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方明:《潮聚潮散 :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前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3 次 更新时间:2013-02-23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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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方明  

寫《潮聚潮散—記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以下簡稱《潮聚潮散》)一書時,按原來的設想,準備把八份資料列為該書的附錄,其中鄧力群、杜潤生在農村發展組成立會上的講話,以及〈認清國情,加強農村發展的綜合研究〉一文,都曾經在刊物上公開發表過。但時間已過去30年,又是發行範圍較小的專業刊物,而這三份資料,對瞭解當年的農村發展組十分重要,考慮到有興趣的讀者查找不便,故收在附錄裡。其它的五件,主要是工作文件及會議記錄,均有助於瞭解農村發展組當時的狀況,也收入附錄中。這些資料,均是首次披露,即使當年的親歷者,也會感到似曾相識,又有幾分新鮮。有助於激活塵封的記憶。

寫書的過程中,重讀了大量農村發展組當年的調查報告、專題報告及工作文件,仿佛自己未曾經歷,常有耳目一新的感覺,由此激動不已。王小強看附錄,似乎患了「強迫記憶症」,30年前的許多時點、場景又飛回眼前,但他不滿意,為什麼不滿意,一時也說不清。

正當我寫的書已近脫稿、編定的附錄即將正式排版前,王小強想清楚了,他主意定定地向我建議:附錄從《潮聚潮散》中拿出來,加以擴充,儘可能收入農村發展組運行過程中沒有發表過的文件資料,編輯成一本獨立的書。我剛有即將輕鬆一陣的愉悅,一聽他的建議頭就大了。我提出,看《潮聚潮散》一書的讀者本來就不會太多,又加上一本純資料的書,看的人會更少,況且,出書的時間又得往後拖了。他直言以對:既然已預料到看的人不多,加上一本資料書,看的人也不會因此少到哪裡去;何況曾參與農村發展組活動的老哥們一定看,每人手裡有一份較齊的當年資料和文章索引,一定會感覺方便;將來總會有人對這一時期的農村狀況感興趣,編一本真實的資料書,會給他們提供方便。他強調,這件事現在不做,將來就沒有機會做了。我無言以對,只能與他一起商議細節。

一群人,高度緊張地活動了六、七年,存積下來的文字資料確實不少,大體有幾類:其一是調查報告、專題報告、專題文章,多數已經公開發表,或收入農村發展組的集刊—《農村.經濟.社會》(1~4卷,前三卷1985、1986年由知識出版社出版,第四卷1986年由農村讀物出版社出版)未公開發表的雖然也不少,卻散於各當事人手中,收集起來勢必興師動眾,頗有難度。其二是相關的內部講話稿,除少數公開發表外,多數沒有面世。其三是工作文件和部分會議記錄,以及工作簡報,很能真實的地反映當時的活動情況。其四是編的書和已出版的專著。鑒於此,王小強與我商議,定了幾條原則:一是除個別講話和文章外,以未發表的為主;二是考慮到我曾保管全組資料(1983年後轉由謝揚保管),對全組資料比較熟悉,留存的資料相對也比較全,資料收集限於我們兩人手頭有的,不打擾其它人;三是有關資料分類後原則上按時間順序排列;四是編一個已公開出版和內部印發的文章、書籍、資料選索引,便於查閱。

我和王小強沒花太多的時間,就把資料集中了,由我進行選編和分類。真正忙的,是編輯楊瑩等人和美編廖煒。資料有的是手稿,大量的是20世紀80年代的油印件,用電腦錄入基本不靈,只能重新逐字輸入。而熱心的美編廖煒,則要在細心保存原件的基礎上,費心費力地攝影。我想,除了我和王小強,當年發展組的朋友們,以及讀者們也都會向她們致謝意。

本書是許多人共同完成的作品,我只是做了一點搜集、整理和編輯工作,雖然不齊,不全,但已經盡力了,聊可自慰。本文所收入的文稿,最後由我一一校對,如有錯漏,當負未盡職之責。

現對收入本書的內容略略加以說明:

收入本書的內容實際上是三個部分。一部分是講話稿,或與農村發展組有關,或者本身就是發展組某人的講話整理稿。一部分是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醞釀、成立、運行中的工作文件。這部分在編輯過程中又分為兩塊,一是當年簽訂的合同和研究計劃,二是運行過程中的文件、簡報、會議記錄。最後一部分是已發表的調查報告、專題文章、書目及內部印發資料的目錄。這樣,三種不同類的文獻資料,大體按時間序列,分為四個部分,便是全書的內容。

講話稿部分,收入鄧力群的三篇,其一是1981年2月在中國農村發展組問題研究組成立會上的講話整理稿,曾經公開發表,收入本書的考慮,前面已有交代,不贅。其二是1983年鄧力群在會見農村發展組部分成員時講話的整理稿,由當時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整理,曾作為內部資料印發。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與同一時期農村發展組的工作簡報參照,彼此印證。其三是2009年筆者對鄧力群採訪的錄音整理稿。90多歲的老人,能有這樣的記憶,不容易啊。

收入杜潤生的也是三篇,其一是1981年2月在中國農村發展組成立會上的講話整理稿,也曾公開發表,收入本書的考慮,前邊已有交代,不贅。其二是農村發展組編制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轉到當時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時的講話稿,內部印發過,未曾公開發表。其三是農村發展組轉制為中央書記處農研室及國務院農研中心屬下的農村發展研究所時,杜老的講話整理稿,內部印發過,未公開發表。正是這一講話,標誌著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最後終結。此後,參與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的每個人,開始了自己新的經歷,一句話,潮散了。

