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80年代的国家体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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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 (进入专栏)  

  

   1949年解放前夕,我考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学习经济学。因为新中国的建设需要,1952年提前毕业了。当时,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东北是重点。我们学校不少人不愿意离开上海,我却特别愿意离开上海,主要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因而,我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从1952年参加工作到1982年,我在机械工业系统整整干了30年,先是在东北工业部机械局、一机部研究室;后来去了农机部,农机部跟一机部合并后,我又回到了一机部。1980年2月,薄一波组建机械工业委员会,我到了国家机械委。这30年,我主要是在机械系统内部转。因此,对计划体制下机械工业的运行情况感触太深了!

  

   一、国家体改委的成立背景

   1982年3月2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机构改革方案,建议撤销国家机械委,成立国家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兼主任。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二次常委会通过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同意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时,中央决定,由原国家机械委主任薄一波负责国家体改委的组建工作。这样,我们机械委的一批人就跟着薄老到了国家体改委。

   新组建的国家体改委,主要由三部分人员构成:一部分是原国务院体改办的人员,一部分是原国家机械委的人员,再有就是从国务院各部委抽调的人员。这里,我想讲一下国务院体改办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成立国家体改委的历史线索。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1979年3月,在陈云、李先念的建议下,进行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统筹调整工作。财经委员会的主任是陈云,副主任是李先念,姚依林是秘书长。6月,在姚依林的主持下,在全国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主要是为经济改革和经济调整提供决策参考。为此,在财经委员会下面成立了4个小组:第一组研究经济体制问题,张劲夫、房维中负责;第二组研究经济结构问题,马洪、孙友余负责;第三组研究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问题,汪道涵负责;第四组是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组,于光远负责。可以说,这里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是国家体改委最早的雏形。

   7月2日,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正式成立,张劲夫任组长,薛暮桥、房维中、廖季立、刘明夫任副组长。经过酝酿,大家商定:这次调查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进行根本改革。但是,要先解决3年调整期间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在工作步骤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7月,组织力量,讨论酝酿,拟出调查研究提纲;8月,调查研究;9月,反复讨论,提出小改的配套方案;11月提交全国计划会议。第二阶段:明年春节以前,集中力量,研究大的改革方案。

   1980年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赵紫阳从四川省委书记任上调至中央。3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撤销原国务院财经委员会。

   4月初,赵紫阳到北京主持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4月25-26日,他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原国务院财经委体制小组薛暮桥、刘明夫、廖季立汇报,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由于体制小组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调研工作,对经济体制有了较深入的认识,赵紫阳对这个小组的工作很重视。他说:“体制小组将从事大改的工作,和指导现行的改革试点工作结合起来,负责起草文件,做仲裁机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5月8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由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兼任。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下,体改办负责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协调各方面的改革。新组建的国务院体改办,人员主要来自原国务院财经委下设的体制改革研究小组。

   9月,在中央召开的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国务院体改办提交了我国第一份改革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开明宗义:“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在当时计划体制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敢于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的概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81年6月,国务院体改办提出了《关于调整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文件指出:调整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结构合理化和提高经济效益来进行。“六五”期间的改革大体上分两个阶段,不同阶段突出不同的重点:1981年至1983年,在巩固、完善扩大企业自主权等已有改革的基础上,抓好工业结构改组,逐个地组织供产销结合的联营,发展集体个体经济,结合物价调整和税制改革等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搞好流通体制的改革,并选择一、两个中等城市进行综合改革的试点;1984年至1985年,在继续完善上述改革的同时,扩大试点范围和推行某些方面(例如劳动工资和物价管理等)的改革,并做好全面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文件还强调:(调整)不是不要改革,许多改革还要积极进行,特别是方向对头、行之有效的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

   当时,我在国家机械委研究室工作。尽管我没有直接参加国务院体改办组织的活动,但在薄老和吕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积极推进机械行业的调整和改革。在这期间,针对当时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我写了《大量进口设备严重打击了我国机械工业》的文章,发表在国家机械委《机械工业动态》1980年第3号上。在这篇文章中,我讲了四点意见:第一,成套设备进口猛增,影响了我国设备自给率。第二,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的大量进口,冲击了国内机械工业。第三,重复引进多头对外,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第四,利用外资,成本高、代价大。为此,我提出几条措施:1.迅速颁发关于严格控制进口设备的通知,国家机械委已报送国务院的审批,希望国务院早日批下来,以严格限制设备进口。2.重新审查技术引进设备进口的项目。3.要打破部门界限,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谈判,统一对外,共同使用引进的技术。4.改进设备进口制度。重大项目应该由国内负责总体设计,重大设备要由国内制造部门担任总交货人,使国内掌握主动权。5.建议制定限制整机进口的海关法,提高整机的进口税率,降低零部件进口税率。6.对于记账外汇顺差,应力争进口国内适销对路、价格合理的商品,国内能生产的设备,建议不再进口,以保护民族工业。

