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继延:现代商会与公民社会

——湘商的文化与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 次 更新时间:2012-10-09 12: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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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继延  

  

  今天我与大家探讨四个关健词,第一个关健词“现代商会”,第二个关健词“公民社会”,第三个关健词“湘商的文化”,第四个关键词就是“湘商的实践”。

  众所周知,我们湖南人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确实有过于辉煌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说到自己的家乡,都可以数出一大堆伟大人物的名字。刚才徐志频先生讲到湘军曾左彭胡那一代即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到后来变法维新谭嗣同那一辈人;到后来辛亥革命黄兴、宋教仁那一代人;再到后来护法的蔡锷;再往后,大家就更加熟悉了,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国时候的共产党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湖南有三个人,十大元帅我们有三位,十大将我们有六位。

  这样一种辉煌的背后是什么?背后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探讨的深厚的湖湘文化。但是,它同时也掩盖了什么?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太辉煌之后,实际上就掩盖了我们在经济上的光芒。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第一个关健词,从“湘商的文化”开始讲起。为什么?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湖湘文化中不被人重视的一脉。

  

  一、从蚩尤到屈原:崇文尚武的湖湘文化

  

  我们一讲到湖湘文化,毫无疑问,首先得从大家熟悉的一个传说人物开始,但这不是屈原,而是蚩尤。我的父亲是新化人,加上安化,这一带都属于梅山文化区域。蚩尤虽然是传说中的一个人物,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发现,越来越证明那个年代是真实的。那个年代,长江流域的文化远远超越了黄河流域的文化。

  这里可能有一部分人去看过世博会的中国馆。进去以后,大家很容易被上面浮动的《清明上河图》所吸引,往往忽视了世博会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我们走过的玻璃地板下面展示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这个遗址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极丰富的古城址。当然,到世博会中国馆还会看到和湖南有关的东西——杂交水稻。杂交水稻后面是什么?是现在我们所公认的全世界最早的稻作文明,湖南道县的玉蟾岩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这些都是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城头山遗址应该是七千年左右,玉蟾岩稻作文明应该有上万年的历史,这是按照现代的考古方法测定的年代,是有依据的。

  但是我们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只有多少年?从殷墟的甲骨文开始也就是四千年。现在湖南很多学者在探讨湖湘文化的时候,回顾我们自己的精神源头在什么地方,不得不对由黄河流域的孔夫子改过的《春秋》产生怀疑,中国神话时代的历史恐怕不是方块字写出来的,而是我们现在的考古研究实证出来的,像古籍《山海经》一样,其中也蕴含着很多线索。而这些口口相传的历史在哪里?在少数民族的历史之中。我们现在到苗族地区去,苗族人就把蚩尤当成他们的祖先。我们知道苗族没有文字,后面的苗文是我们给他们创造的,但是他口口相传几千年的历史,他的故事、他的遗迹,却是很有可信度的。

  最近有一个学者研究更深刻,说蚩尤是第一个北伐中原的湖南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考古证明长江流域的文化在有文字之前的历史超过了黄河流域,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么优秀的一群人,这么一个文化,肯定要扩张,扩张的时候到了第一站湖北。我们知道炎帝,株洲有炎帝陵,但是炎帝的出生地,现在说是在湖北的随州。那么到了湖北这个地盘上,蚩尤肯定和炎帝打了一仗,炎帝打他不赢,他就接着打到了河南这块地盘上。黄帝是河南新郑那一带的,蚩尤又把河南人打败了。最后炎黄一联手,搞了个计谋,把蚩尤给打回湖南老家来了。

  这个学者的研究,我们姑妄听之,但是我们从考古和传说两方面来验证的话,湖湘文化的真正源头应该是从蚩尤开始的,这样才能很好的解释湖南人身上尚武的精神。蚩尤虽然后来在我们的正史中不被重视,在正史中蚩尤只是作为一个战神好斗的形象。但是在苗族人和西南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中,都是把他当做自己的祖先在对待。

  那么这种尚武的文化,后来随着文字的产生,随着由渔猎转向农耕文明,延续了下来。农耕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风调雨顺。所以农耕文明时代要治水,治水怎么治?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在长江流域很好治,为什么?我们有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等一系列的大湖泊,还有很多高山。你发洪水我就躲在山上去,发完洪水我再下来就行。

