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制度的建立，必须符合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对社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公民社会。这四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其基本制度都实现了这四条；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能够从发展中国家跃入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是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完成了制度的变革，最终达到或基本达到了这四条；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也进行了革命和改革，但至今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就是因为在传统势力、各种旧观念、空想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下，没有全面做到这四条；也有一些整体收入很高的国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原因也是因为其高收入是依靠自然资源而不是制度优势，在制度方面没有做到这四条。
人类文明发展又是多元文化的发展。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七（或八）种不同的文明。文明类型理论认为，西方文明属于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属于政治主导型文明，这两种文明都能够适应人类文明发展而不断调整、改变制度和观念，得以长期延续和发展。在符合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大趋势的前提下，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有哪些自己的传统必须保留下去呢？这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共产党执政；政治/伦理文化；劳动和基本生活的保障。这几者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既有几千年的老传统，也有解放后形成的新传统。把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传统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我国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和特征，这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共产党执政的民主政治；科学/政治/伦理型文化；公民化/保障化的集体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目前形成的体制——“中国模式”，其基本框架和特征可以概括为：共产党领导的民意政治；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文化；官本位/劳动和生活保障不完善的社会。这样的体制是过渡性的体制，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应当承认，传统体制确实培养了许多会当官（当党政领导）的干部，有很强的协调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但问题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要靠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提高科技教育文化水平，没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公有制企业家和科技专家，光靠党政领导干部的规划和协调，不可能使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果把公有制企业家和科技专家都统一到“官本位”的体制内，就扭曲、破坏了他们正常成长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现在的党政领导实行任期制，而企业家（无论是公有制企业家，还是私有制企业家）最好是终身制：企业家的地位和收入随他所经营的企业而变化——企业发展到多大，企业家的地位就多高，企业家的升迁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中自发进行的，企业家有自主权；而党政官员的升迁是上级任命的，可以随时调动，官员没有自主权。如果把公有制企业家也纳入官员队伍，一是必然导致企业家的短期行为，不对所经营的企业和资产做长期打算，而是只作为官阶晋升的一个跳板；二是企业家没有自主权，搞好搞坏对官阶晋升也不关键，关键是掌握着调动和升迁权柄的上级领导和有关人员。这种权力关系还会形成另外一种情况：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政府对国有企业经理的任免权，在某企业经营好的时候对原有经营者取而代之，把企业搞坏搞垮后再回到党政官员队伍。这样怎么能把企业搞好？中国人均占有资源很少，不能搞私有化，私有化只能形成权贵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可能长期依赖国际资本振兴中国经济，必须逐渐形成民族（特别是全民所有）资本和与之相适应的民族企业家（特别是公有制企业家）。科技文化专家可以说是千秋万代制的，因为科技文化的创造和传承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新的有价值的创造也会传之千秋。科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就不能只考虑当前的用处，而必须综观古今中外与未来，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如果把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也纳入行政管理系统进行管理，或者抛入市场，那造成的扭曲、干扰和破坏比对企业的影响还要大。公共科技、教育、文化的费用需要国家财政负担或补贴，掌握财政资金分配权和人事权的党政领导机关更容易控制公共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单位。我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之所以被“行政化”，就是这样造成的。只有把科技、文化成果认定及发展的权力和资源从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建立起符合科技文化传承、创新发展规律的公平竞争机制，才能给知识以权力，给创新以权威，真正实现科教兴国，建立起创新型国家。中国是一个在历史上依靠政治统一保持至今的大国，面临复杂的周边环境和国际背景，必须保持政治统一的优势，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同时，又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才能跳出“周期律”，避免社会动乱。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上面所说的新体制，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深化改革需要分步骤完成。