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定东:“破”与“立”: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程与现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04 次 更新时间:2005-01-11 16: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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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定东  

  

  内容摘要: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先破后立,即以私有化为开端拉开其社会转型的序幕,在经过十余年的痛苦反思和屡受挫折后又将“和谐社会”作为其社会转型“立”的思想基础。它是破得彻底,立得艰难。本文在总结归纳中国、俄罗斯本土和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俄社会转型的历程和现状,指出其社会转型“破”与“立”的严重脱节是其社会转型代价沉重的内在根源。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转型;历程和现状

  

  经过十余年风风雨雨的艰难跋涉,在前苏联“分崩离析“的社会基础上,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似乎看到了彼岸的曙光。于是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政治学界乃至历史学界纷纷把研究的焦点转向俄罗斯,至此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但大多是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描述和分析,而缺乏对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总体性把握。自1991年以来或者说从1985年以来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破”在何处,又“立”在何方学界没有给予完全清楚的回答,本文的分析力图对此作个归纳。

  

  一、学界的探讨与共识

  

  如前所述,中外学界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关注强烈且成果丰硕,形成了一些共识,但又有一些明显的认识差异,对此本文将从西方学界、中国学界和俄罗斯本土学界的研究三个角度进行相应的归纳。

  

  西方学界认为2,自从1992年初俄罗斯经济上实行“休克疗法”3转轨以来,俄罗斯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其经济体制从过去的计划主导转移到以市场为中心的轨道上。具体评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衰退论4。认为俄罗斯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衰退,而且看到的俄罗斯图景也相当暗淡。从历史的比较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所造成的损害甚至在数量上超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时代的美国(当时GDP下降30%),也超过了1941-1945年卫国战争的损失(当时GDP下降24%),整个90年代俄罗斯GDP下降了43.3%。所有这一切,使得俄罗斯经济日益沦为一种“输入型”经济,而且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在90年代不断下降。第二,“大国地位丧失论”。这主要从社会发展所需的知识力量的角度来展开分析的。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俄罗斯科学家的数目从340万下降到了130万,俄罗斯国家对于科学及学术的投资则在90年代中后期下降到了只有80年代末的1/12,整个90年代的转型历程使俄罗斯丧失了作为一个“拥有知识力量的大国”,其负面影响将成为俄罗斯今后发展的长期性制约因素。第三,“华盛顿共识”后果分歧论。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当时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威廉姆森以拉美国家实现经济转轨的经验为主要依据而总结出来的。“华盛顿共识”有十项基本原则,即建立金融规则、重新建立公共开支的优先秩序、改革税制、实现利率自由浮动、建立有竞争性的货币兑换率、贸易自由化、国外直接投资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废除阻碍新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各种旧有规则和对财产权予以保障等。“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具体体现。对此西方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认识,一方认为“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与社会带来了严重衰退,同时给普通人民带来了重重苦难,俄罗斯几乎在转瞬之间走向经济与社会崩溃的临界点5;另一方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前苏经济状况的真实反映,它不是“休克疗法”的自然后果,是使得经济发展能够成功地实现稳定化而采取货币贬值政策所期望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转型而产生的结构性调整的结果。认为根本的出路只能是沿着“休克疗法”的路继续走下去,否则就会前功尽弃6。第四,前苏政治势力干扰论。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斯伦德认为,“休克疗法”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实施过程中受到了仍在俄罗斯经济及生产决策部门握有实权的“前斯大林时代的经理们”的蓄意破坏。雷亚德也认为,“人类历史上最迅速的私有化”是前苏联政治权势力量瓜分和抢夺前苏庞大国有资产的强盗行为,其后果是财产占有和进一步分配时的高度不平衡,产权的形成及界定缺乏透明度与合法性,此后又因权钱结合而产生极为广泛的腐败现象,并造成了转型时期社会及其价值观的高度混乱。第五,转型失败论。有学者认为,在俄罗斯发生的私有化过程迅速地摧垮了普通民众对于因此而产生的新的经济体制及财产制度的合法性的认同感,其结果是在俄罗斯社会造成了一种经久不衰的道德危机。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社会学家伯拉沃依进一步提出,俄国经济非但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内卷性”的向下走的过程,是“虽有转型,却无改造”的过程。第六,非转型论。哈佛大学的赫累拉认为,在俄罗斯历史上充满着“找不到自己出路的激进性改革的经验”;塔拉进一步指出,从一种历史长时段的比较眼光来看,俄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所面临的其实并不是“转型”,而是又一次如同俄罗斯历史上在1598-1613年所经历过的“磨难时期”那样的大考验。他认为,俄罗斯人民将对自己所面临的历史性的挑战作出怎样的回答不仅关系到俄国的未来命运,也影响到我们这个越来越表现出相互依存特征的星球的未来。

  

