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作为“人”的保存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7 次 更新时间:2012-11-12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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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志  

【摘要】人是理性的动物。相比于人的其它各种属性,如广延性、动物性和非理性的能动性,理性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理性是一种形式能力、形式的能动性,它是人为自然界“立法”的根据,也是人进行自由创造的根据。形而上学的使命在于探索理性的内涵,进而推进和维持人的自由。

【关键词】形而上学 理性 形式 经验科学

引言

“寻找人性”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形而上学是这一主题活动的最高成果。

形而上学以反思(reflection)的方式,也就是“把思维当做对象来思考”(thinking thought)的方式,最切近地把握着人的本质;因此,形而上学成为了“人”的本质的把握者,并据此而成了“人”的保存者。

形而上学的发展史,是人类寻找和确认自身本性的历程,也是人类与“人性迷失”、“异化”做斗争的历程。形而上学作为“纯粹哲学”,它不像人体生理学或人类心理学那样去把握人的非本质方面,比如人作为“有机活物”的方面或人作为“应激性动物”的方面,而是始终致力于把握使人成为人的、本质的方面——也就是人作为“理性者”的这一方面。

形而上学对精神、理性、思维、概念这些对象的考察,实质上是把人当做理性者来考察,进而也是把人当做“人”来考察(human, as something with reason and therefore as human-in-itself, is studied by metaphysics)。形而上学这种把思想当做对象来“思想”的独特学科结构,使它成为了最纯粹的“人学”。

接下来,我们在正文中就对“形而上学作为‘人’的保存者”这一标题展开具体的分析。

首先,分析“人”这一要素,初步确认理性、思维是“人”最内在的、最根本的和排他的属性;

其次,对“形而上学”概念展开分析,阐明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是“普遍性”,并经由对“普遍性”这一概念的阐释,进一步指出,形而上学的理性、思维,其实是指“能思”(to think, to reason);形而上学本身是一种与经验科学对立的形式体系;

最后,我们阐释形而上学作为最纯粹“人学”的价值论内涵,即形而上学证成(justify)并维护人的自由性、能动性。

一,人,在什么层面上才是人自身

人是一种具有多种属性的复合物。这些不同层次的属性,有的属于条件性的、非本质性的,有的属于决定性的、本质性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的完整存在。

人所具有的最直接的(immediate)、最外在的属性是物性,比如广延性和空间性;人的身体性存在是人存在的最初步形态。这种物性,虽然说不构成人的独特性,因而不构成人的本质性,但它对于人的存在还是具有相当重要性的,如果一个人缺胳膊少腿或者缺少了某些关键脏器,就会严重影响到人的本质性的精神存在。物性是人的存在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所鼓吹的“堕肢体”和基督教(作为哲学)里的阉割教派之主张,其合理性就大可质疑。

人更高一个层次的属性是有机性(organism)。有机性基本含义就是能够使物态转化、能量聚集与释放。这也就是植物生命的层次,植物性使人有能力把食物和养分转化成自己所需的能量,从而维持自身的有机存在,另外就是自我繁衍,维持“类”的存在。依此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某些哲学流派主张的“苦行”和“禁欲”,如果破坏了人的有机性,从而危及到人和人类的有机性生存,也是应该值得我们反省的。

在有机性之上,就是动物性了。动物性的基本含义就是一种非思维的能动性,它包括物理能动性,比如可以移动肢体、自动转换活动空间等,也包括感观上的(sense of organ)能动性,比如可以听见声音、看见形象、嗅到气味和对一定情况作出本能地应激反应等等。这些属性,使动物、也使处在动物层次的人,与外在世界形成了对立,一方面,动物被外在条件多决定着,另一方面,动物也通过自己的活动,去适应决定性条件;外在决定条件和能动动物这两个方面,就像中国的八卦图一样,相互周旋、彼此应和,分不清主动和被动,处于一种偶然性的调和(balance)之中

人的最高层次的、因而也是本质的属性是理性,也即思维性、精神性和观念性。理性是人所具有的独特的、决定性的、排他的属性。所以我们可以说,本质的人(human-in-itself)不是虚无(nothing)、不是无机物、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本质的人是理性者。

