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电报道，方励之于4月6日在美国病逝，享年76岁。他这些年的逐渐销声匿迹，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移居美国的政治对抗者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
方励之曾是中国有名望的科学家，后来因从事政治对抗，受到美国驻华使馆的庇护。自近代以来，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支持，在中国被习惯性看成很有分量的力量生成元素。在方励之前后去美国的那批对抗者后来都一事无成，渐被中国社会遗忘，其中一些默默客死他乡，这是很多人当初没想到的。
根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已经强大起来，在正常的开放条件下，外部影响中国的能力总体上在下降。看上去又是全球化，又是互联网，外部的思想渗透无处不在，但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盘，实际上已历史性地牢牢把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当中国弱的时候，外部力量通过支持、庇护中国内部的各路精英而影响中国，是比较容易做的事。在一个多世纪里，这几乎成了一种模式。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则十分复杂。
当中国在国际上毫无竞争力，并且与外部力量没有形成政治对立时，外部的这种庇护会相对单纯些。但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渐崛起，这种庇护很快走形，成为外部力量与中国做地缘政治竞争的手段。
西方庇护最多的中国人是达赖喇嘛，西方对其他政治对抗者提供庇护时，考虑都差不多。这些人原来都曾在中国多少有一定影响，西方庇护他们，是希望能够维持、放大他们针对中国现行体制的对抗力量，增加与中国博弈的杠杆。
但达赖又何尝不是悲剧人物。他受西方支持了几十年，落了个表面风光，其实他的“事业”越来越无希望。他给中国添了些麻烦，但从历史的长距离看，这些麻烦就是他脱离中国社会时一些拖泥带水的挣扎，对历史的结果来说不具有任何意义。
移居美国的那批“精英”，不如意的程度更甚。首先，他们的追求和用力与中国的前进没有合上拍子，甚至完全相逆，因此他们离开中国后，影响迅速溃散。西方也因此逐渐轻视他们，直到他们实际上被抛弃。
那批 “精英”在美国的遭遇提供了一个启示：对中国来说，少数人受外国庇护与国家对抗的模式难以为继，它总体看属于旧时代，是在往回走。而中国的前进风生水起。
中国早已走在改革开放的路上，社会多元化已成现实，知识分子合法影响国家的途径越来越多。很多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选择与国家的改革做建设性互动，在中国法律框架内推动民主建设。非跳到法律之外从事对抗活动，都不会有前途。
随着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越来越明显，挟洋自重也将越来越不被中国主流社会接受。当年“跑出去”的政治人士，包括后来在国内受到西方支持的“异见人士”们都让人有脱离草根和主流的感觉，这是原因之一。
逝者已矣，愿活着的人更有理性。国家和民族复兴中国人梦想了一二百年，今天它就在眼前。支持它、推动它应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行动。而且顺其势，个人力量才能激活。逆其行，个人的才干和生命只能空耗，最终被这个时代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