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科学”这件外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6 次 更新时间:2012-04-1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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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 (进入专栏)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哲学是一种治疗。治疗的对象,当然是疾病。具体点说,是思想的疾病,是错误的思维方式。思维与语词相连。因此,错误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语词的误用。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家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先行穿过语词的荆棘丛,在危险的地方做上标记,警示人们此路不通。这样的工作,只能是小心翼翼的。在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与传统哲学家构筑理论大厦的方式不同,当代哲学家的工作,是多么的琐碎和细小。哲学关注大问题,当然。但在当代哲学那里,对大问题的关注,往往是从很细微的地方入手的。由此,只是将哲学笼统地理解为玄乎的大话,只能表明自己对当代哲学的无知。

基于如上对哲学的理解,我认为教会人们正确地使用语言,是一项重要工作。正是这一原因,构成了我尝试写作此文的内在动力。这篇小文的内容,先是对“科学”这一概念做大致的分析,搞清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之后,我会对误用甚至滥用“科学”的原因,提供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当然,这里的工作,只停留在非常表浅的层面,目的是对常识问题的澄清。至于本文涉及的诸多大问题,只能留待以后再说。

在中国大陆,人们像滥用狂犬病疫苗一样,滥用“科学”。语词使用的混乱,正是观念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很常见,在学术界也是如此。针对这一现状,第一步的工作,是回到科学本身。只有搞清这一点,我们或许才能认清,在何种意义、哪个层次上使用“科学”一词,才是准确而妥贴的——而不至于只是把“科学”当成一件漂亮的外衣,一个迷人的标签,或打击思想对手、验证自身高明的武器。

提及“科学”一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然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由此,如果说有一个笼统的“科学”概念,它一定是以自然科学为典范。而自然科学的典范,是近代物理学。因此,所谓笼统的“科学”,是指在某一方面很“像”物理学的一些学科。正是基于这种相似性,它们被认为具有科学的特征,从而构成一个“科学”的家族。但不应忘记的是,这一“科学”家族(或称宽泛意义上的“科学”)的形成,基于某些非常核心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科学形成的核心因素,即物理学的典范性特征,据有关学者研究,主要有两条:一是充分的数学化,二是科学的实验方法。在思想上为科学奠基的,最切近的两个人,是笛卡儿和培根。这两条之中,第一条更为根本。举一个例子,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发现,最关键的一步,是采用了概率统计的数学方法。关于“充分的数学化”,请注意限定词“充分”,这里的意思,其实是说,科学在根本上说,主要是用数学这种语言来表达的。这也就是说,那种偶尔画几个表格,填写几个数据的研究,本身并不就是科学。理由很简单,数学在他那里,只是辅助性的,并非作为最主要的语言来使用;或者说,这里的数学化,只是非常表面和局部的,而不是“充分”的。第二条,科学的实验方法,意味着理想条件的设定。当然,还有实验仪器的精密化(数学化),等等。科学处理经验世界的问题,但它用一种有别于哲学、常识的方式来处理,即所谓实证。数学不处理经验世界的问题,因此不是科学。陈嘉映指出,我们一般说“经验科学”,因无法显出这种方式的特殊性,因此他认为用“实证科学”一词更好。科学的实验方法,在关于自然物的研究中,在不小程度上是有效的;但在关于社会问题、人类精神状况的研究中,有着根本上的困难。正因为这一原因,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才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区分开来,也才有我们今天关于文理科的划分。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使用“精神科学”一词,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在下面讨论相关问题时,我会提供一个简单的解释。

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有复杂的原因。但其最初的源泉,根植于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在那时,科学与哲学之间,并无明晰的划分或界限。这只是一个太过粗梳的大概。但因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非本文主旨,在此不再多谈。不过,这里顺带说一两句,对某些热衷于将中国古典文学划入科学世界的学者,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古典文学与科学根本上是不搭界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无论如何自我标榜,都不是科学家。理由很简单,请参见上面提到的两个标准。

本文关心并要处理的中心问题,是对“科学”这一概念的分析。上上段分析的“科学”概念,是最典型意义上的科学,或曰自然科学。这是“科学”一词最基本的用法。但在此用法之外,还有一种广有影响的观点,是由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提供的。他们认为,所谓科学,就是对某一知识领域的系统探求。“精神科学”之说,盖由此也。如此说来,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所探求的知识范围,不免显得狭窄。黑格尔式的哲学体系,才是包罗万象,穷尽一切知识领域的,这样一推,哲学就成了科学之科学,或曰最高的科学。在各门具体科学之上,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哲学。历史证明,哲学家们的这一观点,不过狂妄之语,遭到当时及后世科学家的冷嘲热讽。同时,在此哲学基础上的知识观,即通过系统地知识探求,建立自足知识王国的宏伟设想,也不过虚梦一场。在当代世界,探究知识的工作,越来越琐碎化。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有力地宣告了德国古典哲学用法中“科学”概念的虚妄。但尽管如此,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科学”用法,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重大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在本文之后的部分,还将提及。

