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岭:宪法讲堂系列:品味法制

——法律学子对《秋菊打官司》的法律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5 次 更新时间:2012-07-23 17:23:16

进入专题: 法治现代化   传统社会   打官司   息讼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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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秋菊打官司〉作为法律教学片在法律系打学生中引起热烈讨论,同学们从法律角度对片中主要人物秋菊、村长、李公安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探讨了诉讼成本、法律与政策、法律与习俗、法律与科学、打官司与“打关系”、律师在法治社会中的作用等问题,在思考“法制该怎样现代化”时大家献计献策,各抒己见。

  

  关键词:法治现代化;传统社会;打官司;息讼;权利

  

  电影《秋菊打官司》借助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一个村妇打官司①的故事。影片看似轻松幽默简单,实则内涵极其丰富,且寓意深刻。笔者在法学课上将其作为教学片播放,引起法律系大学生们的热烈反响,不少学生在笑过之后感到“沉重”和“压抑”,“心中涌出一份苦涩”;有人感叹秋菊打官司的经历“包含了多少辛酸和泪水”;来自农村的同学被片中“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所震撼,“情节真实得让人不愿接受”;许多人反省自己过去对中国农民权利的视而不见,浑然不觉;更多的同学在思考法律给了秋菊什么,秋菊是否需要法律?“秋菊困惑,我们也困惑”,“秋菊尴尬,法律更尴尬”……围绕着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法律学子们众说纷纭,各抒己见。

  

  一.对秋菊、村长、李公安的法律剖析。

  

  1、关于秋菊。秋菊是单纯的,又是复杂的,有时是可敬可爱的,有时又是可悲可叹的,她身上的某些东西值得赞扬,某些东西又应当否定,她代表着过去,也象征着未来,她不仅是她自己,也是你,是他,是我们大家。同学们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不同的秋菊,一个丰富的、值得探究的秋菊。

  觉醒的秋菊:有同学认为秋菊代表着当代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觉醒,她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当丈夫被村长踢伤后,她坚定地向村长提出权利要求,她敢于向权威叫板,不信邪,不气馁,一次次踏上艰难的维权之路;当村长把还她的钱丢在地上,让她“低头”拾拣时,秋菊冷冷地走开了,她拒绝了屈辱,选择了自尊,她不愿弯腰过日子,不甘心就这样被人欺负(尽管这个人是一村之长,是有权有势的人);她有她的价值观——“打人总是不对的”,“村长也不能打人么”,“我就不懂村长咋就不能给我认个错”,而坚持要讨个“说法”;她对钱看的很淡(她多次说“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她追求的是她心中的“理”(她说“我就不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她要澄清是非,不满足李公安让村长赔钱未赔理的“调解” ,她认为村长虽然赔了钱,但没有赔理,就等于“还是没有个说法”;她对权力运作保持着警惕(她要求村长拿出批地盖房的文件来看,对市公安局的复议书由村长转交表示不满,担心村长和各级公安都是公家人“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底下商量好了”)……她的举动是对几千年来老百姓在当官的面前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传统的一种宣战,表明当代农民的法律意识已经萌动,开始学着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求管理者们(村长、政府)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面对不公他们会抗议而不再是沉默,当政府处理纠纷的结果令他们不满意时,他们会坚持“讨个说法”,甚至不惜“把官司打到北京去”!他们不再是“沉默的羔羊”,而是正在日益觉醒的共和国公民。

  执著的秋菊:每个看过影片的同学都为秋菊的执著所折服,一次次地“讨说法”,乡里、县里、市里,自行车、拖拉机、公共汽车,卖掉一车又一车的辣椒,花去一笔又一笔钱,挺着笨重的身子,冒着流产的危险,住最便宜的大炕……为讨一个说法值不值啊?难怪村民们不理解,秋菊的丈夫开始理解后来也不理解 。但秋菊始终义无返顾,不惜一切代价!农民的“认死理”,女性的偏执,秋菊本人个性的倔犟,使这个小纠纷没完没了。秋菊如此“一根筋”,在中国这样以“和为贵”的社会里是不讨人喜欢的,乡亲们会觉得秋菊难相处,政府会认为秋菊难缠、多事,像“刁民”,然而法治社会需要的正是这种“斤斤计较”,这种维权意识。有的学生说“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治而斗争”,秋菊的“顽强的契而不舍的精神”是我们的社会所欠缺的,我们国家需要大批这样的“法愚民”、“法呆子”①。有农村同学说在家乡也有秋菊这样的人,这样的遭遇,但没有秋菊这样的勇气和精神,我们应当鼓励更多的秋菊们在权利被践踏时拿起法律武器,为“一元钱”、“一本书”、“一张票”打官司,冲一冲中国社会“官贵民贱”的传统,改一改“息讼”、“惧讼”的陈旧心态。

