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佳:当前经济社会形势下应树立新的粮食安全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 次 更新时间:2012-07-31 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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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佳  

  

  目前中国粮食安全领域面临许多挑战和严峻考验,抑制了中国粮食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形势将更加复杂、多变,对粮食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在客观上为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思想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现实背景。为了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需要对我国的粮食安全观进行梳理,形成适应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新粮食安全观。

  虽然我国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新粮食安全观,但都还相对零散。如提出开放的粮食安全观(孔祥智, 2001 ),可持续发展的粮食安全观(营峻, 2008 ;孙梅君, 2004 ),以口粮安全为核心的粮食安全观(黄季焜, 1999 ;曹荣湘, 2005 )等等。本文在已有的新粮食安全观的基础上,更加系统的阐述了粮食安全观的内涵、新旧粮食安全观的差异,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新粮食安全观。

    

  一、粮食安全观的内涵

    

  粮食安全观来源于“粮食安全”概念的提出,而粮食安全的中文名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 Food Security ”翻译而来的。由于粮农组织提出“ Food Security ”的背景是发生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并且提出的粮食安全( Food Security )概念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中国学者认为保障生存和健康的最基本的食物就是粮食,食物安全本质上就是粮食安全。因此,国内约定俗成将“ Food Security ”翻译成“粮食安全”,而不是直译为“食物安全”。这种翻译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粮食安全观。但是如果直译为“食物安全”又无法体现出某些食物(主要是粮食)在保障人类生存需要方面的特殊性,过于泛泛而指。所以,本文仍然沿用“粮食安全”的翻译,但并不特指粮食②。

  “粮食安全观”这个名词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进行解释:“粮食”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特指某种农产品或所谓的“粮食产品”③,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保障人类生存的食物,但又不是全部食物,必须是满足当地居民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或者说当地居民食物链中最低层次的农产品,是生产其他农产品所必须的原料。它所包含的食物范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安全”是人的一种不受威胁的心理感受,粮食安全就是没有因为“粮食”而受到生存和经济威胁的感受。“观”就是对事物的看法、认识。那么“粮食安全观”就可以解释为对于满足当地居民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不受威胁的认识,是有关粮食安全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的组合,包括什么是粮食安全(粮食安全的标准)、对当前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如何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措施)、对保障粮食安全付出成本的态度等内容。

  虽然粮食安全的层面包括个人、家庭、国家、区域和世界五个级别,但是国家粮食安全是个人及家庭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地区和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成为探讨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所以,本文将粮食安全定位于国家层面。那么粮食安全观应该说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属于一种集体价值观。它将指导有关粮食生产、储备、流通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以及整个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

    

  二、旧粮食安全观的产生背景及其内容

    

  (一)产生背景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粮食安全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向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将其视为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就提醒全党“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多次阐发过“粮食生产丝毫松懈不得”的思想 [1] 。 1972-1974 年爆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国际社会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国内也就开始了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 1996 年美国学者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中预测中国未来将无法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

  由于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粮食短缺的问题。因此,旧的粮食安全观是在我国粮食供不应求的年代产生的,沿袭了中国传统粮食安全的观念。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又出现了几次粮食生产的波动;再加上国际社会不断质疑中国的粮食保障能力。这就是使得我国的粮食安全观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仍然以粮食供不应求为基本前提。

  (二)主要内容

  在粮食供不应求的背景下产生的旧粮食安全观是一种数量型的安全观念,它认为只要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产量,有充分的国家储备,就实现了粮食安全。所以,旧粮食安全观强调粮食总量的增长,追求一种短期的数量安全,要求国家掌控粮食资源,实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心理安慰;而不关心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不注重粮食供求品种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合理性,不考虑保障粮食安全的经济社会成本。

  旧粮食安全观是一种粗放型的安全观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保障粮食安全的“粮食”范畴没有明确界定,包括谷物、豆类、薯类所有的粮食作物,似乎所有的粮食作物都应该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发展重点。二是过分追求粮食产量的增长,从而延伸到对耕地面积的片面追求,导致我国有一段时期“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过度放牧”等行为的发生,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目益恶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降,动摇了粮食安全的生态基础 [2] 。三是不对保障粮食安全付出的经济社会成本进行约束,由于过分强调粮食安全的国家整体利益,其意义被无限放大,再高的成本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相比也是微小的(赵予新, 2008 )。因此,旧粮食安全观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粮食发展观,不符合新时期我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

    

  三、当前国内外相关经济社会形势

    

  (一)世界粮食安全观念不断更新

  1974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的粮食安全( Food Security )概念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到 1996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对粮食安全的定义重新作了表述:“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可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粮食生产的发展,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表述更加严密,提高了衡量粮食安全的标准。相比首次提出的粮食安全定义,第二次提出的粮食安全定义不仅强调了粮食的数量要充足,还强调了粮食的质量要“安全和富有营养”,粮食品种要满足“膳食需要和食物喜好”。

