论界薛暮桥、刘明夫、卓炯等人,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陆续不断地打破僵化的观念,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重新认识。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薛暮桥为主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要“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还在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说明时指出,这“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这个《初步意见》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赞同。不少经济学家也给予了髙度评价,认为它实际上提出了带有明显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但这个《初步意见》在党内的决策最高层未达成一致,因而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1981年4月,在一份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印发的材料上,按照对计划与市场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赞成计划经济但不那么鲜明的;第三类是赞成商品经济但不那么鲜明的;第四类则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薛暮桥等被列为第四类。此后,“商品经济论”和持这种主张的薛暮桥等人受到了反复的批判。1981年11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决议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论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982年2月,国家体改办草拟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表述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计划经济制度”。由于高层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不统一,这个《总体规划》对改革目标的总体认识比上述的《初步意见》有所退步,但它毕竟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归纳了十一个方面改革的轮廓,明确提出要合理调整所有制结构。1982年3月,为适应改革形势的发展需要,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央决定建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邓小平还明确指出,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所以国家体改委第一届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兼任(1982年3月?1987年4月)。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同意,在这个《决定》中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改提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党的十三大决议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体现市场导向的改革总方针。

  国家体改委第二、三届主任先后是李铁映(1987年4月~1988年4月)、李鹏(1988年4月~1990年8月)。1990年8月,中央决定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宝钢建设总指挥,时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的陈锦华到国家体改委任主任兼党组书记。据陈锦华后来在一些场合说,他受命这个职务时感到“如履薄冰”,觉得改革当时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他利用中央决定而全国人大尚未正式任命这段时间,详细阅读了体改委七八个司局编写的各部门改革方案,觉得各部门的改革都是“目”,缺乏一个能把这些改革提携起来的“纲”。联系到当时主流媒体充斥着“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计划经济”,要不要计划经济之争是“路线斗争”等舆论,他开始领悟到,要“计划”还是要“市场”,这才是中国改革的主要矛盾,是改革开放十多年后一道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坎。他决定首先抓住“计划与市场”这个纲。但是,“市场经济”在当时是政治上的敏感词汇,陈锦华不得不格外小心。

  1990年,大约是9月中下旬,体改委秘书长洪虎通知我:“锦华同志要我找两个人给他写两个材料。一个是国内对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情况,我已请规划司司长杨启先同志撰写;另一个材料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情况综合,这个材料请你写,越快越好。”我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研究生,多年研究苏联东欧、南斯拉夫经济,80年代又去美国和欧洲进行访问研究和实地考察,1988年6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调到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担任副司长,主要负责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工作。无论从我的专业基础,或是从我担负的现任职务来看,对于委领导交办的这项任务,我是责无旁贷的。

  

  二、我为完成交办任务拟定了四项原则

  

  完成这个任务,可以说既容易,又困难。

  说它容易,是因为到上世纪90年代为止,这个命题在西方世界从世纪初开始,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在苏联从20年代以后争论了60多年,在中国、南斯拉夫和东欧国家从50年代起也争论了40年。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文集卷帙浩繁,如果没有想解决什么问题的使命感,没有明确的目的性,随手检几条不同观点的语录摘编一下,应付差事,那是“立等可取”的。可是,那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做这件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它困难,就是它当时的政治敏感度很高。如果根据自己的观点倾向甚至带着强烈的情绪,摘一些批判计划经济弊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言论上报,说不定就要在政治上“触电”了。我深知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争论的历史。多少仁人志士,因为有市场经济观点的倾向,牺牲了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如20年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赫赫有名的理论家布哈林等,就是前车之鉴。远的不说,就说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薛暮桥那么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老经济学家因为有市场经济思想倾向也受到了不正确的批判和被迫做出违心的检讨,他的改革倡议和主张从而夭折。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都使我不可能对此没有顾虑。我究竟应当如何来完成眼前交办的这项任务呢?

  我想找本司比较研究处的同事们商量商量,看看他们有什么好主意。不料当时的社会氛围和体改委机关的处境,使得同事们都不想“节外生枝”,惹来横祸,他们对此任务不抱希望,表现冷漠,建议我摘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卷就算了。我说:“我想借此在理论上澄清一些误解。”有人立刻接话说唔,误解?马上会有人质问你,谁误解?那你可就麻烦了!”我说我想说清楚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有同事又开玩笑地说你这么一写,新来的主任看了,也许就会说,啊,原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在国外司呀!”我理解大家此时的心情,觉得不必再讨论下去了,反正洪虎是把这个任务布置给我个人,没有要求集体讨论,我就自己来写,文责自负嘛。当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还有位同志推开门来轻声对我说:“我劝你还是什么观点都不表露为好,抄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上去就算了。”我知道同事们的.规劝是善意的,我说:“谢谢你,怎么写,我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社会的政治氛围压力太大。是呀,陈锦华主任我过去不认识,更不了解他的观点倾向,我怎么写才好呢?风险是明摆着的。

  我经过反复思考,理清思路,给自己定下了四条原则。

  首先,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讲真话。我认为在改革处于十字路口的危急关头,写一份供领导决策参考的材料,事关重大。我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迎合潮流说违心的话。经我手写的材料,一字一句都必须是真实的,都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其次,要有明确的针对性,有的放矢。“的”是什么?就是消除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误解。我回顾自己从改革开放以来,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有一个逐步解放思想、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虽然,在70年代末,经过对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和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我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不能只是单一的“苏式”,而可以是多样的;那时我已经从南斯拉夫的经济著述中,读到很多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切中时弊的批判,我也已经读过东欧一些改革先驱者们关于计划与市场各种结合模式的著述;但到80年代,我还是带着对西方世界和市场经济恐惧和疑虑的心情去美国,做了两年多实地考察,思想上的恐惧、疑虑和误解逐步地消除了;尤其是我带着“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疑问,又去欧洲一些典型国家实地考察和进行广泛的交流,我心中才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一些零敲碎打的措施;市场公平交易只有在利益独立的主体普遍平等而又诚信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要有周密的法制网的保护;市场经济要有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安全阀,才不会出现社会一端的普遍绝对贫困;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已有了许多新现象,诸如:普遍存在着志愿者和义工,由于市场经济内在的竞争机制促使生产力迅猛发展,科技不断创新,物质极大丰富,等等。总之,我亲眼所见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完全不是过去在书本中说的那种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我亲历亲睹的大量事实使我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通往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这样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可以搞呢?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学者的个人认识,它不能直接影响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要在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只有中央髙层决策者对市场经济取得共识,形成党和政府的决议,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纲领,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物质力童。因此,我写这个材料的目的性应当很明确,就是要有利于决策层的领导对市场经济取得共识。

  第三,要用正面叙述的方法,不能用批判不同观点的口气来写。因为在突破传统观念的过程中,每个人的经历、所处环境和接触到的实际情况并不一样,认识有先有后、有深有浅、有全面一些有片面一些,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正面叙述才更易服人。

  第四,要围绕主题?向领导提供有根有据的事实和信息供决策参考。而不是简单地说教或搬用一些新名词和西方经济学术语。

  于是,我决定按照这几条原则,用最精炼的篇幅,用有根有据的事实,客观地描绘一幅纵观一百年、横观全世界的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以及当代实践的图景。

  研究报告的标题是:《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扼要追述从1902年意大利学者帕累托提出对未来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设想及其引起的争论,到著名的30年代大论战。目的是说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在西方世界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争辩双方的主将都是西方的著名经济学家。而最先设想用计划机关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以及后来发展与捍卫这一设想的帕累托和巴罗内、泰勒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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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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