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有关周作人的争议说得已经够多了，得出的共识大概是：周作人一生是复杂的，早年与鲁迅一起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周氏兄弟各自在杂文、散文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再后来，鲁迅成了\"民族魂\"，而周作人却因为自己的失节落水成了民族罪人。周作人晚年，以待罪之身居住北京八道湾，可谓大隐于市，与海外的联系仅至于两人，一是帮助他出版《知堂回忆录》的曹聚仁，另一个就是这本书里与其信函交驰的鲍耀明。后来这两人均将知堂老人的书信编印出版。曹聚仁出版的是香港版《周曹通信集》，鲍耀明先是出版《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1972年影印本），后又出版《周作人晚年书信》（1997年），再就是这本新出的内地版《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收录1960年——1966年间两人来往书信745通，其中周作人致鲍耀明信402封，书中还同时收录周作人晚年日记837则。这些珍贵资料都是知堂老人晚年生活状况和心境的真实写照。
说起来，这周鲍二人之间书信交往的缘起，还有些戏剧性。因为两人不仅年岁相差三十多岁，而且平生素未谋面，鲍耀明只是一向佩服知堂老人那清新洒脱、闲适冲淡的文字，便向办杂志的同仁曹聚仁问起老人的近况，曹聚仁从中当了一次中介，于是乎便有了这周鲍二人长达七年的北京香港之间的鱼雁往来与精神交流。时间长了，两人由陌生到熟捻，挥洒间无话不谈，鲍耀明便乘机向周作人提出若干问题，如五四时代他的交友情况，文坛掌故，以及兄弟失和内情、失节落水任伪\"教育督办\"时的心理状况等等，对此，知堂老人不仅不以冒昧唐突为忤，并不厌其详地逐一覆信作答。
\"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如今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古代文人雅士失意落拓后、从天上跌落人间的生活实录。一般人恐怕会认为，一代大文豪的书信，怕多是切磋学问之道的。恰恰相反，周作人的这七年间书信所记载最多的，却是不能再平常的家长里短、吃喝琐事了，也是当年社会生活的真是记载。别人送他或他送别人的一听罐头、几个苹果、一条腌鱼、一块酱肉以及几枚鸡蛋，皆在书信、日记之中。文字外大环境，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的。这本书所记录的年月，正是共和国历史上所经历的\"困难时期\"，全国上下几亿人都在经受着物质的短缺和饥饿的煎熬。当年的物质匮乏，曾经经历过的人会有所记忆，然而对青年一代来说，就是夏虫不可以语冰了。日记中记载，1962年元旦，发放的肉票是每人供应量三两，即便如此，还是人多肉少，在市场上难以买到。从日记中看，六十年代初期鸡蛋为六七角一个，牛羊肉六元一斤，前者比今天还贵，后者与今天持平，要知道，那时的人均工资，不过几十元，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是与今天上千元的平均工资所无法比拟的。有一年腊八节，老先生家里竟到了无米煮粥的地步。按理说，像周作人这样的名人，那时候所过得的日子，还算是不错的，是一般老百姓所不能奢望的。尽管如此，对这位不世出的文学大师周作人来说，他晚年的政治下场及其带来生活窘境，还是显得那么艰辛困顿、捉襟见肘。他家中有终年卧病、屡犯狂易的老妻，所以自己终日要为开门七件事奔走，不但每天为经济拮据所困，经常去向亲友告贷，还要出资扶助在外地学习的晚辈。这时候的文学家，连家鸡下了一蛋，也会不惜笔墨地记下，难道这就是当年洛阳纸贵、倾动一时的知堂老人的文字吗？一向将世事看得很淡很平静的老人曾写下过如是话语，\"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做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而这些鸡零狗碎、消极悲观的情绪，几乎天天见诸于文字，绵延数年不断，读之令人悲凉，令人感喟。
周鲍开始通信的时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据知堂日记记载，就连今天最常见的一块多钱一瓶治疗结核病的药品雷米封，当年都遍觅不到，不得不托人从海外购买。所以两人刚刚通信不久，知堂老人就托对方从香港邮寄食品过来。第一次是\"欲请费神买盐煎饼一盒寄下。\"而且诚惶诚恐地表示，\"故不揣冒昧，特此奉托，幸乞见谅是幸！\"这样的请求，在今天的年轻读者看来，更是无法理解，请人千里迢迢地从香港邮寄盒煎饼过来，不是小题大做、得不偿失的荒唐事吗？要知道周作人向鲍耀明乞寄一盒煎饼的时候，正是几千万中国老百姓因饥饿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年代，即便是这样的邮寄食品，国内人每月也只能限收一次，而且有时还会收不到。自此，对既是大作家又是美食家的知堂先生来说，向素昧平生的鲍先生请求邮寄各类食品的信函越来越多了，\"知又寄去煎饼，再之已甚，其可三乎，恐遂亦付之东流耶。\"1960年10月13日，对方寄给他的几块月饼一直没有收到，于是便在信中可怜巴巴地写到，\"唯别无甚欲得之物，因点心类既不能进口，其余副食品亦不知孰为禁品？倘有罐头‘蒲烧\'，尚乞酌量购寄，余则不敢望也！\"几年间，鲍耀明从香港给他寄回的食品计有砂糖、猪油、奶粉、味精、糯米、虾米、扣肉等物，而知堂老人认为其中最好的是猪油和虾米，因为这两样东西都不可能一口吃完，可经久耐吃。连周作人本人对自己的这些没完没了的请求怕都不好意思了，信中调侃地写到，\"得无笑其贪得无厌乎？\"\"真可谓得陇望蜀，唯口腹是务，幸勿见笑也！\"信中，周作人还用前人的\"乞食诗\"来戏说：\"买的一条油炸鬼，惜无白粥下微盐。\" 这些语言，看似自我解嘲，其实内中包含有多少心酸与无奈！
周作人哪来的这么多钱来买这些当年看似\"高档\"的境外食品？据史料记载，六十年代以后，周作人每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的译著稿酬，已经从200元提高到400元，但仍不足维持一家的生计。日记记载，一台印度产的缝纫机，他卖了90元钱；八方古砖、外加一件齐白石的横披，忍痛卖到文物商店才给45元。那样的年月，知识不能当饭吃，文化又不能果腹，所以，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化老人，周作人所能回报鲍耀明的，恐也只是旧书了。仔细说来，那鲍耀明原来也是个书虫，是爱书人的种子，自称对书是\"贪念一生，不可救药也！\"1961年，老人在承蒙对方邮寄的瑞典制鱼后，感荷之余，又祈求\"猪油罐头\"，信中这样写到，\"有一本书拟以奉赠，颇近于自己鼓吹，幸勿见笑，唯此版已难得，手头亦只余此一册矣。\" 大有以旧书换食品的意思，后来连大书法家沈尹默为他题写的\"苦雨斋\"的斋名原件，都送与鲍先生了。