接着要分析的,是“社会科学”这一概念。首先要明白,社会科学不是典范意义上的科学,这一点应是清楚的。“社会科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孔德的功劳。他大致认为,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涉及人类社会,因此更为复杂。因此,在他那里,真正成熟意义上的科学,即社会科学。但“科学”的这一用法,只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在当代,“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之所以广为传播,有其内在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典范性学科,是经济学。经济学之为科学的理由,就是前面提及的“第一条”:充分的数学化。经济学家通过建构复杂的数学模型,试图解决各种各样的经济学问题。但无论如何,经济学家一般仍不会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穿上白大褂,在某一实验室完成实验。这一通俗的解释,无非是想提请读者注意,“社会科学”中“科学”一词的用法,本已是扩展性的了,也就是说,其严格性已打了折扣。因此不允许再无限制地“扩展”下去。但我们说“社会科学”这一概念有内在的理由,并不表明其没有可议之处。正如孔德所指明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得“充分的数学化”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实验的失败,其后果是可控的。而社会领域的实验,是不允许失败的,因为一旦失败,将造成巨大的灾难。将某些冠以科学之名的教条,通过权力之手,强行推入社会领域,其所造成的灾难,相信有心的读者,对此并不陌生。

在所有学科中,人文学科离科学最远。而在人文学科中,离科学最远的,是文学。当然,我们可以在最根本的层次上,说真善美的统一的;但要注意,这样说时,并未取消文学与科学间的巨大差异。理由很简单,即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一不能实现充分的数学化;二不能通过科学的方法,在实验室完成。林毓生说“人文科学”这一概念不通,我基本认同。归根结底,想提醒一点,即不是所有的学科,都一定是科学。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毕竟有其限度。维特根斯坦说,科学是使人重新入睡的途径,这一点不可不察。

“科学”一词的滥用,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中,有其具体的原因。本文下面的内容,即对此做一点尝试性的分析,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科学”是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有如下分析:

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十九世纪中叶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典型的十九世纪哲学,其特征就在于宣称自己是科学的。“科学的”,是马克思最强烈的赞美词,他惯用这个词来区分自己与其众多敌对者:他与他的作品是“科学的”,他的敌对者则否;他觉得已经找到一种类似达尔文演化论的科学方法,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人类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而且历来的其他哲学都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有其他哲学会是科学——这种观念深植于他的门徒所建立的国家官方教条中,因而左右了这些国家的学校与大学所有学科的教学。这种情形还扩及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因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为权力所蛊惑,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则诱使许多教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纳入他们自己的学科领域,特别是不精确或看似精确的学科,像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与地理学。如果一九四一到四五年中欧与东欧争夺战中获胜的是希特勒,而非史达林,而且希特勒把他的意志加诸世界上的广大地区,那么毫无疑问地,同样宣称科学的纳粹教条,譬如其种族理论,将被赋予学术的假面具,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大学之中。但军事上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上风,而不是纳粹。

保罗·约翰逊的分析,可谓精辟。简单一点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中所宣扬的“科学”,只不过是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本性上讲,恰恰是最不科学的。认清这一点,并非意味着我们在抛弃陈旧意识形态的同时,放弃对观念问题的探索。正好相反,要想真正抛弃意识形态化的教条,必须正视观念问题,并通过自由思想,以观念击败观念,从而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思想、知识创造扫清障碍。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股强劲的“乾嘉风”,开始席卷中国学术界。以至于到今天,连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也不顾研究对象的巨大差异这一事实,生拉硬扯般地将乾嘉诸老,追认为自己的知识祖先。平心而论,乾嘉学派的工作,在纯粹知识论的意义上,并非毫无价值。但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认真”,绝不是胡适所说的“科学精神”。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在其根基处,一定是与自由连着的: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而只有实用技术;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家,而只有知识工匠。由此,自由的敌人,就是科学的敌人;没有自由的“科学”研究,就只是一件光鲜的外衣,顶着“科学”之名,迎权力之风招展。

二○一一年十月二日于

李劼人故居博物馆边上

【原载《社会学家茶座》(第4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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