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西方的公法文明与中国的宪政乡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2 次 更新时间:2012-06-19 12: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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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 (进入专栏)  

  

  谈到西方公法文明,可能提出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用三个小时之内要把西方公法文明的所有的要素全部讲完,我认为不可能。是吧,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可能我们要选取我们认为西方公法文明最重要的那一点来给大家讲。那就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如果西方的公法文明、西方的公法文化它有个轴心,有个圆心的话,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根据我自己本人的阅读——当然我的阅读是非常的狭窄的——我发现西方的学者从来不思考这样的问题。西方的同行他从来不回答说西方的公法文明的轴心是什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换句话说,今天我提出来“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时候由我们中国人提出的问题。这跟西方的同行没关系。西方人从来不从这样一个出发点而提问问题。如果你给一个西方同行冒然地提出这个问题:请问你们西方公法的文明核心是什么?可能这西方的同行他可能感觉很吃惊。因为他从来不这样思考问题的。因为这样一个问题,它对问题的取舍、对问题思考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再比方说,假如西方的同行他确实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一定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来回答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你能回答得出来吗?假如非要你回答出来,那这肯定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判断。

  我也阅读过中国的一些文化的书籍,我还没发现哪一个中国学者他肯明确地回答说中国古典文化——当下文化咱不说了,当下有没有文化那还是个问题呢——的核心是什么。我还没阅读过哪个作者,哪个中国的作者、中国的专家和学者明确回答过这个问题。我们最多说《论语》这本书它是围绕着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仁”来展开的。我们从这个可以推导出说“仁”可能构成了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一个轴心,但这是就《论语》来讲的。你不能说把《论语》放大为一个整个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意象。《论语》不等于中国文化,所以就可能产生了各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当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面他讲了,讲了中国的文化的一些精华和元素,但是他没讲核心,他说“仁”、“义”,包括这个“恕”、“勇”,那么这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概念。那么这些独有的概念、这独有的要素可能构成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比较精华的、比较整体性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讲中国。

  你讲西方,那我们中国人可能就更迷惑了。你说西方文化,特别是公法文化,你怎么来进行判断呢?你怎么判断?西方如此的跟我们不一样,是吧?好像我们中国对西方的观测、思考、阅读,我老是感觉到你抓不到一个重心。好像西方跟咱们真是什么都不一样。那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话,你说西方公法的文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思考的经验,或者说跟你的职业有关,我认为西方的公法文明的核心,有俩字就可以概括的。我认为就是这俩字,就是“宪政”。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判断,而且我也不否认这样一个判断是跟我的阅读经验,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的。那么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根据你的阅读经验,也可以作出一个不同的判断。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判断,这样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完全中国化的。

  为什么说是中国化的呢?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本身,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中国人一个最大的特点——他要强调中心观。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人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中心观、中心意识;而西方不是。相对中国,西方这个中心观要弱得多。你说,你像美国、美国的首都华盛顿,那是个什么破城市,你告诉我华盛顿是个什么城市?我告诉你,你别用大词形容,什么政治中心、外交中心;美国人没这个观念。你去问美国人,美国人可能会说华盛顿是一个好人从来不去居住的那个城市。我告诉大家,美国的社会治安最差的就是华盛顿。一般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一般不到华盛顿居住的。而且华盛顿是一个小城市,大家都知道,你到美国去华盛顿,你点根烟从那头还没燃完呢,(城市就走)完了。它既不是金融中心,也不是文化中心、艺术中心。艺术中心在洛杉矶,它的金融中心在纽约,是吧。美国的文化中心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在个一小镇上,它哪有中心呢?我们最多说,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说,华盛顿你只能找到一个中心,它是政治中心。为什么它是政治中心呢?那是因为奥巴马住在那儿。就这么简单。相反,“北京”这个概念它包含的含义和意义要比华盛顿这个地方要复杂得多、广泛得多。我们中国人的一首童谣——我们唱响了全中国的童谣——《我爱北京天安门》,可你听说美国有什么童谣说“我爱美国华盛顿”吗?没有吧!那肯定没有啊!北京在我们每个中国人呈现的印象跟华盛顿给美国人呈现的印象,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北京首先说它是政治中心,它既然(是)政治中心,它就可能成为很多很多的中心,比如说,科教中心、文化中心。最好的大学肯定在北京,我们知道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当然还有中国政法大学。后来我说了,如果说我们中国的首都迁都了,把首都不在北京了,迁到哪儿去呀,比如说迁到四川的绵阳。这是我一直认为绵阳最适合做现代化的、当代新的首都。绵阳最合适了,这是我一直认为的。那毫无疑问,如果说绵阳成了首都,你给它三年时间,绵阳大学肯定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中心观。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心观都中心到什么程度?我们中国人没了圆心没了轴心就找不着北了。我们必须有中心、有核心的,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大家记住,这是我们文化的特点。不是哪朝哪代的问题,咱们中国人都这样。所以说你看,你要提出说“什么是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什么是它的轴心”这样一个问题,它本身就是中国化的问题。

