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亭:新穷人·新工作·新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7 次 更新时间:2012-04-20 10: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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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昕亭  

  

  2005年,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一书由McGrawHill公司出版,令人意外地把"贫困"、"工作"、"穷人"这些传统而老迈的概念,重新放置在关于消费社会和符号经济的前沿讨论中。2010年此书中文简体字版出版发行(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历经5年"理论旅行"方才登陆的这个中译本,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和理论学界,却显示了一些更为特殊的意义。面对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对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加冕,面对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姑且称为"中产")的迅速崛起并努力谋求话语空间,这本姗姗来迟的小册子,抛出了新的知识挑战与问题意识,让我们在拥抱富裕、强大、腾飞的热气球时,刺目地再度遭遇贫困、穷人等等沉重的针孔。

  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鲍曼定义的"新穷人"(new poor)是指: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失败的消费者。"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工作、消费、新穷人》,P85)这个定义下的"新穷人",首先意味着金钱的极度匮乏。面对消费社会提供的各种惊人选择,这些收入水平仅够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穷人,不能购买、无法选择;不能掌控、难以从容。他们辜负了这个24小时营业、购物中心林立、处处是导购小姐迷人微笑的物质世界。其次鲍曼提醒我们,并不能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并非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他们不是在惊鸿一瞥中偶然撞见一个洞天福地,而是必须生活在为富裕的消费者们所设计的社会空间中,但是消费社会所倡导的生活模式,连同消费至死的不渝精神,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根本遥不可及。所以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着不能胜任挑选的社会职责,意味着羞耻感和不合群。当消费社会苦心孤诣地训导其成员体验"新消费生活模式"的时候,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

  就此来看,相较于传统根据收入多寡来界定贫/富的方法,鲍曼的"新穷人"其实花样有限。其理论创新的"高度",充其量也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重新打造了一个没钱消费的"穷人"形象,重点还是钞票的斤两,只不过把支出的兜底翻上了台面。

  事实却非如此简单。如果将"新穷人"视为威廉斯意义上的Key word,那围绕"新穷人"的一系列概念变迁、能指漂浮,将会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向消费转折的年代,普通人所历经的生活变迁与千疮百孔,将会以新的政治紧迫性提醒我们眼下正在进行时的、诸种不可思议的巨大反转。这才是鲍曼"新穷人"真正的题中之义:没有鲍德里亚玄奥的理论思辩,没有费瑟斯通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路径,以"新穷人"为关键词,更新关于消费的探讨路径,重新开启在

  现代性的速度与激情之路上,再度探讨贫穷、公义、社会福利议题的可能,并尝试着将此一知识论述,凝聚为充满政治更新潜力的一种共同社会关注。

  "穷人"并非一个自然而自足的概念。尽管从内容来说,穷人似乎从来都指向相同的事物--物质的匮乏、自我信心的丧失、社会地位的低微。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与话语空间中,围绕穷人的概念建构,关于穷人的政治想象,却迥然不同。用鲍曼的话来说,就是"依据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每个社会用自己的形象建构穷人,给出存在穷人的不同解释,发现穷人新的用处,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工》P186)。

  鲍曼并不是第一个试图拆解"穷人"迷思的理论家。在博士论文亦是成名之作的《疯颠与文明》中,福柯在对18世纪"禁闭"的解读中,曾经提到了"贫困"的话语变迁。在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帮助的具体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穷人"逐渐从道德话语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脉络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穷人意味着贫困,即商品和金钱的匮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穷人代表着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代表着源源不断的财富。在福柯的研究中,这意味着"新的(禁闭)划分"开始出现,即穷人不再被隔离、被关押,而是被一劳永逸地推向劳动力市场。

  那么穷人是如何被驱赶进劳动力市场,如何成功变身为现代工人,如何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充当了财富最重要而直接的来源?这就是鲍曼继承福柯的话语策略,改写福柯"疯颠"的研究议题而所做出的回答,这集中体现在鲍曼将一个"工作伦理"的楔子打进了贫穷与生产社会的铆钉处。

  "工作伦理"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亦是现代化、现代性进程的起点处,开始进入欧洲人的意识当中,并逐渐被提升为整个社会的"十诫"。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工作",并非仅仅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它还包含了另外一些就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来说,非常重要的内容:比如劳动必须在工厂主的安排与监督之下进行,劳动完全没有自主性,且必须遵守一系列的规则,包括固定的时间、地点等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一批优秀历史巨著,早已经向我们揭示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所谓的"劳工抗争",即正在形成中的英国工人阶级,亦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团结起来与工厂主即资本家进行斗争,并非是为工资、福利等等物质利益而战,他们所捍卫的是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匪夷所思的东西:他们抗议劳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场所(工厂)进行;他们抗议自己不能安排劳动的进度和内容;他们抗议不能在劳动的同时,与自己的家人呆在一起。正是这个众矢之的"工作伦理"逐步瓦解了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作坊生产,把穷人、无家可归者、传统工匠们一齐挤压进了大工厂时代。