“人是理性者”这样切中本质的认识,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普罗泰哥拉——作为柏拉图所反对的相对主义者、主观唯心主义者——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人作为尺度,已经鲜明地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我们试图“悟入”哲学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围绕这个命题不断思索,那么我们会很快摆脱庸俗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念束缚,在哲学思考中实现“哥白尼式的转变”,不断趋近人是主体、人是自由者这样的哲学洞识。

刚刚提到柏拉图,关于他存在着一个流行的笑话。据说,柏拉图曾向他的学生讲,“人是两足无毛的动物”。结果,他的一个学生灵机一动,逮了一只大公鸡,把毛拔了个精光,然后,提着这只晃悠着“两足”的无毛的公鸡,跑到学堂里向众人宣布到:“大家快来看啊,这个东西就是柏拉图的‘人’”。

在这个笑话里,“人”的含义是依据外在偶然属性——“两足、无毛”——而被界定的。因为使人成为“人自身”的本质属性逃逸了,捕捉到的只是一些非本质属性,依据这些非本质属性来认识“人”,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让人轰然发笑的荒谬局面。

然而,这个笑话的历史真实性却大可质疑。我们都知道,柏拉图是杰出的理念论者(idealism);理念论的最大特征就是区分现象与本质、意见和真理,他们认为,现象、意见只是一些流变的、无恒定性的东西,不足以表现事物的本性,事物的本性存在与事物的理念中。对于“人”来说,“两足”、“无毛”仅仅是感观确定性,属于现象和意见的层面,自然无法表现“人”的本质属性。我想,关于这个笑话,要么是柏拉图在和他的学生开玩笑,要么是后人在开柏拉图的玩笑。

“人是两足无毛的动物”所引起的笑话,我们固然都能识破其悖谬之处;但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其它方面,我们就未必能够识破了。比如,人体病理学,并不是把人当“理性者”来研究,而是把人放在有机物的层次来研究;实验心理学,也不是把人当做“理性者”来研究,而是把人当做具有“非思维能动性”的动物层面来研究;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把人当做会劳动的工具来研究,其地位和古希腊的无人格的奴隶差不多;现代经济学则趋向于将人当做能计量的欲望性动物来研究;法学则把人当做“权利束”(rights-holder)来研究,其地位和化学中的原子差不多……这些社会科学,如果我们对其研究对象做一个现象学直观的话,立刻就会发现它们仅仅只是在研究人的一些非本质属性,如物性、有机性、动物性等等。关于柏拉图的这个笑话,我们笑过之后,还应当进行举一反三地深思。

亚里士多德在人的本质性问题上又有所推进。他提出了“人是城邦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样的命题。“城邦性”和“政治性”相比于处于动物性的本能欲望、自然生理需求的属性,更加接近“理性”了。“城邦性”和“政治性”揭示了人“能群”的集体性,因此超出了自然个体的偶然性,进入了“类”的层面。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了“反省观念”的概念,并指出这些“反省观念”包括直觉、思维、怀疑、信仰、推理、认识、意愿等。他对这些概念进行基本的层次界定,使它们区别于感觉观念,并指出它们是通过对感觉观念的反省所获得的。“反省观念”的提出和界定,使形而上学研究对象大致被锁定在“思维”(thought)的层面。这可能为后来康德的“理性批判”奠定了基础。所谓理性批判,就是对理性能力的批判,但必定要通过对黑格尔意义上的“意识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才能具体展开。然而,洛克的不足之处可能在于,它把“反省观念”范畴内包含的不同层次的概念,并列、无序地进行了分析,而不是像康德和黑格尔那样,依据理性(和知性)概念的不同层次,进行合理区分地分析批判。

“理性”是一个复合结构的总体性概念,在它内部,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具体诸概念。形而上学对“思想”的“思想”,实质就是对“理性”的“批判”,也就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思想和批判。只不过,依据黑格尔哲学我们知道,理性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事物,而是一个有其历史发展进程的事物,而且,它的发展过程还是辩证进展的;这就导致了形而上学对理性的批判,不可能像经验科学那样去静态地分析、综合,而是要理性发展追随辩证过程,去动态地考察。

