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哈佛经济系的研讨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8 次 更新时间:2012-09-02 18: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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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 (进入专栏)  

  

  一、学术的盛宴

  

  一位名叫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的著名程序员和风险资本家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伟大的城市吸引雄心勃勃的人”。在他看来,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偏好。比如,在纽约,你必须足够有钱;在坎布里奇(哈佛和MIT所在地),你必须足够聪明;在硅谷,你必须足够有影响力。据说,一个曾到哈佛大学访问的中国学者,回到中国后竟然从此放弃了学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人类的知识宝库面前实在太渺小了!这个案例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哈佛大学确实能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知识冲击力。特别是哈佛大学异彩纷呈的各类学术研讨会,仿佛像是一场场学术的饕餮盛宴。作为一个客人,你会为大快朵颐而感到兴奋,也会为智力交锋而感到压力。

  

  从2009年9月1日开始,我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除了在哈佛经济系和MIT经济系听课,我每周至少要参加三次学术研讨会,因此借《茶座》一角和诸位“茶客”分享一些体会。

  

  作为世界顶级经济系,哈佛大学经济系每周都有大量的学术研讨会,以开放的姿态搭建了一座智力交锋的平台。以秋季学期的典型一周为例:星期一,有产业组织理论、公共经济学、法经济学与组织workshop、货币和财政政策seminar;星期二,有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workshop;星期三,有健康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workshop、环境经济学与政策seminar;星期四,有计量经济学、组织经济学workshop;星期五,有经济史workshop。同时,每天中午都有博士生研讨会。此外,还有一个全系的seminar。概括地说,哈佛经济系有三类研讨会,封闭式的博士生研讨会(talk)、半封闭式的课程研讨会(workshop)和开放式的正式研讨会(seminar)。我每周都要跟着博士后导师哈特教授(Oliver Hart)参加这三类研讨会。下面逐一介绍一下,顺便谈几点感想。

  

  二、Talk、Workshop和Seminar

  

  第一类研讨会是博士生研讨会,其别名是“Brown Bags talk”,直译为“褐色纸袋研讨会”。它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别名呢?一个博士生告诉我,因为它是一种午餐研讨会,在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举行,而以前提供午餐的包装盒就是褐色的纸袋。现在的包装盒已经是白色的了,里面通常装着一块三明治、一个甜饼、一个苹果、一包薯片、一罐蔬菜沙拉,另外还有一瓶饮料。这些食品都是凉的,刚来的中国人可能不习惯,但也不得不入乡随俗。要是提供热腾腾的中餐,估计美味的饭菜会让听众对论文失去兴趣。博士生研讨会是根据导师所研究的领域分组(group)进行的。例如,哈特教授研究组织经济学,那么他组织的博士生研讨会就叫组织经济学研讨会。参加的教授除了哈特,还有同样研究组织问题的阿庚(Philippe Aghion)。研讨会上报告论文的人都是从事契约与组织理论研究的本系博士生,报告的论文通常是他们的博士论文,包括博士论文最重要的部分“job market paper”。博士生研讨会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非正式。它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workshop和seminar都是一个半小时。报告者通常没有正式的论文,只是演示PPT。博士生研讨会通常也不对外开放,有些甚至都不在网上公布,因此参加者经常不到十个人。第二是指导性。虽然听众可以随时提任何问题,但是最主要的提问者通常是导师。导师的问题涉及逻辑、假设、模型、经验和命题等各个方面,非常细致。我记得在一次产业组织研讨会上,组织者帕克斯教授(Ariel Pakes)反复地质疑一个博士生的需求函数的设定,以至于演讲者差点没讲完论文,说了好几次“要不我先讲后面的模型”才算罢休。

  

  第二类研讨会叫workshop。刚来哈佛时,我对workshop和seminar的区别感到困惑,问了好几个留学生也没搞清楚。后来,一个哈佛研究生告诉我,workshop相对而言不一定很正式,演讲者可以只有PPT而没有成型的工作论文,而seminar很正式,演讲者会提供正式的工作论文。与研究生研讨会不同,workshop的主讲者可以是博士生,也可以是本校或者外校的教师。在哈佛经济系,workshop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了秋季学期全部课程的大约三分之一。这种课程设计保证了研究生在系统学习教科书的同时,随时能够了解前沿知识和不同观点。虽然workshop是一门课,但是组织者都是某个研究组的三到四个教授。例如,产业组织理论workshop的组织者除了帕克斯教授,还有Ulrich Doraszelski、Julie Mortimer以及Susan Athey三个人。Athey是首位获得克拉克奖章的女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微软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对她知道得相对多一些。不过,Athey在workshop上很少说话,通常是边听报告边快速敲打她的手提电脑,偶尔抬头问一两个问题。Athey本人也在workshop上报告过论文,语速很快,方式很职业,不苟言笑。我以前相信,说话快的人思维快,所以我不愿意降低语速。但是哈佛经济系的大牌教授、1999年克拉克奖章得主施莱佛(Andrei Shleifer)说话却慢吞吞的。他不仅语速慢,而且问题多。因此,一旦施莱佛提问了,整场研讨会光是他就至少要占用一刻钟。有一次哈特教授组织的哈佛-MIT组织经济学workshop在MIT举行,主讲者是一位年轻的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当时施莱佛就坐我旁边,端着一大杯咖啡,翘起二郎腿,露出皮鞋底一个洞,时不时地、慢悠悠地提了很多问题,搞得听众都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可能天才都是发散思维吧。正当大家处于云里雾中时,MIT经济系的资深教授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干脆打断了他,说我被你搞糊涂了,你能不能把你的问题总结一下?Athey和施莱佛的对比生动地证明,不是所有的聪明人说话都很快。因此我打算以后讲课时语速慢一点,这显然不会压低自己的智商。