  但是黄河流域不行,黄河流域都是大平原,水一冲下来全部没了。恰恰是黄河流域的这种地形特点,决定了那里的人们要很早联合起来,才能够把这条黄河治住。进入农耕文明以后,在文明的消长过程中,我们长江流域的人们可能有点不思进取,人家发展得快一点,所以最早形成了大社会、形成了国家等等,发明了一套制度。现在很多学者热衷于探讨儒家宪政等一套东西,这确实是黄河流域的文化。

   我们有什么作为呢?我刚才讲,说起湖湘文化大家第一个想到了屈原。有文字记载以后,他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屈原不仅仅是创作诗歌,他还进行“天问”,提出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问。那么一个伟大的诗人,当他刚从楚国首都流放过来的时候,按我的理解,他只是一个孤愤的流放者。但是为什么到了湖南这个地方,他两次流放到这里,呆了几十年,最后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恐怕既有他个人的天资,司马迁说屈原是博闻强记的一代天才,又有湖湘这块土地上先人留下来的文化与他进行碰撞与交流。我们知道他的大量诗作都是来湖南之后写的,比如《九歌》、《九章》、《离骚》、《天问》,也就是说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传统文明和屈原带来的楚文化的碰撞、交流,才形成了这么一个伟大的诗人。用我的话讲,他从一个孤独的、孤愤的行吟者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应该说既有他个人的天资,又是我们湖湘历史文化这一脉与他交融的结果。

  大家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文化的源头,再来看今天湖南人的特点,不就是这四个字吗?一个是崇文,一个是尚武,蚩尤的尚武精神,屈原的崇文精神。我们今天讨论湖南精神,扯了半天扯不清楚,我看很简单,就是“崇文尚武”。这种崇文尚武的精神,使湖湘文化在每一次大的文化转型的时候都有优秀的表现。

  按照我刚才说的,中华文化在北方最早形成氏族、形成国家后,开始向南方征服。征服过程中,长江流域的文化和黄河流域的文化相互碰撞,我们的楚文化、源自南方的道家文化和北方的儒家、法家文化的碰撞交流,形成了汉武大帝的“独尊儒术”的基本格局。

  

  二、兼容并蓄敢为人先:理学的开创与实践

  

  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效果,就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格局打乱了,所以才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于第二次诸子百家年代。我们讲竹林七贤,每个人有一套理论,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理论当成一个主流的思想,不会有那种僵化的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格局能否长久呢?不能长久,所以历史必然需要一位伟人来改变这个东西。谁改变?佛教的中国化当然是由广东的慧能改变的。慧能和尚一个汉字不认识,他把佛教给中国化了。但是真正把西方来的佛教的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是湖南人周敦颐先生,他是道县人。

  周敦颐先生,我们都读他的《爱莲说》。但是《爱莲说》是文学作品,他的最重要的思想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叫做《太极图说》。他把西方的佛教思想、中国本土的北方的儒家文化、南方的道家文化,儒释道三家融为一体。这个《太极图说》非常之好,我在学中国思想史的课时,我们老师给我解释半天,我到现在都觉得还没搞懂。比如说他讲的概念“无极而太极。……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孔夫子是不讨论的,孔夫子是敬鬼神而远之。老子也不讨论,老子只告诉你“道可道非常道”。但是周敦颐先生搞了一个无极的概念,“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把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演化的解决了,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光是探讨该怎么做人的问题,恐怕缺少一点终极关怀。

   湖湘文化在历史上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但是这种先知又是非常孤独的。周敦颐的思想最后不是湖南人继承的,而是当时父亲当大官的程颐程颢。周敦颐先生一辈子最大的官就是县官,但是程颐程颢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大的官,当时他一定要他两个儿子跟着周老师学习,所以形成了宋明理学中的一派“洛学”,就是在洛阳那边。再后来,朱熹先生重新发现周敦颐先生,把周敦颐尊为他的老师,这就像江湖上打架一样,自己有本事还得师傅厉害,这才能吓住人。所以朱熹很厉害,虽然自己已经非常厉害,但是他不把自己当老师,而是把自己的老师抬出来,就是周敦颐先生。朱熹先生的评价什么?濂溪先生(周敦颐)在儒家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介乎孔孟之间,他应该排老二,高于亚圣,孟子还排他后面去了。