  而我认为,如果从中国从我们自己的思考出发的话,“宪政”应该是西方公法文明的一个核心。起码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非要给它找出一个核心的话、一个轴心的话。

  为什么把宪政能看成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呢?

  我认为宪政是最能区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公法问题思考的一个最大差异性的一个表现,换句话说,宪政可以证成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一个最大的不同。

  我经常说宪政这个东西跟我们中国人是无缘的。这倒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慧根浅。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跟西方太不一样了。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在我一本小书(中),那本小书叫《桃李江湖》,是一个杂集,并不是严肃的学术论文。我后面那个封底写了几句话,话是这样写的:“一个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不值得中国人称颂,那是因为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他无法理解一个中国宪政主义者的痛苦;正像一个意大利的球迷,没有办法理解一个中国球迷的痛苦一样。”前面那句话大家可能不理解,但是后面这句话大家就理解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意大利的球迷为什么痛苦?因为他们为他们的意大利足球输给巴西而痛苦,为输给阿根廷而痛苦,为输给英格兰,或者说德国、西班牙这样的球队而痛苦。但是我们中国的球迷呢?我们的球迷的痛苦在于我们的球队从来没赢过。我们的痛苦是什么?是我们的球队它谁都敢输。所以,你说一个意大利球迷能理解我们这种痛苦吗?那么你从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到我说这个痛苦在哪儿。下面那句话为总结前面那句话来说的。我说美国的宪政主义者是美国成功的产物;正是因为美国的成功,所以产生了美国的宪政主义者。而中国的宪政主义者,那是从近代以来中国连续遭受了一系列挫折的产物。

  这是中国宪政主义者的一个痛苦之源。中国不是因为成功才产生了宪政主义者,而是(由于)中国全是挫折,一挫再挫、一折再折,到今天我们离宪政这样一个东西还是很远,还是遥不可及。就像温总理说了我们像遥望天空的星星一样——“悬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就是够不着”。这种痛苦,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他是无法理解的。

  我们中国越遭受挫折,中国人越想念宪政,越挫折我们就越想念,所以说我现在总结这句话“为什么我认为西方的宪政会成为我们中国人观察西方公法文明的一个核心?”的时候,我认为宪政这个概念最集中地表达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什么?

  文化的乡愁!