本文对这一过程进行初步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设立“基础理论创新与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体系工程”。首先推出两本著作：《文明类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新政治经济学》，作为统一思想认识、指导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文明类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联系起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及其他文明的关系，明确改革开放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及继续前进的方向。《新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资本主义生命力及其存在的根本矛盾进行更符合实际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理、规律、制度、运行等更明确、更深入地作出阐述，对权力、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二、通过中央全会决议（或由中共中央提议，全国人大通过）的形式，做出深化改革的决定，统一“两个基本点”，明确深化改革的形势、任务和步骤，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委员会，下设经济改革、教科文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三个领导小组，使改革沿“经改”、“教改”、“政改”三条线分阶段齐头并进。
三、第一阶段（起始阶段）。（一）“经改”线所要完成的改革：（1）以城市居民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为突破口。改变把国有土地批租给私人房地产公司、把住房作为商品经营和投机买卖的做法，消除房地产暴利和贿赂，降低住房价格，保障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为增加其他方面的个人消费、推动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基础。为农民工入户城市和大学生就业创造条件。利用住房面积越大、每平方米价格越高的办法，调节收入差距。（2）把社会保障资金（特别是养老保障资金）用于住房公营的资金周转，确保保值增值，减少直至消除养老金的支付风险。（3）启动“统筹农民工入户城镇与在农村发展农业专业户”的长期改革工程。在农村，建立迁出农户的承包地与住宅补偿、土地转包给不需要再出外打工的农业专业户、宅基地复垦的制度；在城市，建立农民工与企业签订合同、满几年可以申请全家转户口的制度，经过长期、有序地变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4）国土资源收租改革。对可以产生收益的矿产、能源、交通、旅游等国土资源，参照国际价格，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收租，作为财政收入，使有关从业企业和个人不能利用国土资源发财，并由此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部门合并，从长远考虑，保护国土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二）“教改”线所要完成的改革：（1）从国家投入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发展的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国家级学会、协会、专业委员会和省级学会、协会召开换届、年会、学术研讨等会议的费用，保障正常的学术、艺术、技术交流，在不受经费和“官本位”体制影响下形成以学术（艺术、技术）权威为基础，以创新为导向的会员、理事、会长形成机制和体制。（2）取消由各级政府举办的科技（包括社科）、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评奖，改由学会、协会、专业委员会评奖。（3）在此基础上，采用议会制的办法，成立国家级、省级教科文委员会（简称“科教文委”），议员由各学会、协会、专业委员会推举，定期开会，下属于人大。（三）“政改”线所要完成的改革：（1）对广大共产党党员、各级各类干部和社会各界进行共产党角色转变（由领导一切的“全权党”转为权力有限的“执政党”）、政府职能转变（由“全能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社会转型（由“权势/狭义”社会转为“法理/公德”社会）的教育,批判特权、特利、特殊身份、特殊对待的旧意识，树立平等、公正、博爱的新观念。（2）取消那些从“官”和“管”出发，不利于干事创业的审批制度；需要保留的，科学地确定审批的主体和程序。（3）制定和颁布保护民权的三个法律。①《防止宗派活动危害他人权益和社会安全法》。为制止利用宗族、宗教、民族、地方、帮派（黑社会）势力危害他人权益和社会安全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例如，在宗族、帮派势力影响村民自治的地方和时期，可以改为由党组织领导或基层政权管理，其余的权力均交村委会和村民会议。②《反不正当公权使用法》。治官之法，对玩弄权术、以权谋私、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行政、公安、司法、监察等行为制定处罚办法。③《政党活动法》，对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及其各级各类组织（领导人）的权力、职责、监督等作出明确规定，为以法治国奠定基础。（4）从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出发，选择几个省（市），进行人大代表竞选、委员专职化（不担任党政、企业、事业单位领导职务）等试验，为人大改革积累经验。
四、第二阶段（转型阶段）。（一）“经改”线所要完成的改革：（1）恢复社会主义国家全民所有资产的性质和名称，撤销现在的国资委，成立全国和省两级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简称“全资会”），上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对人大和全国人民负责，定期汇报工作，接受监督。（2）对现有国有企业的资产确立模拟的“股东”， “股东”包括现有称职的国有企业负责人、高层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工人代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懂行专家、银行主管贷款给企业的业务员、熟悉企业情况的律师和会计师等，确定每个人承担的经营资产额（有差别），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产生董事长，聘任经理，监督经理、董事长和董事会，形成内部监督机制。国有企业更名为全民所有企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地位和收入随所经营的企业而变化——企业发展到多大，经营管理者的地位就多高；企业亏损、规模缩小，经营管理者的地位就相应降低；企业破产，经营管理者下岗。（3）在全民企业的基础上，数家企业的经营资产合并，成立全民所有资产经营公司。省级全资会可以下属十几家或几十家全民所有资产经营公司。全国全资会可以下属上百家全民所有资产经营公司。全民所有企业的董事长、经理、部分高层管理人员，其报酬和人事关系，由资产经营公司确定和管理。资产经营公司的老总及部分高层管理人员，其报酬和人事关系，由全资会确定和管理。