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民: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7 次 更新时间:2013-01-18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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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民  

摘要:用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核算模型来分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不难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产业结构高变换率、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以及金融财政化等原因所导致,其中金融财政化是制约经济结构顺利调整的最大障碍,必须从完善信用服务体系、净化金融市场环境、实现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一揽子推进金融改革,才能变金融财政化为金融市场化,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关键词:经济结构,金融财政化,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

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一国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该国经历过若干次经济结构调整阶段,而当该国顺利地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之后,就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作为,2012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必将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增强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我国经济结构到底存在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体制的关系怎样?如何通过金融改革使经济结构调整更顺利?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表达自己的“一管之见”。

一、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经济总量迅速扩大,而且经济结构也得到不断调整和优化。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日益显现。我们可以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库兹涅茨(Simon S.Kuznets)的国民收入核算模型对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结构进行分析,从中找出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库兹涅茨从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角度分别用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

(一)采用生产法,将国内生产总值分为三组: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包括农业、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从事商品经营的部门,包括商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和房地产业;提供劳务的部门,包括服务业、金融业、文化娱乐业、政府部门及误差项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2010年,第一组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28115亿元,占总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9%;第二组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77030.2亿元,占比为19.2%;第三组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为96056.8亿元,占比为23.9%。从生产法角度来分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可以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存在以下问题。

1.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较低。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1%,尽管可能存在统计误差,但其占比低于50%是不争的事实,而世界上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一般都在50%以上,这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2.提供劳务的部门增加值占比较低。我国提供劳务的部门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3.9%,特别是文化产业、设计与研发的增加值占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为1.5%和3.2%,这表明我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

3.农业发展基础较弱。由于农业生产单位主要为家庭,其抗自然灾害能力和抗市场风险能力均较弱,导致农业发展的基础薄弱。

4.生态环境压力较大。由于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资源消耗较多,导致生产要素利用效率较低,生态环境面临着较大压力。

(二)采用收入法,将国内生产总值分为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及折旧、生产税净额三个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2010年,劳动者报酬为196714.0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5%;营业盈余及折旧为173719.19亿元,占比为 39.8%;生产税净额为66608.73亿元,占比为15.2%。从收入法角度来分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可以发现我国分配结构存在以下问题。

1.财政收入年增长率较高。从2001至2010年这十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20.15%,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9.39%。

2.企业研发能力较弱。由于企业利润特别是中小企业利润微薄,导致其研发能力不足,严重影响到企业科技创新。

3.广义税负占比不低。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政府集中的财力并不多,2010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0.7%。但国家预算除了公共财政预算以外,还有中央政府基金预算和中央所属经营性资本预算,2010年这三项预算共计为13.6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4%。另外,中央所属金融系统的经营性资本预算、地方所属的经营性资本预算和地方政府的一些收费及基金尚未包含在其中,如果包括此三项,我国广义税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超过35%。

4.个人收入占比趋于下降。2000年个人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7.4%,2010年降至41,8%。由于我国主体税是流转税,个人在消费时会有一部分收入转化为税收收入,所以,实际的个人收入占比会更低。此外,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贫富差距较大(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65);存在城乡、地区和行业差别(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为3.23:1,地区收入差别为2.76:1,行业收入差别为4.20:1)。

(三)采用支出法,将国内生产总值分为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及服务净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2010年,最终消费支出(含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为186905.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7.4%;资本形成总额(含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存货增加)为191690.8亿元,占比为48.6%;货物及服务净出口为15711.5亿元,占比为4%。从支出法角度来分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可以发现我国消费结构存在以下问题。

1.投资率趋于上升。从2001至2010年这十年间,投资率从36.5%升至48.6%,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1.3%,2010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

2.消费率及居民消费率趋于下降。从2001至2010年这十年间,消费率从61.4%降至47.4%。从1996至2010年,居民消费率从 77.3%降至71.3%,其中:农村居民消费率从41%降至23.2%,而城镇居民消费率却从59%升至76,8%;2010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别为 3.6:1.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一升一降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在拉大。与此同时,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趋于上升,从2000年的 64.8%升至2010年的75.6%,这固然与社会文化和家庭观点等因素有关,但也说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3.政府消费率趋于上升。政府消费率从1996年的22.7%升至2010年的28,7%。2009年,北京、西藏、新疆、青海和内蒙古的地方政府消费率在40%以上,而安徽、广东、四川、江西和/“西的地方政府消费率则低于25%,这说明我国区域公共服务差距较大。

