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成仿:“言论自由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胡适先生《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一文介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2 次 更新时间:2016-08-05 01: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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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成仿  

  

   胡适先生一生所担任的许多公职中有三个职务十分显赫:驻美国大使馆大使(1938.09.17-1942.09.08)、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946.07-1949.04)、中央研究院(第三任)院长(1957.11.04-1962.02.24)。在我的心目中,作为中华现代汉语白话文一代宗师的胡适先生非常值得我敬仰,但胡适先生最令我崇敬的还是:他是现代中国慢慢夜空上的一颗自由的明星!他是现代中国莽莽大地上的一颗自由的种子!他是现代中国芸芸众生中的一位自由的导师!

  

   近年来,我阅读了胡适先生的一些文献,在阅读过程中,胡适先生的一篇题为《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台北市编辑人协会欢迎会上讲话》的文章最使我感动。感动之余,遂产生了想把这篇文章介绍给各位读者、和各位读者一期分享的冲动;与此同时,我还想顺便把这篇文章所包含的基本观点做一提取;然后,根据我对胡适先生这篇文章的大致感受和肤浅理解,对其做一粗浅评论,说说我的体会和感想。坦率地说,我做这些并不是为了什么别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学习胡适先生的珍贵文献,以对自己进行再教育、再启蒙。

  

   一、观点提取

  

   在阅读胡适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我以为,胡适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主要表达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胡适先生认为,言论自由不是别人赐予的、都是自己争取的。

  

   对此,胡适先生是这样说的:“言论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样,都是要各人自己去争取的。言论自由并不因为法律上有规定,或者宪法上有这一条,就可以得来,就是有规定也是没有用的。言论自由都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认为,胡适先生的这段话,对于那些既想要得到言论自由但又不想付出争取代价的人,是一个很好的警告和鞭策。

  

   第二,胡适先生认为,不喜欢别人的批评是人之常情;哪怕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都不喜欢被批评。

  

   胡适先生说:“无论世界任何国家,就是最自由的、最民主的国家,当政的人以为他是替国家做事,替人民做事,他们总是讨厌人家批评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胡适先生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胡适先生说:“美国当然是很尊重自由的,绝对没有限制言论自由,但是诸位还是记得的吧,前两年在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邮报》的戏剧音乐批评家批评总统的小姐唱歌唱的不好,杜鲁门先生就生气了。第二天自己写了一封信送给这个音乐批评专栏记者,连他的秘书也不知道,骂他,并且说,你要再这样批评,我就要打你。这件事也曾轰动一时,成为笑谈。故事开始时,我们明白,杜鲁门总统对于人家批评他的政治,已经养成容忍的习惯,不能发脾气。批评他的行为,批评他的政策,批评他的政治,他尽管不高兴,但是没有法子干涉。不过到了人家批评他小姐的唱歌好不好时,他觉得做爸爸的忍不住了,就出出气,用粗鄙的语句说要打人家。可是他的信写出以后,得到社会上很不好的反应,我可以相信,杜鲁门先生决不会写第二次这样的信。因为他的小姐唱歌好不好,别人有批评的自由,可是他写信时并没有想到戏剧歌曲家批评唱歌好不好,这也是言论自由”。

  

   由此可见,杜鲁门总统为了得到选票,他不敢得罪他的选民,对来自反对党以及选民的批评,除了接受、改正和容忍外,别无他择。然而,对于他的政治生活以外的批评,他就不能容忍。所以说,人天生讨厌被批评,这是人之常情,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第三,胡适先生认为,开放言论自由、容忍批评反对的风气是逐渐养成的。

  

   对于这个问题,胡适先生说:“言论自由是社会的风气,大家觉得发表言论,批评政府是当然的事,久而久之,政府当局也会养成习惯,所以言论自由是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做空气一样的不可少。不但可以批评政治,不但有批评政策的自由,还可以批评人民的代表,批评国会,批评法院,甚至于批评总统小姐唱歌唱的好不好,这都是言论自由。人人去做,人人去行,这样就把风气养成了。所以我说言论自由是大家去争取来的。这样好像是不负责任的答复,但是我想不出比这更圆满的答案”。瞧!胡适先生说得是多么的好!

  

   第四,在民主自由国家,政府官方不办报纸传媒。

  

   胡适先生告诉我们:“在自由企业发达的国家,尤其像美国,他们的报纸是不靠政府津贴的。所用的纸,都是在公开市场上买的。他的收入完全靠广告。因为在自由企业发达的国家,商业竞争剧烈,无论有了那一样新的产品,大家互相竞争,所以花在广告上的钱往往不下于制造的费用。这是报纸经费最大的来源。杂志也是这样,这些条件我们都缺乏。在美国就没有一个报纸可以说是国家的。政府决不办报纸”。对于这个事实,我想大家都是有所了解的。

  

