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公民潘恩的权利哲学与科学神学

——《人的权利》与《理性时代》重译后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5 次 更新时间:2012-04-03 23: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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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一、潘恩的生平与思想肖像

  

  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摇滚诗人鲍勃·迪伦(Bob Dylan)曾创作了最著名的抗议民谣《答案在风中》(Blowing in the wind)来纪念托马斯·潘恩。2003年,在纪念美国宪政史上最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200周年之际,乔治城大学的罗宾·韦斯特教授在《弗吉尼亚法律评论》上发表题为《汤姆·潘恩的宪法》的纪念性论文,重新梳理潘恩的宪法思想,并着重指出潘恩的如下教诲:“要想回归潘恩的那种远见卓识,我们只有在观念上重新将宪法视作一部‘为统治者而设置的法律’--而非一部‘为法院所设之法’,只有这样才能为他所钟爱的‘人之权利’赋予立法性的内容。”

  这两个事件因为“潘恩”而联系在一起,共同表明了美国社会的如下现象:尽管时隔两百年,尽管潘恩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美国公民(他更像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世界公民),且在美国宪政大功告成之时,联邦党人反而有意疏远和打击他,但他在美国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印象经久不息。诗人迪伦的民谣显示了美国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对潘恩思想中的平民立场和平等取向的深刻认同。韦斯特教授的学术论文则显示出美国学界的“政治宪法学”的理论意识和学术倾向,“人民的宪法”还是“法院的宪法”或者司法审查与民主成为美国宪法学界最具生命力和原创力的辩题--而潘恩曾经的思想教诲对于如何理解宪法的民主性质显然具有积极的价值。这位热爱原则甚于功利、研究政治却不黯政治技巧、来自英国的“乡野村夫”,在一个价值狂飙与制度突变的时代,竟然横跨英、法、美三国,深深镶嵌入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英国议会改革这三个最为宏大的时代漩涡之中,以其对人类最深切的爱、对权利和理性原则最彻底的坚持(不惜冒犯世俗、得罪朋友)而创造了人类史上的一个“平民奇迹”。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长期以来遭到很多的误解与非难,甚至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他为一个“矮小粗鄙的无神论者”,政治思想史上又长期将“激进主义”的标签固定在他身上,以至于他的思想肖像日渐模糊。在此,作为潘恩著作的重译者,有必要对他的生平和思想肖像加以大致的描摹,以便为任何相关的理解提供可赖参照的场景与框架。

  托马斯·潘恩(1737-1809),出生于英国的塞特福特(Thetford),父亲是贵格会信徒,同时也是一位内衣制造商--父亲的信仰和职业对他的早期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潘恩是典型的平民出身,从13岁开始就跟随父亲从事内衣制作,没有受过系统而严格的英国“贵族”教育。除了承继父业,富于冒险精神的潘恩还从事过海上冒险的工作,开办过小的烟草店,担任过两次低级税务官,在伦敦做过短暂的教员--这些丰富但了无成就的底层拼搏使他对英国社会尤其是下层平民和下级官吏的境遇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同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潘恩政治思想中的平等取向与福利国家观念的重要渊源。就在1772年第二次担任下级税务官期间,他曾发表小册子《税务官个案研究》(The Case of the Officers of Excise),提交给英国议会,希望引起后者的关注,并促进下级税务官待遇的改进。这是潘恩在底层打拼的早期生活中初次涉及公共政策问题,并初步体现了他作为启蒙时代“小册子作家”的基本风格。当然,这样来自底层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英国议会的足够重视。也许从那时起,潘恩对英国议会的上层政治就开始产生了质疑。潘恩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一次是在1759年与玛丽·兰伯特结婚,后者一年之后去世;第二次婚姻是在1771年,对象是商人之女伊丽莎白?奥立弗,三年之后,随着潘恩再次被解除税务官职务以及生意上的破产,该次婚姻迅即解体。人生早期(1737-1774)的37年岁月里,作为出生寒微的底层人士,潘恩顽强拼搏,却接连失败,由此对英国底层社会青年的出路和希望有着更加切肤的理解。

