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新发展阶段金融改革的六大重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21-06-30 06: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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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 (进入专栏)  

   在经历了2020年的疫情“破局”之后,2021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一起迎来了“新局”。全球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局势前景如何?中国开放创新如何推进?6月20日,由凤凰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凤凰网财经承办的“2021凤凰网(夏季)财经峰会暨天籁思享荟”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李扬应邀参会,并作题为《新发展阶段金融改革的六大重点》的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再次参加凤凰网财经峰会。这次会议主题紧扣一个“新”字,这恰与我国“十四五”的发展战略相呼应。大家知道,如今,全国人民都在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都在努力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在这种形势下,金融改革和发展当然也应迈出新步伐。下面,我尝试用较短的时间,把这么宏大的主题提纲挈领地同大家交流一下,就教于各位。

  

   我以为,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应当特别注重如下六大领域。

  

  

   第一,完善金融机构体系

  

  

   经过四十几年的发展,中国金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我国不仅拥有了基本完备的金融体系,而且,金融部门的资产总量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截至2020年底,我国金融部门和央行的资产规模分别已达美国相应部门的60%和70%。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我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国这么庞大的金融体系应对已经扑面而来的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恶化的冲击,能力不足;二是我国金融体系支持创新发展的能力不足,不能有力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三是支持资本市场的能力不足,致使我们将发展资本市场列为金融改革目标二十余年,至今仍然收效甚微。

  

   因此,下一步,中国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就是对标上述几个问题,同时,我们还要高度关注已经在我们周边发生了二十余年且愈演愈烈的超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发展。这样看来,我国金融机构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仍然十分严峻。在所有的问题中,如下四个方面最为重要:

  

   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商业银行改革,这里的要点,一是应当加快我国商业银行从“朝九晚五”卖产品的机构,转变为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即应当全面完成服务业转型;二是推进业务转型,逐渐减少对息差的依赖,为一定会到来的低利率时代做准备;三是逐步推动商业银行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型,打开银行资产负债表,再通过多样化经营,求生存,牟发展。

  

   第二个领域是着力推进养老机构改革、推进保险业大发展,积极应对汹汹而来的加速老龄化问题;

  

   第三个领域是要发展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各类投资银行、基金、信托、VC、PE、金融租赁等等,一方面为微观主体提供权益性资金、降低杠杆率,另一方面则是为我国资本市场提供强大的机构投资者队伍,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第四个领域,就是真正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的“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金融体系”的任务。

  

   毫无疑问,这些任务都是相当繁重的。

  

  

   第二,改善债务市场结构

  

  

   债务市场是交易各类债务工具,并在交易者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金融市场。贷款市场和债券市场,是债务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债务市场以银行贷款市场为主。截至2019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中贷款和债券融资之比为100:17,同期美国的情况则为66:47。在理论与实践上,与银行贷款相较,债券市场的竞争比较充分,透明度较高,流动性也较强,因此,债券融资占比较高,可以作为债务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表征。比较中美,可以看出我国债务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仍需提高。所以,下一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打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让负债和资产更多地进入市场交易。质言之,调整债务市场结构,提高债券融资的比重,是我们十分重要的改革任务。

  

   我国的债券市场结构亦需调整。如所周知,债券市场是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供给的“蓄水池”,因此,近年来,国际金融界索性直接将债券市场称为“流动性市场”。作为流动性之“源”,债券市场当然以国债、地方政府债、政府机构债等安全性资产为主。中国的债券市场也曾以安全债券为主导,然而,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风险资产占比逐渐上升,2020年底达到占据四分之三的主导地位,与十年前恰恰颠倒了位置。中国债券市场上发生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是与世界各国市场发展的潮流完全相悖的。

  

   我们说中国应当发展安全资产为主的债券市场,并非只是说要顺应世界潮流,更深刻的原因是:这个市场是货币当局调控头寸、进行流动性管理的一个市场,同时,还是我们追求了很久至今尚未完成的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曲线等“三率”实现市场化的有效平台。更进一步看,它也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有效机制。因为,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其核心要义,就是要让越来越多的非居民购买并持有以人民币定值的金融资产;由于涉及国家风险,非居民持有的这种资产的主体只能是政府债券。

  

