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谈幸福感、幸福指数和惶恐感的调查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0 次 更新时间:2012-11-12 14: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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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幸福感”本来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个人性的生存、生活心理感觉,在不同的个人、阶层、国民和文化体系的人群中,会有不同的感觉和评价指标。所以对“幸福感”的定义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或者说,越是具有学术涵括意义的定义,越趋向于哲学的阐释,就是说基本上只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性。

  幸福感的研究可以结合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调查和描述来进行,它的研究价值是对于人(个人、阶层的人群、国民、现代人)的生活哲学产生意义。它其实是一个主客观结合的理论结构。例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的幸福公式是: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H=S+C+V)。英国卡迪夫大学心理学家的幸福感公式是:幸福感=户外活动+(亲近自然x社会交往)+夏日童年回忆/温度+对假期的热望。请注意,赛利格曼提出的是“幸福指数”,总幸福指数是指人们具有的较为稳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暂时的快乐和幸福(满足)。幸福感是一种长久的、内在的、坚定的心理状态,并非短暂的情绪体验。其中“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是关键的因素。赛利格曼的幸福指数公式是趋于客观的规律,英国心理学家的幸福感公式是现代发达国家人群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幸福感”,有三种情形值得分析:其一,在一个很封闭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只要过得很安定和谐,心理满足感越饱满,那么可以说他们的幸福感会比较强。“安贫乐道”、“知足常乐”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哲学,更重要的这就是他们的现实和理想的限度,没有比较,从来就不知道还会有更好的状况,也就没有什么追求,生活在一个满足的状态,就是幸福的感觉。其二,但是在一个初度开放或强调变革的社会,人们会有剧烈的实质变化和强烈的动荡感,包括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价值观念、对比的冲击,这个时候人们就不再以是否安定和谐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人们的观念开始变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比较”和“对比”带来的强烈反差以及失落感会特别刺激,即使他们并不处于贫困或者窘迫的境况,可是他们的心理缺失异常强烈。如果一向生活和立足于比较优越位置的人群,一旦失去了过去的优势,或者只要感到不再具有过去的地位,他们就会感到缺乏幸福感。其三,在一个已经实现了高度现代化的自由主义国家或地区,那里的社会最大的社会特征是制度保障很稳定,杜绝大跃进,也拒绝政府过多干预,“稳定”是幸福的别名词,“慢调生活”是主流文化,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相当高,人们一向具有优越感,一般而言,总体的幸福感是较强的。但是一旦过去的质量开始下降,或者受到强大的挑战,从而导致威胁和危机的产生,那么幸福感就会被焦虑感和失落感取代。今日美国、日本和欧盟、香港地区中产以上的人们,开始产生了失落的感觉,主要是种种不确定的因素开始对他们过去的优越性形成了挑战。

  在现代化进程中急剧行进了30多年的中国人,在和谐旗帜的引领下,今天开始被“幸福感”问题质疑其生存质量了。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了3次调查,其中,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6.64 (1-10标度) ,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到了2012年,国际调查结论表明:全球居民中感到压力最大的,是中国人。如果这个结论与幸福感关系很密切的话,那么中国人现在时的“幸福感”应该是全球最低的!

  诡异的事情凑巧就此发生了:恰恰是2012年9—10月之间,CCAV一批记者走上街头,手执话筒随机调查路人,问题很简单:“你感到幸福吗?”这时候一个段子诞生了:记者:“大叔,请问您幸福吗?”大叔回答说:“我姓曾。”记者愕然,不知所措。段子立即在网上飞速传送。接着还是很诡异的另一份调查引发了连锁的广泛关注。调查题目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城市中,月薪标准居于第一位的是上海,“不惶恐”的底线为9250元,其次是深圳,8780元月薪不惶恐,北京为8550元,以此类推。这个结果遭到了不少人的吐槽,大家普遍认为,即使个人收入超过 了所谓“不惶恐”的标准,恐怕人们还是生活在惶恐不安当中。——调查设计者太不靠谱了,干嘛不问“幸福”而要问“惶恐”?!幸福吗?不惶恐?前者是理想的高度标值,后者是底线的低端值。当然,CCAV搞的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活动,自然是寻找莺歌燕舞的报道;后者应该是深切感受到普通人的生存压力,所以便设计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底线调查问题。由此可见,关于幸福的询问,对每一个人而言,不仅仅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而且对于理解与探究社会心理者,也是关于存在状况的主客观结合的一种整体格式塔。可惜主观的导火索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处境。

