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的帽子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改革上

————2005年2月8日在“2005中国脑库年会”上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62 次 更新时间:2005-02-13 19: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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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 (进入专栏)  

  

   我们的改革现在遇到一些干扰,从历史上看,午午宏观调控以后,干扰就出来了。我觉得这并不奇怪。25年改革的力量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排除干扰的过程。最近听说在批新自由主义----拉美国家出现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俄罗斯改革出了那么多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当中不断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

  

   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是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的。我们搞改革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什么是新自由主义,邓小平同志也不会说是因为知道了新自由主义才改革的。如果生搬硬套,是要乱套的。这是一种干扰。

  

   改革不能因受到干扰而后退

  

   新自由主义是什么意思呢?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经济全球化。对于这四个特征,我的看法是:第一生产要素要自由流动,如果不流动的话,还是搞计划经济好。第二,如果搞市场经济,就必须要市场。第三,中国改革不走私有化道路,但不走私有化道路不等于说不发展民营经济,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国有经济要调整,该退的要退,该进的要进。当然退是主要的。第四,经济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呢?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世界经济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人反对全球化,要把国家封闭起来,我们不要出去,人家也不要近来,这行吗?

  

   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过去早就争论过了,为什么现在要搬出来呢?我觉得中国的改革是走自己的路线,和俄罗斯不同。总体上都是很成功的。为什么中国的国力增强得那么快,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提高了,为什么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越来越大呢?因为这是改革的结果。如果受到干扰了,就退回去,老百姓也不答应。

  

   中国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矛盾,有人认为这是改革搞成的,是这样的吗?我认为恰恰相反,这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解决这些矛盾还要靠改革。中央领导提出2005年是改革之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深层次的矛盾,包括经济上的矛盾,社会上的矛盾必然会增多。所以,改革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在改革之年,我认为要树立三个基本的改革思想:

  

   一、 要把改革作为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的根本措施。中央提出今年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怎样加强?怎样改善?靠改革。过去搞宏观调控,我们对计划经济办法的运用很熟练,午午采取的是行政控制手段,对市场经济办法的运用不是很熟练。二、要把改革作为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治本之策,不是治标之策,三、要把改革作为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

  

   改革之年的四个重点

  

   现在各各项改革都处在需要全面推进的阶段。改革的内容不光是经济体制,还有社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以至于司法体制改革。前一个阶段足球改革都提出来了,改革的全面推出需要抓住重点,我这里提四点:

  

   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前一段报纸上登了,180家中央企业利润贡献很大,全年可能超过4500亿元。国企赢利比过去亏损当然好得多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第一,这个4500亿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40%靠扩张上市,真正通过改善经营机智,内部挖浅的只有20%。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付出了多少成本。根据国资委调查,180多家中央企业,其中80个企业的资产是损失的,其中40个企业损失了10%,还有40个企业损失了20%。还有,给国有企业大量的贷款、贴息、大量的技术改造投入,这都是代价。所以对国有资产的状况不能盲目乐观。改革的任务很艰巨。180多个中央企业,真正搞股份制的就20个企业。

  

   不久前,我到广东,原来体改委的一个同志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国有企业靠了个会议,郎咸平在会上做了演讲。于是大家开始怀疑国有企业改革是否需要停下来。所以向我询问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没有的事。我只听到MBO不搞了,开始是说不宜搞,后来说不准搞,没有说国企改革不能搞。国企改革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中央的决定里都讲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讲到国有经济的调整,讲到股份制,讲到产权改革,哪能一个学者的发言就把中央的既定方针给否定了?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金融体制改革,据调查,现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中,社会风险排在第一位,金融风险排在第二位,金融风险午午可能转化为社会风险,所以金融改革应当是改革的重点。中央提出要背水一战,意义就在这里。最近证监会开了一个座谈会,讲了要停止C股,股权置换要进行试点,对于国有股减持,我们总想搞一个国家统一的办法,我的看法是,不要太集中,集中搞一个方案的话是很不容易出台的,而且风险和矛盾都集中在中央。

  

   第三,政府的治理改革,去年讨论“十一五”规划时,我提了七条意见,其中一条是要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缓解。因为从宏观调控的背景来看,投资谁冲动?政府冲动。为什么政府冲动?因为有政绩要求。另外,投资冲动一个是靠银行贷款,一个靠批地。土地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如果政府不改革,包括干部制度、考核制度不改革,整个改革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国有大企业改革滞后了,金融改革滞后了,与政府改革不到位也是分不开的。

  

   第四点,要尽快建立改革的协调机制。原来我们认为靠一个一个的政府部门就可以推动改革,但实践走到今天,证明不行。因为部门午午是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对象,没有内在动力。所以,我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是恢复体改委,第二是在国务院成立一个高层次的体制改革协调领导小组,由总理当组长,发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的领导作为组成成员。第三个方案,在现在发改委职能的基础上加强改革的协调功能。这三个方案,我个人倾向于第一个,但因为现在要恢复体改委,需要人大通过,所以,似而个方案:设立一个高层次的决策机构,我觉得是可行的。(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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