   薄老看了我的报告,1981年1月8日批给耀邦、紫阳、万里同志。薄老写了一段很长的话,他说:“此件可一阅:(一)可以看出我国进口成套设备损害国家利益,造成困难的一般情况。(二)进口某些单机,特别像汽车、电子计算机、电视机等(这是我们最有希望发展的两大拳头产品,世界各先进工业国家也是瞄准这两项)如何打击了国内产品。(三)我们还不会使用国际贷款,例如用日本协力基金,利息低,还本期长,但规定50%以上要买日本货(而这些货我们工厂有过剩力量),结果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后面提出几条办法正在报国务院批示中。机械工业委员会力争在限制进口,扩大自己生产上,多做些工作。” 1月13日,耀邦同志批示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赞成速即重新审查进口清单,凡能砍去的一律杀毋赦。譬如汽车,我主张从此斩尽杀绝。但要办到这一点,谁能充当立刀横马的大将军?!”

   1981年初,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跳出小生产的圈子才能搞好调整》,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677期上。我的基本看法是:第一,为了发展自行车等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从机械行业中划出一部分厂子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只走这步棋是不够的。整个经济结构要进行调整,要从生产资料出发的经济结构转到从消费品出发的经济结构,只靠一个部门的努力是不能实现的。第二,把工业划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本来不很科学,把机械工业作为重工业,把自行车作为轻工业,世界各国没有这个分法。我提出,今后我们机械工业不仅要重视生产资料的生产,更是重视消费资料的生产。要走出一条花钱很少、经济效益很高的新路子,关键在于打破部门和地区所有制的界线,跳出小生产的圈子,实行社会化、专业化大生产。通过调整和改革,要把全能性的组织结构改变为专业化的组织结构。3月38日,耀邦同志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意见似乎有道理。”吕东把这篇文章和耀邦的批示报给了薄老,吕东说:“尚全同志写这篇文章以前跟我谈过,我赞成他发表这个意见,并把耀邦同志批示送上。”薄老管机械工业,很重视这个事。

   还有一篇文章是《设备更新是一个重要战略任务》,刊登在1981年11月22日新华社《动态清样》上。我讲了几个观点:一个是设备更新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我认为,设备更新是使国民经济转入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设备更新可以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积蓄力量,设备更新可以更好地利用我国的资源。第二个是怎么样解决设备更新的资金问题。一是在提高设备利用率的基础上,提高折旧率,缩短折旧年限;二是基本折旧基金应保证设备的更新,不得挪用;三是基本折旧基金的80%留给企业支配,用于设备更新改造。第三个是正确理解“修旧利废”。对机械设备必须适时进行更新,不能无止境地“修旧利废”。第四个是当务之急是抓好节能设备的更新。12月2日,薄老批示:“紫阳、万里,依林,宝华同志阅示。这个问题机械委议论很久,现在由高尚全同志写出建议,很可一读。这个问题涉及面广,主要是纳入计划问题。建议由依林同志牵头(或者由上次会议指定以依林同志为召集人的小组)约集有关方面议一下,落实。”后来,赵紫阳批了:“一些好的意见,可以吸收到正在起草的技术改造文件之中。”万里、姚依林都看了这篇文章。

   我讲这段经历,是想说明在国家体改委成立之前,国务院体改办是指导全国改革的中枢机构;但不仅是国务院体改办,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探索如何在调整的背景下积极推进改革。可以说,人们已经认识到计划体制的弊端和低效率,对传统体制进行根本变革的态势已经呼之欲出。

  

   二、参与改革的试点与协调工作

   在国家体改委筹备期间,也就是1982年3月30日下午,赵紫阳在办公室召集薄一波、杜星垣、薛暮桥、马洪、安志文、周太和等开会,研究成立国家体改委的有关问题。他说:国家体改委要组织各经济研究机构、各经济管理单位有经验的干部来共同进行工作。体制改革归根到底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二是条条与块块,即管理经济的部门原则和地区原则的关系问题。其他问题都可围绕这两个问题来研究。第一个问题更带根本性,条条、块块问题实际上也和计划与市场问题有联系。所以,在我国,体制改革问题归根结底是要搞好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改革的总体设计也不一定是最终目标。可以是分步骤地改革,同时要考虑同步配套。根据今天的调查研究和对过去的经验总结,搞出一个设想目标,也不一定是最终目标。同时,根据两年改革的结果,提出明年需要改些什么。

   实际上,紫阳同志的这段讲话,把国家体改委的工作重心和职能交代清楚了。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计划与市场的问题。碍于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流观点,这里的潜台词是,要冲破传统体制条条与块块的羁绊,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体改委的职能主要是,通过调查研究,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分阶段提出改革的设想与规划。

4月27日,中央下发了国家体改委领导干部任职的通知:主任赵紫阳(兼),第一副主任薄一波,副主任杜星垣(兼)、周太和、安志文、童大林,顾问薛暮桥、马洪(兼),秘书长周太和(兼),副秘书长廖季立、董峰。同时,以国务院体改办的名义上报国务院,提出了体改委的机构设置:设立办公室、理论研究组、总体规划组、协调组、调查研究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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