  因此,“幸福感”与社会平衡感、存在比较视角和心理满足感息息相关,换句话说,是由本体存在安全感、比较心理参照系和成就动机程度三者所决定的。仅仅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幸福心理,只能产生一种哲学和心理学的价值观,它的目的是指导人们形成好的生活态度。假如你贪婪,而且以“金钱”为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观,那么你必将时时刻刻伴随着“恐惧”,因此幸福感与贪婪和恐惧无缘。我们还应该结合社会学的分析来观察幸福感的状态,所以这显然涉及到社会心理学的深层次问题。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曾经指出,从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兴起以肇,到今天高度机械化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常戚戚”的不安全感一直伴随着人们,尤其当一个社会无法为其公民提供有效的庇护之时,它的各个阶层都会感到莫名的惶恐。这种惶恐,是一种体制性的集体惶恐,而不单纯关系到经济收入的问题。系统化的惶恐才是惶恐的本质。而同样是美国心理学家的马斯洛则在《动机与个性》一书中,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让我们运用上述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一下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吧。通观目前最具分裂性、荒诞对比性和自我膨胀性的中国来说,中国人在五个需要方面有着太暧昧而动荡不安的心理不满足感,质言之:心理缺失太多。譬如说生理需要衣食住行,全球GDP总量第二的国家,国人目前该丰衣足食了吧?可是我们依然每天不依不饶地期待着海吃山喝公家的,饕餮之惯性,无以名状,包括我们的官员和公职人员,唯恐吃不够占不全。而住房呢,不断地更新扩大,且从一套到占有多套。一般百姓已经很不明白官员们为什么腐败的数字那么庞大,甚至以亿、数十亿为计算单位。西方人曾经问过一个很外行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地位很高的官员还要接受天文数字的黑钱?他们贪污收受无数的金钱究竟为了什么?对此我们只好向他们耸耸肩膀,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难题,无法解释。至于一般中国人为什么也发疯似的不问任何价值理由地购买欧美的奢侈品,也是没法解释的歌德巴赫猜想。只好笼统说:心理缺失。其实现今所有的中国人“活着”和“奋斗”的唯一最大的成就感不就是“金钱”么?幸福吗?你听说过赌徒会满足否?

  下一个难题:中国人现在感到安全吗?请看看我们的行为表现和马斯洛的描述是否接近:马斯洛描述具有不安全感的人是这样说的:“做起事来好像大难就要临头似的。他总像在应付一件紧急事件。”外国人来到中国或者在国际上,很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一蜂窝争先恐后,甚至在一部公车、列车或者飞机,有充足座位或者固定座位的,中国人都要急不可耐地抢先,上下如此,这显然便是基于不安全心态的下意识行为。至于防盗网的全民全国普及,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则是另一个最有力的表征。从社会学的道理来说,中国的事情都具有隐秘性黑箱操作性,于是一般百姓与公共社会之间便具有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关系,所以盲目之下,紧张感以致极其巨大的人群拥挤效应会迅速加剧这种紧张感直至演变成恐惧感,例如抢购食盐,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体制性集体恐惧症候”。至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私人财产这五大关键的安全领域,中国人所获得的国家保障和社会援助资源,可以说非常低微,国家仰着高高在上的头颅,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回去吧,为你进出的洞不开放!”更重要的是没有有效的可以公正解决问题的法律援助,当然也没有社会志愿机构的支持,那么中国人的安全需要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幸福吗?不要再问啦,有上访被劳教的危险呢。

