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双重战略风险与财富幻觉[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1 次 更新时间:2012-11-19 10:03:15

进入专题: 出口导向型经济   战略风险   财富幻觉  

潘英丽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 本文阐述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内在发展逻辑及其快速增长的三大支柱;探讨了此种增长模式面临的内外双重战略风险;并运用一个简单的代际转换模型定义和阐述了财富的本质与财富幻觉概念,并提出了未来生产能力提升导向的经济转型及其政策要求。

  

  关键词 出口导向型经济 战略风险 财富幻觉

  

  一、 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这种增长业绩很大程度上与上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战略以及为工业化战略服务的相关政策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工业化战略以强化高度集中的资本积累和制造业投资为基本特征,长期忽略内部消费市场的开发。并在人均收入很低水平上出现了产能过剩。加入WTO后,中国的过剩产能得以通过国际市场释放,并且使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实施了两项对今天意义十分深远的重大政策,即鼓励生育政策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

  50年代的婴儿潮和70年代后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为本世纪前十年人口红利的积累和经济高增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图1表示中国抚养率的蓝线在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的10年有明显的下降,并在2010年达到最低点。这种变化体现出50年代和70年代末两个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转变为壮劳力的积极作用。

  

  图1 中日两国人口抚养率比较[2]

  

  另外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实施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通过剥夺农民剩余产品实现了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3]。“价格剪刀差”政策是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抬高农用生产资料售价将农民剩余产品转移到工业部门,并通过工业利润的全部上缴形成国家工业资本积累的做法。在新中国面临西方封锁的背景下,此项工业化战略无疑是合理而成功的。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慢慢显现出来。那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与三农问题的恶化。占比70%以上农村人口的消费仅占全部消费的1/4左右,严重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拓展。另一方面,农民的低收入也造就了农村廉价剩余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制造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由农村的平均收入加上城市的额外生活费用决定的,因此城乡的巨大差距保证了中国制造业持续的低成本优势。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通过制成品的出口得到实现。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通过加深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并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未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路径。前30年中国的人口政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为改革开放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基础性条件。

  除此而外,中国政府的工业化战略和赶超冲动还通过金融抑制政策予以推进,即通过政府行政垄断型的金融体系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廉价的资本供给。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金融业从无到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金融业的行政垄断性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主要表现为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管制、证券市场融资的发行审批、新产品新业务审批、利率和汇率等金融价格的行政管制,以及政府对银行贷款投放的行政干预。官方利率持续控制在市场均衡水平之下,证券发行审批更是通过融资规模的控制将发行市盈率保持在国际水平的1-2倍之上,以此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通过股票发行审批和信贷干预将廉价资本导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产业。这些金融管制政策对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些政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管制抑压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创新的空间和活力,使金融业的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给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瓶颈制约,抑制了本国居民通过消费信贷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并且几乎消除了本国居民通过金融投资分享经济高成长成果的可能性。

  前30年计划经济中的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在后30年得以延续。后30年的一个重大的变革是实现了从政治经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的体制转变。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政绩竞争,导致工业用地过于廉价的开发使用和环境成本的外部化;导致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导致市场分割状态下的产业同构化和产能过剩。

  开拓外部市场成为这一增长模式持续运行的必要前提。其内在逻辑在于消费不足,投资拉动;投资拉动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要求出口释放。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在人均收入600-800美元的水平上就出现了产能时剩[4]。1994汇率制度改革,通过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价格的并轨,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以期促进出口,以减轻产能过剩的增长压力。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稳定亚洲经济。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从危机前1995年10.5%的高点下滑至1998年7.8%的低水平。此后产能过剩严重,经济陷入通货紧缩。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中国出口快速增长。这不仅消化了国内的过剩产能,而且使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二、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双重战略风险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本和廉价自然资源的三大支柱之上的。这种增长模式不仅因为透支中国经济的未来生产能力从而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借助发达国家商品和金融市场实现壮年这代人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向未来消费能力转换的模式正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和美元大幅贬值的战略风险。[5]

  

  1、内部社会发展危机的风险积累

  

  源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而未能适时退出的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战略的惯性延续,已使制成品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面临内部社会发展危机的隐患。

  首先,中国相对低端和低效率制造业的过度扩张已面临资源环境的巨大瓶颈。笔者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及其对金融转型的内在要求”一文中对此已作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2010-2030年中国人口抚养率将大幅度上升。如果将现阶段的代际人口结构简化为2-4-2-1,当上世纪50年代婴儿潮一代在未来的10年中退出生产领域,代际人口结构将变动为:4-2-1-1。人口抚养负担将是目前的3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表现为:养老负担增加,这将意味着不再有廉价劳动力供给;技术创新能力下降(研究表明,发明家的创新成果大都在30-44岁青壮年期完成);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将大幅度下降。图1是以人口抚养率的形式对中日两国人口结构进行的比较。2010年中国人口抚养率处最低水平,人口红利比日本80年代大得多。但是2020-2030年间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变得十分严重。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因为这一年中国的人口结构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1990年相同,并且此后人口结构将以比日本上世纪90年代更快的速度恶化。如果2011-2020年间中国不能将投资的重点从低端制造业和“铁公基”等基础设施硬件方面转向健康医疗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和高新技术领域,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依赖要素投入转向效率增进,中国经济增长将在2020年前后下一个较深的台阶。