  工作伦理在资本主义开端处的自我铭写,用鲍曼的形容,是发挥了"一石二鸟"的功能:一方面它解决了蓬勃发展的工业生产所急需的劳动力供给问题,解决了早期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难题;另一方面,通过把工作提升为一种伦理,工作--任何条件下的任何工作,被改写成道德尊严的一部分。当工作本身意味着一种价值,当工作成为一项高贵并能够令人高贵的活动,当不工作、拒绝工作俨然是一种罪恶与道德堕落的时候,"任何由劳动收入所维持的生活,不管多么悲惨,"都开始具有了一种道德优越性。工作高贵的伦理光环赦免了血汗工厂的半奴隶制,洗净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肮脏毛孔。工作伦理统治之下的穷人,作为生产社会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却只能过着一种现挣现吃、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生活--只有"使劳动力的生存维持到第二个工作日的黎明",才能够保证工人别无选择,太阳照常升起,蒸汽机车满载着资本家的财富梦想准时起航。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眼下是一个生产过剩的时代,一个消费主导的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信用卡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存折的社会。消费社会高扬的旗帜不是生产,而是选择,是在远远过剩的商品中,挑选、鉴别的能力与实力。消费社会淘汰了弗洛伊德,因为消费社会不接受延迟满足,消费社会是一个现世社会,一个永远创造欲望与欲求的社会。如果曾经资本主义所驱动的"生产的不断革命",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么眼下消费社会的幽灵,正在生吞活剥、茹毛饮血地吞噬掉曾经浇筑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的"工作伦理"地基。

  在消费社会,"工作"的话题显得不合时宜,整个社会不再围绕着工作建构。由边沁首先提出、经福柯发扬光大、适用于工厂和监狱分析的全景敞式,已经不能与时俱进。消费社会的主体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他们需要掌控的感觉,需要选择的虚幻。"过有意义的生活"--不可能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实现,而只能在超级市场的琳琅满目中梦想成真。

  这对于被排除在频繁购买活动之外的"新穷人",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宣告,长久的、确定的、稳定的、良好保障的"工作",已经成为天方夜谭。在整个西方社会,现在"新的职位空缺倾向于有固定工作时间的人,或者兼职者。"消费社会不再奢望劳动者对于工作内在崇高性质的信仰。灵活性劳动代替了工作,浮动合同取代了保障,没有什么值得奉献一生的工作,消费社会所培养的工作态度是随意灵活。而这个"灵活劳动力市场"既不提供、也不容许对正在从事的职业,报以奉献终身的理想与抱负。工作绝不应该是生活的重心或者一生的战略,它只是一个插曲,一次偶然的邂逅。然而,在自由选择、自我肯定的冠冕堂皇之下,"灵活性"真正意味的是缺乏保障、居无定所,还有无法确定的未来。我们间或可以在飞特族(Freeter)的浮现中,体味到这种"灵活性"下的现实重负。

  吊诡之处,也正是鲍曼颇具慧眼地提醒:消费社会并未将工作弃若敝屣,恰恰相反,工作,或者说某种工作,正在变得空前重要起来,一种新的"工作美学"正在取代曾经的"工作伦理",成为消费社会里新的游戏规则。工作成为一个精致的美学对象:它必须是有趣的--多种多样、让人兴奋、允许冒险、包含一定(但绝不过度)的风险;它必须是富有创造力的--充满激情、富于品味、巧言善辩、创意至上;它必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工作与嗜好、工作以及消遣之间的界限,工作就是最令人满意的娱乐。消费社会的工作美学,标榜的是"没有固定时间,投入在每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工作带来的挑战里"。当然,这些工作狂人绝不会在穷人中被找到,他们是比尔·盖茨,是乔布斯,是巴菲特,是维维安·韦斯特伍德,他们不消费,他们只负责工作,创造出让人们乐此不疲去消费的东西。

  一个巨大的反转出现了。劳动不再高尚,它只是提供更多消费机会的手段;工作不再是整个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重心,它折合成的账单才是评估人类价值与尊严的新标准。曾经,以工作的名义,生产社会把穷人改造成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库,今天,同样是以工作的名义,消费社会彻底抛弃了穷人,把工作、创造、劳动的桂冠送给了富裕的精英们--"让人获得满意经验的工作、自我实现的工作,与生活意义相关的工作,作为一切事物核心或者中枢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或者恶名根源的工作,简而言之,作为职业的工作,已经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是精英所特有的标记,其他人没有机会以作为职业的方式来经历他们的工作(《工》P80)"。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新的社会分工是,精英人士负责工作,富裕人口主管消费,穷人?!对不起,系统不支持查询。

  与"工作"一起倒戈的还有"福利国家"。鲍曼不是第一个向我们报告这则不可思议消息的赫尔墨斯,早前翻译引进的《No Logo》等书,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噩耗:在过去的20年里,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大多数选民支持的执政党,都在忙着削减、撤回福利供给,或是允诺更为优惠的个人所得税。福利体系被指责为"效率低下且无法存活",福利国家被解读为宠坏懒汉、娇养恶棍。一句话,全球范围内的福利制度正在遭遇全线的溃败。

  这是一个比"新工作"更为不可思议的巨大反转。曾经,帮助穷人的道德正义,促进与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现在同样是以道德的名义,纳税人们高喊:不要拿我们的钱去养懒人。曾经,政治家、社会学者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福利国家的现代社会";现在,"一个不是福利国家的国家,以及没有国家主管安全网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了现实。曾经,建设一个福利国家被赞许为"超越左右"的政治共识,象征着跨越阶级的团结与人道主义;仅仅20年,即使最富洞察力的学者也始料未及--"从来没有,民主政体下的大多数选民,在自由支持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这同时伴随着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对底层、对穷人持续的污名化过程。不同于"劳工阶级"(working-class)意味的穷\富对立,"下层阶级"(lower-class)指向的潜在社会流动,"底层阶级"(underclass)一词的出现并风行,成功建构起了一个无用且危险的穷人形象。在鲍曼的知识考古中,underclass一词,最初是由缪尔达尔在1963年预言"去工业化"的危险时首次使用的,即工业生产的萎缩,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业和没有资格受雇。这个词汇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国家制度开始遭受重挫的时代),在大众媒体和公共共识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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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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