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09 次 更新时间:2005-01-09 2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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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第207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汪晖研究员做了题为“亚洲想象的历史条件”的主题演讲。以下是本次演讲与讨论的主要内容。

  

  张曙光: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汪晖教授给我们做演讲,他是《读书》杂志的主编,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他在社会学界研究的领域很广。下面请他作讲演。

  

  汪晖:

    

  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另一方面我也很惶恐,因为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自己所研究的清代到晚清的思想史的领域里。我写的这个东西还不是一个成熟的论文,所以还没有发表,但是我希望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大家讨论。虽然这不是一个我自己的特别的领域,但是我还是想在思想史的层面上研究亚洲问题是如何提出来或者被省略掉的。

    

  我之所以思考这个问题,是在各种刺激下形成的。我在很多年前去日本东京开会,发现有很多日本学者谈论亚洲和东亚这样的问题,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学的传统,尤其是东亚问题,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而我们中国学者很少讨论这类问题。我去韩国,韩国的学者也一再问我东亚的问题。他们批评像我这样的中国学者有点中国中心主义,不能从周边的角度看待亚洲问题。我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个批评也对,我们要么关心中国的问题,要么关心西方的问题,关心美国的问题,很少考虑中国所在区域的问题。在我们的想象中,往往说东方西方,很少想到亚洲内部的交往关系,形成我们历史想象的重要性。1997年我去台湾访问,他们召开一个关于亚洲问题的讨论会,我被临时拉到台希?灰?蠼步泊舐接惺裁垂赜谘侵薜奶致郏?业笔备械胶懿牙ⅰN以?996年的时候请我的同事孙歌连续写了好多篇评论,都是讨论亚洲问题。她的评论对象,都是日本学者所作的关于东亚的研究。他们有一套书《在亚洲思考》,囊括了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法律史等的各个方面。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讨论。

    

  比较少的讨论,并不等于不存在这个问题。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他们提出这个范畴,而我们却很少提及。除了它们所说的中心之一之外,还有其它的因素。台湾的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在用这个问题来批评台湾独立的主张,他们一方面认为,台湾社会内部过分地用民族主义的模式,造成了岛内社会的分化,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太愿意用统一于大陆的模式,所以希望用这样一个想象的空间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每个社会再提出见解的时候,总是和自己面临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回顾历史,中国的梁启超、孙文都不断地谈到过亚洲问题。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日本的大东亚的思想给中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二十一条以后,越来越少的人谈论这个话题,除了毛泽东在谈论亚非拉、在世界革命的范畴是用这个概念之外。前些年在亚洲经济兴起的过程中,有些国家的政治家们提出所谓的亚洲价值,引起了很多的争论,这不在我分析的范围之内。

    

  前几年,中央编辑出版设出版了贡德·弗兰克所写的一本书《白银资本》,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本书写的是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亚洲的经济对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想从这个角度来重写经济史。他在这本书中大量地引用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东京大学的经济史教授浜下武志的《关于亚洲的国际契机》,讲以朝贡贸易形成了亚洲经济体系。这些译著都引发了很多讨论。近几年,日本学研究中心在北京也召开过很多次中日包括台湾和海外的学者参加的关于加州问题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一个取向就是重新结构亚洲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批评十九世纪以来,亚洲地区的历史是被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笼罩的。谈论亚洲问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取向。另一个取向就是,在亚洲内部发现一些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到二十世纪以来,所有的社会科学的只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预设上,国家是其中的中心环节。因此要想象一个超国家的空间,有带有批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论述的取向。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在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很多国家比如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特别热衷于讨论东亚问题,它们认为光靠向韩国这样单个的比较小的民族-国家的结构来应付世界性的金融动荡和全球一体化的过程,无论是对其经济的发展还是对其内部的保护,都构成了比较大的问题。这种用一种区域结构来迎接和抗拒全球一体化的想象显然是受到了欧盟这个结构的影响。欧洲逐渐形成了超越原来民族-国家的新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来迎拒当代全球化的挑战。

    

  我今天不是要重复他们所说过的话,而是希望从历史的视野来检验一下,他们所提出的这种亚洲范畴有没有可能实现。我展开一些历史叙述,讨论从十九世纪以来亚洲这个范畴在不同的人当中是怎么被运用的,它们关联着什么问题,在这个问题中看看这个范畴对于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有没有积极的意义。首先申明一下,我只能就我所熟悉的和中国或者东亚有关的资料来讨论。

    

  今天的亚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而最早亚洲是一个西方概念,它不是由亚洲人提出来的,而是由欧洲人提出来的。Asia这个词最早是指希腊以东的地区,还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安拉卢西亚一带。在早期的欧洲人的概念中,亚洲就等于东方的意思。后来近东和远东观念的形成和这个也是有关的。17世纪以后,亚洲又和欧洲的殖民主义和殖民扩张相关。我们今天形成的以苏伊士运河、乌拉尔山为亚非和亚欧的边界,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界为其东南的边界,这个大的亚洲的地理观念是在近代欧洲的地理扩张中发展起来的。我们需要对这个词源作一个简单的交待。在晚清梁启超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是经由欧洲的传教士或者日本转化出来的。我们看魏源的《海国图志》的近代世界图景的时候,是把五大洲作为经纬,但是大量的叙述有采用了东洋、西洋、小西洋、西南洋等中国自己的一套术语。这是一个很广阔的范畴,各大宗教都是在这个区域形成的。

    