4.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幅较大。从2005至2008年,我国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16.6%,拉动经济增长约2个百分点;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至-40.6%,影响经济增长-3.7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拉动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

二、对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分析

从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角度来分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经济结构的确存在着不协调因素,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结构高速变化的客观要求。所谓经济结构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一国经济结构是长期形成的,其影响因素很多,但最重要因素无疑是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判断一国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关键看它是否建立在该国经济可能性之上。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一国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就进入经济起飞的“门槛”,会迎来一段较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而经济高增长必然引起社会需求的快速变化和提升,进而导致经济结构的高速变化,这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该国只有顺应这一经济发展规律,适时地主动调整经济结构,才能有效配置各种资源,进一步促进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

(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我国确立丁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的特色是既保留了举国体制,又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正是在这一模式下发挥市场作用、采取激励机制以及实行对外开放,我国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这一模式长期运行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逐渐变成经济结构快速而顺利调整的一个障碍。在这一模式F,经济部门被分割为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政府及国有部门掌握着市场规则的制定权,利率、汇率、石油及电力等基本资源的定价权,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垄断经营权;而非国有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市场经营环境却长期得不到改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易斯(W,Arthur Lewis)将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的过程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无限的劳动供给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是稀缺的,而劳动力是丰富的;第二阶段是稀缺的生产要素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由于劳动力是稀缺的,所以工资趋于上涨。总体而言,我国已经步入第二发展阶段,但具有中国特色,即国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都是丰富的,而非国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则是稀缺的。因此,在这一模式下,国有部门有资本但缺乏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而非国有部门则有动力但缺乏经济结构调整所需的资本。地方政府扮演着地方经济强力推动者的独特角色,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快速增长,会千方百计地招商引资,利用地方融资平台筹资,所以,融资饥饿症和投资饥饿症实际上是一种疾病的两个病症。经济发展的本来涵义应该包括数量扩张、效益提高和结构优化,但简单化的政绩考核标准使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数量扩张,为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长率,甚至不顾高能耗高污染而盲目投资;而地方领导任期制又导致信贷软约束,前任借贷后任归还,不汁投资回报率而盲目融资,这一切就使得经济结构的矛盾更加凸显。

(三)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决策是由每个经济主体分散作出的,通过价格涨跌来调节供求,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或者向银行借贷而取得资金,经过生产和销售环节取得收益,然后分配给个人;个人取得收入后,分割为消费、储蓄或投资,储蓄形成间接融资的资金来源,而投资则形成直接融资的资金来源。在这一过程中,连接个人消费与企业生产的枢纽,换言之,媒介跨期资源配置的核心就是金融市场。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双方的权利本该是平等的,它们的资金供求应该通过利率升降来平衡,无需区别经济主体的所有制性质。但是,在我国,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国有的,其融资方向具有明显的所有制情结,偏向于国有部门,信贷有偿性的执行力并不严格,这就是金融财政化倾向。从整体上说,金融成为国有部门的第二财政和预算软约束的平衡工具,国有金融一旦出现呆坏账也全靠国家财政来填补,国有金融与国家财政本来就是一回事。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所需资金很难通过国有金融体系来满足,而只能通过体制之外的民间借贷来接济。在这一体制下,金融市场价格扭曲状态迟迟得不到纠正,导致资源配置低效或错配,造成经济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越来越不协调。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高变换率要求我们应该主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长期运行已形成路径依赖,难以在短期内调整过来;唯一需要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金融改革,而此次金融改革的总目标很明确,就是变金融财政化为金融市场化。

三、调结构的关键是一揽子推进金融改革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我国金融体制也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之中。从形式上看,我国金融体制与欧美国家无异;但从实质上看,我国金融理念和金融机制都极类似于财政无偿拨款机制。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以低成本向国有金融机构借款,然后投资到低效益或无效益的基础设施和形象工程上;国有企业由于没有结构调整的压力,故会以低成本向国有金融机构借款,用于公共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而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只有通过结构调整才能生存,却迟迟得不到银行信贷的支持,只好求助于高成本的民间借贷。所以,金融改革相对滞后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屡调屡不顺,结构调整的实践证明,金融改革是经济结构顺利调整的关键,只有一揽子推进金融改革,改变金融财政化倾向,真正实现金融市场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运行中的痼疾。具体地说,金融改革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一)完善信用服务体系