  什么叫乡愁?大家可能读过余光中先生写的那个《乡愁》,“一湾浅浅的海峡,你在这头,我在那头。乡愁是一枚邮票,然后乡愁是一个坟。我住在这头,我母亲住在那头。”这种乡愁说实话,说得难听点,这是非常矫情的一种乡愁。当然,我对余先生这样说大家不要认为我对余先生不敬重。余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一位诗人。这种敬重感表达在我那本小说的序里面了。《桃李江湖》我的序里面就引用了余先生的话。为什么叫“江湖”,我用江湖这俩字就是引用余先生的话。但是,我认为表达乡愁最好的是一个法国的分析学家,他叫彭塔利斯。彭塔利斯的《窗》,就是我们开窗的那个窗,《窗》这个小册子里面,他专门一篇著名的论文,题目就叫“乡愁”,说的是一个流落异乡的孩子,越是感到别人的阔,越思念自己贫穷的家乡。当我们越去阅读西方的政治、西方的公法文明的时候,我们越感觉到激起了我们一个中国式的乡愁之感——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它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和公法文明呢?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宪政呢?

  所以我说:宪政是最能唤起我们中国人文化的乡愁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前面都给解释了。你看宪政在西方那是成功的一个产物,特别是美国为代表的,但是宪政在中国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一挫再挫使我们想起了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渴望这样一种东西。但是越渴望离得我们越远。这种乡愁的感觉,我认为可能是宪政这个概念表达得很充分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宪政真能表达我们中国和西方的一个最大不同的一个概念。

  从宪政这个概念身上我们发现,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制度设计、规范的确定跟西方完全不一样。后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是这样一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为什么长成这样?当然,我这样说并没有说我们长得不好,我是说这个差别和差异性太大了。你比如说咱们举个最通俗的例子。西方有丑女人,白人有丑女人,很丑的女人,不是说西方都长得像玛丽莲•梦露那样,同样西方有丑的女人。我们中国、东亚国家也有丑的女人,但是这个丑的差异太大了。钱钟书先生就说了,说西方的那个丑啊,那是最经典的丑。他的原话这样说的,“中国女人的丑好像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的一种偷工减料,而西方人女人的丑是西方在造人的时候一个恶作剧。”哎呀,我说这我为什么想不到呢?我说我看了,我说你看那个白人那个女人看起来挺丑的,但它确实不像我们中国女人的那个丑。她不一样。可这个不一样怎么表达呢?你表达不出来。钱先生是个高人,他给你表达出来了。你只有拍岸叫绝的份儿。

  我也讲到中西方它为什么那么不一样,它为什么那么多的不一样,最大的差异在于宪政。我告诉大家,宪政这个概念,并不像你们的老师、我们的教科书给你讲的。不要从学术上去定义这个概念,那是没有意义的!要从学术上去定义这个概念,那太简单不过了。因为美国的、德国的这些西方国家的同行,包括古典宪政主义者和现代宪政主义者,他早就对这个概念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不需要你来解释。我们中国人感兴趣的不是那种解释。我们所感兴趣的西方这个宪政这个概念到底承载了什么东西?为什么由这个概念反映出中西方那么大的差异?这是可能我们感兴趣,或者说是我本人感兴趣的问题。我说这可能是一个纯粹中国化的一个问题。

  我从来不否认西方的同行和专家学者那种解释是对的,肯定是对的。但这种解释对我一个中国人来讲没意义。它解决不了我心中的疑惑,解决不了我心中的疑问,或者说说得大一点,它消除不了我内心的那种痛苦、不能释怀。所以说,学术这个东西,它的价值是有限的。学术的价值有限,学术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说它也不解决主要问题。而中国的问题在宪政这个概念上,它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它更是一个文化问题。这就是说今天晚上为什么我们把西方的公法文明的核心定在宪政的这个概念上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宪政这样一个价值或者说宪政这样一个概念会成为西方公法文明的一个核心?那么下面我接着论证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我说了,西方的公法文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论。起码说,从我这个角度我认为它应该是宪政。是的原因可能有以下这么几点吧。或者说我们对这个概念怎么去理解的问题。

  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今天晚上这样一个讲堂、这样一个场合,我想摒弃这样一个纯学术的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刚才我说了,这样一种解释可能会解决宪政学、宪法学的某些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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