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改革是怎样重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由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7 次 更新时间:2012-12-04 1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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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大地暖流升腾,埋在心底的关注与焦虑在迸发。在中共十八大推出新愿景之时,重启改革终成共识。

  中国处在又一个历史关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交织关联,期望与压力共存。

  改革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回首过往,“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要与“自上而下”的设计相结合,广泛参与的“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至关重要。今天启动全面改革战略,实施深化改革部署,这一切同样不可或缺。

  历史可资借鉴。20年前,同样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口。中共在1992年6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正式确定这一目标,1993年11月14日闭幕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通过实施改革的50条行动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50条”)。从1994年开始,改革按照此规划“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势不可挡。

  从设定改革目标到制定“50条”行动纲领,从顶层设计到总体规划,走过一个完整过程,指导了其后20年中国改革的历程。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顾昨天,仍然有助于规划明天、造就未来。

  

  第一章:计划还是市场,这是一个问题

  

  “我为这个报告鼓掌”

  

  时光回转20年。1992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十四大开幕,江泽民总书记作大会报告。当谈及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他微微移身,稍稍离开讲话稿,抑扬顿挫地说:

  “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大会堂内掌声雷动。

  在距离大会会场不远的北京景山北边, 88岁的邓小平在家中的电视机前听完报告,称赞说:

  “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

  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航船在航行十余年之后,终于用一句话明晰了改革的系统性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突破意义重大。改革有无体制目标,关乎改革成败。在苏联、东欧国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争论了几十年也没有明确结论;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经济改革的目标也是长期争论,几经反复。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特殊历史形势中,如何重启改革成为关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得以确立和不断深化,成为改革能够长期持续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基本保证。

  

  市场=资本主义?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曾经历了计划还是市场的反复争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波兰开始,苏东国家政权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垮台。国际风云激荡,“中国向何处去”变得更为尖锐,“姓社姓资”之争格外激烈。

  1990年,中国经济增幅进一步下滑至3.8%,为1978年以来最低。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把目光投向经济。1990年3月3日,在北京家中,他与新上任9个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杨尚昆、李鹏交谈时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他表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每年4%或5%的增速,甚至是2%或3%的增速,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出于对经济增长的看重,邓小平主张“不问姓社姓资”。

  早在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此后更是多次指出,改革开放不能变,谁要走回头路,谁下台。

  但是,当时占上风的观点认为,一切问题都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所致,腐败是因为金钱作用过大,通胀则源于竞争中的无政府状态。有人主张,应该回到“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

  在中央高层的专家咨询会上,争论非常激烈。在1989年11月7日总结1989年“70天”经验与教训的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出现尖锐对垒。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改革开放的不同目标取向再也无法兼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时成为主流。比起1987年十三大“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是大步倒退。

  

  高天滚滚

  

  进退之际,思想舆论界 “左”风再起。

  直接质疑改革姓“资”姓“社”的第一炮,由当时一位重量级“理论权威”打响。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其《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这篇1.7万字的长文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斗争。在这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是什么呢?“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搞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化。”

  这篇文章还将这种对立上升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对立”的高度,直称“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颠覆还是保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并怒斥“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在呼唤‘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文章一出,即有布置要求各地学习,“市场经济”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讨伐文章接踵而来。

  12月17日,《人民日报》再发《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这篇由另一位重量级“理论权威”署名的文章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皇甫平”较量

  

  舆论界的肃杀之气在升腾,但压不住改革者的信念。

  因为提“市场经济”太敏感,经济学家们代之以“市场取向”。1990年下半年以来,薛暮桥、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通过各种机会向中央最高层进言。薛暮桥还曾于7月15日致信中央常委,表达了自己迫切希望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亲自宣布交易所成立。五天后的1990年12月24日,曾表态支持上海办交易所的邓小平,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约到家中。他特地把话题引到市场,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认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新年过后的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按惯例率全家到上海过年。在沪近一个月间,他对朱镕基和其他当地官员谈了自己的观点。回到北京,他再次在家中与江泽民、李鹏和杨尚昆谈话。

  不久以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调任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通过上海《解放日报》的四篇系列评论文章透露了其精髓。这就是轰动评论界的“皇甫平事件”。

  1991年2月15日,农历羊年正月初一。《解放日报》头版发表题为《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的评论,旗帜鲜明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3月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一文,委婉地批评有些同志“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路,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3月22日,《解放日报》再发皇甫平的《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一文,直指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一个月后,《解放日报》发表系列评论的最后一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四箭连发,但是反对市场经济的声音毫不示弱。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一文,批评“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认为中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据皇甫平文章作者之一、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最近回忆,1991年10月,中央一位高层到上海,点名批评皇甫平文章,认为搞乱了党的思想。

  他指出,党好不容易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现在你皇甫平提出要搞市场经济,这不是要搞资本主义吗?

  1991年苏联“8·19事件”之后,“左”的调门进一步升高。

  1991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一文,认为有的同志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指出“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到1991年底,有人甚至重提阶级斗争。《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作者认为,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其言下之意,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甚于十年“文革”。

  很多人感到前景不明,纷纷议论,“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阶级斗争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折腾仿佛要回来了。

  77岁的经济学家江春泽至今仍然记得,她1991年去上海出差,看到股份制改革已经搁浅,不知道是否要继续。“当时亟须打破全社会、特别是决策层对市场经济的恐惧症。”

  

  第二章:历史性选择

  

  让思考改革的人说话

  

  “市场”与“计划”的争执持续经年,中共最高决策层也在思考。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共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

  这正是邓小平在会见外宾、视察上海和高层内部谈话中几次阐明的观点。有邓小平指引,江泽民就市场的姓“资”姓“社”问题做出公开表态,叫停了主流媒体对“皇甫平文章”的批判。

  江泽民这一年还阅读了一系列经济学书籍。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的西方经济学,都列入书单。从8月中旬起,他着手筹备召开一轮专家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是为次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做思想准备,主要是“考虑十四大提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该用什么样的提法”。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分裂党的政变,国家处于危急之中。次日,邓小平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等人请到家中恳切交谈,要求大家要团结一致。他告诉大家:“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嘱咐“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座谈会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谁来与会?江泽民提出,参加者主要是经济专家,并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真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研究工作参与比较多;三是要找几个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和苏东问题的专家。

  先后有20多位专家参加了座谈会,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林毅夫、王慧炯;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张卓元、蒋一苇、陈东琪、李琮;国家体改委的江春泽、杨启先、傅丰祥;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还有多位负责介绍国际动态的专家,如《人民日报》的崔琦等人。

  

  “在民主氛围中讨论”

  

  座谈会主要讨论三个问题: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东西;其次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在深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

  首次座谈会于10月17日召开。

  “座谈会前一两周接到了通知。”今年79岁的经济学家张卓元回忆,到会场后发现参加者都很熟悉,都是当时积极投身改革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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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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