  再次,爆发社会危机的风险正在持续积累。A.O.Hirschman(1973)提出“隧道效应”概念,用于解释人们为何对经济高速发展初期收入差距拉大持宽容态度,但这本质上是短暂而又不稳定的[6]。“隧道效应”的存在是因为个人福利取决于当前的满意状态与未来预期;从别人的改善中可以得到满足是因为预期自己也将得到改善。由于人口流动性和网络信息可得性增强,经济增长前期的正面“隧道效应”可以比闭塞状态大。但是一旦预期落空,就将出现不满的强烈反弹。比如在零和博弈场合,因他人的改善会导致自身的恶化从而人们会对他人的成功产生忧虑和仇视。社会地位向上流动者也不一定成为社会支柱,因为局部流动后再向上受阻时,就会对社会不满或具破坏性。如果向上流动者受挫而牢骚满腹;未流动者则觉醒进而骚动,则社会将面临动荡。其结论是即使经历长期向上的经济增长,发展仍可能面临危机甚至灾难。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5,特别是社会不公现象相当普遍,这使社会政治局面存在比较大的脆弱性。最近埃及的政治动荡进一步表明,在贫富分化、社会不公背景下,严重侵蚀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的通货膨胀很可能成为政治动乱的重要诱因。由此也凸现出政治的重要性和政治体制变革的必要性。

  

  2、外部美元持续贬值与美元危机的风险

  

  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各国人口结构的差异和劳动力不允许跨境流动。青壮年占比高的中国有更高储蓄和更多贸易顺差。10余年来,我们期望通过制成品出口并持有外汇金融资产,来实现现期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向未来消费能力的转换。但是由于美欧经济实力的下降和货币贬值,我们的上述计划将会受阻或落空。其中美国经济和美元的未来不利变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风险。美元持续贬值与美元发生危机的风险主要源于美国经济的四大结构性缺陷与美国政府中长期的美元政策取向。

  首先,美国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与美国经济实力下滑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两战结束后,美国承担起国际警察的职责。当时美国的GDP因其他工业国受到战争破坏而一跃为全球的50%,而其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军事科技的投入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撑而不致于因战争结束而闲置。但是,此后其GDP的全球份额下降,2000年为27%,金融危机发生的2009年为23.8%。渣打银行预测这一比例2030年将下降到12%。在经济实力下滑的过程中,美国仍在全球150个国家维持着700个军事基地,其军事开支占世界的50%,比位居其后的14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帝国的过度延伸,也即开支巨大的海外政策最终会破坏一国的经济基础。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已从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债务国。随着经济的低速增长和下滑,美国从海外收缩军力已成必然选择。同时,在财政不堪负担的态势下,美元贬值与各国官方与民间投资者减持美元也将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必然趋势。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Altman(2010)指出:“有人主张美国借入巨额资金的能力是一种优势,但那种看法误导人们,中国和其他贷款人没有战略上的理由继续持有美元”。

  其次,美国经济在美元本位制支撑下形成了积重难返的、为帝国政治服务的产业结构。美国经济中最为强势的三大产业是军工及其与防务相联系的高新科技产业、金融业和农业中的粮食生产。这三大产业可以比喻为大棒、钱袋子和口粮,是为其帝国政治服务的战略产业。由于可以不费力气地印制美元而获得购买力,美国无意于生产日常消费品,也不愿意转让其领先的技术。美国很想出口军火,但冷战结束后军火生意已不再红火。美国一直想打开各国粮食市场大门,但是粮食安全问题使大部分国家都不敢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交给美国人掌管。近30年来,美国通过发行国债等低成本方式输入资本,再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资产组合投资在帮助贸易盈余国家管理钱财的同时获取高利差收益。但本次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对美国的政府信用和美元币值产生长期不利影响,使其金融业的全球理财功能也趋于衰退。危机后的奥巴马政府期望重建制造业,但其制造业的高成本已使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每年为每个工人支付医疗保险费用6500美元,加拿大仅支付800美元;通用每辆车摊入的医保成本为1500美元,而丰田此项成本仅为186美元。[7] 在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产业结构下,美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其结构性的失业问题和对外贸易逆差问题。

  第三,财政失控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和两党政治的内生性趋势。2015年以后,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将全部退休;人口老龄化还将推动医疗费用急剧增加。IMF指出,人口老龄化将给OECD国家带来比本次金融危机大得多的财政压力。此外,随着债务的增加,举债成本也将随之增加,从而导致联邦利息开支出现指数级增长。另外, “民主党偏左,共和党偏右,造成历史上对财政约束的两党支持消失。致力于减税和致力于扩大福利的个人和团体气焰渐长。……,并不是美国在世界上轻率的活动危及美国的偿付能力,而是美国国内的肆意挥霍危及美国的实力和安全。美国人民及其选举产生的代表长期以来不解决本国的债务之瘾是其巨大的危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潘英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出口导向型经济   战略风险   财富幻觉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22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