   第五,胡适先生认为,政党主办报纸传媒或拥有报纸传媒数量的多寡与是否赢得竞选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这一点,胡适先生所列举的事例,很有说服力。胡适先生说:“有党籍的人办报也不是以党的资格来办。譬如有许多报纸,在选举期间,在候选人出来之前就有一种表示,有些表示的早,有些较晚,当初共和党人的报纸占大多数,然而二十年来共和党并不能当政。共和党人都是有钱的大资产阶级;民主党向来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党。照党的背景看来,报纸老板共和党人的特别多,应该是共和党永远当政。但是社会并不因为共和党报纸多而影响选举。英国也是一样,有一个时期,共党只有一个报,销路很小,叫做《H.R.报》,后来销路增加,那时自由党有无数报社,然而工党已经当政了两次。这就说明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报算是政府的,他们是独立的,能够自立的”。

  

   第六,胡适先生认为,政府要靠政策行为博取舆论的支援,而不能靠控制来获取人民的支持;言论自由对政府同样是有利的。

  

   对于这一点,胡适先生所说的话针对性很强。他说:“像我们现在的困难状况之下,纸的来源要靠政府配给,一部分材料也得要政府帮忙,至于广告,在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等于没有。所以广告的收入不算重要。尤其在这个困难时期,主要的报纸都是政府报,或是党的报纸,因为是政府的报、党的报,言论自由当然就比较有限制,我个人的看法,感觉到胜利之后,政府把上海几个私家报纸都收归政府办、党办,至少党或政府的股东占多数,这个政策我想是不对的。应该多容许私营的报纸存在,而且应该扶助,鼓励私家报纸,让它发展,这也是养成言论自由的一个方向。政府要靠政策行为博取舆论的支援,而不靠控制来获取人民的支持。我觉得这些言论自由里面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大家思考的”。

  

   不仅如此,胡适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自由的风气总应该养成。就是政府应尊重舆论,我说这话是一个事实,大家应该谅解。我觉得,不可以为自己党来办报、政府来办报,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持,没有这回事的。这种地方,应该开放,越开放越可以养成新闻独立,越可以养成言论自由,而政府也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援”。

  

   第七,胡适先生指出,现代中国社会曾经有过言论独立、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比较好的时期。

  

   对此,胡适先生说:“回想我们办《独立评论》时,真是独立。那时销路很广,销到一万三千份。我们是十二个朋友组织一个小团体,预备办报,在几个月之前,开始捐款,按各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这是指固定收入而言,临时的收入不计算,几个月收了四千多元,就拿来办报。我们工作的人不拿一个津贴,也没有一个广告,因为那时广告要找国家银行或国家机关去要,那么就等于接受了政府的津贴,等于贿赂,所以五年之中,我们除了登书刊的广告之外,没有收入。我们发表的文章有四千篇,没有出一个稿费,因为那时我们这班人确实以公平的态度为国家说话,为人民说话,所以我们即使不给稿费,人家也把最好的稿子送来。最初我们的稿件百分之九十是自己写的,后来外稿逐渐增加,变成自己的稿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外稿占百分之五十五,甚至有许多好的文章先送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我们不登,再转投其他有稿费的刊物去发表”。

  

   第八,有人说只有胡适先生有言论自由,但胡适先生说却他的言论自由完全是由于他不断争取才得来的。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对此,胡适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有人说只有胡适之有言论自由,这话不是这样说的。从前我们办《努力周刊》,正在北洋军阀时代;办《每周评论》是民国八年,也是军阀时代;办《新月》杂志是国民革命后的头两年,后来办《独立评论》,完全是国民党当政时候,是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的几个月,我们受了‘九一八’的刺激才办的,一直办了五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最后的一期,二十八日北平就丢了。在这个时期,人家就曾说过胡适之才有言论自由,其实不然。我承办的头一个报就是被北平警察厅关闭的。第二个在曹锟贿选时代,当时的局面使我们不能说话,所以就自己将它取消了。后来的《新月》杂志也曾有一次被政府没收,《独立评论》也曾被停止邮寄,经过我打电报抗议以后才恢复的。当宋哲元在北方的时候,那时是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我新从国外归来,一到上海就看见报纸上说‘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独立评论》封了’。这是因为我12月1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那时我也抗议,结果三个月后又恢复出版,所以我并没有完全失掉言论自由。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点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自己去争取得来的”。我认为,胡适先生的这段表白,对于我们特别具有启发性。

  

   第九,得到政府当局的理解和谅解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策略或艺术。

  

   关于此点,胡适先生告诉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政府的谅解,得到各地方政府的谅解。政府当然不愿意你批评,但要得到政府谅解,必须平时不发不负责的言论。比方中日问题,我们的确对于政府有一百分的谅解,在报上不说煽动的话,即使有意见或有建议,只见之于私人的通信,而不公开发表。在那时,我们曾提出一个平实的态度,就是公正而实际,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不负责任的高论,是善意的,久而久之,可以使政府养成容忍批评的态度”。我认为,胡适先生的这段话,富有极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十,言论闭锁状态下有时也会出现沿路洞开;批评政府不是在害政府,其实是在帮政府。

  

对于这一点,胡适先生是从正面的、积极的一面来鼓励大家的。他说:“人家说,自由中国言论自由不多,不过我看到几个杂志是比较有言论自由的,譬如杜衡之先生办的《明天杂志》,臧启芳先生办的《反攻杂志》,我们觉得他们常有严厉的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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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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