到这里我们明白了,“人,在理性层面上才是人自身”,而且,理性有着自己发展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属性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依据这样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人是理性者”这样的基本命题之下,不同进展阶段的人的本质属性是有差别的,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者”和黑格尔的“人是理性者”,其内涵是不一样的,后者要比前者丰富得多。

作为人的本质的理性,是经由形而上学而捕捉和确认的。因此,理性的发展过程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是同步的。我们对理性、思维的属性进行了甄别、确认,并对其发展历史进行了简要叙述,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对形而上学特征、内涵的进一步叙述,把本文的主题进一步引向深入。

二,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

形而上学作为理性、思维、精神的保存者,因而成为了“人自身”的保存者。这种“保存”活动有别于经验科学那些片面的、异化的、零碎的对人的某些非本质方面进行的研究探索。由于形而上学探索并保存人的本质属性,因而我们常常说形而上学是“普遍的”(universal)。

我们常常说,哲学、形而上学具有“普遍性”,更深入一点,我们会说,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范畴、概念具有“普遍性”。可如果仅仅说到这个层面,“普遍性”

还是停留在非常抽象的层面。

接下来,我们通过对形而上学展开机制的分析,来探讨“普遍性”在形而上学中到底具有什么内涵。

经验向我们显示,在一般的人类生活中,我们是通过一些范畴、概念去把握我们身居的世界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专门化的科学技术活动也是这样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依赖直接的、间接的经验,领悟相关事物的属性、特征,进而为其命名、定性,从而使相关事物在观念中为我们所把握。于是,我们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观念性内涵词汇、格言,比如说,具有庇护功能的“房子”、具有坚硬属性的“石头”,阐明季节性状的“冬暖夏凉”、说明人的生存性状的“勤能补拙”等等。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可以通过观念去把握外在环境,也就是能够把外在世界“观念化”(conceptualize),“人化”;人是依赖着一套观念机制来领会(understand)、“控制”着这个世界的。

那些专门化的科学技术活动遵循的道理,和我们日常生活所“日用”的道理是一样的。科学技术活动也是通过观念来把握外在环境的,只不过稍微不同的是,日常活动的范围,较多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生活过程的偶然性、受制于人的临时性的、有限的功利目的性;而科学技术活动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某些偶然性和临时功利性。有哲学家(如梅洛•庞蒂)曾形象地说,人类通过科学技术观念来把握世界,就好比渔民用渔网捕鱼;观念就像渔网一样,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在这里引用这种说法,不是要批判技术的僭越与狂妄,而只是想表明,观念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或者说是人类理性本质所导致的本质性方式,这种方式是人作为人的不可逃避的宿命。

我们的思路推进到这里,就进入了对形而上学来说关键、敏感的地带了。在这里我们需要格外留心。

日常思维活动、科学技术活动(我们笼统称之为“经验活动”)与形而上学的活动,其性质差异,在这里就开始分野了。

经验活动是思(想),它的对象、或者说通过“思”所获得的观念内涵,是经验过程本身;思(想)的具体形态有understanding(understand), notion(notify), judgment(judge), reason,idea(logos, nous), principle(proceed)……我们注意到,这些词汇都是名词化了的动词,也就是说,这些词汇,都指涉着一种动态的“领悟”过程。

经验活动所关注的,是这些动态领悟过程所摄取的具体物态,如 “understand”到的“牛顿定律”、“notify”到的“国家”……这些具体物态,相比于“领悟”或“思”的活动来说,前者仅仅是质料,而后者是形式。经验科学最为诡诈的地方就在于,它利用完了“思”的活动这一形式之后,就把形式忘了,一头扎身到质料中去;然而,尽管经验研究者忽略了“思”,但“思”却不离不弃地默默支撑着他对质料的研究。