  

  第三类研讨会叫seminar,它是非常正式的学术报告会。哈佛经济系的seminar也是分组进行的,但全系seminar除外。与workshop不同的是,seminar显得更加正式,报告论文的人都是正式的教师,而且以外校的为主,参加研讨会的人很多是教师。相同的是,无论是workshop还是seminar,每次都是一个半小时,由一个学者介绍自己尚未发表的成果。哈佛经济系的全系seminar大约一个月一次,演讲者必定是著名教授或者学术新星,地点在“哈佛堂”(Harvard Hall),全系教授几乎倾巢出动,而与此时间冲突的其他研讨会都要取消。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如果要让自己的论文得到更多修改建议,甚至得到杂志编辑和匿名审稿人的青睐,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去各大经济系的seminar上演讲。这就好比一只股票在上市之前,为了卖个好价钱,发行者必须去各个投资机构进行路演。要知道,参加seminar并提问的听众,很多是本领域的著名教授和审稿人。对于这些可能决定自己论文命运的大牌教授的每一个问题,演讲者绝对不敢怠慢。在一次组织经济学研讨会上,我问了报告人一个问题,报告人说这个问题不影响结论。主持人哈特教授看出来报告人似乎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就帮我解释了一下,结果报告人立即详细地做了答复。坦白地说,我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美国的经济学圈子很小,大家对彼此的研究非常熟悉,因为同一个领域的学者通过seminar这种“学术沙龙”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很多博士生和教师的简历中都会提及自己何时何地应邀做了什么学术报告,这是一种被学界认可的成绩。凡是在seminar上介绍过的研究,都具有知识产权,绝对没有人敢拿别人未发表的论文去私自发表,哪怕是“借用”别人的思想也不行,因为圈内人都知道谁是原创者。哈佛经济系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经济学高地,能够被邀请在seminar上报告论文的人,很多都是从哈佛毕业后在MIT、耶鲁、普林斯顿和芝加哥等名校任教的毕业生。据说,能够在纯理论领域出头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来自几大名校,因为名校毕业生具有“高贵血统”。

  

  三、三个有利于

  

  无论是talk、workshop还是seminar,这些研讨会都不同于专门的学术会议(conference)。研讨会就像是专卖店,而学术会议就像是综合市场。学术会议一般有多个单元,每个单元有多个人报告论文,每个报告人的时间通常很短,比如15分钟。这几年,国内经济学界的学术会议已经很多了,例如中国经济学年会、青年经济学者论坛、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以及制度经济学年会等等。但是,有层次、有影响的内部研讨会还是太少。先不说内容,单是形式方面国内还做得远远不够。在哈佛经济系,即便是正教授也一定会参加属于本组的研讨会,而且不会迟到和早退,更不会当场接听电话。像哈特教授,六十多岁了,已经是企业的产权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但是每周三次的研讨会从不缺席。这是一种怎样的敬业精神?不管什么研讨会,听众都可以提任何问题,而演讲者都会严肃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大牌教授可能问题比较多,但是他们提问也要举手,甚至会问很简单的问题。除了全系seminar,所有的研讨会都只有很简短的开场白,就是主持人说一下今天谁讲什么题目,根本没有人介绍演讲者的职位、贡献和履历。因为在哈佛,研讨会就像是学术上的聊天,大家都很随意,但是大家都很认真。

  

  当然,在内容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更多。国内对内部研讨会还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这些研讨会的价值。我总结了一下,这些研讨会至少有三个“有利于”。

  

  第一,研讨会有利于培养博士生的表达和沟通技能。国内博士(生)被一些人看作是“死读书的人”,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善于与人交流。在哈佛经济系,我碰到的每一个做报告的研究生都是言语得体、态度热忱的。典型地,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在正式发表之前,先是跟导师讨论,得到初步肯定后在博士生研讨会上报告,根据修改意见再去课堂workshop上汇报,再吸收修改意见后去外校的workshop或者正式的学术会议上报告,最后投稿时还要经过匿名审稿人的多轮挑剔。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博士生有力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效地去和别人讨论、争论或辩论,想不提高自己的表达和沟通能力都难。我曾经见过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在“鸣谢”中列举了20个研讨会!我自己在国内也参加过多次研讨会或学术会议,发现博士生普遍不会推销自己的观点,更不懂得如何与听众心平气和地讨论。

  

  第二,研讨会有利于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在哈佛,包括正教授在内的所有教师都要参加本组的研讨会,这一方面便于他们熟悉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能够启发他们自己的研究。现在的资深教授多半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但是我接触过的很多教授的知识结构都“与时俱进”。例如,哈特教授在最近几年引入行为经济学的视角,重新阐释了不完全契约的基础,这甚至是对他本人已有理论的重大修改。他一直都做纯理论,但是仍然坚持参加经验研究的论文报告会。我问为什么,他说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对事实本身的描述,也许会发现值得研究的“奇怪”现象。反观国内的研讨会,绝大部分听众都是学生,教授去参加研讨会那简直就是给演讲人面子。

  

  第三,研讨会有利于建立起基本的学术规范。国内的学术报告喜欢搞排场,像演出一样,仿佛成百上千的学生都了解某个专题的学术研究。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中国目前处于对经济学常识极度需求的时代,但是长此以往却不是好事。要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必得有专业的沟通途径才行。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在国内一流期刊上发表的经济学论文,都没有在学术研讨会上公开报告过,在网上连题目都搜不到。一些在研讨会上被指出有明显漏洞的文章,却最终得以发表,这恰恰是缺乏专业学术交流和学术评价的弊端。

  

  [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第4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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