   我国债券市场的结构性扭曲,还表现在债券的投资者结构偏颇上。数据显示,总体看,中国债券的投资者70%以上是商业银行。换言之,中国债券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是一个典型的资金“换马甲”的格局,它的基本轨迹,就是“从银行中来,又回到银行中去”。这不仅使得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发挥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提高市场化水平的功能,而且深度扭曲了市场资金供求关系,使得发生在债券市场上的风险和发生在商业银行内的风险相互感染。鉴此,今后中国金融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改变债券市场中“从银行中来,又回到银行中去”的资金流动格局,形成“从银行和非金融部门中来,到金融市场上去”的新格局。

  

  

   第三,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

  

  

   长期以来,中国的股市并未能有效发挥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更较少发挥引领国民经济不断向高度化发展的作用。

  

   这里我们给出了一个中美股市上市公司结构的比较图示。该图告诉我们,在美国股市上,排第一号的是“信息技术产业”(32%),其次是“可选消费”(16%),接着是“医疗保健”行业(13%)。这些行业都与现代科技密切相关,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反观中国,排名第一的是“工业”(52%),其次是“金融业”(23%),信息技术仅占6%。

  

   这一结构差异告诉我们,美国股市是一个代表经济最新发展方向的股市,是一个能够引领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股市,是一个向前看的股市;我国的股市则相反,是一个向后看的股市,是一个传统产业主导的股市,基于这样的市场结构,我国股市自然很难发挥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作用,更难引领经济结构向高度化调整。

  

   解决这样深刻的结构性扭曲问题显然需要采取大量的措施,而就股市自身发展而论,我们特别强调两个机制,一是注册制,二是有效的退出机制。为什么股市的效率同注册制连在一起?这是因为,只有在注册制下,大量拥有发展潜力但短时间盈利并不显著的“独角兽”和“潜在冠军”方能脱颖而出;而在我们一直坚持的审批制下,只有那些经营多年、拥有重资产、持续盈利的公司方能获批。试想,如果我们的市场被这种四平八稳的老企业充斥(更何况大量企业的“持续盈利”有颇多疑点),这个市场如何能有效引领国民经济不断向高度化发展呢?

  

   另有一个问题是退市机制。长期以来,我国股市中充满了大量ST、PT型企业,很多企业经营甚至早已难以为续,但还会在市场上保持着它们的“壳”。久而久之,我国股市便形成了庞大的“壳市场”,成为一道极为特殊的风景线。公司退市难当然也有多重原因,其中的体制原因是:我们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公司都与各级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它们在上市过程中花费了地方政府的大量资源,政府当然不会轻易让它们退市。各地政府在列举本地经济优势时都会把拥有上市公司数量排在前列,便清楚地揭示了上市公司地方化、行政化的特征。因此,疏通我国股市“进”“出”的两个通道,是提高我国股市效率的重要体制机制条件。

  

   中国股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投资者结构扭曲。大家可能习惯于说中国股市是一个散户主导的股市,这是误读。资料显示,中国按市值计算的上市公司投资者中,占比54.11%的是“境内一般法人”,而这些一般法人,大部分都是政府机构或者与政府存在密切关系的事业单位和其他机构。这种股权结构的状况,决定了中国股市的行政化特征。在下一步改革中,这也必须改变。

  

   特别希望指出的是,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我们绝对应当抛弃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20余年来,我们正是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下,使得我国直接融资占比长期徘徊在20%左右。打破这种思维定式的途径之一,就是在承认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下,打开银行资产负债表,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理财市场。资料显示,2012~2015年,我国理财市场曾有过长足的发展,就是在那些年里,我国的间接融资占比曾由80%左右降至60%左右。这就告诉我们,改变银行的传统经营模式,大力鼓励金融创新、创造新的壳交易的金融产品,是在我国发展直接融资的重要路径。

  

  

   第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经历了本世纪以来的几次金融危机,我们非常痛切地感受到:我国经济要想顺利地走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进程,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人民币。换言之,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最终避免被某些发达经济体不断地“薅羊毛”,成长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国家的必要条件。

  

实践上,我们通过四个维度,即:国际债务市场、外汇交易、全球支付、外汇储备等,来度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利用这个分析框架来考察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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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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