  理智的秋菊:有同学认为影片中的秋菊被拔高了(认为在农村秋菊这样的人很少,秋菊丈夫那样的人才比较有代表性),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她不仅有勇气,有胆识,而且沉着冷静,不愠不火,不卑不亢,表现出很高的素质。村长在她面前恶语伤人也罢,气急败坏也罢,威胁侮辱也罢,她都心平气和,既不屈服也不发怒;到村长家讨说法时,与村长家人打招呼,拉家常,说笑如故;在城里一次次上当受骗后没有沮丧、怨言;在她从未接触过的局长、律师面前也不胆怯拘泥;不论碰到什么挫折从不气馁。现实中的秋菊们可能会有伤心的哭诉,过激的情绪,愤怒的发泄,甚至借助暴力手段,那或许才是一个更真实的秋菊。我们的民族不乏揭竿而起的气魄,亦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豪情,但我们一直缺少片中秋菊这样的明智——执著而平静地要说法,坚定而耐心地讨公道,拒绝感情用事,在制度的范围内寻求合理的解决结果,遵守程序,尊重规范,这正是法治国家公民所应当具备的理性精神,是需要我们大力培养的文明行为模式。

  幸运的秋菊:秋菊是幸运的,她遇到的“官”全是好官,李公安淳朴厚道正派,严局长廉洁公正无私,即便是秋菊的对立面村长也是不计前嫌的大度君子,还有工作认真、有责任心的律师……许多同学认为这太不真实了,太美化了。现实生活往往是,秋菊有可能碰到耿耿于怀、给人穿小鞋的村长,官腔十足、公事公办的基层干部,不但收下礼品、而且索要钱财的局长,拿了诉讼费不替人认真办事的律师。如果是这样,秋菊的官司会打得更困难,她的执著会更加令人沉重,更具有悲剧色彩,影片的结尾秋菊不仅仅会困惑,还可能会绝望。也许编剧和导演有意回避了“腐败”的话题,使影片主题不致被冲淡,但现实中的腐败是无法回避的。法治在中国的实现不但要解决国家法律与民间习惯的矛盾,还要杜绝腐败、建立廉洁政府、确保司法公平。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影片所表现的冲突只是其中的某一方面,法制现代化的过程要比影片所展现的更困难、更艰巨。电影中的秋菊是幸运的,而生活中的秋菊们却不可能有这样的幸运,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也不要寄希望于这种幸运,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我们面临的诸多困难。

  传统的秋菊:很多同学认为秋菊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形象,有许多旧思想,她并不具备什么维权意识、平等观念,决不是新时代具有法律意识的新女性。她认可村长与村民的不平等,村长有打村民的权力,只是“打”要有个度,“你是村长么,打了也就打了,但是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这“要命的地方”关系到传宗接代、香火延续,她担心村长踢的这一脚会造成“计划生育把咱提前给计划了”的严重后果(她腹中的胎儿男女未卜)。她坚信村长没“理”而自己有“理”,这个“理”不是“打人犯法”,而是“踢人要命的地方”可能使人“无后”。

  法盲秋菊:同学们一致认为秋菊是个法盲,许多同学还认为秋菊打官司并不是信任法律(她根本不懂何为法律),她想要的“说法”并不是法律上的人权,而是找一个比村长更大的官来管管村长;她不想打官司,她走上法庭完全是被动的,茫然的。她对律师的理解令人忍俊不禁;她不接受与好人打官司,埋怨律师怎么把严局长给告了;她不接受法律给她的“说法”,不理解为什么法律把村长抓走了。问题是,对法律无知的不仅是一个秋菊,还有广大的民众,对民告官不理解的更不止是秋菊,还包括各级行政干部。影片中主动当被告、鼓励秋菊行政诉讼的严局长在现实中不是没有,但实属个别(有同学认为这个形象虚假得让人觉得“道貌岸然”)。我们怎么能笑话秋菊呢?我们有什么资格笑话秋菊呢?我们有太多太多秋菊似的法盲,假若时间倒流20年我们谁又不是法盲呢?给一个秋菊扫盲并不难,难的是让我们这个民族摘掉法盲的帽子,那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啊!