眼下，全社会的图书收藏正盛，尤其是现代文学的版本书，几乎都成了拍卖会上的抢手货，哪一本不值各千儿八百的？如果再让今天的藏书人来读读知堂书札，看看当年知堂老人送去出去的那些新文学版本、名人的尺牍原稿以及信函手迹，怕都会倒抽一口凉气的，因为那几乎全是现代文坛上的顶尖人物如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陈独秀、郁达夫、徐志摩、林语堂这些大名士、大文人、大诗人的原物，都是今天稀见的珍品。这么多的好东西，都让知堂老人拿去换成吃的了，岂不叫今人擂胸顿足地连喊可惜。不过，转回头仔细想想，这样的结局也许更好，如果不是将这些资料通过邮寄方式送给远在香港的鲍耀明先生的话，这些珍贵文物，肯定是逃不过文革期间那场劫灰的！
来往的书信中，有不少周作人对文坛典故、人物事件的解释和看法，与鲁迅的兄弟恩怨屡有微词。对许广平，他在1962年5月4日的信中说，\"......实在我没有什么得罪她的事情，只因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夫人（指鲁迅的前妻朱安），有些话是做第二夫人的人所不爱听的，女人的记仇恨也特别长久，所以得机会来发泄是无怪的。\"十几天后，又在信中对鲁迅发了一通牢骚，\"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在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既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1966年2月14日，鲍耀明去信询问鲁迅先生当年写的《青年必读书》，是不是针对胡适先生提出\"整理国故\"、\"进研究室\"等口号而发的？周作人覆信中不无幽怨的回答：\"‘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这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的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胡适之主张‘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在《每周评论》上曾展开讨论过，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并不参加。后来说他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化罢了。陆放翁说‘死后是非谁管的，满村听唱蔡中郎\'，就是那么的一回事。\"
在知人论世方面，一向以温柔敦厚风格写文章的周作人笔下是不留情的，譬如，他认为丰子恺漫画是承继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流于圆滑，这也是首次看到对丰子恺漫画的批评。对胡适，\"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已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骂得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胡适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不曾也不层随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1964年10月17日的信中，他这样评介郭沫若，\"......对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听中学教员讲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的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佩服的。\"不过，老人对自己的失节下水，却是这样辩解的，\"关于督办的事情，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可见，直到临终，除去自辩之外，他对自己的一生并没有多少悔悟之处。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里面，无论这位八旬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有否曲解巧饰的地方，对别人评价是否有激烈偏颇之处，在今天看来，这些书信都应该是研究现当代文学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另外，我们不能以人废言，还要承认晚年的周作人，在写作和翻译上又作出了他独具一格的应有贡献。
书信往来的另一个作者鲍耀明，行状不详，香港的报人罗孚说他长年在一家日本商行工作，写文章只是业余。网上查询得出的资料是，鲍耀明，笔名成仲恩、甘牛、杰、甘中。广东中山人，1920年出生，1945年东京庆应大学毕业。1950年至1960年任香港《工商日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日特派员。曾在香港、新加坡及台湾报刊译载日本作家长篇小说，为知名实业家、学者，1981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市。鲍耀明与日本当代文坛和大陆学界多有往还，同为周作人、曹聚仁最知契的朋友。近年以相当的精力，开始整理周作人、俞平伯、曹聚仁等师友的资料。曹聚仁说他\"可说是我所认识的朋友中，最了不得的日本通，他是广东人，却在日本长成，濡染了日本风，和日本当代文士有所往还；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对中国文艺的欣赏，也在一些日本通之上。我把他看作是中国的内山完造。他的文笔很清淡，却很畅达。\" 四十年前，周鲍二人通信时，他刚及四十岁，现在也到了当年知堂老人乞食风情的岁数了。人事代谢，来往古今，何其速也，彷佛都是转瞬之间的事情！
\"且去寒斋吃苦茶\"，这是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中的一句，也是历来不少评论家认为是他逃避现实、斗志锐减的一种自况。不过，周作人晚年的这杯\"苦茶\"，是既苦又涩、难以下咽的。庄子说，\"寿则多辱\"。这也是周作人晚年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多次提到的一句话，甚至还刻有一枚\"寿则多辱\"的闲章。这四个字，正好预知和印证了知堂晚年凄惨的遭遇，正所谓斯文扫地、颜面扫地，到了后来的文革期间，老人所受到的凌辱更为惨烈，最终是孤零零地一个人辞别了人世。然而，我们要问的是，一个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将、一代中外闻名的文化大师的晚年，居然能屈辱潦倒、窘迫穷困到如此地步，这到底是周作人个人的悲剧，抑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定价：3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