“思”的活动作为形式,在经验科学中默默耕耘却经年累月地被冷落、忽略。形而上学与经验科学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不同,它不关注“思”的活动过程中的那些具体物态、质料,而是集中注意力关注形式、关注“思”本身。因此,形而上学,尤其是思辨形而上学,不研究石头、牛顿定律、国家这些质料性物态,而是去分析(analyze, criticize )诸如thought, understanding, judgment, reason …… 这些思维活动本身。形而上学因此是“对思维的思维”,或者是对“理性”的“思维”。

庄子所云“得意而忘言”、“得鱼而忘荃”,倒是非常坦率地、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形而上学(anti-metaphysics)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庄子的思想非常的超脱,但终究是“质料性”的、经验性的。

在我们细致区分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这一对范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方便。

经验科学滞留于某个阶段的质料环节中,因而成了凝滞的、特殊的了,而形而上学始终追随并试图捕获形式方面的进展、思维过程的本身,而把握了最终根据,进而成为“普遍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实际上是指“源初性(originality)”,“根本性(grand)”,“能动性(activeness)”和“形式性(form)”;因此,“普遍性”区别于“表象性”、“外在性”、“非恒定性”和“质料性”。人们把形而上学界定为“研究最终根据的学问(study of final cause)”,也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的。

至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说,人作为理性者,还主要不在于他“思什么”,而在于他“能思”;人,在“能思”的层面才是人自身。

三,形而上学与自由

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方式,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同时,它的无目的扩展也反噬着人类文明的核心。在技术和工业面前,人的本性遭受着极大的威胁。德国哲学家,如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康德和黑格尔,都对技术与人性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严肃、深刻的思考。

科学技术既是“人性”的表达,也隐藏着肢解“人性”的危险。

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人的本质属性是思维、理性,思维和理性的实质是形式的“能思”,进而是一种永不止息的自由、能动性。经验科学的认识成果,也就是科学技术,是滞留于思维活动的“质料”层面的状态;而思维、自由、能动性则是保持在“形式”层面的思维活动本身。

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是“人性”——思维、自由、能动性——的质料化,是“人性”展开过程中所产生的外在“分泌物”。这种“分泌物”,如果分离、外在存在着,它则是对自由的“异化”、凝滞和肢解。

形而上学作为一个自由、能动的目的论体系,它提携、收容和归化着科学技术,使其成为自由的环节和条件;反过来,如果科学技术离开了形而上学,无目的地扩展,它就会把人“扣留”在某种“质料”状态中,使人丧失其继续前行的自由性和能动性,因而丧失本性。

在人类处于蒙昧状态时期,“人性”的迷失,往往主要指迷失于“动物性”中,也就是迷失于情欲、感观和肉身享乐之中。古希腊的柏拉图哲学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就主要致力于把人从“动物性”的迷失状态提升到“精神性”的自我状态;在启蒙之后,自然科学和经验社会科学兴起,“人性”的迷失,其形态就发生了变化。这时的迷失,已经不再主要是迷失于“动物性”之中,而是迷失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自身产物之中,即无目的的、“敌视人”、“反对人”的科学技术中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近现代,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主要敌人已经是人类自己了。形而上学和科学技术的斗争,是人类与其自身的斗争,是“目的性”和“无目的性”的斗争,是“自由”和其“分泌物”的斗争。形而上学在这场斗争中最高的使命就是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中,不断深化对“理性”的理解,不断证成人类的形式目的性,不断维持并推进人类的自由性。

在现代,形而上学要想履行自己的使命、成为“人”的保存者、继续充当最纯粹的“人学”,它就要不断和科学技术赛跑、始终成为科学技术的目的论。形而上学与科学技术赛跑,这是一场人类文明在现代的固有的、不可逃避的命运,是人类文明自己玩起来的一场辩证游戏。形而上学与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自身内部纠结在一起的两股力量,它们展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争。因此,形而上学只有不断深化自己、发展自己,才能保持对自然科学的目的论驾驭,也才能维持自身的合法存在,最终,才能使不断推进的人类文明成为“属人”的文明、自由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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