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有文字记载的一次民变、一次官民冲突，一次民众武装抗击暴政活动或一次暴力性的群体性抗争事件。
据历史记载：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居住在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为此，周厉王下令调兵遣将镇压“国人”。这时，有一个臣下对周厉王实话实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在众叛亲离下，周厉王带领亲信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霍州市），并于公元前828年（周共和十四年）病死于该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国人暴动”事件。
“国人暴动”事件离当今中国已经2800多年了。站在当今中国时空方位，观察发生在2800多年前的“国人暴动”事件，我以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启示或吸取教训：
第一，“天子”与民争利，君王逼民造反。
首先，让我们将历史镜头回放到周朝。在周朝，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内为城外为郭，由此，城内居民被称为“国人”，而城外居民则被称为“野人”或者“鄙人”。早在西周，自周成王、周康王之后，中国社会矛盾就开始激化。到周昭王、周穆王时，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也在城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一部分。另外，在“国人”群体中还有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以及社会的下层群众。
大家都知道，西周的土地制度主要是“井田制”。所谓“井田制”就是将大块的田地分割成九块，排成“井”字形。中央一块田地由大家合耕，为公田，其收获归君王所有；其余八块为私田，其收获归各家所有。“井田制”下接受田地的人，平时要向授予者交纳贡赋，战时要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在周朝，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因此，他有权力向任何一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收取贡赋，并且有权力随时向接收土地者收回土地。
在西周，天子取得贡赋的方法有两种，其一，庶民助耕公田；其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尚书·洛诰篇》载周公教成王说：“你得用心考察众诸侯谁纳贡，谁不纳贡。纳贡的如果礼貌不好，即是侮慢王朝，等于不贡。诸侯不贡天子，庶民也不贡诸侯，政治就乱了。”到周夷王时，已有诸侯不朝。同时，随着私田的不断开发，西周的井田制难以为继。国人不断脱离井田，通过从山林湖泽捕鱼、打猎的方式营利谋生，这对西周朝廷的赋税收入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周夷王死后，其子周厉王姬胡继位。为了改变朝廷财税状况，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据《史记》记载，大夫芮良夫就此规谏厉王，说：“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个荣公只喜欢独占财利，却不懂得大祸难。财利，是从各种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而有谁想独占它，那危害就大了。天地间的万物谁都应得到一份，哪能让一个人独占呢？独占就会触怒很多人，却又不知防备大祸难。荣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能长久吗？做人君的人，应该是开发各种财物分发给上下群臣百姓。使神、人、万物都能得到所应得的一份，即使这样，还要每日小心警惕，恐怕招来怨恨呢。所以《颂诗》说：‘我祖后稷有文德，功高能比天与地。种植五谷养万民，无人不向你看齐。’《大雅》说：‘广施恩泽开周业。’这不正是说要普施财利而且要警惕祸难来临吗？正是因为这样，先王才能建立起周朝的事业一直到现在。而如今，君王您却去学独占财利，这怎么行呢？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人称为是强盗；您如果也这样做，那归服您的人就少啦。荣公如果被重用，周朝肯定要败亡了。”
然而，厉王根本不听劝谏，还是任用荣公做了卿士，掌管国事。这样，周厉王实行的“专利”独占政策几乎断绝了国人的谋生之路，在别无选择之下，国人只好起而造反。
第二，严禁言论自由，民众诉诸武力。
由于周厉王实行了“专利”独占政策，周都镐京的国人对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国都里的人都公开指责厉王，可谓是怨声载道。
此时，召穆公报告厉王说：“百姓不能忍受君王的命令了！”厉王听后，大怒，叫人寻得卫国的巫者，派他监视公开指责自己的人。巫者将这些人报告厉王，厉王就杀掉他们。国都里的人都不敢说话，路上相遇彼此只能用眼睛互相望一望而已。这下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止住谤言了，大家终于不敢说话了。”
召公回答说：“这是堵他们的口。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厉害。河水堵塞而冲破堤坝，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象河水一样。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通它，使它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放任他们，让他们讲话。因此天子治理政事，命令公、卿以至列士献诗，乐官献曲，史官献书，少师献箴言，盲者朗诵诗歌，朦者背诵典籍，各类工匠在工作中规谏，百姓请人传话，近臣尽心规劝，亲戚弥补监察，太师、太史进行教诲，元老大臣整理阐明，然后君王考虑实行。所以政事得到推行而不违背事理。百姓有口，好象土地有高山河流一样，财富就从这里出来；好象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原和灌溉过的田野一样，衣食就从这里产生。口用来发表言论，政事的好坏就建立在这上面。实行好的而防止坏的，这是丰富财富衣食的基础。百姓心里考虑的，口里就公开讲出来，天子要成全他们，将他们的意见付诸实行，怎么能堵住呢？如果堵住百姓的口，将能维持多久？”
厉王不听。于是国都里的人都再不敢讲话了。既然国人不能用言论改变厉王的“专利”独占政策，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拿起武器了。
第三，迷信“手中有兵”，最终反被兵灭。
查考周朝兵制，我们发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军权全都集中于周天子手中。其下有“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尚书□牧誓》)等官职，仍不分文武。各诸侯国及一些贵族大臣也都有自己的军队，但一般须听从周天子调遣。西周晚期，王室衰微，遇有战事则往往倚重一些诸侯国和贵族大臣的军队。
西周军队的士卒均由“国人”(都城及其周围的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奴隶只能随军服杂役。金文中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的记载(《禹鼎》、《舀壶》)，表明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是师。但是，《周礼□夏官》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在金文和其他古籍中则未见有此类记载，据以推断，西周军队中可能不存在军的建制，也难于有这样规整的组织体系。
然而，如前所述的一个臣下对周厉王说的：“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由此可见，周厉王自以为只要 “有兵在”，其王位就可保无虞，但他就是不明白“兵即民、民即兵”的这样一个事实和道理，你触怒了民就等于触怒了兵，因而，你最终被兵所灭也就是你极其自然的应得下场。
第四，“天子”没有了，政体也就改变了。
“国人暴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周厉王因惧而逃，导致天子缺位，政体变更。
据记载，国人攻进王宫时，没有找到周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姬静。召穆公将姬静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在大臣周定公、召穆公的劝解下，国人平息了一些怨恨，纷纷离去。此时宗周无主，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一说由共国国君共伯和代行天子职务）。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另有据《史记》记载，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开始记年记事，因此发生“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共和行政”的这一年，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在天子缺位的情况下，周公和召公合同六卿合议共同执政，改变了周天子一人独裁的政体，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双头制”。这一政体变更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然而，我以为，到目前为，这一政体变更事件一直没有得到政治学者们的足够关注和合理解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待弥补的遗憾。
第五，“国人暴动”虽远去， 历史陷阱未走出。
回顾历史、反思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镜，为今人提供历史鉴戒。
“国人暴动”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远离我们2800多年了，但放眼当今中国，令人不安的是，引起“国人暴动”的原因好像一个都没有消失。近年来，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高频发生，官民冲突、打压言论、恃兵垄断，触目惊心。
最为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好像一直生活在麻木、迷茫之中，而不自觉、自省。此刻，我真的不敢往深里去想：我们今人的生活与2800多年前人的生活，在制度环境上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不得不令人唏嘘感叹：“国人暴动”虽远去， 历史陷阱未走出！我想，我们这代人是该到了彻底跨出这道历史陷阱的时候了！
2012-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