由此形成完整的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系统。（二）“教改”线所要完成的改革：（1）在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的基层部门（教研部、研究所、创作室、表演团体等）中，确立首席专家、名师、名家，这些专家可以成为部门当然的正职行政负责人，并自选能配合工作的副职行政负责人；或者自选行政负责人。无论什么情况，首席专家都有聘任人员、确定收入分配、商定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同时承担带动本部门科技、教育、文化水平提高的责任。如果有两名或两名以上旗鼓相当的领衔专家，可以设联席专家，分别对自己业务范围内的事负责，确定（或轮换）一名专家负责协调。（2）在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问题上，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专家自治，建立校（院）务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选举或聘请校（院）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3）在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后，把财政拨款、设立和评定科研项目、评定专业职称、选定教材、鉴定新成果、主办学术期刊、推进学术创新、组织学术交流、开展学术讨论、调节学术纠纷等权力和责任，由政府部门移交给科教文委。撤销有关的政府部门，科教文委建立必要的办事机构。（三）“政改线”所要完成的改革：（1）实现依法治国，法律和法规的制定是关键的一环。必须有专门讨论立法和修改法律、法规的机构。在我国，政协最适合担当此任。要改变政协的人员构成，由执政党和其他党派、政府、全资会和工商联、教科文委和各类行会及其他各界的代表组成，提出和讨论法律，通过法规，法律交由人大通过，法规交政府、全资会或教科文委等执行。（2）将财政权、最后监督权转移到人大。人大掌管监察和审计系统，设立专门的机构审查和监督财政预算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政府、执政党、军队、政协、全资会、科教文委等部门重大支出都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通过或审批。人大代表采用竞选的方式，由公民逐级投票选出，切实能代表公民说话办事。人大常委会委员在代表的基础上竞选产生，不仅要能代表公民，而且有行使监督权力的能力。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化，要与代表保持密切联系；人大代表要有经费补贴，与公民保持经常联系。（3）将司法系统移交全国政协下属，改变行政化司法管理的体制，按现代司法的客观需要，重构司法管理体制和机制。（4）在完成上述管理权力分离和转移以后，执政党和政府的机构相应精简，职能相应转变。执政党保留领导政府、军队、新闻宣传的权力，仍然能够整体控制局势。政府的主要职能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城市居民住房）和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公共安全、义务教育、卫生、体育等），对经济社会实行必要的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
五、第三阶段（配套完善阶段）。（1）按照新体制，完成基础理论创新，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体系，用于教育，作为科研的基础，从智力和精神方面保障社会协调发展、文明全面提升。（2）调整全民所有资产经营方向，增加在创新产业、促进就业、改善环境方面的投资。新增企业可以采取实际（而非模拟）的股东制、董事制。资产经营人员按照经营资产的金额，交保证金，然后成为股东和董事，进行经营。如果盈利，可以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奖励，并入保证金，退休或离职后，退保证金（包括分成的利润）；出现亏损，扣保证金。如果这种办法有效，全民所有资产的增量部分都可以这样做，以增强和保持激励，逐渐完善，使全民所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实践证明，靠少数人富裕带动共同富裕的路子走不通；集体经济有利于在内部实现共同富裕，在外部也会扩大收入差距。只有采取恰当的机制，在公平竞争中不断壮大全民所有经济，在全民所有资产能够使多数劳动者都就业（使其劳动力的价值和人格尊严得到实现）时，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过程虽长，但方向是唯一正确的。真正想为人民谋福利的组织和个人，不能不关心和为之奋斗。如果说，在革命时期，主要的奉献者是为了建立人民政权而流血牺牲的烈士；那么，建设时期，主要的奉献者就是为公有制经济而苦心经营的企业家。（3）对企业可以形成垄断价格的产品和服务，政府仍然要进行价格管理，定价的主体和机制要科学确定；对国内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放宽限制，与公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同时在劳动者工资和社会保障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减免个体劳动者和微型企业的税收，为自谋职业者创造条件；开征遗产税、房地产税，服务行业营业税改增值税，促进社会公平。中国式“原始积累”的阶段走到头了。不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要进入正常盈利和发展的阶段。盈利要靠提高劳动者素质、产品质量和信誉，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在国际资本过剩的大环境下，不能企求有很高的利润。要在某些实业领域做长期打算，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4）在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以后，对基础教育进行相应改革，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反过来，高考制度也要适应素质教育进行改革。与公共教科文事业的改革相适应，要给各类行会、商会、民间协会、民间组织等以明确的权利和责任，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5）改变和完善对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的标准，不以GDP增长作为唯一或主要的标准，而以解决本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标准。对公职人员，必须在履行职责、公正办事、廉洁自律方面有严格、明确的约束；实行以权谋私一件事记过、处罚或开除的制度，有犯必究，不姑息迁就。同时，实行党政领导和公职人员重大贡献奖励制度。奖励分人和事，由人大考评和掌握。奖励包括物质（现金）奖励和立碑、立传、授勋等功德性精神奖励。既要取缔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又要使正当的收入合法化；既要防止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甚至损害国家和人民，危害社会）的行为得到收益，又要使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行为得到报酬或奖赏。任何时候，社会都不能失去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