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破解阶层凝固化,香港未来大可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9 次 更新时间:2019-10-17 2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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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香港的底色。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正是按照“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香港原有的经济、社会制度没有变,生活方式没有变,法律框架没有变,司法独立和终审权受到了尊重。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及冯氏讲席教授、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前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认为,“一国两制”的实践,不仅把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了下来,而且也让香港在未来发展上,有了更广阔的平台。中国正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和内地人员、货物、资金、信息等要素高效流动,亟待“一国两制”作保证。不能继续坚持“一国两制”,就消除了香港的特色优势,消除了“超级联系人”的桥梁角色。“终结两制等于终结香港几乎所有的优势,等于终结大湾区计划的本质意义,香港就不再会是香港了。”

  

   值得关注目前香港阶层固化带来的社会隐患。由于香港阶层趋于凝固化,一方面富豪阶层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团体;另一方面普通人阶级晋升途径僵化,更多年轻人没有了改变命运的希望,扼制了创新精神,也使得香港经济缺乏活力,步入衰退通道。

  

   2017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39,接近0.6的全球最高等级线;2018年香港千万富翁的数量达到51.1万人,占香港整体人口约9%;香港前十大富翁所拥有的总资产,相当于香港GDP总量的35%,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香港一部纪录片《穷富翁大作战》就展示了香港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阶级固化问题。

  

   香港回归后,几届港府也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为了提升香港的竞争力,港府一方面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解决高房价问题;另一方面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为香港未来经济转型寻找新动力。但因诸多因素,导致尝试未能如愿,而改革的受阻进一步加剧了香港的困境,也使得社会蓄积了不满和戾气。

  

   如何疏通普通人的上升通道,打破阶层固化?香港经济和金融的未来前景如何?近日,《财经》记者专访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他从香港的经济结构和资本金融的优势发挥等方面解析了香港的未来出路。


香港可以渡过难关

  

   《财经》:香港回归已经22年。20多年来香港在发展中变化,也有很多没有变。您怎么看香港22年来的变与不变?

  

   陈志武:过去22年,香港和内地都变化很大。内地经济规模翻了多倍,以至于深圳GDP超出香港200多亿元。而1997年香港回归时,经济规模超越深圳45%左右。如今,两个城市的相对地位对调。这一成就是大家都注意到的。

  

   然而,也有很多方面是没有变的。比如,香港人均收入继续高于深圳、上海和北京,虽然深圳经济规模超越香港,但深圳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可香港常住人口不到1000万,所以,按人均算,香港更富有;香港的法治可靠、司法中立,香港是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中西荟萃,文化包容,是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几十万外国人常年以香港为家,许多国家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出香港,等等,这些在“一国两制”之下至今没变。香港社会实质上秩序井然,犯罪率仍然偏低,人均寿命蝉联世界首位,超过日本和美国,继续令世人向往。

  

   《财经》:从香港历史看,它曾经有过几次起飞的机遇。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内地解放以后,来自上海、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资本、人才,以及民国的遗老和人才都去了香港,带给香港第一次腾飞的机遇;第二次是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扶持亚洲四小龙,香港由制造业带动经济的腾飞;第三次是内地的改革开放,使香港成为外部世界进入中国内地的唯一窗口,有了香港全面的腾飞。当下,粤港澳大湾区是香港第四次机遇吗?

  

   陈志武: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个角色还将继续,也应该继续。“一国两制”不只是让香港从中受益,内地经济实际上从中受益更多。过去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中国经济在1978年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能够增长这么多、这么快,而印度却没法做到?”我就说,因为印度没有一个属于印度人的“香港”;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也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有相当程度的计划经济分量和国有企业,从90年代初在竞争压力下也开始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改革,但成效迟迟难以出现;1980年印度人均GDP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到1991年左右两国人均GDP持平,如今只是中国的一半左右;他们苦于没有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经济、自由港给他们提供便利。

  

   而中国更幸运,有香港这个桥梁供内地随时使用、尽情使用。不要说别的,这么多年里,印度人在美国大公司里做得很杰出,微软、谷歌等高科技公司以及花旗集团等华尔街公司,CEO高管有好多是印度人,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里好多是印度人,其他美国名牌大学里也是印度裔教授众多,可是,他们却不回去印度帮助发展;而在美国成功的中国人,好多人回国贡献,先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回到香港,基于香港为国家建设服务,后是一部分人搬回国内,一部分继续留在香港为国服务。换句话说,正是有了香港,在西方成功的华人,才方便地将资本、技术甚至将自己的人力资本带回国内,给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做出贡献,而印度人至今还没法如此做到。

  