  (二)世界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趋势明显

  随着国际油价的提高和世界能源的日益紧张,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用粮食制作生物燃料代替石油,从而加剧了世界粮食供应的紧张程度。粮价和石油价格形成了紧密联系,当石油价格超过一定水平,生物燃料的生产就是有利可图的,制作生物燃料的粮食需求就会猛增,形成了“人与车争粮”的局面。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陷入低迷,至今许多发达国家的生产还未完全恢复,经济发展前景仍然不明朗。国际资本在投资渠道狭窄的情况下,紧盯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粮食日益成为热钱集中的投资领域,炒作之风愈演愈烈,粮食价格波动加剧。

  粮食的能源化、金融化趋势增加了全球粮食供求的不稳定性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复杂性,使得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三)外资对中国农产品产业链的控制不断增强

  我国加入 WTO 以后,外资逐渐进入我国的农产品加工、流通乃至生产领域,对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控制力不断增强。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食用植物油产业,外资在加工领域占到 80% 的份额,并掌握了定价权。 2008 年外资进入中国粮食加工流通领域的设限消除以后,外资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规模、先进的管理模式、庞大的购销体系,逐步拓展业务并延伸到中国的粮食加工网络,在中国粮食主产区收购粮库等基础设施,企图控制粮源,对中国粮食产业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陈芬菲和李孟刚, 2011 )。

  同时,种子产业成为外资控制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其中转基因种子的生产销售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威胁最大。以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主的转基因技术开发商急于将技术转化为利润,在全球大肆推广转基因农产品及其种子。孟山都公司资助了我国很多科研机构进行转基因研究。根据绿色和平( the Green Peace , 2009 )最新调查显示,我国最接近商业化生产或在研发的 8 种转基因水稻全都被国外专利所控制,一旦批准商业化种植,我国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将面临重大危机 [3] 。

  (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口粮消费逐渐减少,而人均食用油、肉、蛋、奶、水产品、水果、蔬菜④的消费逐渐增加。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食品结构演进时,将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谷物消费减少、动物性食品消费增加现象称之为食物革命。王恩胡和李录堂( 200T )认为目前中国城市的食物革命只是初步的,而中国农村食物革命才刚刚开始,中国城乡食品消费结构日趋高级化、现代化的进程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从营养和能量平衡的角度来看,非粮食消费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粮食减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使粮食安全风险得以缓和 [2] 。口粮的消费已经成为满足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居民的食物需求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口粮的消费。

  同时,我国居民的粮食内部消费结构在过去的 20 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城市大米消费量增长达 83% ,以大米为口粮的人口比例已达到 60% ;由于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粮食深加工需求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我国玉米需求陕速增长。

  (五)我国粮食生产、储存地区趋于集中

  我国粮食生产存在进一步向北方产区集中的趋势,北粮南运的购销格局今后可能长期存在。 1997-2007 年,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 7 个北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 36 . 2% 上升到 43 . 5% ,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 6 个南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比重由 36% 下降到 31 . 6% 。

  由于生产日益集中,导致我国缺粮省份增加。 1998 年我国产不足需的省份只有 14 个, 2002 年上升到 17 个,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与此桕伴的是粮食储存地区趋于集中, 13 个粮食主产区国家商品粮食库存占总库存的 87% , 7 个粮食主销区商品粮库存仅占全国库存量的 1% ; 13 个粮食主产区农户存粮占全国农户存粮的 69% ,人均存粮 405 公斤左右, 7 个主销区农户人均存粮只有 154 公斤,西部不发达地区农户存粮水平与 1998 年相比减少了 40% 左右 [4] 。虽然近几年我国加强了粮食宏观调控,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和扶持销区多存粮,以优化库存布局,但整体而言,产销区之间库存比例变化不大。而同时主销区和部分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较大,有些地区的缺口还有扩大的趋势。一旦粮食市场出现波动,调控市场粮源主要从产区购入,产销衔接和保证粮食市场稳定的压力加大 [5] 。

  (六)我国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减弱

  影响我国粮食生产可持续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资源环境对我国粮食生产的约束越来越明显。由于长期投入农药、化肥,我国的耕地出现了土壤板结、面源污染严重等问题,农业生态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导致化肥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减。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的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质量整体下降;人口增长,对水资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大。据王宏广等( 2005 )的研究,到 2030 年,中国人均耕地可能减少 25% 左右,降至 FAO 规定的人均 0 . 053 公顷耕地警戒线以下;人均水资源下降 20-25% ,水资源将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之一。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加剧,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也将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条件对粮食生产的约束也越来越显著。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来多,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年龄偏大,再加上粮食种植的比较效益偏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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