我国的金融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虽有改革的目标,但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方法并不十分清晰,我们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时,并没有同时考虑建立与金融体制相适应的信用服务体系。在金融改革中,我们似乎更重视金融中介机构、监管机构和金融市场建设,而忽视了信用服务体系建设,实际上,有效的信用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高效、稳健运转的前提条件。由于没有建立覆盖所有企事业单位、家庭个人和政府机构的征信系统,导致社会诚信缺失问题较为突出,商业欺诈和蓄意赖账等现象屡禁不止;由于没有建立面向所有发债企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机构,导致企业债券市场和地方债市场迟迟不能发展壮大;由于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导致存款人利益得不到制度保障,存款性金融机构事实上不能破产。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信用服务体系很有必要。

1.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社会征信系统不仅应包括以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和政府为主体的法人组织的信用征信系统,还应包括与家庭个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相关的信用征信系统。为保证这一系统有效运转,必须构建信用档案、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查询和失信公示五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信用档案是法人和自然人信用活动状况的原始记录,其信用信息分散于金融机构、司法工商税务机关、公用事业单位及关联企业等部门,需要在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的基础上进行汇总和整合,形成统一平台。信用调查是对信用档案的真实性进行实地查证。信用评估是对法人和自然人的偿债能力及可信度进行综合评价。信用查询是建立社会征信系统数据库,向顾客提供信用信息查询服务。失信公示是将失信者名单予以公布和传播,以警示与之相关者,在全社会确立诚信理念。为此,要加快征信立法和制度建设,制定信用信息标准和技术规范,推动社会征信系统数据库在全国范围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改善各地区、各部门和各行业的信用环境。

2.规范发展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信用管理服务机构,它是由经济、财务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对证券发行人及证券信用进行等级评定的组织,主要对公司债券、地方债券、国际债券和优先股股票进行评级。经过二十多年的行业发展和市场洗礼,我国目前规模较大的全国性信用评级机构有大公国际、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和上海新世纪四家公司,除大公国际公司始终坚持民族品牌以外,其余三家公司已经或正在被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所控制。可见,信用评级业在我国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信用评级对金融产品的信用质量具有专业区分的功能,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信用评级机构在经营中应遵循真实性、一致性和独立性原则,向授信者和投资者提供各种基本信息和附加信息,所有发债企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的信用状况都必须经过信用评级机构的等级评估,以形成合理的债券定价机制。随着我国债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评级市场需求也会不断增加,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应抓住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加强信用评级质量控制和行业自律,提升信用评级公信力,以便形成有效的信用约束与监督机制。

3.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保护存款人利益、稳定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在这一制度下,存款机构应根据所吸收的存款额,按一定费率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当存款机构因破产而不能满足存款人兑现时,由存款保险机构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存款保险制度虽然增加了金融机构存款成本,但有利于提高中小银行的信用度和稳定性,打破大型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真正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服务业,通过建立更多的中小银行吸收更多的存款来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从已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来看,其组织形式大体上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建立存款保险机构;二是由政府与银行界共建存款保险机构;二是由银行同业合建存款保险机构。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储蓄状况以及保险制度完善程度,应由政府建立存款保险机构,确定相应的保险原则。

(二)净化金融市场

环境金融市场的融资功能主要是由借贷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来实现的。在借贷市场上,要求借款人按时足额地偿还贷款本息;在债券市场上,要求发债人按时偿还投资者的本金和利息;在股票市场上,要求股份公司按时向股东分配红利,通过长期的红利累积或股票溢价而回报投资者。这就是金融市场有偿性的本质要求。我国金融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建成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但金融市场环境还不够清洁。由于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不够,导致企业财务信息造假现象比较普遍;由于没有设计出一套专门针对金融犯罪的严厉司法制度,导致内幕交易盛行,而查处内幕交易的成本却很高,最终只好不了了之;由于证监会未在分红问题上对上市公司提出规范和要求,导致一部分上市公司长期不分红,特别是没有现金分红。可见,净化我国金融市场环境,树立金融道德,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刻不容缓。