   为什么香港这么重要呢?由于内地机构、外资公司和境内外投资者都相信香港的司法程序公正性,投资签约、贸易签约时各方都能接受香港作为纠纷仲裁地,这对于跨境投资、跨境贸易至关重要。比如,2018年,中国全年外国直接投资(FDI)接近1200亿美元,其中900亿美元是经香港这个桥梁进入国内的,占全国FDI总量超过75%。这是印度无法享用的一种优势。

  

   当然,最近几年力推的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可以给香港带来新机会,是好事。不过,从香港老百姓角度看,这个计划可能对深圳、东莞等内地城市帮助更大,但对他们自己的影响有限,因为这个项目如果完全实施,可以更进一步地让深圳等内地城市利用香港这个桥梁实现新的腾飞。具体表现在香港可以提供风险资本、上市途径、贸易通道、法律服务、审计服务等这些传统优势,但由于香港的住房、租房、写字楼、劳动力等价格都太高,空间又小,大湾区规划并不能让香港年轻人在本地创业致富,即使自己有技术有资金也只能去深圳等内地城市工作发展。

  

   因此,大湾区计划难以从本质上改变香港本地的创业与就业前景。当然,这个规划给香港的富人和高端人才带来新的机会,让他们能更加便利地去深圳等内地城市做投资、享受该规划带来的机会,但对普通香港人的影响比较有限。

  

   《财经》:将11个城市整合成一个占地约5.6平方公里,拥有7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群的大湾区(GBA),根据汇丰银行的预测,每年创造1.5万亿美元GDP,占中国GDP总量的12%,大致相当于整个韩国的经济产出。未来香港将会在这种区域融合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志武:既然过去40年,香港在珠三角和整个中国经济发挥了积极关键的作用,而且香港的法治优势与国际大都市优势依然都在,推出大湾区一体化规划当然是好举措。比如,长期住在香港的外国人就很多很多,过去的英国判例在香港继续有法律效果,这些都是内地城市难以达到的。因此,整合这些资源可以继续为珠三角和中国经济出力。

  

   正如上面谈到,这个项目如果实施了,对内地经济的好处远多于香港。再者,“一国两制”既是保留香港优势的必要,没有两制就没有香港的优势,但这也约束了这类项目对香港的额外价值,因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与内地的法律和司法体系必须各自分开,货币体系、经济与金融政策体系、劳动力市场、财政体系都必须各自独立,政治体系也当然不同,于是,即使在大湾区一体化规划下,两边只能是资金、货物与技术的更自由流动,而不是全方位的一体化,否则,那就是“一国一制”了,那就消除了香港的特色优势,消除了“超级联系人”的桥梁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大湾区内部的一体化程度连欧盟欧元区所实现的一体化程度都赶不上,因为欧盟至少还有欧洲央行、统一货币、一定范围内的财政一体化以及欧洲议会的统一立法,等等。所以,需要关注的是,终结两制等于终结香港几乎所有的优势,等于终结大湾区计划的本质意义,香港就不再会是香港了。

  

   《财经》:中央在上海临港设立一个119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新片区,规划到2035年实现1万亿元的GDP,这是否意味着上海要再造一个“香港”。香港还是全球的“自由港”吗?它的区位优势会不会将来被替代?

  

   陈志武: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区,这很好,希望尽快实施。当然,最好是让全国都成为自由贸易区,那会让中国经济再起飞。

  

   我希望看到上海自贸区成为另一个“香港”,但就我目前所知,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例如,前面谈到,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核心原因之一在于其法治传统、在于司法中立,让诉方和被诉方都能信得过;而为了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香港的终审法院有1位首席法官、3位常任法官和18位非常任法官,其中首席和常任法官都是香港居民,而非常任法官大多数为居住在英联邦判例法国家的外籍法官,根据需要由终审法院请过来审理具体案件,但平时都不在香港;按照规则,每项具体终审案件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首席法官,三名常任法官及一名非常任法官。这种司法体制设计是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对香港法治有信心的重要原因,也是香港能够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成为世界最著名“自由港”的基础。难以想象上海或国内其他地方能做到这一点,其他国家也难以做到。所以,只要“一国两制”能继续保留,我觉得香港不用担心是否会被上海或其他城市取代。当然,只要中国经济的体量大而且继续增长,水涨船高,上海和香港之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两个城市都可以过得很好,可以同时增长。特别是,香港地方这么小,用不着再增长那么多,也承受不了。

  

   《财经》:北京方面和香港在2003年制定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使香港成为“超级联系人”。但有专家认为CEPA实际“干扰”了香港自身的内生动力的发挥,使香港“被宠坏”。您怎么看?

  

陈志武:这是一个充满误解的地方。正如前面说的,在“一国两制”之下,最多只能是资金、货物和技术的更自由流动,连劳动力的跨境流动都难以更自由。所以,不管是CEPA还是粤港澳大湾区计划,都不应该改变“一国两制”的底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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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杂志201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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