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在这里谈论“中国文化转型困境”，是基于下述前提：中华传统文化说不上是现代文化，且需要转型为现代文化。这里隐藏了另外一个前提：没有人能抛弃传统文化。极端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华传统文化转型为现代文化的困境自然就有了哲学上的原因。指出这一原因是本文的任务。至于中国文化转型困境的具体表现、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文化中成功转接等，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话题。
哲学当包括真善美三大关系的统一，也即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统一。真善美被描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分别对应于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文化转型困境的哲学原因可进一步表述为：中华文化转型困境在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三大关系方面的原因。
一、认识论上的“真空文化”
认识论所关注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能否和谐统一的问题，过去曾被描述为人类认识是否可能和是否有效的问题。对中华文化这样的大文化系统而言，理想状况应该是真善美三大知识系统协调均衡发展。
令国人万分遗憾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片面地发展了善的文化和美的文化，真的文化被提前逐出了哲学圣坛，被部分地赶出了文学园地，被流放为劳力者阶层的谋生技艺，为士大夫们所不耻。学者们称之为“实践理性”传统，以便与西方的“纯粹理性”传统相区别。笔者将这一状况描述为“真空文化”，即“真”被“抽空”了的文化,，也即善和美片面发展了的文化。
反对上述观点的人或许会举例说，〈老子〉的哲学和〈易经〉的哲学就是讲本体论的哲学，对人类诞生之前的客体世界给予了充分尊重，甚至主张人的秩序要向自然秩序回归。对此我的回答是，老子之“道”的词源来自于“言说”和“道路”，属于被人掌握了“道”，因而已经被人污染而不再纯粹。“道”也并非如同西方哲学眼中的终极构件，而是被人认识到了的万物终极来源，呈现为一种时间形式和过程形式。〈易经〉的情况与此相同。
“真空文化”的恶果是十分巨大的。对纯粹客体世界既缺乏足够的尊重，也缺乏探求的兴趣；进而对事实和规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善和美因缺乏真为基础而不再健康，甚至也不再真实。宗教情怀空乏、社会规则无序、科学精神缺失等，也就在所难免了。
至于背后的原因，另文阐述。
二、伦理学上的“家奴文化”
伦理学是讲人与人关系的。孔子的“仁”，可表述为单人旁的“人”和用“二”表示的更多的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你能主动与他人和谐，就是“爱人”，就有可能是“仁者”。
然而，中华伦理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只对现实中和未来的家长们有效。换句话说，中华传统伦理学是以“家”为伦理学基本单元和基本构件的，单个的人则消失在各自的“家”中。而现代伦理学则是以单个独立自主的“人”为伦理学基本单元和基本构件的，其“平等、自由、博爱”理想适用于每一个人。
天人合一、家国同构、集权制、宗法制和专制制度等，成为广义中华传统伦理的主要关键词。就狭义的伦理学而言，中华传统伦理中的“纲常”之说，也是以“家”为核心为基础的。单个的人，充其量都只能是家奴——家的构件和工具——而已，不同形式的“家”则成为人的目的和意义，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无一例外。每个人也只对“家”人负责，家外的人是可以用来做成人肉包子馅的——就像水浒英雄们那样。这样的伦理文化其本质就是“家奴文化”，意即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成为“家”的奴才。天下最高的主子皇帝，也终归只是做了一回皇家家族的奴才而已。别在自己手上丢了祖上的江山，是皇帝的人生目的。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家立国难免会分国为家，社会因此成为“家”的食物。人格被分裂为主子、奴才和另类的混合体，社会则成为表面上按皇家律令运行的明社会、暗地里依潜规则运行的潜社会、同时间有黑社会的混合体。三重社会与三重人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一定的情况下均可相互转化。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
背后的原因，也只得另文阐述。
三、审美学上的“梦游文化”
审美实践关注的是人与物关系的和谐，关注主体面对客体时的自由问题。但在中华传统美学实践中，则变异为主体逃避现实世界的所谓内心的“逍遥游”，躲进心灵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真实的审美主体只能在现实世界里“梦游”。
处在“家奴文化”中的古中国，是十分悲惨和动荡不安的，但从整体上看，这对士大夫们的审美情趣的影响好象不大。除了个别人（如杜甫）个别时候（如落难途中）会看到百姓的苦难之外，多数人多数时刻都是“睁着眼睛不看”，而是借来一颗和宇宙一样大的心乱想一气。所看来的东西被折叠成审美幻想的美丽素材，政治的不公，百姓的苦难，都可以在诗文中化身为士大夫们或愉悦或超然的心情。
这样的审美实践充其量只是一种“梦游文化”，在苦难的现实中睁着眼睛，却只是为了在美丽的诗文中梦游而已。其背后的冷漠与残忍早已被人遗忘。
凡事总有例外。当苦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时，李后主也会发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千古一叹。换句话说，只有当李后主之家受到伤害时，他才会想到人类的苦难。而作为李后主家族之外的读者，则依旧可以围观甚至欣赏其中的百结愁肠，并将这样的审美感受剪贴成墙上的画布和心灵中的盆景。别家的苦难与忧愁，成为后世读者继续梦游的景观。“家奴文化”让我们在伦理实践中成为冷漠的旁观者之后，又让我们在审美实践中成为幸福的梦游者。
当然，我们也不会追问这一切是因为什么。我们只听家长的，家长听更大的家长，直至听皇帝的，听圣人的，听上天的，惟独不听自己的。我们的心即使和宇宙一样大小，也自然是冷漠的甚至是残忍的。真空文化、家奴文化、梦游文化，原来三位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