  2、关于村长。村长不是坏人,在秋菊难产之际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救了秋菊母子的命,他从未就秋菊告状一事进行过打击报复,他不腐败,不贪,在现时的农村真可以算是一个好官。但是他有很多传统官吏的毛病,一些同学对他身上的“中国特色”进行了分析。

  他有浓厚的等级观念。他口口声声说“我是公家人”,流露出一种明显的优越感,暗示秋菊见好就收,别瞎折腾;他认为踢伤秋菊的丈夫不是什么事,秋菊丈夫说话犯混,“踢了就踢了”,理直气壮;他对李公安说“我好歹是个村长,你多少也得给我个面子”,在他眼里 “村长的面子”比老百姓的健康安全更重要,他可以赔秋菊钱,但决不能失面子;他给钱时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让秋菊“拣一张给我低一回头”,“一共低20个头这事就算完了”;他觉得给秋菊出了医药费、误工费,已经很给秋菊面子了,秋菊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告状,真是太不识抬举(“你还没完了?”);在他的潜意识里,“公家人”是应该享有特权的,如果村长向村民赔礼道歉,“以后在村里就没法工作了”;他一再“欺负人”,讥笑、侮辱秋菊,激化矛盾。有个别同学愤怒地骂他一副“地主”嘴脸,充满霸气。也有人指出他的思想在干部中很有代表性,认为乌纱帽可以抵罪、抵过。

  他重男轻女的思想极为严重,“男娃是宝女娃是草”的旧观念根深蒂固,一连生了4个女儿(严重违反计划生育),并对此耿耿于怀。他抱着秋菊的儿子羡慕不已:“看人家,想生儿子就生儿子”,斥责妻子“不像你,一撇腿一个女子,一撇腿一个女子,最后一撇腿还两女子(双胞胎)”;他之所以踢秋菊丈夫,是因为秋菊丈夫骂他“没本事”,“抱了一窝母鸡”,“断子绝孙”,这正戳到他的痛处,令他恼羞成怒,才动脚踢人。

  他也是个法盲。他不明白打人犯法,所以踢伤了人还满不在乎;他以为自己“大小是个干部”,官官相护天经地义,官伤民不会受到法律追究,“我不怕你们告,我是公家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上面都知道,他不给我撑腰给谁撑腰?”;他不能理解法律怎么会支持民告官,他一直以为法律是帮助官管民的。他代表着中国基层官员这一群体对现代法治的不理解,不接受,也揭示着中国社会目前的国家体制其实只有表层的分工,而没有深层次的分权。

  3、关于李公安。同学们都认为作为基层政府的法律干部,李公安工作认真,敬业负责,且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更没有“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恶习(他拒绝了村长“喝酒去”的邀请,在秋菊家吃一碗面还坚持付钱),他是秋菊想到的第一个可以给她“说法”的人。

  但有同学认为,李公安亦有明显的等级思想。在村长和秋菊这两个“犟人”互不退让时,他总是希望秋菊能退一步,他劝秋菊“他好歹是个干部,你也给他个面子”(实际上认可了村官高于村民的观念)。在他自嘲工作没做好,“只能帮人寻牛了”的话语中,多少含有对秋菊的微词,他觉得这起纠纷久拖不决主要怪秋菊太执拗,而村长不认错似乎倒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公家人的体面和老百姓要的说法之间,他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前者,轻视后者。

  许多同学指出,李公安是一个“和事老”,他的调解很像“劝架”,重点不是从法律上辩明是非,寻求公正,而是各打五十大板,和稀泥。他虽肯定村长打人的行为“肯定不对”,但也批评秋菊丈夫骂的话“戳老汉心窝”,混淆两种行为的法律性质,对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含糊其辞(倒是一再强调村长的“身份”),让秋菊觉得“还是没有一个说法”。他的劝词中重点是“礼”(“双方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而不是“理”(秋菊丈夫要求看批地盖房的文件是合理要求,村长应该给看;但他骂村长“抱母鸡”带有侮辱性,应当向村长赔礼道歉;村长踢人尤其是往要命的地方踢更不对,是违法)。他只追求息事宁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劝秋菊丈夫“想开些啥事都没有了”,开导秋菊“他把钱掏了,就算你对他错”,他甚至不顾政府调解人应有的中立立场自己掏腰包买点心假借村长的名义送到秋菊家,“这点心往这一搁,就算村长赔礼道歉了”,想以此平息纠纷,可谓用心良苦。但这种调解依据的不是法律,而主要是道德,且只是掩盖了矛盾却并没有解决矛盾——村长连口头认错都不肯,更别说在心里认错。李公安们追求的息事宁人、乡间太平与国家强调的安定团结不谋而合,难怪“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标语赫然出现在许多农村的墙壁上,干部们(不仅是李公安这样的乡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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