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煦: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一点史料

——2004年6月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40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44 次 更新时间:2008-07-11 12:03

赵宝煦  

因为建国后,大力强调外国问题研究是从1964年开始,所以今年也是许多有关外国问题研究与教学单位的40周年大庆。作为有幸参与早期高校外国问题研究系、所建设工作之一员,我愿借此机会提供一些有关史料。

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十四国前夕,曾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如何加强研究外国工作问题。会后,综合讨论结果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审阅了这份报告,并亲自写下200字的批语。头一句就说:“这个文件很好。”全面肯定了这份报告。随后就将这份报告连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3]866号)转发全国。同时成立了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由廖承志任组长,周扬、张彦为副组长,姚溱为秘书长。成员有:廖承志、周扬、陆定一、孔原、赵毅敏、蒋南翔、刘少文、李一氓、张彦、冯铉、熊复、姚溱、于光远、孟用潜、乔冠华、宦乡、卢绪章、吴冷西、朱穆之、徐光霄、陈忠经,共21人组成。

毛泽东主席的批语,全文如下: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它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是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学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

这份报告内容,一开始即谈到:随着国际外交活动的开展,研究外国问题的工作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接着,列举了当时外国问题研究工作的五项不足。第一,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太少;第二,除外交学院外,高等学校中没有国际政治的学科和专业;第三,缺乏外国问题资料;第四,仅有的几个有关研究机构,方针任务不明确;整个研究外国的工作,缺乏统一指导和部署;第五,研究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缺乏交流与协作。

针对以上五项不足,报告提出了八项改进措施:(一)加强并新建一批独立的研究机构;(二)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内建立研究外国的机构(现在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国际共运研究所,北京大学的外国哲学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室,复旦大学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等等,都是在文件中明确规定或根据文件精神由中央批准建立的。);(三)加强和充实高等学校中有关国际政治的院系,文件中明确规定: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三所高校原有的政治系改为国际政治系,并且在培养国际政治人才方面,三校有明确分工;(四)逐步建立地方上对外国研究的工作;(五)加强外事机关及驻外机关的研究工作;(六)加强国际研究工作中的协作;(七)采取“动静结合,内外交流”的办法,培养研究干部;(八)成立国际研究指导小组。

于是就这样:中央决策,统筹安排,建立机构,沟通渠道,经过1964年一年的上下努力,到1965年,大家已经在起跑线上,各就各位,摩拳擦掌,准备一搏了。然而就在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场浩劫,使全国科学文化事业遭到极大破坏,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苦心经营,也就一旦付诸流水。直到1972年周总理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到上海时,总理提到:根据毛主席指示建立的一批高校研究所要赶快恢复。于是1973年各校外国问题研究所陆续又挂起招牌来了。当时因为人民大学停办,人大国际政治系大部分教工并入北大国际政治系,新建的苏联东欧研究所和马列所也并入北京大学。但是当时掌握学校领导权的工宣队、军宣队是无法理解中央加强外国研究工作的高瞻远瞩和经营的苦心,这些研究机构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击和歧视。北大亚非所曾被讥为“亚非疗养院”,而南开大学的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所,则被称为“帝国主义情报所”。我当时曾对南开的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所滕维藻所长开玩笑说:我们北大亚非所被说成“亚非疗养院”还好办一些,只是吃饭不干活,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成了“帝国主义情报所”,则是敌我矛盾了。

然而我们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是力争做一些工作的。例如当时在北大的苏联东欧所韩明立同志等,还是联合了全国研究苏联东欧的研究人员、政府人员和工厂工人(称为“工人理论班”),召开了全国性的苏联政治经济问题研讨会。而北大亚非研究所则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第三世界石油斗争研讨会”(当然也包括了政府人士和油田工人),会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第三世界石油斗争》专著。此外,还根据中联部耿飙同志传达的指示,联系全国研究印度的学者,进行印度问题专题研究。历时两年,召开过两次研讨会。成果写成报告上交中央。

四十年匆匆过去。四十年来,全国的外国问题研究工作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同时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和可贵的丰硕成果。今天中国人民大学这个隆重的庆典就是一个明证。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今天我们的外国问题研究工作,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对比今天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需要,我们的研究工作,显然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但是我们相信在当前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奔小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经济突飞猛进,政治稳定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的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工作,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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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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