  俄罗斯学界身处其境,对本土的关注和研究更为激情,形成了一系列的认识,表现如下:第一,独特文明论。亚多夫认为,俄罗斯社会具有别于西欧文明的另一种文明7。自彼得一世到今天的改革,俄罗斯的改革是依靠鼓动,而西欧的现代化是社会自身的“内部“激发出来的。俄罗斯社会的构型是以纵向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金字塔,其社会的转型是社会主体即国家、政治经济精英等积极活动的结果。第二,分化论。这主要以A·阿希叶泽拉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8,俄罗斯社会是一个分化的社会,在特大城市及其相邻的地区是西欧式的社会进步“前哨”,而边、少及广大农村地区却是“停滞不变”的传统区域,俄罗斯的变革就一直在西方的现代性与传统的落后性之间展开力量较量。第三,风险论。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5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的唯物史观以及辨证的方法“已经过时”,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和方法无法解释1991年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问题。于是有人提出,1991年以来,俄罗斯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由此而付出的惨重代价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风险,是无法预料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付出的牺牲9。第四,迟发展效应论。认为由于前苏联对外界的信息掌握得少,因而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比西方国家发展得慢,从而导致了当今俄罗斯所进行的现代化过程成为“追赶型”的或“迟发型”的,当今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正是由于迟发展效应引起的。第五,社会总体转型论。其含义是,1991年以后,俄罗斯社会所发生的巨变,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蜕变,而且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政权刚开始交替时,他们热情很高,对新政权抱有很大的希望,以为从此以后俄罗斯人会有好日子过了,然而当形势的发展并不象他们当初想象的那样时,其中的大多数人就会变得消沉、冷漠起来。于是有的学者便得出结论:俄罗斯在1991年巨变后的前5年,民众支持新政权的政体,而后5年则是希望保留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总体转型必须在国家政权加强的情况下实行10。

  

  作为中国最大的邻邦,也作为可以互为借鉴的国度,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一直是中国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甚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参与热情远比经济学界及政治学界要低。综合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阶段论。大多数学者认为11,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992年转轨启动到1993年底俄罗斯新宪法通过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俄罗斯的社会生产全面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急剧恶化,整个新制度的组合能力极低。1993年到普京上台执政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俄罗斯总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仍然乏善可陈,但其价格市场化、产业与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换等基本实现,社会保障体系也开始发挥作用。从1999年底到目前可视为第三阶段。这时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始改观,GDP逐年上升,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市场竞争主体基本形成,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第二,激进失败论。有学者认为,由于俄罗斯的激进转轨方式是在苏联体制严重僵化、苏共长期一党执政的情况下推行的,因此其转轨有自身的特点,体现为转轨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掠夺性、官僚性、强制性和政治意识形态性。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模式是少数人为了政治目的,打着自由化、民主化旗号,利用政权,通过“休克疗法”强行推行的及其特殊的官僚性经济模式12。第三,有限成功论。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经过多年的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所有制结构改造基本完成,市场主体实现了多元化,价格全面放开,通货膨胀基本得到控制,财政体制由国家政权向社会公共财政转化,社会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取得进展,政府职能已经转换。但又认为,新的经济体制还很不成熟,与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差距,而且新的社会整合机制还在试运行中,社会付出的代价也太大13。第四,前景不确立论。有人认为,从历史上看,在过去的300年内,俄罗斯曾6次试图打开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5次尝试改革,历史上每一次变革或开放都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和碰撞:传统与现代、西化与本土、自由与专制、浪漫与现实、激进与保守等。这次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后各种思潮涌起,虽然从上层官僚到思想界都在努力寻求独特的俄罗斯精神,但至今结果仍不太明朗,因此其社会转型仍处于不确立状态14。

  

  二、“破”在何处: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程分析

  

  前文从中、西和俄罗斯本土三个角度对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初略的归纳和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对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研究是描述的多、分析的少,经济状况关注的多、社会层面关注的少,现实谈论的多、根源挖掘的少。鉴于此,本文将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突破口即私有化为分析的原点对其历程进行梳理。

  

  众所周知,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点与中国有着明显的差异,俄罗斯以私有化为开端,以国家与社会决然断裂的方式将国家的责任全部推给社会,亦即由组成社会的个体成员担负改革的沉重代价。中国则不同,中国自转型之初就把历史负担由国家主动承担,在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亲和的前提下渐进式地推动社会转型。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我将俄罗斯的俄罗斯社会转型分为5个阶段,即1985-1990年的孕育阶段、1991-1993年的全面私有化阶段、1994-1995年的痛苦感受阶段、1996-1999年的曲折转折阶段和2000年以后的初步定型阶段。下文分别析论之。

  

  第一阶段也称戈尔巴乔夫执政阶段。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此后他以“公开性”与“新思维”作为前苏社会转型的指导纲领,结果使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上从苏联时期那种以一党执政、一党独存、党政融合、议行合一等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模式向西方国家那种以总统设置、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政治模式转变。在社会层面上实现了俄罗斯从“无阶级”到有阶级的社会结构转变。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曾明确宣布苏联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成员由三部分人组成,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20世纪50年代10%的高收入者与10%的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46年的7.4倍降为1956年的4.4倍,而到80年代,他们之间的差距就只有3倍了15。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即“激进民主派”改革的前夜,“特权阶层”曾利用经济政策的松动开始私下瓜分国家财产,从此拉开了俄阶层分化的序幕。其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俄新贵族阶层的形成与蜕化,在当时由一批官僚、掌权者构成,人数不多,只有二三百万人但却拥有大部分的财富,他们占了当时俄罗斯富人集团的80%。16此阶段构成了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过渡,此时国家开始部分丧失保护社会的责任。

  

  第二阶段是俄罗斯的全面私有化时期。在此期间,政治上总统与议会两大权力机关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最后总统获胜,“苏维埃体制”宣告彻底终结。经济上俄政府大力推行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的私有化。俄罗斯私有化正式开始于1992年,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所谓的“小私有化”、“大私有化”和“个别私有化”阶段。小私有化从1992年1月到1993年12月。小私有化的对象是指固定资产的总额在100万卢布(1991年价格)以下、工作人员不超过200人的商业、服务业、公共饮食业以及其它行业的小企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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