  我今天分四个部分来讨论亚洲概念的运用,第一部分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中关于亚洲的概念与内涵。第二部分讲社会主义的运动和民族自决权。在列宁提出俄国革命的时候涉及俄国自己的认同问题,俄国到底是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这个思想对亚洲近代的革命者,特别是是对孙中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他后来提出了大亚洲主义。这个观念和当时日本的大东亚主义之间有微妙的既有呼应又有对抗的关系。第三部分讲多个历史世界中的亚洲和东亚文明圈。浜下武志、沟口雄三等日本学者把亚洲想象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个世界中有很多文明,亚洲是其中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有自己文化的特殊性。第四部分讲互动世界中的亚洲,把亚洲想象成为一种互动关系,而不是说她自己就是一个完全自足的体系。最后,我会做一个自己的评述和总结。

    

  1885年3月16号,日本近代变革的先驱福泽谕吉《世事新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脱亚论”,从此“脱亚入欧”就成为近代日本思想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的核心涵义是要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特别是摆脱儒教主义和亚洲的封建性的关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日本战后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认为,福泽谕吉是在1884年李氏朝鲜发生类似中国1989年的戊戌维新的“甲申之变”之后写的文章,这个政变中类似于康梁的改革派们受了西方的影响,用西方近代的国家、社会、权力的思想来对王朝进行改革,但是三天就失败了。福泽谕吉一方面从价值上非常认可这些开化派,认为他们代表了进步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朝鲜的改革依据的文化资源相当大量的仍然是儒教。他提出脱亚,就是认为日本要走改革的道路,就必须摆脱儒教的影响,从新建构欧洲的民族国家的模式,包括18世纪以来提倡的基本价值,而不再依赖亚洲内部以中国为中心的儒教主义的文化价值。所以,在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观念中,第一个特点是,亚洲和欧洲的观念不单纯是一个地理的范畴——它不能把日本搬到欧洲去——而是一个文明的概念,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脱亚的实质在于脱儒教主义。

    

  问题的根源在哪儿?中国知识界也发生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很多争论,大部分的人认可比如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等现代欧洲的文明,并用这些东西来批判和否定儒教。一方面,脱亚入欧成了日本民族主义兴起的非常重要的口号,另一方面,这个口号又被日本极右翼的势力所使用。比如积极参与亚洲侵略战争的黑龙会,就把福泽谕吉祭起来。如何认识他的思想的几重性成为了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实际上使用了脱亚入欧的启蒙主义的口号,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行动上是入亚反欧,深入到东南亚和中国。1933年到1935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之前,黑龙会发行过《东亚先觉志士纪传》,最后一章是“满洲皇帝的登极”,也把福泽谕吉放在里面,作为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同志。丸山真男所要面临的困难在于,一方面他要强调脱亚入欧在福泽谕吉那儿只是一个偶然的口号,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民主、人权、国权这类口号,但是另一方面西方近代启蒙的价值又被挪用到这个历史中,当时日本的一批人把自己想象成为亚洲的代表。丸山真男面临着从日本的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当中拯救出启蒙的理性的困境。

    

  第二部分我讲在亚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在民族自决权的理论背景下所提出的亚洲概念。亚洲不仅是一个欧洲殖民主义的概念,也是一个革命的概念。社会主义在反抗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扩张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亚洲的观念。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一开始是国际主义的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批判民族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主义者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能不能支持本国政府去打击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民族冲突当中工人阶级所处的位置是什么。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个背景之下的。他认为,工人阶级不能有哪怕丝毫的对本国统治阶级的同情,去参与到帝国主义战争中。列宁谈论民族自决权的时候,主要是讲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内部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小国民族自决的要求,比如俄罗斯人如何对待乌克兰的独立和波兰的独立。列宁提出的是一个伦理上的要求,认为所有的革命者在这个关头都应该支持小国的运动,不能站在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上。他所采用的批评模式就转化成为民族自决权这个思想。为什么他赞成民族自决呢?因为他是站在欧洲民族主义的范式中,认为民族复杂的状况都是落后的状况。在这个预设下,他认为民族国家是当时发展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道路。他也有另外一个论述:从长远来看,一个大国对于发展资本主义是好的,但在当时在伦理上大国的革命者不能支持本国政府,必须支持小国的民族独立。在此背景下,他开始了关于亚洲的讨论。

    

  在福泽谕吉发表脱亚入欧论之后25年,俄国革命的前夜,列宁连续发表了一些文章:《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在这些文章中,他欢呼“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诅咒“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文明先进的欧洲”正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列宁的判断是他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它的观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各地的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斗争就被组织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之中了。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能界定为什么亚洲是先进的,欧洲是落后的,亚洲代表了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革命的斗争。但是再仔细研究他的涉及对俄国的自我认定的时候,我们发现列宁的亚洲观仍然建立在欧洲18世纪以来斯密、黑格儿的亚洲观的基础之上。黑格尔巴黎是勾画成绝对理念发展的历史,他同时有用空间的概念来表述,比如埃及、亚洲、欧洲。亚洲在历史哲学的形态中代表了前资本主义的封建性的社会关系。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叙述中把亚洲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历史位置上,就在于亚洲正在转化成为原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模式中来,被压迫民族国家的建国运动本身包含了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批判。当他谈到俄罗斯的时候说:“俄国在许多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在这儿亚洲再次与野蛮、中式吉、落后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这个论述对于理解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有非常重要的启发。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神户的一个商会发表了演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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