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马、恩、列、斯—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76 次 更新时间:2012-09-27 07: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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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想不到斯大林不仅不是他希望的“谦谦君子”,而且有时表现得就像是中国人眼中那种斤斤计较的“小人”特别是围绕着苏方非要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要两块“势力范围”,坚持苏联技术援助必须采取合办合营公司的形式,苏联的股份必须占到51%,苏联有权利用中长路运兵等明显地不平等的要求,毛泽东事后明白过来,更是极其不满。

  在195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交往中充满了相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中国方面,最多的批评就是俄国人对中国人态度傲慢并颇多戒备,事事向中国方面保密毛泽东在1960年代多次说他对一件事不理解,说我们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俄国人卖给我们设备时常要留一手,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就是不告诉我们?还在1954年,毛泽东其实就向刚刚上台的赫鲁晓夫抱怨过,说在中苏合营的公司中,苏联方面不仅在技术上对中国严密封锁,在人员使用上对中国技术人员加以排斥,就是在公司的利润问题上也总是搞小动作,让中国方面大吃其亏。赫鲁晓夫确实也承认苏方的这种行为有些过分,很快将有关合营的协定废止了事。

  但类似的事件是禁绝不了的,因为中苏两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需要和文化背景。不要说当年苏联对所谓“兄弟国家”的政策要首先为自己考虑,而且大多数苏共领导人还把独立色彩甚浓的中国看成是一种威胁,至少也是一匹无法驾驭的野马因此,像赫鲁晓夫那样不顾苏联自身能力地提供援助的情况毕竟是不可能长久的,大多数苏共领导人主张对中国“留一手”是难免的。然而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却颇难理解。当1958年的“联合舰队”问题之所以会被提到主权问题的高度上来,引起毛泽东那么大的火气,就典型地反映出双方认识上存在的这种差距。

  在毛泽东看来,核潜艇也好,原子弹也好,不过都是从地球上挖出一些东西把它变成某种物质的东西而已,只能算是“利”的范畴,而国家主权、意识形态却是属于更高层次的“义”的范畴。只要是基于“义”,苏联完全应该主动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朋友。可惜,苏联却总是恃强凌弱,不仅对自己的东西待价而沽,还总是对人家的家务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之所以认为苏联搞“老子党”,搞“大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看不惯俄国人重利轻义,总是企图指挥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甚至占这些兄弟国家的便宜。毛泽东对“联合舰队”问题的激烈反应,就是因为他痛恨苏联重“利”(潜艇)而忘“义”(中国的主权),不仅不能主动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而且还想要借机占中国的便宜

  

  关于革命理念的歧异

  

  如果说民族问题是利害之争,那么革命问题则是义利之辩。义既然高于利,那么在毛泽东与苏联党的争论当中,关于革命理念的争论究竟占有多重的地位应该不难了解。

  我们已经知道,无论从历史上的恩怨出发,还是从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出发,毛泽东对斯大林都有一肚子的怨气。照理,赫鲁晓夫1956年公开反对斯大林,应该得到毛泽东的欢迎和支持才对。但是,事情恰恰相反,他坚持要对斯大林“三七开”(即把斯大林的错误和功绩总和为十,肯定其错误只占十分之三),明确认为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丢了一面革命的旗帜。结果,历史上的恩怨也好,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也好,统统都成为次要的了,围绕着要不要斯大林这面旗帜的问题,他反而同赫鲁晓夫以及苏联党越来越尖锐地冲突了起来。由此一点即不难看出,毛泽东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与苏联党关系之破裂,究竟何为主何为从。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说来说去,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信任与否的问题。为什么要求得斯大林的信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相信他和斯大林一样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他批评斯大林的各种言论之中,分量最重、重复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指责斯大林当年曾经不许他革命。这是指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斯大林接连发来电报,逼着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承认蒋介石的统治那件事。几乎在每一次谈论到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他都要提到这件事,并强烈地表示他的反感。最典型的如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中,他气愤地接连四次提到斯大林在当时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这件事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一个很难宽恕的错误。而在此之后对斯大林的看法,也大都同这个问题有联系。像毛批评斯大林不该在1947年延安失守时提议与蒋和谈,不该在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时还要中共停下来与南京谈判,尤其不该怀疑他可能是中国的铁托,如此等等。同样,围绕着1950年朝鲜战争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再三求助于中国,并且因为毛泽东决定出兵而对毛泽东改变看法,这又使他十分满意,以后多次提到这件事。这些情况都说明,毛泽东把斯大林的信任看得很重,同时也表明,他对斯大林虽有不满,但多属于个人情感上和一般利益上的矛盾,本质上并无太多恶感。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保持对斯大林的某些好感,无疑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个一致,正如他在1949年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就是在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十月革命这一榜样,又有了主张阶级斗争的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中国才会有共产党,才会有毛泽东,才会有它的1949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不论斯大林有怎样的问题,不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多少错误,斯大林毕竟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是少数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特殊意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特别让毛泽东欣赏的是,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斯大林就当着前去访问的刘少奇等人的面,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对落后国家革命的榜样作用,肯定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等等。这样的评价,对于多少具有传统的中国中心观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精辟了!

