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2 次 更新时间:2012-05-11 15: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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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明明 整理

  

  编者按:4月5日,本刊召开座谈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李锐、何方、袁鹰、郭道晖、顾骧、江平、吴明瑜、冯健、蒋彦永、胡德华、陆德、钱理群、张宏遵、孙旭培、王彦君等编委和作者,以及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参加。下边是发言摘要。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与途径

  

  杜导正:最近两个月,温家宝同志三次发表加紧促进政治体制循序改革的讲话,特别是3月14日在“两会”中外记者会,他突出地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心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3月26日国务院会议上温家宝更尖锐地说,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反腐不成功,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我认为温总理向我们大声疾呼,呼吁大家都来参与刻不容缓的政治体制改革。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历次大的体制性变革基本上都是自下而上的,上下结合完成的。温家宝的讲话是自1980年邓小平倡导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再一次发出的紧急呼吁。

  我们作为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也是对祸国殃民的“文革”悲剧有着切肤之痛的过来人,应该对这样的主张有所呼应,上下结合,把滞后了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序地加速推动。

  

  李锐:我认为我们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党,毛泽东是一个农民领袖。大家知道,胡绳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写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是真正研究了党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得出的结论。党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一个人说了算。

  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都向党中央进言,要求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今年要开十八大了,这个意见我还得提。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大步推进党内民主。关于党内民主,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选举制度:1.党代表由党员直选,各级党委不得操纵,要让那些讲原则、有独立思考能力、党员拥护、敢发表意见的党员出任党代表;2.各级党委由差额选举产生,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3.中共中央委员应当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应当由全体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产生。

  二、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提出来的。时间已过了31年。十八大以后应当组织班子切实研究,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实施步骤和日程。

  三、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现在由党内的机构,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其弊端日益突显,应当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

  四、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表达,党员有权公开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

  五、党的领导人离职以后,应当停止他在职时的特殊待遇。废止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互相转任的现象,已经离职的领导人不得干预现任领导人的工作,不应当享受原来生活、保安等方面的特殊待遇。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叫中国模式,中国的经济世界第二,到底这个模式好不好?

  我们这个模式出现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打黑,其实是黑打。因为他有权,他就在重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我到现在,对薄熙来事件持坏事变好事的态度,大家对不改革的后果更清楚了。薄熙来事件彻底暴露,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好处,不改革党还会不断培养出薄熙来一类的人。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般的违法问题,而是企图让被全党彻底否定的“文革”路线死灰复燃的问题,是一场路线斗争。

  

  何方:今天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我最近一直在考虑,因为对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理解得不完全一样,官方的理解和老百姓的理解差别大。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是两回事。什么党政分开,或者是政府机构改革,都不是民主化。我建议“炎黄”在这方面放开一些,就是要讲民主化。民主化首先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言论自由,讲这些比起讲政治体制改革要明白。

  1985年以来,世界上两个潮流非常强劲,一个是经济市场化,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全世界出现经济市场化。我们1985年开始经济市场化,大约到9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第二个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进行得不顺利,这个潮流我估计不会太久就会到中国来。所以我们不能轻视1985年以后两大潮流的力度。

  那么政治民主方面,现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我以为还是属于专制体制。现在不能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化,这是两个范畴的事。政府机构的改革只是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

  

  江平:“文革”的发生有一个要素,是党权和政权高度合一。在邓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的时候,特别提出来党政必须分开,这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进取的很重要的一步。现在不仅没有做到,比1989年还倒退了,很明显的倒退。1989年前,高等学校原来已经改成校长负责制,1989年以后又改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不是倒退吗?最近我们学校任命一个副校长,首先是教育部党组和教育部来任命,因为副校长要教育部批准,他要成为党委委员就要党组来批准,而且把党组还摆在了教育部的前头。

  党政不分有四大弊端。第一,严重影响选举制度,因为党政权力不分根本没有民选,人大选举出来的多是假的。第二,严重妨碍了法治。我们国家现在并不是真的法治,我们是党治,以党治国。在党治的情况下,有走向法治的可能,但也存在着极大的走向人治的危险。所以现在法院、检察院、搞法律工作的,非常关心谁当党委的政法委员会的书记,这个书记主宰着政法工作,很可怕。第三,很多情况下会影响权力的透明度。第四,责任不清。本来是应该谁有多大的权力,谁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现在有权的人并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权力的人反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有的群众问:我现在到法院去告市委,为什么法院不受理?因为我们的法院只受理政府行政权力的违法行为,你告党委肯定不行。实际上就是党权过大。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回避党政不分的问题。

  十八大的动向关系着我们的未来。很多人盼望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作为我们十八大的一个方针,而且要落实到实际中,作为方针提出来。

  