  我们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湖湘人物,他们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是在一种非常深厚悠久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养育下,才有了他们的历史地位。但是这样一种伟大文化的传承,确实在科举的年代是无奈的,不太被承认。我曾经问韩少功为什么湖南人出这么多作家,他说:“我们普通话讲也讲不好,跟人讲话很费劲,还不如自己写算了。”这个也是说得通。在那个传统的科举年代循规蹈矩读书,可能湖南人不擅长。所以,我们湖南人从宋一代,在周敦颐先生开创了理学后,他的继承者不是我们湖南人,后来科举考试最成功的也不是湖南人。

  但是,偏偏历史给了一个机会给我们——就是我们的中华文明又遇到了来自更遥远的西方文明的挑战,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厉害,它来自更遥远的西边,就是基督教文明。它带来的东西,除了坚船利炮以外,还有后边一整套的东西,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新闻自由等等,这一串的东西一下子来到中国,我们怎么承受得起?那些靠科举写八股文章的人,他了不得难,所以才有我们湘军的崛起。湘军的崛起既得益于湖湘文化这样伟大的传承,更得益于一个时代的变迁,就是我们遇到了三千年未有的巨变——中华文明向何处去?

  在这个应变面前,曾左这一代人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没有邪教化,没有滑向深渊。为什么?他们打出了“卫道”的旗号,成功地把一些湖南的书生和农民结合起来,组织了湘军,制止了我们国家坠入深渊。更重要的是,在他们那个历史条件下,他们也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所在,尽可能做了一些补救的工作,这个补救工作就是我们熟悉的洋务运动。

   去年,我们纪念曾国藩诞辰两百年,今年,我们将要纪念左宗棠两百岁。在跟太平天国的战争过程中,在意识形态上,他们还是回到传统,要保卫我们的孔孟之道,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他们是充分地学习西方,特别是到了李鸿章,还用了洋枪队,把洋鬼子直接拉过来,用他的热武器(洋枪、洋炮)来冲击这些还在提着冷兵器的横冲直撞的邪教组织。这是巨大的成功,挽救了一个王朝的命运。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中国必须改革,所以他们开始了器物层面的变革——洋务运动。

  中国最早的第一个现代工业企业就是曾国藩在安庆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得到辉煌过后的痕迹。福建福州的马尾港,那边有一个很大的造船厂,就是当年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局。左宗棠不光创办了船政局,还创办了船政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航海人才,所以中国后来的海军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海军的统帅主要出自福建,那都是跟左公当年播下的种子有关。

  

  三、经世致用的洋务运动:湘商滥觞与政商关系

  

  当我们探讨到湘商问题的时候,我提出一个观点:湘商的历史要从洋务运动讲起。

  那个年代大家都是耕读传家,农业文明嘛,把地种好了、把书读好了就行了,耕读嘛。但正是因为这一批湘军统帅,在真枪实弹的较量中,发现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器物上已经远远落后了,我们如何尽快地掌握这个本领?所以,他们开创了洋务运动,开创了一系列的新的产业。

  当然,也有人说这些人是官商,怎么能是你说的湘商呢?这个也有道理,但是中国人有个传统,什么事情都得把老祖宗翻出来看看。像徐志频讲中国过去有十大商帮,没有湖南人啊,我去老祖宗那里找不到啊,我怎么办呢?当然就找我们的湘军嘛。湘军里面也有它的经济文化,换句话说,如果我讲湘商文化,实际上就是讲湖湘文化当中的经济文化这一脉。

  经济文化,湘军很典型。现在做企业的都知道,每一,企业要交营业税,营业税属于地方税,要交5%,这个5%谁发明的?曾国藩。因为曾国藩办湘军的时候,慈禧太后说朝廷很困难,没有办法拨钱给你搞。第二,本来让你办个团练保卫家乡,当时慈禧太后批了几十张执照,其他所有办团练的都是搞一点小队伍把自己的家保住就行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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