1.遏制财务信息造假。目前,财务造假手段花样繁多,有的虚构交易,有的夸大收入及利润,有的则利用会计准则缺陷操纵利润、调节资产,因此,必须有效遏制财务信息造假。要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规范关联交易披露,减少会计操纵空间,提高财务信息质量和透明度;要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财务信息造假成本和风险,只有当财务造假的预期成本高于预期收益时,才能使造假者终因得不偿失而放弃造假;要健全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强化独立审计的监督作用,形成政府行政监督、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与企业内部控制相结合,分工明确,监督有力的行业监管体系。

2.杜绝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人员或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违反法律规定,泄露内幕信息,根据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向他人提出买卖证券建议的行为。内幕交易行为人为了获利,利用其特殊地位或机会获取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违反了金融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侵犯了公众的平等知情权和财产权益,使证券价格和股价指数的形成过程失去了时效性和客观性,影响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内幕交易是十分严重的金融欺诈,要设计出一套专门针对金融欺诈犯罪的司法制度(如辩方举证),严厉而有效地打击内幕交易行为。

3.强制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中国的股票市场本来就是作为国有企业脱困的一个渠道而建立的,所以,长期以来“圈钱”成为中国股票市场的代名词。这有悖于股票市场有偿性的本质要求,事实上,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与借贷市场、债券市场并没有实质的不同,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而取得资金,投资者通过购买股票而获取长期红利累积或股票溢价回报,只不过是偿还本息的方式有些特别而已。因此,在我国金融法制尚未完善的现阶段,有必要强制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超过一定时限不分红,就勒令其退市。

(三)实现利率市场化

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融资的利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换言之,就是将利率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根据其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利率既是资金的价格,又是其他金融产品定价的参照标准,它必须反映金融机构对金融风险的判断和定价,体现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权,尊重企业和居民对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自主选择权,才能在金融市场上真正起到基础性调节作用,进而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导引经济结构顺利调整。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1996年,总体的改革思路是先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再存贷款利率市场化。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为突破口,决定由拆借双方根据市场资金供求自主确定;1997年人民银行决定利用同业拆借市场开办银行间债券回购业务,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和现券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1998年政策性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金融债券;1999年财政郎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国债,至此,已基本实现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市场化。

我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2000年,其改革思路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至2004年止,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放开外币存贷款利率,取消人民币贷款利率上浮限制,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至此,人民币贷款利率“放开上限,管住下限”,人民币存款利率“放开下限,管住上限”。 2012年6月,人民银行决定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 倍,7月再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

由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可知,我国利率渐进式改革已成功实现了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以及“贷款利率管-F限、存款利率管上限” 的既定目标,距离利率市场化的最终日标只剩一步之遥,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只要取消存贷款利率上F浮动限制,将利率决定权完全交给金融机构,就可以最终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巾场资金供求和风险程度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利率市场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

(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的计价结算、投资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其真实含义有二点:一是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度较高;二是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规模较大;三是随着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重要的国际投资工具。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人民币没有理由非国际化。而当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以后,中国就拥有了世界主要货币的发行权和调节权,必将改变当今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取得铸币税收入,减少汇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缓解双边贸易中结算手段不足的问题,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已被许多国家所接受,人民币流通使用的范围正日益扩大。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加速,2007 年国家开发银行在香港发行首只人民币债券;2009年财政部在香港首度发行人民币国债;2011年首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汇贤产业信托)在香港上市;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1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完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日元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为了将人民币国际化风险因素降到最低,我国采取了一种双轨制、渐进式的人民币国际化步骤。

第一“轨”是在境内逐步实现资本账户下的人民币可兑换,如鼓励在贸易结算和资本输出中使用人民币;实行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计划和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计划;拟推动境内资金投资港股;拟邀请信誉卓著的海外企业到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股票。

第二“轨”是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建立跨境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推动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或股票上市,不断提升交易水平,扩大以人民币汁价的金融资产规模,逐步建成与美元市场、欧元市场相鼎立的人民币市场。

不过,我们应该承认,在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包括利率及汇率尚未市场化,人民币尚未实现资本账户下的自由兑换,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不足等,这需要我们更加积极地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以及资本账户下的人民币町兑换,实际上这二项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三者的关联度很高,不可能搞单项突进,关键是要看决策者的决心。至于如何增加人民币国际流通量问题,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资本输出增加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二是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就目前情形而言,通过资本输出而向世界输出人民币的方法较为可行。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统计局编:1997-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2011年版.

[2]Simon Smith Kuzncts:National Income, 1929-1932,[M]New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34.

[3]Willian Arthur 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Journal of Manchester. 1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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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发展研究》201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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