  顾骧: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支持普世价值观,我觉得很有必要,要有这个态度。我们现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宪政民主。李锐老写过“何时宪政大开张”,写了多少年了。我比较悲观,像我这个年龄是很难看到了,但是必然要走这条路。要达到这个目标,现在中心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因为谈改革谁也不反对,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两条改革路线,一条是全面的改革路线,就是既改革经济,也改革政治,也改革思想文化,以人为本这种“人的现代化”的改革。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甚至阻挠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以后实际上政改已经停止了,倒退了。

  一开始这个改革路线是以胡耀邦作为旗帜,牵头的。胡耀邦显示了他的良知和作为政治家的道德品质。有些事情毛主席定的但确实错了,当时有可能会按照过去那种习惯思维谈“旗帜”,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也确实出了一条“凡是”的路线,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要遵从毛泽东的。

  1980年邓小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是限制一党专政,提出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如果按照邓小平指的那个方向走的话,这30年我们会前进很多了。1984年12月20号开文联第四次代表会,耀邦在筹备会上讲话,当时文联、作家协会在组织新领导班子,有人给了一个名单,我们协会不知道这个名单怎么来的,就问耀邦“这个名单到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耀邦说:“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他说,你们是一个群众团体,你们自己选谁就选谁。他甚至讲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应该这样,干部自己选。耀邦为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迂回地从群众团体这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民主选举。耀邦下台马上就有人批这个代表大会,说把马克思主义者选下去,把自由化分子选上来。

  

  陆德:对于薄熙来的事件,我们还要注意到另外一种反应,有些基层支持薄熙来。为什么,他们说改革开放30年,年年在喊反腐败,但没有一个地区真正搞过,这个说法值得反思。

  我去年曾说,我们的经济转型喊了20年转不过来,当前的问题越积越多、越严重,如果不厉志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么今后的局势将不一定是改革,而是“改革”与“革命”两者的赛跑和抉择。所以,我不太同意 “文革重演”的预测,当年“文化大革命”是从上到下,由中央牵头搞全面阶级斗争,最后是国家乱套;而如果是党风腐败,公信力丧失,政令不通,则是社会震荡,很可能是从下往上的乱套。所以,如果我们仍不注重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两种前景都要预测到。当前,我国的“维稳”费用已超过了国防开支,不得了啊!

  据我的研究预测,我国到2017年,经济发展会遇到一个大的坎,或者大的冲击,有三条主要经济曲线将发生拐点,一条我们2017年人口红利趋于零(人口红利指的是年轻人的劳动力增长,比不过老年人的增加速度);第二条曲线,如果我们在“十二五”规划内不能实现工资的倍增计划,贫富差距基尼尼系数将要逼近0.6,0.6这条线在经济学上称“动乱线”;第三条曲线,2017年附近我们的投资拉动转换效率将低于60%,投资这匹马也不行了。所以留给我们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单纯搞经济体制的改革,近20年了,越来越推不动,我们应该马上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胡德华:首先,我同意大家说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我们这个党是造反起家的,造反就是无法无天,于是形成一种强大的惯性,想扭转这个惯性非常困难。第三,对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应当有话语权。这方面很不够。要是查过去的文件,没有文件赞成联产承包,后来通过实践,看到结果好,耀邦等人支持才搞起来。这也说明,大凡改革,都是从下往上推动的,再加上中央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才会有今天的成果。

  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还说我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资源被掠夺,环境被破坏,还有我们的低工资,造成了贫富悬殊。再不改,真的来不及了。

  有一次胡耀邦跟我们讲:我希望最终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指的“正常”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想,意思就是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

  

  钱理群:改革开放以来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第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讲得分量很重。但到1981年,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威胁了党的专政,所以刚一年就流产了。第二次是1986年,很认真地研讨政治体制改革,但发生“六四”又流产了。现在温总理提出,是第三次。

  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看,毛泽东时代也提过两次。一次是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但很快变成了“反右”;另一次在“文革”开始时提到巴黎公社原则,好像有对国家体制做改革的意思,结果演变成十年浩劫。这里包含了非常深刻的教训: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夭折、流产了,就是因为它触及了既得利益,到这个地方卡住,前四次都是如此。而且每一次止步紧接着是专政的强化,强化的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然后又提政改,成了一种循环。所以现在再提政改,要触及这个核心。

  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民间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在议论国事,全民关心政治,全面议论政治,这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事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经济体制改革。在我看来,重庆模式实际上也是对当前问题的一种回应,比如腐败、黑社会等问题,但是他的解决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以黑打黑,抛弃宪法、法律来解决。这就危险了,你还不改革,矛盾积累越大,就会逼着老百姓选择薄熙来一类人,所以在我看薄熙来这类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冯健:我重读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讲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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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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