  1774年11月,潘恩抵达美国的费城,开始了作为“世界公民”和“自由使者”的后半生。潘恩去美国的最初想法是开办一所学校,后来偶然从事《宾西法尼亚杂志》的编辑工作,很快体验到文字的力量和自身的天赋。这一时期美洲大陆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独立问题,潘恩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1776年1月,《常识》出版,主要目的在于论证北美独立的正当性--潘恩一鸣惊人,小册子的发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此刻北美大陆上的独立战争愈演愈烈,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从外部来看,大英帝国议会自然不希望放弃北美这一殖民“富矿”,更关键的是不能开此“殖民地独立”的先例,引致仿效,危及帝国体系,因此派出了精兵强将,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从内部来看,《独立宣言》远不是一部宪法,大陆会议也只是各州的行政联席会议,权力有限,而在英国的传统影响及政治动员之下,更是出现了被爱国者们冠以“美国托利党”之称的、数量可观的反对派。在这一情况下,一部《常识》显然已经无法完整及时地回应美国革命与建国过程中出现的新危机。1776年-1783年,潘恩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危机,先后写作了16篇署名为“常识”的系列政论文《危机》,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危机》第1篇开头的一句话“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These are the times that try men’s souls)。《危机》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常识》,一个重要的证据是:1776年12月25日(圣诞节)黄昏,处于军事低谷的华盛顿将军集合部队,公开宣读《危机》第1篇以鼓舞士气,随后迅即偷渡特拉华河,奇袭英军并取得成功。这一时期潘恩还写作过《林中居民信札》,与史密斯教士展开激烈争辩。鉴于潘恩对美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大陆会议曾选举他为外交委员会秘书,后因另一委员的任职问题而离职。1779年,潘恩还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秘书。1780年代,潘恩曾往返于法美两国,争取法国对美国的支持,还写作过《公共利益》、《论政府》、《银行事务》和《纸币》等作品。

  在1787年费城制宪之前,出于殖民地独立和独立初期的国家能力建构的需要,潘恩在政治思想上与美国的联邦党人存在颇多一致,但此后,潘恩的民主思想和平等取向日益与“贵族化”的联邦党人产生隔膜,但却与反联邦党的杰斐逊等人日益接近。此时,美国革命已大功告成,国内出现了政治和宗教上的保守主义潮流,对于“激进主义旗手”潘恩反而日生忌惮--潘恩也似乎感受到了这一点,萌生了离开美国的想法。同时,作为另外的兴趣,潘恩一直在构思一种新型的桥梁设计--单拱铁桥,他回归欧洲除了考察政治之外,还有科学交流的目的。1787年,带着这样的双重目的,潘恩来到法国,后又回到英国,往返两地,同时进行着政治观察和科学交流。十几年后重回欧洲,潘恩感慨万千,主要针对两种现象:一是母国英国的议会改革和社会不平等的状况裹足不前,遵奉“传统”的保守主义根深蒂固,辉格党中的激进派改革一波三折;二是邻国法国的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原则革命”的态势让其大受鼓舞。潘恩的兴趣被重新调动起来,他有意建立了与辉格党激进派的联系,参与到英国议会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辩论中去,同时对法国革命的原则立场与发展进程抱以极大的同情和期待。这一时期,一个关键性人物的“保守转向”刺激了潘恩,并催生了其最具系统性、最为成熟的政治思想作品《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那个人就是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此人原来的面目是主张议会改革的辉格党人,并明确表示对美国革命的同情,但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却发表了猛烈的抨击,主要体现在他1790年发表的《法国革命论》中。柏克在该书中对法国革命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并大力宣扬英国人的传统自由和英国宪法的优越性--这给予了英国保守派的极大支持,辉格党中的激进派及其改革措施遭受重挫,1793年法国对英国宣战更使他们无法抬头。这部作品在两个方面同时伤害了潘恩:一是他本人对英国政治阴暗面的体察;二是他本人在原则立场上对法国革命的支持。为此,他感觉必须进行正式的回应,才能同时挽救英国议会改革和法国革命。1791年2月,《人的权利》第一篇出版,对柏克的观点进行了痛快淋漓的驳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英国国内政治保守化的倾向,弥合了柏克在法国革命面目上刻划下的伤痕。但是,出于应战的准备,第一篇并未就有关理论和制度问题进行细致的展开,这就留待《人的权利》第二篇来完成了。1792年2月,以“人的权利”为中心的更加细致的原则论证和制度设计出现在第二篇中。由于潘恩在《人的权利》中严厉追问英国征服者统治的合法性,彻底否定英国人引以为荣的“光荣革命”和英国宪法,鼓吹美国与法国的革命行动和政府原则,这些都大大伤害了英国政治精英的自尊心并引发他们对国内革命形势的恐惧。1792年6月,潘恩被以煽动叛国罪逮捕,准备在当年的12月份进行审判。同年9月,潘恩逃离英国,回到法国,由于其卓越的思想贡献和对法国革命的亲和态度,被选为法国国民议会中加莱地区的代表,成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同年12月,英国法院作出缺席裁判,潘恩由此获罪。