收入萬里的一篇,是1982年萬里會見農村發展組部分成員時的講話要點,足見當年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年輕研究人員的溝通是何等順暢。可惜的是,當年發展組與黨和國家領導人見面談事的次數不少,而完整留下的記錄卻非常少,讀者在閱讀工作簡報部分,還是能夠看到當年農村發展組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交流的歷史痕跡。

收入江北辰的講話稿一篇,這是他在1981年2月農村發展組成立會上受領導小組委託作的工作報告。這份講話稿,對瞭解農村發展組成立前後的活動非常重要。

收入陳一諮的三篇,第一篇是1982年秋他在安徽合肥全國農經學會年會上的長篇發言整理稿。這個講話當時頗受爭議。第二篇是他1982年11月患病初期有關發展組工作的一個內部講話,根據筆記整理。第三篇是他在1983年農村發展組總結會上的講話,對瞭解發展組的運行情況,同樣不可或缺。閱讀上述講話,從最低限度上看,比較一下30年前的話語系統與今天話語系統的差異,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變與不變,存乎於心、於境。

第二部分的內容相對簡單,幾份合同和幾個研究計劃。這些油印並業已發黃的資料,當時都是十分正式的文件,對瞭解農村發展組當年的景況,十分有用。就是這些合同和計劃,使發展組的研究形式具有了合法性,在規範研究方向的同時,賦予了發展組研究相對獨立的空間。它同時反映了發展組的財政情況,就當時的社會狀況而言,這是許多人希望而得不到的。反過來它又部分地展現了,支撐發展組這個研究團隊六年的總費用,不超過人民幣50萬元。發展組所研究的課題,今天可以分解為無窮個獨立的子課題,每個課題小的可以申請數十萬課題經費,大的可以申請幾百萬元的科研經費,可見靠花錢買東西時,即使忽略質量和實際功效,其社會成本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什麼是投入最小,效益最大,在人文研究領域,離開了精神,離開了追求,光靠花錢,看來也會有問題。

第三部分主要是工作文件,內容比較複雜。需要說明的有幾點:一是1982年中央辦公廳的一個通知,把它放在這部分打頭的位置。這個通知,傳達的是當時中央書記處一次會議的集體決定,即中央最高層的決定。它既是針對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又不完全是針對農村發展組的。說它是針對農村發展組,是因為這個決定肯定了農村發展組的形式和研究方向,說它不完全是針對農村發展組,是它涉及的範圍要廣泛得多。那是針對一代人中先進分子的決定和引導。農村發展組應運而生,頗具傳奇色彩,而中央書記處的這一決定,影響則更深遠。今天活躍在中國政治高層的不少人,他們的人生經歷,都與這個富於遠見的決定有這樣那樣的關聯。它不是講話,不是發展組的工作文件,但無疑是與農村發展組相關度最高的文獻之一,因而,我們把它收入工作文件中。二是〈認清國情,加強農村發展綜合研究〉,這是發展組成立初期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所以將其收入本書,而且放在工作文件部分,是因為這篇文章不但是集體成果,帶有某種「宣言」的味道,同時它是發展組工作方針實實在在的指導性文件。三是發展組1981~1983年的一組工作簡報,基本反映了這一時期農村發展組的工作概況。在記憶中,1981年農村發展組共出過六期簡報,其中有三期是農村發展組成立會有關情況的簡報。其它三期是發展組成立後的工作簡報,可惜這六期簡報目前只找到一期。1982年的工作簡報比較多,共印發了九期,找到八期,比較全了。1983年有五期簡報,找到四期,也算是比較全了。發展組出簡報,還有必要多說幾句。簡報的功能,除了向有關領導及主管部門報告研究工作開展的情況外,主要是為組內成員的信息溝通。這涉及到農村發展組早中期的工作條件。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初期,北京的辦公用房十分緊張,發展組在「以業餘為主」時期,沒有穩定的辦公地點是註定的。先是楊勛出面在北大圖書館借了一間房,主要是編寫《中國農業大事記》及《中國農業文獻目錄》課題組的有關人在用,形不成全組穩定的辦公地點。1981年3月,使用課題費在北京大學專家招待所租了一間房,作為比較穩定的辦公地點,聚會討論,則另租會議室。1982年夏季,經費相對寬裕了,便在北京軍區炮司招待所(香山)租了幾間房和一個小會議室。辦公、會議,寫作都在這裡,同時供發展組裡北京無居所的人住宿。但香山離市區太遠,給發展組的活動帶來許多不便。1983年春,發展組在西直門內永祥西巷租了總政招待所的一個附屬小院,有幾間住房及辦公室,還有一間小會議室。不久又搬到西內前半壁街甲22號,中聯部招待所的一座小樓,租了一層,有三間住房兼辦公室,其中一間大的,中間用書櫃隔開,可當兩間用,還有一個可供二三十人開會的會議室。至此,農村發展組算是有了穩定的辦公室。於是,發展組的工作簡報從1984年起,就不再編印了。每週集中一兩次,信息便溝通了。四是部分會議記錄,主要是領導小組的會議記錄。從1981年3月以後,到1984年10月調離發展組這段期間,只要我在北京,均列席領導小組會,並作記錄。後來我也成為領導小組成員,依然作記錄。這次整理這些會議記錄時,發現有兩本這個時期的筆記本死活找不到。大約是多次搬家,不知放在哪裡,或者乾脆丟了。從時間看,其中應當還有一些發展組的會議記錄。現在整理出來的,只是經常召開的會議中的一部分。儘管如此,對瞭解發展組的運行和內部交流,依然很有價值。本書的第四部分,主要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集刊《農村.經濟.社會》1~4卷的目錄,加上幾本專著和內部印發的資料目錄。有為數不算少的個人文章、專論、調查報告的目錄沒有收入其中,什麼時候可能收得更齊一些,只有期待將來,也許是別的人來做這件事了。

編者201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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