  那么归属、爱和尊重的需要呢?我以为,在中国从来只有对家庭和国家的归属感和爱情,然而现在小三横行,彩旗飘飘,独生子女独大,三代分裂,家不成家,何以国为?国家“抓大放小”,再也不管个人的死活了,这叫“蛇虫鼠蚁各安天命”,黄牛过河自个儿管自个儿,归属感和爱情已经到底,子女啃老也是迫不得已的下策。更甚者,政府从来只要求人民爱国,但是却不会向国民输诚,这是国家尊严不假借于民,很严肃的绝对律令,人民(不是公民)只有仰望忠诚的义务,况且委员长明确表示:我们“五个不搞”,知识分子也加以诠释:“中国不接受普世价值”,就是说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和人权与中国人无缘,那么战战兢兢之下,岂敢奢望归属、爱情和尊重耶。最近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调查可以作为旁证来显示目下中国人的归属感:调查中竟然有52%的被调查者愿意重回文革!My God!惨绝20世纪的文革竟然比现在还温馨?!幸福吗?我姓曾。

  自我实现或曰成功的需要呢?关于这点我们不准备多说了。如果我们的大学和研究院里充斥着难以正大光明的造假论文著作、毕业证书和行政级别之追逐的话,假如我们的社会各行各业都以山寨货为无耻的勾当互相以坑蒙拐骗为荣的话,倘若我们的成就仅仅以摩天大厦奥运冠军为标志的话,只要我们的官员都追求政绩GDP的话,那么这些自我实现和成功,都是他们自己所鄙夷的,因为他们自己最清楚其中的真实性。即使你去问某个官员,你幸福吗?他嗫嚅之下的潜台词大概会是: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成了薄二王三,在下不敢言幸福!

  简单做一个小结如下:现在中国政府为了“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强力推出“幸福感”的概念和政治实践操作课题,带有很现实主义的目的。严格来说,中国政府目前的目的是趋向于“幸福指数”的描述和倡导普通百姓形成一种不要折腾的“幸福感”生活态度,以避免社会动荡的危机。实话实说,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而言,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具有“幸福感”的。无论公务员、富人、中产阶级(包括广大的专业技术人员)、小市民和农民,根本不可能具有幸福感的心理可能性。因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社会安全保障,同时社会存在着极大的而几乎不可以改变的不公正状况,贫富悬殊或某些特殊阶层极端富裕且致富的途径极其黑暗的社会环境加剧了即使并没有缺失者的不公平感和心理缺失感,制度缺乏公正性和公信力,更缺乏可以使人信赖的透明性,国民没有可以依赖的公民地位和监督权利,信息不对称的地位使到人们无法判断“稳定”的意义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于是人们无法形成基本的信仰价值观。中国人目前对于“危机”的感觉是史无前例的:私人财产的脆弱性,保持本来地位和努力向上的艰难严峻程度,环境污染一触即发的隐患、社会全面造假危机、制度运作异化痼疾(广义的“潜规则”起到了实践制约作用)和政治僵化操作方式都是危机的主导力量。除了危机感之外,高强度的“紧张压迫感”和 “竞争焦虑感”更是幸福感的天敌,当全体中国人都在潜心研究厚黑学、三国演义和孙子谋略之际,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勾心斗角的戏剧性会百倍地增长,如此背景下的国民,还怎么可以具有幸福感呢?再从文化传统而来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对于生活的价值观大多集中在实用主义的层面,精神价值观很薄弱,在经历了漫长的压抑情绪和落后的自卑情结的主导下,“急于求成”和“急于强大”的心理需求极其强烈,“欲望无度”和“欲望膨胀”成为了今日中国人最主要的心理诉求。暴富、大跃进、超越西方、世界一哥、复仇爱国主义等等心理情结普遍弥漫。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我们还抱持着强烈的仇恨或者复仇心理,甚至羡慕嫉妒恨的心态,一事当前情绪化先行,缺乏冷静平和的常识理性态度,那么我们的厌恶偏激狠辣躁动膨胀焦虑无休止折腾等等心理纠结蔓延也与幸福感无缘。况且在中国人的性格里,特别习惯于在攀比中活着,在本来无可比较的可能性中,种种计较所产生的荒唐感觉便使你惶惶不可终日。

  这里引证英国莱斯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对现代中国人幸福感下降的原因之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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