  来到法国的潘恩也并非一帆风顺,《人的权利》给他带来的荣光也没能使他幸免于法国革命政治的跌宕起伏。在英国,潘恩因其激进主义立场而遭到迫害,法国却因他的温和主义而施以同样的迫害。潘恩来到法国时,吉伦特派当政。潘恩与他们的政治立场较为接近,所交往的也多为吉伦特派背景的巴黎知识分子。然后,法国革命进一步激进化,雅各宾派上台。潘恩因为反对处死路易十六以及雅各宾派的诸多恐怖措施而遭到忌恨。1793年12月,潘恩被捕入狱,《理性时代》第一篇手稿交给了他的一位美国同胞并于此年正式出版。1794年11月,随着雅各宾派的倒台,潘恩获释出狱,与美国新任驻法大使门罗先生同住。期间潘恩曾向美国政府求救,但联邦党人阻止了救援行动,潘恩失望至极并由此迁怒于总统华盛顿--其对总统的抱怨信随后又遭到联邦党人的利用。1795年,法国政府为潘恩恢复名誉,并重新吸收进议会,但虽然答应,但却从此淡出法国政治,潜心观察和写作,分别发表《理性时代》第二篇(1796)和《土地正义》(1797)--前者是对《理性时代》第一篇相关问题的深化,后者是对《人的权利》中提出的福利国家思想的具体化。1802年,潘恩回到美国,受尽冷落。那时的美国进入了一个政治和宗教上的保守期,潘恩激进主义的政治主张已不合时宜,更有甚者,《理性时代》中的自然神论立场遭到最大的误解和攻击,而他写给华盛顿总统的“抱怨信”也被联邦党人大肆宣扬和利用--潘恩自觉退隐,回到纽约过着平静的生活。这一期间他也曾写过自我辩护的政论文章,但都没有多大影响。潘恩晚景凄凉,孤苦伶仃,1809年老死于纽约。

  显然,潘恩的思想与影响定格或局限于18世纪波澜壮阔的近代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自然法和革命的时代,而19世纪的基本精神则是实证主义和法治,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通过市场与宪法走向保守的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气质和使命,老年的潘恩已经跟不上美国乃至世界政治的节奏与步伐了。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潘恩就只属于18世纪,他属于整个现代世界:潘恩对英国议会与英国政治的许多富有洞见的批评和建议成为19世纪英国自由派的思想和行动纲领的重要来源,后者将潘恩奉为自身的思想导师之一,而潘恩期待的“新英国”也日益在原则立场上接近了潘恩的原初理想;潘恩在美国被亲切地称为“汤姆·潘恩”,其平民立场和平等取向深深打动着美国中下层民众的心灵,他也没有因为政治上的人为污名化而被遗忘,如本序言开头展示的那样,他在美国民间社会和学术界有着挥之不去的强大影响;在法国的情形特殊些,激进的潘恩遇到更加“激进”的雅各宾派时显得温和,这是由潘恩内心深处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原则决定的,潘恩对法国也许并不了解,他所交往的也只是吉伦特派的上层知识精英,但其通过《人的权利》在原则立场上为法国大革命所作的光辉辩护,不可能不在法国人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潘恩身上没有贵族的傲慢,没有基于私利的算计或保守,甚至不黯政治,总是在政治对抗中败北,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对自由、民主和人道原则的真诚而无条件的捍卫。

  以上就是译者大致勾勒的潘恩的生平与思想肖像,尽管可能有着各种各样的缺失甚至扭曲,但译者坚信这一大致的轮廓是可信的。潘恩作品的时事性、针对性和辩论性都很强,具有宣传和论战的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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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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