  实际上,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少中共领导人就公开宣传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对整个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些人在,毛泽东始终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自觉思想尚未成体系。如今斯大林明确加以肯定,这无疑让他深受鼓舞。毛泽东是那种总是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姿态,一心希望对中国、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政治家。因此,他非常看重他的革命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而这个时候,区别于俄国革命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毛泽东把他的这一贡献称之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所讲的“马列主义”,就是指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而所谓“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则是指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方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独特形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很显然,毛泽东相信,至少希望,他所开创的这一新的革命道路能够对那些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当毛泽东得知斯大林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时,他自然深受鼓舞。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过一个月,毛泽东就颇为自信地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刚刚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苏联和东欧各国不重视、不了解中国革命会经常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发现他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正在遇到挑战。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最开始发起这种挑战的是英共。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一篇文章时,需要删去毛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等论断。英方认为,这个原则在英国已经不适用了。否定这个原则的普遍性,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它不仅和他的经验不同和他的理念不同,而且几乎等于要否定他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的普遍适用性。因此,他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联络部告诉波立特:“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做什么修正。”他并且告诉波立特,苏联同志在发表他的这篇文章的俄文版时,也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任何异议。言外之意,苏联党也是赞成他的这个观点的但英共依旧我行我素,毛泽东的那些论断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发表时还是被删掉了。一年以后,当波立特来到中国时,毛泽东对这件事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并当面强调“工人阶级只有用武装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取得政权”,告诫英共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和工党混为一谈,去侈谈什么“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当然,波立特对此也是不以为然。

  英共对武装斗争以及暴力革命的态度固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但他最初还只是把它看成孤立的现象。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发源地的苏联也会产生同十月革命方式背道而驰的“和平过渡”思想。这个冲击之大,使他倍感吃惊。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肯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后,毛泽东的不安看起来比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还要严重。在苏共“二十大”尚未结束,中共中央还不十分了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之际,毛泽东就明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观点有不同意见。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紧接着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会因为米高扬的祝词没有称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理论贡献而大动肝火。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由反斯大林主义到反苏反共的政治事件之后,他更是直接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鼓吹“和平过渡”联系起来,强调“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这把刀子不能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集体发表文章,主张“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并断言: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明显,保卫十月革命道路,说到底,其实就是要保卫他所开辟的新的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明确告诫党内:要警惕苏联的错误倾向,因为,批判斯大林等于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提出“和平过渡”观点,事实上等于连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不要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就等于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也就等于否定共产党

  如果仅仅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和同志关系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赫鲁晓夫等人肯定要比斯大林好处得多。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分特权,坚持要中国同意接受条件不平等的合营公司……所有这些,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开始了为50个援建项目提供设备的工作,但更多的援助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关于援建91个大型工业项目,关于为15家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关于建立51个军工企业和3个军事工业科研所,关于新建扩建41个工业企业和电站,关于援建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电器、无线电等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以及帮助提供实验性核反应堆和加速器,直至签订帮助中国制造导弹、发展最新宇航技术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图纸资料以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协议等等,都是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现的同时,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满,通常都采取个人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其态度一般也比较谦恭。这些在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毛泽东建立起对赫鲁晓夫的信任感。相反,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人越来越不信任了。为什么?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与苏共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接触中,他吃惊地发现,他和这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已经越来越少了。他尤其意想不到的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对自己的力量毫无信心,几乎已经没有任何革命的愿望!毛泽东是讲唯物论的,但在他的经验里,一定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后,没有什么不是由人心所决定的。人心向背,不仅可以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同样也应该可以决定世界帝国主义的垮台。更何况共产党人还握有绝对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像波兰这些早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共产党,竟连在国内宣传反对美国的勇气都没有。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说,他关于加强反帝反美的宣传的建议在波兰就行不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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